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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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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运动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导思想——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使社会深刻民主化和人道化，使其成为自由的社会，为人应该过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此，“制定了进行根本经济改革、根本改造政治体制和联邦以及建立法制国家的思想。制定了新的政治思维的基础，其核心是全人类价值占优先地位”
。
戈尔巴乔夫从来都不认为对人道的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相反，他始终坚定地认为，实现人的完全自由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价值。在总结自己政治观点演变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斯拉文坦承：我不过重复了像列宁这样的巨人、革命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短时期内走过的历程。总体上说，列宁是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带有俄罗斯特征，而这只能更加说明他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相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而言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们往往忘记了早期马克思和他在人类学方面作的探索。”
作为战后的一代人，戈尔巴乔夫随着体制的升迁而开始本能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来后，既造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
，也使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心理震动。“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那就相反地无异于成为‘个人崇拜’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老实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吧，一切都会好的。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制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慢慢地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原来被他奉若神明的苏维埃体制。当开始改革的时候，在号召人们向列宁请教从而寻求对已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释和答案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突然明白了，“当列宁意识到现实并不是他此前为之毕生奋斗的理想时，他是多么的痛苦。我试图理解，列宁关心的是什么？他在最后几篇著作中想提示什么？为什么这些著作被禁止？显然，有人害怕。这表明，那里潜藏着什么东西”
。
潜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向列宁请教，特别是向他的最后几篇著作请教，就是“依靠列宁的遗产，依靠他的方法学，对积累起来的理论问题和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进行分析。这一任务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在列宁去世后的时期里，我们并非在一切方面都遵循了他的思想。那些曾经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和反映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和方法，被奉为典范和被理想化了，并被当作普遍的不可更改的教条”
。于是，本来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在个人崇拜时期，斯大林的权威把在非常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发展形式绝对化了，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采用的形式”
。这个“唯一可行的形式”，在雅科夫列夫看来，实质上是一个“对现实的活人漠不关心并且敌视的体制”
。于是，在苏联的“蒸馏甑”培养出来的几代知识分子的头脑里，“那种认为真正的、尚未被实用的政治行情搅浑的马克思主义素来具有人道主义的信念，有如密封小瓶中香水的香味存放了数十年”
，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被释放出来，然后迅速在思想僵化干涸的社会引起了思想大狂潮。
戈尔巴乔夫首先发生了变化。他承认，当成为党的领袖——这在当时意味着也是国家领袖——时曾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可以对现存制度进行改革了。而改革可以使现存社会主义获得第二次生机，以为“多一点民主”就意味着“多一点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说：“在开始阶段，我们，其中包括我，曾说：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我现在说：这句话既包含有正确的成分，也包含有迷误的成分。说是正确，是在于我们想实现十月革命提出的初始的，但没有实现的思想：克服人与政权和财产的异化，把权力（从官僚权势阶层的上层那里夺过来）交给人民，巩固民主，确立真正的社会公正。说是幻想，是在于当时我，正如我们中多数人一样认为，这可以通过完善现存的制度来实现。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具有并非局部的，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导致这样的认识，即应该不是完善这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改变这些基础。这所指的就是向市场经济，向建立在法治和充分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逐步过渡。”
于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戈尔巴乔夫准备深入体制的内部，以克服异化为名，对改革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改造。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开过后的8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进行了一次谈话，阐明了他的这一打算。
戈尔巴乔夫说：
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决定意识形态状况的主要路线。在社会上人们已经从各个方面触及这个问题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它正在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涉及生活的实践。该是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但是首先当然是个理论问题。不把我们的经典作家提出的概念都清理清楚是不行的。应该分解他们设想中的社会主义这个题材中的所有东西……
第二阶段——列宁。但是也要清理清楚他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发展，特别是革命后，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发展……
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苏联的建设经验。对之应该予以考虑，但当然要从原则上去看……
下一个阶段——在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一章或者第一讲就是这样构思的。它是以后所有讨论的基础……
然后提出问题，我们是如何设想改革过程中和改革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的。应该重新审视发展的方方面面，首先当然是经济方面。但是到处都涉及一个主题……这就是克服异化，即解决如何使人回到经济中去、生产中去、社会实践中去、社会精神生活中去的任务。克服生产资料的异化，生产民主化过程中所有制关系方面的异化，确定人在商品关系方面的地位，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从改革政策的角度好好弄清楚，改革的核心是各个方面的民主化……
