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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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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嬗变过程。
在1985年3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加速”并不是要来一场革命，而是“要改善这个制度”。在198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前夕，戈尔巴乔夫在同前来参加大会的各国领导人会见时又对改革思想作了新的阐释：“我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的潜在条件。诚然，在西方那些等待我们摒弃社会主义的人最终将失望。我们是不会摒弃社会主义的。相反，我们需要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多一点自觉性。而这就意味着需要多一点思想上的积极性。”
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是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的转折标志。在书中，戈尔巴乔夫一边强调：“我们是按照社会主义的选择进行各种改造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之外去寻找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的。我们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各项成就和错误的。那些希望我们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一定会大失所望。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不管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各个部分来说，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
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又在“完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而是这样一件工作，它要求作出极大的关注，要求正确地、不抱成见地分析问题，要求坚决抛弃过时的东西”
的旗号下，不断地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丰富发展”，直接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坚持固守的以阶级观点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引上了通向以全人类利益为核心的新思维的道路。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文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具体论证，提出了“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紧接着，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的新年讲话中说：“过去的一年，我们受益匪浅。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今天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经与一年前不同了。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为之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公正的社会。”
至此，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所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已经被彻底地改头换面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这一切又都是怎么发生的呢？
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思想突变，有其形成发展的客观基础。当戈尔巴乔夫想推行国内改革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如何看待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世界，更准确地说，如何看待西方世界。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这一问题既是苏联传统国内外关系整体认知的直接反映，而且也是为实现和维护这一认知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的主要塑造力量。“极权主义的对外政策遗产就是这样的。就其本质而言，极权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也无论有什么样外包装，都不可能没有一个严格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政治体系，也不可能没有一整套清规戒律，而这些清规戒律是歪曲现实的，只有一个用场，那就是为制度服务，创造条件巩固它，使‘它的忠臣和信徒们’形成一种对这种制度有利的思维方式。”
只有把这一问题搞清楚了，戈尔巴乔夫才能说服他在政治局的战友们，才能带领整个党开始改革。
事实上，从“新思维”的字眼在代表大会出现的时候开始，戈尔巴乔夫把任何国内大事都同苏联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了。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在代表大会召开后，我们立即着手坚决在国际事务中贯彻代表大会的路线，尽管我们于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纲领事实上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的确想达成裁军的协议。在这些问题上玩不诚实的游戏是不可能的。相互欺骗是谁也不能得逞的……这并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里就清楚地看出了新思维的必要性。它的迫切诞生，是因为我们走到了一个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将开始无法控制的进程，这是我们多次指出的。”
具体来说，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戈尔巴乔夫既有其现实考量的政治考虑，又有其变革认识论的思维考虑，也有其个人的情感认知。
从现实考量的政治考虑来说，作为“冷战”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的国内政策从来都是与国外政策紧密关联的。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说，国内国外政策实质上就是苏联国家政策的一体两面。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如果他想使任何国内的改革计划——无论多么温和的计划——获得成功，他就必须创造一个更为缓和的国际环境”
。基辛格也指出：“戈尔巴乔夫面临恢复官僚机构的纪律性和使之重新具有活力的艰巨任务，因而不想在对付国内问题的同时又遇到国际紧张局势。他还需要一个平静的国际环境，以获取西方技术和信贷。”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争取无核世界国际会议上所言：“我们的国际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取决于国内政策，取决于我们关心集中力量完善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持久和平，需要国际关系的预见性和建设性方向。我们希望，整个国际社会最终能认识到我们希望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好，谁也不会因此而变坏，全世界由此只会得到好处。”
