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思想原则开始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引导下发生着变化。

1986年2月22日，戈尔巴乔夫就其准备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外政策方针进行了“小范围”讨论。在讨论中，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理解。他说：“世界是多维的。这使我们想起列宁：在他的论述发表100年之后，我们又重新来理解他关于社会利益往往高于阶级利益这个论断……我在谈话中多次反复提到世界多维性、它的多样性和多种特点的问题。这是正确的态度。确实应该认识处于各种内、外相互关系中的整个世界。如果对这个共同的东西认识不清，我们就不能制定对内和对外战略。和平共处在每个阶段都要求我们对它做出评价。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要制定对外政策方针，而且还要通过宣传和执行政策来加强它。最要紧的是，我们抓住了转折时刻，并据此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主要的趋势和主要的方向上不犯错误。什么是新思维？要有根据地回答这个问题。”

1987年初，美国两家出版公司“哈泼-罗”与“雷蒙和舒斯特”建议戈尔巴乔夫写一本关于其改革政策的书。戈尔巴乔夫经过思考后同意了并开始着手搜集资料整理提纲。戈尔巴乔夫确定了书的宗旨和性质：“我们应当搞清楚一个问题，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改革的基本思想已经通过官方出版物得到传播。而这是思考、解释意图、说明我们是怎样走向改革的，说明这不是出于某些人或一批人的自尊心。重要的是要从本书中可以看到，社会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来到了这个阶段，改革的要求早就在‘敲门’了；可以看到我们所处的环境的矛盾性。一方面，似乎是‘极度的文明社会’（就教育程度而言）；而另一方面，经济、政治、党的状况、精神领域——一切都不如人意，都僵化了。社会的潜力受到扼杀。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饱经苦难而找到了改革之路，这一点应能从书中使人可以看到。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总之，这本书谈的是改革政策的哲学基础。”

1987年11月，《改革与新思维：为了我国和为了全世界》正式出版。“这是他个人的思想体系和改革作风。这里是他本人：他的个性，他的性格，他的本质，他的特点，他深藏在心的意向，他准备真正远行的意愿（他自己还不知道往何处去和如何去法）。但他已经‘感觉到’这个‘远方’将完全不同于60年来所提倡的并已成为社会遗传因子型的东西。”

（一）列宁改革的政治象征

不过，戈尔巴乔夫虽然向全党全社会提出了自己对改革的“新思维”，但是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还是“沾染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的和阶级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当时已经过时的对现状的评价”。“现在当你翻阅自己的正式的有关戈尔巴乔夫那时谈话的记录时，在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中，你常常会发现新与旧的混合物、模糊的和现实的矛盾和不一致。” 于是，在戈尔巴乔夫思想逐渐演变的初始阶段，他提出要向列宁请教。据博尔金观察，在改革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戈尔巴乔夫忽然对列宁的著作发生了浓厚兴趣，从中寻找对自己有教益的段落。“我常去他的办公室，总看到他那宽大的桌子上摆着几卷《列宁全集》。他经常当着我的面拿出一本书，把列宁的观点读给我听，然后同今天的情况加以比较，不住地称赞列宁有远见。”

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提出“向弗·伊·列宁求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 。不过，戈尔巴乔夫并不仅仅是请教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新经济政策对列宁来说，并不像有些人常说的那样，只是一种策略上的后退……我在列宁的晚期著作中看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懂得，他在把国家带向革命的时候犯了许多错误。这是革命的悲剧。我懂得这一点，这给予了我强烈的影响。但是列宁的一些思想、他的一些主意和新经济政策，完全被斯大林抛弃了。” 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政治。他说：“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辩证的创造性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洞察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列宁的形象本身就是崇高的道德力量、无所不包的精神文化以及对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永放光芒的典范。”“党内和社会上都求教于列宁，这在寻求对所产生的问题的解释和答案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列宁生前最后几年的著作特别受到重视。”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些著作实质上是他的政治遗嘱。在他身患重病时，他曾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感到十分耽心。他看到了新制度将要遭受的危险。我们应当懂得这种耽心。他看到，社会主义遇到大量问题，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资产阶级革命所不能解决的许许多多问题。因此，要利用那些好像是社会主义本身‘非固有的’，至少与公认的社会主义建设概念有某些差异的形式” 。