需要深刻地揭示一个公式：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需要明确在一党制条件下确保居民多种多样的众多利益的那些机制的特性。这里首先是公开性。须知归根到底这就是竞争，但不是政党的竞争，而是人的竞争（人的才能、智慧、意志、性格、思想性、目的性的竞争）。这方面要记住列宁关于骄傲了的党必将因此而垮掉的著名论断……
一句话，我想打开所有的闸门。
戈尔巴乔夫认为，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
。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承认这一点，不仅是出于国内改革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更是出于对更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不结束“冷战”，国内的改革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如果不对国家面临的问题进行检查和深刻的批判性的重新思考，不对国家的和国际的现实进行重新思考，改革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过去我们对世界及其发展趋势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的概念，是建立在很深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教条使我们根本无法实行务实的政策。需要打破这些概念，制定对国家和周围世界发展的崭新的观点。这件事是很不简单的。须得抛弃几十年来认为是不可触动的真理，重新考虑进行领导和活动的方法和原则。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由意识形态的偏见所留下来的公式）重新思考周围的一切。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新思维。它成了改革年代国家全部内外政策的基础。新思维的出发点就是不从狭窄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人的利益优先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从日益扩大的世界整体性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依存性的立场上，从经过许多世纪形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所以“他开始改革而从事的工作，是拯救国家于崩溃，同时也是使全世界免除核灾难的最佳方案”
。
1985年4月10日，戈尔巴乔夫接见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处于冰川时期。我们主张苏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我们的这种立场的基点，是我们理解到了，并不存在两国利益必定要发生冲突的任何可能性。而且我们有一个相互的共同利益——避免核战争，保障苏联和美国的安全，保全我们国家人民的生命……这个出路就是和平共处，承认每个民族都可以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其他的选择是没有的……”
1986年1月1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关于争取在2000年实现无核世界的声明。“看来他真的是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结束军备竞赛。他敢于冒那个‘险’，这是因为他勇敢地看到，这不会有危险，因为即使我们彻底裁军，也不会有人来进攻我们。为了将国家引上路面坚实的道路，必须抛弃沉重的、耗尽经济实力的军备负担。”
1986年3月24日，戈尔巴乔夫就暂停核试验问题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他对局势作了这样的分析：“很难说新思维将什么时候出现。但是它将出现，而且甚至可能迅速地突然出现，因为生活使我们懂得这一点。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局势出现突变的先例……我们是被迫中止暂停核试验。我们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宣布中止暂停核试验。我们不能不考虑来自全世界最广泛的各界人士对我们这一行动巨大的支持浪潮……‘星球大战’计划自然使我国人民感到不安。对此我考虑过，并与我的同事们讨论过：也许不要再害怕‘星球大战’计划？……当然，在对待这一危险的计划方面，我们不能漠不关心。但还是不应该有自卑心理。要知道赌注正好押在苏联在精神、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害怕‘星球大战’。因此，也就在这个计划上使劲，以便拖垮我们。我们决定说：是的，我们反对‘星球大战’计划，因为它使和平变得更加不稳。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害怕的问题，而是责任问题，因为后果将不堪设想。‘星球大战’计划不会巩固安全，而只会破坏尚能成为安全因素的残余……我决定再次指出，我们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回答将是有效的。美国指望我们将建立类似的武器系统，希望在技术上同我们拉开距离，并利用技术上的优势。然而我们苏联领导人懂得：为了消灭‘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只要有10%的费用就足以反对这种武器的体系了……”
1986年7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会见中说：“世界处在独特的十字路口，事态将怎样朝前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状况……正是我们两国巨大的军火库，其中包括核武器库的存在，是今日世界最严峻的现实。如果我们从错误的前提和理由出发，来建立我们的相互关系政策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的话，那么，事情会发展到对抗的极点，以致会给我们大家和全世界带来最悲惨的后果。我想强调说，在苏联社会，而且不仅在领导层，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寻找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找到和扩大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以便最终建立友好关系……要知道现在形成了确实是离奇的局势。甚至如果一国将不断地搞武装、扩充军备，而另一国什么也不搞，那么，搞军备的那个国家也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要知道较弱的一方会干脆地引爆所有自己的核弹头，甚至在本国的领土上，这对它自己将意味着自杀，同时也意味着慢慢地杀害对手。所以您说的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是无稽之谈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甚至如果美国政府不再对解决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我们是不会让它得到安宁的。”
然而当戈尔巴乔夫把“全人类价值”引入苏共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库时，最初为的是要“淡化”苏共传统的意识形态提法。这个概念只是用来作为“对外使用”，因为这里边还包括维护和平、裁军、防止生态灾难等思想。但是右派激进主义大众新闻媒介在社会上不注意的时候将这个概念“抛”到社会关系范畴上来，“与阶级利益相对立”。