而就当时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国际局势的缓和，以便集中精力推进国内的改革，就需要苏联作出积极主动的举措。这首先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变化上。戈尔巴乔夫认为，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靡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
而外交政策要缓和并取信于西方世界，就必须调整国内的军事政策，即降低军费开支、减少军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追求在军事上一下子对所有可能的对手都占优势（而这样的方针是有过的），结果是在一些年份里，用于军事准备的开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也就是说，比美国和欧洲北约国家的同类指标高出了4～5倍。很明显，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停止奔向深渊。必须最严肃地关注对外政策问题，这已经是一件紧急的，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紧急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时重申了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平和进步的方针”）。指出：“今天人类面临的如此可怕的威胁，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摆脱现状的唯一理智的出路，是对立的势力谈妥立即停止大气层军备竞赛，首先是核竞赛，不允许在外层空间进行这种竞赛。在诚实和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不去企图‘胜过’另一方，不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
1985年4月的苏共中央全会第一次对国家对外政策将要发生的变化作出了界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说：“我们主张基于真正尊重国际法准则的，平衡的，有分寸的，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应该十分清楚的是：只有在帝国主义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历史性争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把国际关系引入正常合作的轨道。”
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会晤。在总结这次会晤时戈尔巴乔夫说：“国际关系现阶段的特点是各个国家更加相互联系在一起了，它们更需要相互依存，在这个阶段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我们认为，新的态度需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行政策最好能从当今世界的种种现实中吸取营养。这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富有建设性的最主要的前提。这也将会导致改善世界局势。”
1987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访美。8日，苏美两国首脑签署《中短程导弹条约》。条约本身是变化了的形势下结出来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是走出“冷战”的开端，
也是戈尔巴乔夫引导苏联在重新认识西方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1990年初，苏联领导人声明要逐步改革欧洲力量平衡的旧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冷战”年代形成的，而且首先是建立在军事对抗基础上的。表示准备通过和盟国谈判把部署在外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撤走或减少。声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苏军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回国内。稍晚些时候，又决定将苏军从德国撤回。
从变革认识论的思维考虑来说，戈尔巴乔夫认为，多年以来形成的苏联对外政策，与其说是在于苏联的对外政策本身、在于苏联外交官的活动，不如说是在于作为对外政策和活动的基础的那些观念。“那些观念依据的是教条的世界观，而不是现实，不是对局势的清醒分析，也不是要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现实的切身利益。是这些观念在引导苏联对外政策同整个周围世界保持强硬的对抗（当然，那些被看成是盟友的国家除外，但是他们在我们的政治理论框架里多半只占有从属地位）。”
1985年3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前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团长。戈尔巴乔夫在和法国总统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到了该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了：继续走向何处，是不是到了该停下来考虑做出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不让世界滑向后果甚至难以预言的核灾难的决定的时候了。”在和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以及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将根据对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和责任，推行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我们和所有国家的关系中促进国际局势的健康化，创造条件拓宽国际联系，拓宽文化珍品和科技成果等的交流……每个国家都有始终不变的利益。可能在推行自己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利益。不能以有力量就有理作为出发点……”
1985年5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今天唯一理智的出路，是为着大家和平的未来安排所有国家的积极合作，建立、利用和发展可以找到民族、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最佳的相互关系的国际机制和建制”。这个提法的推出说明，苏联对外政策观念不同于过去的年代，已经开始脱离狭隘的阶级立场并考虑到新的世界现实。
在同苏联驻美大使其后作为苏共中央书记分管外交事务的多勃雷宁的私人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他本人既持有传统观念，同时又对苏联教条主义方法极不信任以及采取灵活性的潜力。据多勃雷宁观察：“戈尔巴乔夫的两个思想比较突出，而且对于一位苏联领导人来说，这些思想也并不那么新鲜。首先他坚信我们不能靠武器的威力来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同时不结束军备竞赛也无法解决我们的国内问题，再者我们必须想办法最大限度地把美国军队从西欧撵出去，而达此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轻世界紧张局势，并一步一步地从欧洲撤出苏美军队。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越洋返回家园，而对我们而言，撤退仅仅是回到几百公里外我们的边界内，这样欧洲国家依然明显地感到这些军队的存在。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方面最初的一些想法。”