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向列宁请教呢？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寻求政治上对改革支持，增强改革的政治合法性。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其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党的认同与肯定。因此，当戈尔巴乔夫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本身将会对党和国家的体制带来深刻影响的时候，寻求以往党的领袖的支持就成为一种政治上趋利避害的选择。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不仅有着丰富的改革资源，“列宁当时毅然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在劳动中实行物质利益原则，鼓励成立合作社、私营企业和建立租让企业。列宁晚年意识到了民主的问题，也曾考虑过改革政治体制。……由此还产生了改革以及对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更新和实行公开性的想法。列宁很喜欢‘多一些光亮’这句话，它的含义是，必须在政治上照亮国家的所有阴暗角落，使其无法藏污纳垢” 。而且，坚持列宁思想所能提供的政治庇护更是其他领导人所不能相比的。对于那些批评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往往以列宁为掩护进行自我辩解：“‘请听听十月革命4年后列宁怎么说的：我们走的不是那条路，我们犯了错误，应当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为什么你们允许列宁改变自己的看法，不去责骂他，不认为他是犹大、是叛徒，却认为我是呢？为什么列宁能做的事情你们却不让我做呢？的确，当年有些曾与列宁并肩战斗的人也认为他背叛了革命的思想，有的人甚至自杀了，因为他们不同意列宁的做法，同时又不能反对他。其实问题既不在于我，也不在于列宁。生活本身就在不断地改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愈来愈空洞抽象的关于在不背叛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改变社会主义的讨论，就日益局限于口头宣言和苏联领导层内部争论的范畴，它只能引起直接参加者的兴趣。至于在实际政治的范畴，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在效仿自己的偶像列宁的话，那么首先在于他是个绝对的实用主义者，为了达到所追求的结果，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几乎一切意识形态公式，其中包括他昨天还赌咒发誓对其矢志不渝的公式。“如此‘弹性’的行为举止还具有重要的政治优越性：这样他往往可以把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追随者和对手搞得晕头转向，不管他们来自左边还是右边，因为他可以像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样去思考，像一个地道的自由派那样去行动，暗地里却以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

其次，借助对列宁思想再阐发，充实添加改革的新理解。对列宁思想的丰富完善已经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也是历任总书记发展列宁主义的政治要求。不过，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种政治传统却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他可以在列宁思想的旗号下阐释自己的看法而不招致党内同志批评。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说，他的很多思想其实来源于列宁：“列宁的著作我读过许多，也思考了许多。我的关于全人类价值的想法就是在读他的著作时产生的。在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就认真读读他的著作。这种阅读可给人完全异样的感觉……列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或在某一历史时期中必须把全民族的利益置于阶级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之上，我在读列宁的著作时，把涉及这个问题的地方都标了出来。其实，他这里所说的全人类的利益，这种利益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我们防止不了核战争，解决不了环境问题，那我们必将面对一片废墟。” 而据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助理格拉乔夫观察，最初几年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尚处于“列宁阶段”，因而任何同过去政策的决裂或者对于过去政策的重新审视，都只能在引证列宁的著作或者他的某个主张的情况下进行。雅科夫列夫就曾十分幸运地“突然发现”这样的一条语录，列宁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狭隘阶级利益之一。从上下文中将这个主张取出来，并借用某种编辑修改对其进行校勘，就完全可以用作新政治思维的“科学依据”。当然，列宁本人肯定不会同意将他说成抽象人道主义者的做法，他曾无情地、毫不妥协地反对过抽象的人道主义者。此外，新政治思维的出发点，是确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核时代为阶级对抗划出了“客观的界限”。“认为列宁早在世纪之初就能够预见到核武器出现的可能，这就无异于把他说成又一个诺斯特拉达穆斯。”

最后，对著书立说喜好的偏爱，扩大戈尔巴乔夫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早已发现，戈尔巴乔夫喜欢“说”多过喜欢“做”。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向列宁请教，就是要通过对列宁的学习，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其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个人的理论声誉的过分关注。博尔金指出，在1986—1987年间戈尔巴乔夫受到列宁著作很大影响，这使人感到：他是想提出一个发展伟大领袖思想的构想，而且是比列宁当年所做的一切更令世界震撼的构想。戈尔巴乔夫作报告或发表文章，总要从理论上论证自己的许多建议，意图表明它们同马列主义创始人学说的密切联系。“从总书记的大量著作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他非常热衷于著书立说，这是他的一大嗜好。在短短的时间里别人为他写了许多东西，这些著作被编成一卷又一卷书，而书皮不知为什么都是浅蓝色的。” 在这位天才的指引下，连篇累牍地出版了以“改革”为题材的书籍。“戈尔巴乔夫先生作为总书记也出版了自己的选集，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不到两年时间就写成了一册册关于如何建设发达共产主义的奇文。”