于是，在“全人类价值”中又加入了法制国家的原则，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党和国家的首脑向“西方价值”的转变。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对外政策方面、意识形态方向、经济方面，等等。戈尔巴乔夫思想观点的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引起不同的反响。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转变，意识形态专家、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拿着到处鼓吹，说这是根本性的、“指标性的”转变，特别是跑到国外去鼓吹。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用哲学术语作掩饰，而且不时选用复杂的句型说：“人类共同利益不是哪一位思想家在象牙塔中通过苦思冥想而假设出来的抽象的哲学范畴。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整个地球似乎已小得不可思议之时，当人类的命运与历史只要按一下按钮就会结束时，当不用几个时辰全球50亿人便对某一事件家喻户晓时，这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具体而又生动的了。这些的确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优先考虑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发展的客观趋势。它要求放弃僵化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它有助于我们现实而又理智地把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共处看成是历史的要求，是国际主义者追求全球发展的体现。”雅科夫列夫的讲话让人大吃一惊！以至于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惊讶地问道：这是《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用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说，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的确确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且，这一基本理论还导致了他的许多其他错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人类的确有它的共同利益，如果苏联领导人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那么冷战就会成为历史。”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把“全人类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呢？
1986年的《共产党人》杂志刊发了原苏联驻美大使、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撰写的《争取无核世界，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文章。多勃雷宁指出：“新思维的根据是什么呢？共同生存下去的相互依附性——这种世界各国面对着可能的核冲突的历史命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具有根本的意义。这种相互依附性决定了对国家安全问题采取崭新态度的必要性，这种态度也就是新的政治思维的特征之一。”“对大家来说，真正可靠的安全只能通过消除现代世界上不信任，紧急局势和敌意的根源的办法来取得。”“人类在核启示录面前已开始认识到一个简单的真理：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国际关系中不是从使我们相互对立的、狭隘理解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我们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愿望出发。”
按照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解释，这是因为：随着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出现了越来越尖锐的全球性问题。特别是人类在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从而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所以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
由此，戈尔巴乔夫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今天武器的性质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指望比如说通过构筑国防，甚至是最强大的国防，就能保护住自己，只要有军事技术手段，保障安全越来越成了一项首先是用政治手段才能解决的政治任务。而政治手段就是谈判和再谈判。谈判就需要有耐心，要始终不渝地寻找能够相互接受的、相互妥协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结论：在当代，实力政策根本就是注定要失败的。从实力立场出发的和平，无论对它怎么说，都存在着内在的不牢靠。就其本性而言，它的基础是冲突——隐蔽的或者明显的冲突，是不断有爆发的危险，是总要试图用使用武器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个结论：它是前两个结论的逻辑上的继续。在当代条件下，安全（特别是说到大国，首先是核大国时）只可能是相互的，而如果拿整个国际关系来说——那就只可能是大家共同的安全。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上述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
。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同战争与和平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而且力图把对世界事务的政策和道义伦理态度统一起来。“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于是，“第一次出现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文明免于毁灭”
。
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就是要克服人与政权的异化，实现人的精神解放，使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不调动人的因素，也就是不考虑人们、劳动集体、社会团体、各个社会集团多种多样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吸引他们进行积极的创造活动，要解决任何一项任务和改变国家的状况都是不可思议的。”
他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奥基托提出的“苏联社会处于何种阶段，苏联革新进程走的是什么道路”问题时说：“我们今日所处的时期——这是对列宁的方法论、辩证法、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的政治措施加以开拓实施的时期。我们应当将我们的概念从过去扭曲和变形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应当从列宁的观点出发，开始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但是将要到来的正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对此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无疑。犯错误的完全不是社会主义，它之所以不成功，是变形和悲剧性时期的结果。如果要问改革的主要涵义，那就是克服人对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疏远，通过彻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达到人的精神解放。”
在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伙伴们”看来，苏维埃体制下存在的人对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疏远、人与政权的异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民对权力的无力与屈服。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就是要对行政指挥体制进行变革。因为这种体制是强加于人民头上的。“最初谈的是社会主义的个别扭曲现象，后来当看到制度同斯大林体制联系在一起，模式是强加给人民的，是依靠镇压来保证的，人民被剥夺了管理国家的权利时，我们明白了，应该走另一条路。因此提出了必须改革政治制度的问题。”
但是面对强大的体制，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很难成功的。甚至在最开始改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心。特别是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候发生的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却更是让戈尔巴乔夫感到愤怒。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过，很遗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子周围堆着一堆垃圾；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呀。”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戈尔巴乔夫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于是，戈尔巴乔夫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服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戈尔巴乔夫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
