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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戈尔巴乔夫现象”与社会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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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吉洪诺夫第一个发言，建议选举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一致同意。2月13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支持下，戈尔巴乔夫作为第二书记受命主持书记处会议并在契尔年科缺席的情况下主持政治局会议。
契尔年科的当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说其在情理之中，是就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而言。因为“安德罗波夫‘班子’的某些成员只是在两个月前才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所以在这个‘班子’已经没有自己领袖的情况下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战胜老政治局委员（这个老既是直义上的老也是转义上的老）的机会太少。”
对于政治局的老近卫军们来说，“把契尔年科推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可以为确定合适的领袖争取一些时间。况且考虑到契尔年科品行端正，不是个卑鄙小人，也不冲动冒险，总的说，是个不会弄出乱子的人。那时候，候选人是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已流传开来，一些人对他知之甚少，另一些对他却非常了解。但这两种人对他又都有不少疑问，谁也不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走上了权力顶峰”
。说其在意料之外，是就当时的社会心理而言。“契尔年科的领导能力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糟，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是第三个这类领导人了。在他前面，勃列日涅夫庸庸碌碌，尤里·安德罗波夫在短暂任期内疾病缠身。从一切客观标准来看，人们早就期望着出现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人。10年来，苏联的国家政治领导人都是年迈而自满，他们缺乏创造力并坚决镇压任何有新思想的人。”
事实上，“期待戈尔巴乔夫到来”的气氛早在1985年4月之前就形成了，也就是从知道安德罗波夫身体已不行之时开始的。在勃列日涅夫时人们就已为国家有羞辱感。“在契尔年科时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了一出令人感到羞耻的滑稽戏。”
对契尔年科个人及其家庭来说，当选为总书记有何意义呢？在契尔年科成功当选后，他的妻子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问这位年已73岁的总书记：“你这是怎么搞的，科斯佳，干吗答应这件事呢？”契尔年科无奈地回答：“应当这样，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年迈的契尔年科被推上苏联政治神坛的无奈辩解，也是逐步老化的苏联政治体制的妥协之举。“这个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无论从健康状况，还是从政治和生活经验来看，他都不适合占据苏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他的悲剧在于，在某些势力的压力下，他同意当选总书记，而且是在他的生命力殆尽的临终时期。”
一方面，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改革使党内保守势力感到了危险，和当年选择勃列日涅夫一样，契尔年科是“自己人”。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第一书记来说，这是当时最容易接受的方案。安德罗波夫短时间的统治让许多人感到害怕，害怕他的激进做法，害怕他改变和修正勃列日涅夫方针的尝试，因此选举契尔年科为总书记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契尔年科是一位与现存的党和国家权力制度血肉相融的人物。”
在高层领导中，大部分人是当年的老近卫军，虽然他们在极力延长自己的历史和生命期限，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尽快挑选一位新的领导人。此人一定要具有某种继承性，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继承性呢？客观地讲，老一代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充满担心和忧虑。他们都经历了赫鲁晓夫（他在个人品质、政治目的和业绩方面曾引起种种争论）时代，担心一个冒险主义者上台，那将使国家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要知道，正是赫鲁晓夫对破坏联盟与国家政体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苏联多数高层领导对戈尔巴乔夫也有过同样的顾虑，尤其是在安德罗波夫从未指定自己可能的接班人的情况下。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在高层领导中的确找不出一位毫无争议的人、能让所有人或是大多数人满意的人、能获得大家信任与不负众望的人。年迈的领导人在自己这个圈子里找不出一位那时能令人接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年轻的政治家还没脱颖而出，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表现的机会。这样就选择了契尔年科，说他：“老马识途”，不会误事。
这样的做法使得中央政治局里保持了暂时的平衡。“元老派”——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库纳耶夫、格里申，以及中央和地方那些支持他们的党的机关，努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和为数不少的党的机关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实际可能排挤“勃列日涅夫一代人”。然而不论是哪一派，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元老派”的时代在结束。任命契尔年科，只不过是将“长者掌权制”延续一段时间，这是提前为自己培养接班人所必需的。同时，许多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和经济工作者、著名文化活动家和意识形态机关干部也对这个结局表示满意。“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大把大把往自己袋里捞钱的影子经济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契尔年科的当选表明：僵化的政治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苏联的社会新形势了。戈尔巴乔夫认为：“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必要的信息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不过这种了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