那么戈尔巴乔夫向列宁请教后学到了哪些“有益经验”呢？

一是经济政策上的模仿。1986年是经济政策试验的一年。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开展大量的日常工作。但是这些做法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它们反映了当时他希望通过“提高要求，加强纪律和在全国建立起码的秩序”来启动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切尔尼亚耶夫指出，在那个阶段，在缺乏一个整体的改革构想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就曾依靠政治局中最“先进部分”的支持，尝试哪怕去掉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某些行政强制的枷锁。诚然，这些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最初的“牛刀小试”绝不能算作革命措施。戈尔巴乔夫忠于自己“回归列宁”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也认为“最好是回到列宁借助新经济政策和鼓励全面合作化来挽救社会主义的计划” 。但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从思想上来说，整个这项工作暂时没有超出新的新经济政策的框框。”

二是政治路线上的觉悟。切尔尼亚耶夫找到了为戈尔巴乔夫对于共产主义主要传播人之一列宁的几近非理性的眷恋之情进行辩护的说法：戈尔巴乔夫确曾反复阅读过列宁的著作，列宁让他着迷的，不仅是智力，而且还有令人敬仰的义无反顾地改变自己观点的本事。“列宁只相信一个上帝——政治现实，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理论教条和公式，包括自己的教条和公式。” 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向列宁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列宁的政治勇气和政治知识。在他和斯拉文的对话中他说：“我们首先是想继续进行列宁未能完成的创造性活动。我已经对您说过，我非常敬重列宁。当局对列宁的不尊重的态度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这不仅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列宁与斯大林的区别在于，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他认为，在我国直接实现共产主义原则为时尚早，如果这样做，什么也不会得到。他当时说：我们犯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我们应当改变这个政策。对他来说，这样做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实际上，无论戈尔巴乔夫学到了什么，他都在打着“列宁思想”的旗号，“已经在发挥自己的思想了” 。

（二）赫鲁晓夫的改革意义

从列宁身上，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学到了政治的精髓：政治现实主义。那么，在列宁之后高举改革旗帜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又是怎么认识的呢？他从赫鲁晓夫身上又学习到了什么呢？对赫鲁晓夫的作用，戈尔巴乔夫一直是有“他自己的看法”，同官方的即“党的”看法并不一致。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这个进程只有作为民主的进程才能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功。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的报复企图都失败了。斯大林主义的秩序没有能够恢复起来。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是有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的评价的。”

在改革的功绩评价上，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是苏联改革的起点。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上发现了政治现实主义，那么在赫鲁晓夫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发现了他与赫鲁晓夫在政治思想上的共鸣。一方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禁锢的僵化体制中注入了些许活力。“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垮掉了。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又拧紧了水龙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说了为什么。他写道：“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是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害怕民主，这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产物，是对任何认真的进步行动的障碍。 但是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

在个人的道德评价上，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是有良心的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心理的变化，戈尔巴乔夫给予了积极肯定，认为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赫鲁晓夫是个有政治良心的人。“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行动。的确，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雅科夫列夫也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要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创造幸福的不屈不挠的献身者。他毫不犹豫地向共产主义，而且只是向共产主义迈步前进。他总想尽快地到达目的地，可是他越走离目的地越远。他看到了我国的落后，可是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乌托邦主义者，他总是在寻找能使国家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如种玉米、开荒、搞农业化学化等等……他是一个大老粗，爱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时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个试验家，常常是雷厉风行和变幻莫测，态度粗暴和蛮不讲理，善于领悟和机智过人……总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对改革中断原因分析上，戈尔巴乔夫认为是体制集体反动的结果。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不仅结束了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也结束了赫鲁晓夫的改革。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扩大共和国和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这些都得到了普通中央委员、党内“将军”的公开赞同，他们坚决支持赫鲁晓夫与“反党集团”的斗争。军队也支持他。然而赫鲁晓夫后来对党采取的措施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将州的党组织一分为二、干部的频繁变动、经常让干部易地任职等触犯了干部的利益，在这一级权力集团中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换言之，“将军”阶层中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此外，当时作出了基层组织书记每年改选一次的决定，本意是加快干部轮换、使干部无法“扎根”和长期盘踞在自己的岗位上，这项决定又在党的“军官”中引起了消极的反应，直接把劳动集体在开展工作的重担都压在他们身上。不过当时就不由产生一种想法：赫鲁晓夫的意图绝不会如乍一看时那么简单。实际上许多州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地区里出现了两个第一书记，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个大换班。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是否打算通过这个措施、通过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村的地域生产机构多少削弱一下党对权力的垄断，取消昔日“省长”或“有封地的公爵”的无限权力，让懂行的人、专家和内行来熟练地主事呢？当然，赫鲁晓夫并不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他只是想使这种领导作用现代化，削弱党对一切的垄断。“但是他在这里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使他惨遭失败。”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赫鲁晓夫的失败其实就是体制的胜利。“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赫鲁晓夫想强迫体制工作，却仍然沿用体制的办法。赫鲁晓夫力求进行实际的变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提高经济效率、加大社会发展力度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体制不接收新事物，而且还进行抵制。”