从个人的情感认知来说，以党的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西方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联邦德国）的最初数次旅行，对于戈尔巴乔夫和陪他去“休息和疗养”的赖莎来说，才是真正到了开阔的国外宇宙空间。戈尔巴乔夫至少有了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原来苏联人远非生活在最好的世界里（党的宣传机关总是十分卖力地作这样的鼓吹）。热情接待来自社会主义祖国的使者的，不仅有照例靠剥削劳动人民致富的剥削者，而且还有被剥削者本人，至于被剥削者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那是苏联的领导阶级只有在梦中方可得见。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发现是，那个使我国人民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得不节衣缩食的帝国主义包围圈，到了近处一看，非但并不是那么充满敌意，而且有时还相当的友好。”
这种切身的感受更是让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传统外交政策大加鞭挞，并力主用新的思维开启外交新局面。1985年5月底，戈尔巴乔夫召开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问题的外交部会议，并邀请驻各国的使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到会。戈尔巴乔夫非常重视此次会议，“把这次会晤看作全面贯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对外交部门进行了严厉批评：外交机构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在1987年12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访问美国的报告。他说：“在华盛顿，我们也许第一次这样明显地在国际政治中感觉到什么叫人的因素。在这之前我们只满足于一句老生常谈：在对外政策中国家领导人政府首脑之间的个人接触以及总的说在决策者层次上的交流很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背后大家仍然认为，这里说的即使是个人接触，但也是对立阶级的和不可调和的制度的代表人物并且仅仅是‘代表人物’之间的接触。对我们来说里根仅仅是美国资本主义和军工集团最保守的一部分人的代言人。不管怎么说，政治家、包括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们真的是有责任感的人，他们也会体现最普通老百姓的那些单纯的人的品质、利益和希望，这一点也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体现那些在选举中投了他们的票的人和同胞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个人才能有关系的人的利益和希望，还有国家的尊严和爱国主义。因此他们也有可能遵循最正常的人的动机和感情。我们时代的所有这一切，对做出某种政治决策看来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对此作好了准备——自己也想往这方面努力——以便响应与美国领导人这方面的接触，以及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也就是把直接意义上人的因素带进国际大政治中去。这也是新思维的重要细节。它也提供了自己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在华盛顿好像第一次如此明显地感觉到了。”
正是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戈尔巴乔夫认为：“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
戈尔巴乔夫决定用自己的真诚来感化他所会见的那些外国客人。他们看到，这个人真正想做的，正是他呼吁这些人去做的事情。他们相信他的为人，但是不相信他能做到他所说的。因为他的背后有着一个过分强大的、以实力对抗为目标的军事思想庞然大物。让戈尔巴乔夫感到气愤和吃惊的是，西方对他那勇敢和真诚的建议的反应是迟钝和怀疑的。戈尔巴乔夫就他的政治方针与外交部门具体贯彻这个方针的差距问题，在政治局发表愤慨的声明：“在我们的政治宣言与谈判立场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里有问题。要知道如果有了政治决定，就应该去相应地行动。应该很快地在政治决定的基础上提出创造性的建议，而我们却留恋老一套的处理办法。在哪些问题上出现冲淡政治决定的？为什么？让部门领导人来搞清楚。这多半是惰性。但如果有人抵制，那么我们无法与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工作。如果我们将破坏我们的政治决定的威信的话，我们不会取得多大的成绩……不能让世界上有人认为我们的政治决定是投机。我们绝不会拿我们的安全来做出让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谈判可以取得实际进展的时候应该睡觉或者原地踏步。”
于是，为了消除这种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是政治宣传与实际工作脱节的现象，苏联采取了行动。1987年5月，苏联停止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6月，简化苏联公民出国手续的决定开始生效。“窗帘”外的生活开始涌入苏联社会。
按照戈尔巴乔夫对“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的理解，就是要求在改革时期苏联要正确处理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而从其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实政治的发展情况来看，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就是：让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路吧！我们不要干涉！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主张背后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这是国内改革的政策延伸。戈尔巴乔夫主张“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的国内改革新思维，要求他在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改革的要求时，也必须同等对待，以树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形象。在过去，苏共认为自己是完成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义务的主要保证，并认为这是苏联作为大国的力量源泉之一。但是改革使这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让自己的人民有自由，苏联领导人开始了这个改革之后，就不能再对中东欧国家的关系采用另外的标准了。对邻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停止了。莫斯科不再发出劝告，更不会有指示了。苏联在实施改革，而且坚信到处都需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但是并没有力图‘输出’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打算。”