二是人民对苏共的盲从与盲目。戈尔巴乔夫认为，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体制已经结成了罗织严密的思想网络，牢牢地束缚了苏联社会的正常思维，在全社会培养了人民对苏共的神话——党的英明伟大正确，从而使驯服了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按照苏共的指示前仆后继。“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们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格拉乔夫描述了党—社会之间的关系演变：在苏维埃人的幸福受到党和政府“慈父般关怀”的年代，除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以及全民一致投票造成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的联盟（人人都知道不听话者会有怎样的下场）之外，他们已经不会以其他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公民情怀了。此外，每天都受到宣传工具灌输的“基层群众”，自然不掌握有关国内真实情况的可靠信息。即使“高层人物”所获得的关于国内和世界真实情况的情报，也是支离破碎，有一定的“公差”，而且往往整理得面目全非。在“成熟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社会好像一场声势浩大的列队行进，人们全都蒙上眼睛，由一些眯着眼睛、自己都不知道去向何方的向导引领着，向导不时高喊雄赳赳气昂昂的口号，并要求大家齐声高呼“乌拉”。安德罗波夫一不留神猛然冒出的一句话，印证了这幅超现实主义图画的真实性，他大概要算是国内消息最灵通的人了，上台伊始，便当众承认：“我们还应当弄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面。”
三是人民思想贫乏与丧失判断力。在“乌拉”的高呼声中，苏联人民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却在沙漠化的思想土壤中产生了思想分裂的怪胎——双重思想、双重生活。在麦德维杰夫看来，“从1917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印压和雕塑。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该宗教规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人们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们不断前来瞻仰，并发誓永远遵循他的反人类训诫……同时成立了许多进行崇拜领袖仪式的机构，被称为区党委，各个城市还有市党委。人们放弃了劳动与休息，终日被迫为领袖及其学说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开会’”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承认，改革之难就在于旧的政治思维太强大。他指出：“大多数苏联人多年来已习惯于保持‘双重思想’的状况——在公开场合都支持当局的行动，而在家里、在私下或在朋友圈中就说出他们的怀疑，甚至愤怒。双重思想的状况只是在改革中才得到了消除。”
不过，严丝密封的闷罐式生活毕竟无法持久。在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中，一丝丝新鲜的空气开始不断涌入，并使苏联社会悄然发生着变化。戈尔巴乔夫就说，“布拉格之春”在我们社会中播下了深刻思考的种子。由对“民主传染病”的恐慌而引发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不仅是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主权和权利的粗暴侵犯。它也把在我们自己国家中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成熟的变革阻挡了好多年。也应指出那样一些现象，诸如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或“欧洲共产主义”对新的社会进步道路的探索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国人们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民主、自由和和平的价值的思考，对通向这些价值的道路的思考。”
于是，在1987年的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总结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说：
我们已重新把在某个阶段已经放下的旗帜，即把人道主义目的状况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的旗帜紧握在手。人是改革的中心。关于这一点我们是说得很负责、很明确的。从中也得出了对当代社会主义概念来说非常重要的理论结论：只要在经济中、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在管理机制中以及总的在制度的运作中，一切都为了人，这就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应该有人的参与。为了人本身应该让人参与这一切过程……
如果从大的范围来看所谓的“叶利钦案件”，那么这一案件正好突出了改革过程的这一个时刻，即从改革的集会阶段，从大力发扬公开性和批评的阶段向务实过渡的时刻。这个人的个人特点正好反映出“幼稚的”自尊病，这种自尊病在不同寻常的变革之初的欢快气氛中显露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该及时加以克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善于把这种自尊贯彻到实际行动和日常工作中去，那里便会出现政治活动家的危机……
我们尖锐地感到，现在能否务实这一点将会表明谁是什么样的人，谁真的能够在改革条件下工作。在群众集会上只需要一种品质，而现在当需要提供住房、食物时，则需要另一种品质……
正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是显现出党组织落后于事件过程，落后于需要加以具体体现的那些思想……
国际会晤
是十分重要的事件。会上，说实在的，实现了突破，首先表现在，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70年来第一次聚到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进行心平气和的理论讨论和政治讨论……
也应该承认，要不是我们以新思维观点看待这次会晤的话（新思维方法使我们得以用新的方法分析当代世界问题），这次会晤什么结果也没有。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我们以亲身的体会确信，我们摒弃不与某些人往来的决心是正确的，那种不与人交往的做法是基于多年来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理由，认为我是共产党人，因此我永远是正确的……我们不做任何删改和限制地刊登了所有人的讲话，坦率地说，也增加了人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自己的权威。虽然有人担心这一点，但除了我们再次表示准备进行真诚的对话和把各种观点，不管是怎么样的观点加以比较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也不怕我党和我国人民了解他们……
在政治层面上和在领导层面上提出的一些思想，甚至具体方针，在执行中往往碰到了阻碍机制。这也涉及对外政策机构。比如，提出必须解决欧洲（武器和军队）不平衡问题，已过了5个月至6个月，但在谈判层面上什么也没有做。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推动、新的指示……
中国人用两年的时间做到养活10亿人口。而我们却老怕这怕那。我们已说过：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只要能有产品就好。已经开辟了承包和租赁的可能性。这样就应该去干，应该让人们有可能去干。如将踏步不前、左右观望——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给人民以自由，这样就会有产品。技术为生产粮食、增加产乳量、增加饲料服务。剩下的就是给人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