无论是对改革前途的政治忧虑还是对赫鲁晓夫改革后果的个人担忧，戈尔巴乔夫都与赫鲁晓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苏联历史中，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那么离戈尔巴乔夫最相近的当属尼基塔·赫鲁晓夫。实际上，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唯一前辈，此人所留下的政治思想遗产，正是后来戈尔巴乔夫反共‘公开性’的基础。”

（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从列宁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在不断地学习请教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对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政治蜕变，并在反对教条主义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他自己的创造性发展——“新思维”。据格拉乔夫对戈尔巴乔夫思想历程的观察：1988年是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标志着一个新的界限：与其说是在国内形势的发展方面，倒不如说是在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内心变化上（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至少在初期“党所开始”的改革是顺从地跟着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走的，有如“线跟着针”，他让去哪儿就去哪儿）。按照他的表白，他与自己的追随者在对于“并不令人宽慰的1987年”进行总结时，他显然已经做好了扔掉列宁指示和语录这副“拐棍”的准备。然而他尚未下定决心彻底离开“马克思主义码头”，开始独立航行，尽管无法纳入语录的生活愈来愈执着地促使他这样做。

那么是哪些因素促进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形成呢？按照戈尔巴乔夫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

首先，不带偏见地，甚至是无情地分析苏联的对外政策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所作所为，这是促成新思维的第一个因素，同时也是它的第一个源头。这里说的是，需要不带成见地重新评价苏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明确国家真正的民族利益，涉及它的安全的各种实际参数和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清醒地分析国际社会的现状，它的发展的基本取向和趋势；最后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对外政策实践的各个基本方面，制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行动纲领。改革开始前，就已经在思考所有这些问题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积累下来的问题作了研究，在这个范围内，也对国际事务给予了不少关注。改革一开始，这项工作便积极展开，已经不是避开社会舆论秘密进行了。各个学术中心（首先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等研究单位）提供了大量很有意思的材料，也有学者和专家个人提出来的想法。不能说这项工作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不能说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时期的对外政策的观念是早就决定了的，也就是说，是由不断灌输的意识形态的各种设定已经做了“定位”的。说到底，要重新审议这些观念就得修正这些设定本身，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基本原理体系本身进行修正。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授予符拉迪沃斯托克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利益不是想要谋求某些特权和特殊地位，不是出于自私目的想要依靠牺牲别人来加强自身的安全，不是靠损害别人来寻求好处。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共同努力，在于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而生活在和平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合作。”

其次，深入地思考和分析世界政治和它的实施手段和方法，这是促成“新思维”的第二个因素，同时也是它的第二个源头。这里说到要克服的“旧思维”，不仅是苏联历史的产物，而且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我们的思维也完全是这样的。首先涉及的，是暴力的作用、军事力量的作用，不仅把战争作为是保卫国家而且是实现国家的政治意图的一种通常手段。自古以来，国际法承认战争的合法性。承认战争是政治的“合法”手段。核武器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局势。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制造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进行集体自杀的武器，这样一来，似乎就不得不放弃原先的立场了。但是正像大家都知道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的这个时期充满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首先正是核军备竞赛。学者，尤其是苏联和美国的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进行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一旦发生核灾难，等待着人类的将是什么。他们发现的可能发生的“核冬季”现象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这需要根本改变各个国家的原则立场，根本改变它们对待政治及政治手段、对待放弃实力地位政策等问题的实际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带来的，如果不是整个人类消亡的话，也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死亡。这种转折不可能是简单的、轻松的，这是很清楚的。首先是由于历史传统在起作用的缘故，由于那些在新的条件下已经过时，但在人们的意识和政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还在起作用的缘故。接着便是由于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的总体状态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相互不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中贯穿着一种观念，就是把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看作“敌人”，看作一种常在的致命危险。最后，是由于物质（和政治）利益在起作用的缘故，一方面是靠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发财致富的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那些认为这些武器是保障自身优势的可靠杠杆，是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可靠工具的人的利益。但是转折势在必行。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核宇宙时代，生活在复杂、相互制约和矛盾的世界上。必须学会共同相处，不管我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其他国家有它们自己类型的民主，但愿它们长命百岁，主要的是，我们或是生存下去，合作和保护土地、海洋、天空和整个环境，或是使文明受到灾难性后果。必须摆脱把世界看成是某某的世袭领地这一过时概念。必须努力来建立国际事务的新型关系。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能指挥世界。世界已发生了变化。不承认这一点，就可能在政治上犯大错误。”