1985年10月22日，戈尔巴乔夫到索非亚参加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历着一个艰难时期。各国共产党尚需认识当代的进程，并制定新的方针……要用理解的态度对待各国共产党的困难，这种困难很多，还有许多新问题，不管各国共产党情况怎样，要尊重它们的独立性。”
1989年11月，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记者的采访时发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勃列日涅夫的理论已经过时，我们用西纳特拉理论
代替了它。”他解释说：“应由每个国家来决定它们自己要走的路。”
其次，这是国内改革的利益考虑。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不仅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领航者和保护者，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存续的现实维护者。然而随着苏联国力的衰弱，苏联能够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物质援助的压力越来越大，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政权延续的政治保证越来越吃力。仅仅是苏联对越南、蒙古和古巴三个国家的军事或经济援助就达70亿美元，几乎占苏联给经互会国家援助的2/3。
而从1985年开始，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暴跌，苏联在1985年损失了62亿美元，在1986年损失了50亿美元。
不仅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社会心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对苏联把他们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感激之情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老人一起消失，由于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经常访问西方，思想宣传已失去影响。新的一代人向往西方的时装、音乐和价值。许多西方人仍倾向于把东欧看成铁板一块，然而除了地区性动向外，民族问题也正在考验着戈尔巴乔夫是否能使像西欧国家那样千差万别的东欧国家的忠诚保持下来。”
此时，面对暗流涌动的东欧社会，苏联唯一能够提供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后，苏联还会再出兵吗？戈尔巴乔夫的回答是：不要指望苏联出兵！面对民主德国的民主呼声，戈尔巴乔夫对当时的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态度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兵营里。”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既然苏联要进行改革，那么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也要在外交政策上实现大的转变。这种改变实质上就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想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领导“改革”。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隐隐约约地、尔后自觉地感到扮演“主要的和起引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角色是繁重的任务。这妨碍了他完全直言不讳地推行“新思维”的世界政策。他唯一指望的是，东欧各国领导人“会理解他”，并各自在国内尝试运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精神。也就是说，“在这儿也有一个原则，即可以自由选择”。
1986年5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正统思想意识妨碍了我们的工作。“所有与我们不同的或者我们感到不习惯的东西，都会引起怀疑，对这个或那个活动家是否正派、能否真诚地同他处事产生怀疑。应该停止这样做了。承认选择道路的自由，应该成为实际政策的方法，而不是宣传口号。”
更何况，面对东欧地缘政治的剧变，大多数苏联民众由于正忙于应付严重的物资匮乏和日常生活问题而无暇他顾。多数人并不关心外国，因为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毫不相干。“许多人确信，东欧人由于苏联的支援，生活得比他们还要好；果真如此，甩掉更好。”
因此，即便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苏联国内的极大不安，但是戈尔巴乔夫始终坚持“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由和不干涉内政。
最后，这是国内改革的价值考量。戈尔巴乔夫坚持不干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固然是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既不愿把精力过多地关注东欧国家，又担忧由于苏联的干涉而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理念认知，和对他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价值考量。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社会主义真是一个好思想，一个好制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在东欧国家的改革中发展壮大，而不是走向消亡，更不应该依靠苏联的力量来保存。切尔尼亚耶夫记下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心路历程：从安德罗波夫时期起我们也好像主张现实主义。然而我们不想承认，按过去的文件理解的共运已不复存在，也不会再产生了。由此就产生其他的一切，这就是：在同各国共产党会谈中要运用柔和和克制语言，坚持合作以图搞好关系，避免分裂，同所有的党——同意共、同中国人……达成某种私下的对分歧的暂时妥协办法，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普世教会运动……而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持以苏共为首的神话存在……是为了意识形态上的世界大国的“需要”！但是在保留神话的同时，我们支撑着许多“兄弟党”的可怜、衰弱和孤立无援的存在，它们指靠我们的庇护和在我们的国际威望（吓唬人？）的掩护下继续混日子。如果我们“解散”国际共运，它们将会被迫振作起来工作。自然，许多党会立即销声匿迹。但还具有能力和良好生存条件的另一些党会在新的基础上复兴……这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是“为了自己”而考虑它们，甚至不是为了国际主义的思想……所有那样一些思想都是为了“我们”、大国。
在198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在正式会议讲坛上谈到世界的共同性和多样性问题，讲到和平共处，认为这是“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我们的策略）”
。戈尔巴乔夫概念中的和平共处主要指的是——承认别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装傻，也没有骗人的企图，要去进行工作并最终赢得胜利。”
1987年2月4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基辛格等人时说：“世界是复杂而纷繁的，它由几十个独立国家组成，这些国家有着往往极为尖锐的问题和不幸，有着自己的利益，也有着保护自己利益并参与共同事务的权利。企图压制这些利益，想使其他国家服从自己并像过去一样利用这些国家的资源，这都是过去留下的残余，它会给文明社会带来危险。所以我们才坚持要有新的思维，这需要冷静，需要作出正确估计，首先是要懂得，不管你有多么强大，也不能对现代世界发号施令。”
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发表讲话。他说：“谁也无权要求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居于特殊地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具体特点，各兄弟党都在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政治路线……每个党都是独立的，都对本国人民负责，都有其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主权——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条件的原则。”
实质上，这是对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
的否定。
然而让戈尔巴乔夫想不到的是：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每个民族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作出这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可怕的。事实上，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政治杠杆，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力量马上便积极活动起来。“最终赢得胜利”的不是社会主义在东欧国家的全面胜利，而是彻底的大溃败。
面对指责，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政治辩解：
首先，这是东欧人民的自由选择。戈尔巴乔夫指出东欧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意愿。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的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
。最重要的是：世界意识到俄国没有压迫任何人，没有将朋友和盟友强行攥在手里。马克思常说：“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会自由的。”当戈尔巴乔夫决定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自由”时，戈尔巴乔夫自认为他严格遵循了马克思的这句格言。“他们的自由和我们自己的自由——这就是我为自己所推行的政策进行辩护的主要理由。”
其次，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曲解。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强迫，而是民主。“左派”批评家们最常说的话，就是东欧剧变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损害了社会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这同样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愿意而且不善于了解，这种“二进制”的思想方法已经绝对过时了。“外面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为了生存和在阳光下能有一席之地而斗争的人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许多多具有其他思想观点的人。现代政治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除相似之处外，在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的架构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最后，就我们所谈的话题而言，最本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本身需要重新考虑……共产主义，是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像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还是像斯大林模式所体现出的那样？怎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几百种理论哪一种才是呢？民主的概念也不简单。”
最后，这是落后政治思维的体现。戈尔巴乔夫认为，指责的人的政治思维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所谓的“断送了社会主义各国”，失去了东欧盟友，就是削弱了苏联的防御能力，这话是不对的。首先是因为，苏联所有这些过去的盟友实际上都愿意保持和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俄国只是想要在自己的东欧政策中更充分地实现这些可惜迄今未能实现的可能。而如果要听“鹰派们”的话，把原先的盟友们再拴在我们的“战车”上，那么这样在集体防御的基础上，在全欧结构的框架内，才真正会损害我们的安全。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用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
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熏陶下，苏联人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无动于衷。“如果苏联老百姓相信失去东欧将影响国家安全——或者说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是潜在的侵略者，他们无疑会有另一番感受……这并没有发生。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倡导的‘新思维’已经扎根，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完全了解西方对苏联政策变化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更清楚从前苏联那些东西在西方看来是富于侵略性的政策。”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承认选择自由应当成为我们的实际政治方式，而不是宣传口号”这番话，成了他始终遵循的原则。这就是说：“他起初打算用作拯救社会主义的工具的新政治思维和民主，对他说来已经从手段变成了独立的、具有自身价值的目的。于是，在结束‘以阶级观点’处理外交事务（为达到其最高目的——推行或者保住社会主义可以不惜任何手段）的阶段时，他再次无可挽回地同名义上仍是他政治上领路者的那个人——列宁决裂。”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呢？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是使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是要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人人都有可能表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和事业进取心，与此同时，国家关心居民中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认为，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他说：“工业化和集体化是必要的。否则我国就振兴不了。但是进行这些改造的方式方法并不是始终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符合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的。这首先是受外部条件影响所致——我国一直遭受军事进攻的威胁。但是也有我们自己的过火行为，行政强迫的办法盛行，人们吃了苦头。”“这就是历史上遇到种种矛盾的人民的命运，既有伟大的成就，又有悲剧性的错误，还有惨痛的篇章。”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造成这种错误和悲剧的不仅仅是“行政强迫的办法”，而且是支撑这种“行政强迫的办法”背后的制度。这种制度否认和压抑人的正常需求，使人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说教，并强迫人成为空洞的信仰的牺牲品。