最后，对战后年代世界生活的基础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分析的结果，这是第三个促成因素。经济的技术和工艺基础发生了变化，计算机技术在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全世界信息交流的新渠道和新方法，出现了新的交通手段——这一切都决定了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实际上，世界性的经济、世界性的信息和文化场地都正在形成。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所有的问题，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都绕成了一个团：为了我们的民族利益（它们是和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利益相吻合的），也为了保障整个人类能够生存下去，需要把这个团解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关于当代世界的实际和它的前途的理论概括逐渐丰富起来了。

《改革与新思维》的出版及其风靡全球，让戈尔巴乔夫意气风发的同时也出现了自我感觉良好的政治错觉：认为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软弱的苏联能够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对“全人类价值”的呼吁、“放弃使用武力”以及与纽约居民见面，既能对美国起作用，也能对全世界起作用；认为在苏联已明显变成现实的“军备领域完全开放和公开”的呼吁，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准则。 在1988年12月27—2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在贯彻路线、倡议、落实新思维方面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提出的建议已成为强有力的因素，对他们触动很大，它使许多人猝不及防。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对，不仅考虑周到，而且提出了实施计划的策略。我们没有坐等谈判，而是主动出击……我们这样主动出击使美国政界的保守分子惶恐不安，忧心忡忡，甚至畏惧。不光美国人，撒切尔夫人也是如此。他们议论纷纷，无非是想压低期望值，散布怀疑情绪，阻挡摧毁‘冷战’根基的进程……” 于是，戈尔巴乔夫向全世界宣称：“不管共产主义的敌人是怎么想的，这一运动已经产生，它的存在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和维护人的真正权利，为了地球上的公正。它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巨大潜力。”

那么戈尔巴乔夫又是如何推动国内社会的“新思维”呢？

据切尔尼亚耶夫观察：戈尔巴乔夫早就发誓忠于“新思维”，一心一意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名新型的政治家。于是，“新思维”作为“思想进化”的体现，开始在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展开。“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敢说是我国70年苏联历史的全盘性的毁灭进程开始了。所有一切无一例外地被重新评审。现在说的已经不是替被斯大林戕害的布哈林、托洛茨基等活动家恢复‘本来面目’和公正的问题，而是说这些人虽然问题各异，但也完全是不正确的。而且，十月革命本身也渐渐变成了历史错误，对列宁本人也已悄悄地动手。各种见解毫不客气地在报刊、广播和电视屏幕上不断发表。在评价苏联制度时已用上了‘极权主义’这样的字眼。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已经不仅仅是错误，而且是罪行。所有移民国外的移民都是好人，他们是我们国家幸存下来的唯一的‘精神财富’。在屏幕上不断出现男女儿童‘虔敬地’称颂大主教们的图像。正是这些主教每天都在谕示人民，说人们过去的生活是造孽，等等……被戈尔巴乔夫称作改革进程中的‘最艰巨’和最关键的‘思维革命’正是这样开始并全速铺开的。” 并引起了“精神上的动荡，以政治震荡的连锁反应方式动员起了从布达佩斯到上海，从里加到第比利斯的各族人民，世界终于懂得，不能用武器，而只能用思想——自由的理想——把共产主义逼入防守地位。对付武器是有办法的，但没有办法对付思想，思想是没有国界的。” fVXADRbtauh4/FX5DV/nhWN9lO+5QGHrzU34oWDV4xhdCeqz7oF04+iaiUyqk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