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给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就是：改革首先要进行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宣扬的“和平、民主、自由”价值的社会主义制度会逐步演变成以冷酷无情著称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呢？其根源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雅科夫列夫说：“在目前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弄清楚把建设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的最初蓝图转变成兵营式官僚主义专政的原因和后果，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过去许多世纪留下的智力遗产中在对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有着惯于作直线性理解的沉重包袱。例如，在19世纪，人们把进步同克服生活的分化和多样性联系在一起，常常把它们同社会生活的无法控制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等同起来。实质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进步就是通向社会生活的‘明晰化’的前进运动，就是社会结构的不断的简单化的论断，从一开始就是与生活相矛盾的，生活的逻辑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它促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质在于从最简单的关系向更复杂的关系发展。”
戈尔巴乔夫接受了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并坚定地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改革措施。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他说：“改革已近5年，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以及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并且进一步表示：“我们把改革看作社会主义历史道路的一个长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放弃专制的官僚主义体制，并形成真正民主的、自治的社会机体。”
在维护制度与保证社会公正的选择中，戈尔巴乔夫不是尽最大努力通过改革使二者实现“体”与“用”的结合，而是用彻底否定苏维埃制度来达成对社会公正的政治价值的实现。已经染上了“政治洁癖”的总书记，下定决心同旧的制度决裂。“我只不过是不太相信近二百年内能够把一切社会斗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达到理想的和谐状态。再说，共产主义概念本身在当今世界许多人的脑子里是和斯大林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这一点会过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己同暴力、专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不想把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口号联系在一起。”
1988年6月28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全面提出社会主义要具备7个特征。他说：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万物的尺度”。社会的整个发展，从社会的经济到精神思想领域，目的都是在于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要经过人们本身的劳动，创造和努力来达到。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它采取科技进步的优秀成果和具有最高的劳动生产效率；是一种直接服从于满足社会需要和灵活适应这种需要的经济。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以及生产组织的多种多样的形式是这种经济的基础。在这些组织形式当中劳动人民实际上是生产的主人，保证劳动收入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对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出发点是要使中央在解决结构问题时的作用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单位的广泛自主性有机地结合，这些生产单位实行经济核算和自主的原则并为市场而工作。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公正的制度，这种制度把人们对劳动、保健、教育和住房、社会赡养等十分重要的需求的社会保障，同始终不渝地实施按劳分配的原则、铲除任何形式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寄生现象结合起来。在这个社会中对人的能力、人的卓有成效的劳动、技能和天才给予最高的评价和给予应有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高度文明和道德的制度。它继承和扩大人类精神发展的优秀成果和人类丰富的精神阅历。这是一种劳动者的生活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生气勃勃和极为丰富的社会，这个社会否定消费主义、精神颓废和文化原始主义……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保证了全体劳动人民有充分可能性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参与社会进程的管理，人们与政权的隔阂得到克服。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在管理经济和社会进程方面深入和彻底的民主化以及法制、开放性和公开性的社会。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是各民族社会与精神繁荣和互相充实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任何民族间仇视的表现以及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偏见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占上风的是族际主义和各民族的兄弟情谊。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的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渴望加强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合作和协作，渴望在平等、互不干涉、承认各国人民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主权等民主原则基础上，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正常和文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