接近高层的人们对契尔年科的情况都很了解，并且为此而感到痛心。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一望而知。”
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却由一个病人来执政。有人说契尔年科是个好人，现在“老好人”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种工作方式的代名词。但在一个一人独揽大权、实际上是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国家，如果“老好人”是第一把手的话，绝不是什么好兆头。“所有人都期待着变化，这种令人忧虑的状况又持续了整整一年。契尔年科的不幸也证明我国社会和整个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如果我们还必须等更长时间的话，是否仍要感谢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潜力和储备呢？不知为何，我们总是很少从这方面去考虑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考虑社会的能力及其可能性。”
登上大国政治权力的顶峰对契尔年科来说只是个人的胜利，是当时具体形势使这个几乎无法实现的愿望得以实现了。很难理解，一个73岁高龄、体弱多疾的老人竟决定迈出这么不明智的一步。他成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政党的领袖，成为这个大国危难之时的领袖，用正常心理是无法理解这种决定的。对于契尔年科同意当选总书记的这个举动只能解释为他缺乏现实感，有太强烈的，甚至在垂暮之年还这么强烈的权力欲望。“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契尔年科是在战友们的劝说下才占据这个职位的，以便不让那些有可能改变力量对比和当时政治局许多人制定的传统方针的人上台。”
无论如何，“契尔年科执政的13个月是一个奇怪的时期。政治局选择了‘最不合适的、最不方便的人’，这种实用主义近乎恬不知耻（这哪里是近乎恬不知耻！简直远远超出了政治上恬不知耻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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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10日19时20分，苏共中央总书记康·乌·契尔年科去世。晚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建议戈尔巴乔夫担任契尔年科治丧委员会主席。按照苏联的政治传统，这意味着下一任总书记就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下午5时召开的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礼节性的讲话。“但会场气氛中没有丝毫的伤心和悲痛：人们想的是，这是一个偶然处于不应有地位的、摆脱了磨难的……使安德罗波夫赋予国家的那种飞速发展停歇下来的可怜的人。在场的人眼中有一种如果不是明显的，那就是深藏在心里的‘喜悦’：俄罗斯摇摆不定的时代结束了，俄罗斯该有真正的领导人了。”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戈尔巴乔夫？难道就没有其他人选了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
1985年3月11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详细记载了戈尔巴乔夫当选的经过。在恰佐夫院士报告了契尔年科病故的医学结论后，主持会议的戈尔巴乔夫说：
我们今天开会要解决有关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葬礼、人事安排以及提前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问题……考虑到除谢尔比茨基同志外，他现在正在途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全体书记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问题。请同志们就这个问题发言。
葛罗米柯首先发言。他说：
当你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时，你当然会考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以我之见，这是绝对正确的选择。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和他一起共事了七年。我记得，当年讨论调米·谢·戈尔巴乔夫到莫斯科工作时，列·伊·勃列日涅夫曾征求过我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我毫不怀疑，当时我们大家都正确地支持了这一建议。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他才华横溢，渴望多做工作，做好工作。
第二，待人的态度。一个人的地位越高，越要注意人际关系，讲原则，严于律己。我从未听说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刚愎自用。没有，他总是把党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三，米·谢·戈尔巴乔夫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这就是在边疆区以及中央工作的经验。他做过中央书记，做过政治局候补委员，最后是政治局委员。他主持过书记处会议，后来在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不在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沉着、党性。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恕我直言，我们中许多人不可能未卜先知，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无权容许我们的团结一致遭到丝毫破坏，无权让世人发现我们关系中的裂隙，以防国外利用这个问题兴风作浪。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对我们伟大事业的责任，应当团结一致行动。
我不认为自己提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全部品质。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选举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们不会错。我想再次强调，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不过，这些经验应当再加上我们的经验。我们保证给予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以尽可能的协同和帮助。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可以完全指望这种协同和帮助。
葛罗米柯的发言一锤定音，决定了讨论进程。葛罗米柯是党的领导人中的元老，不久前，勃列日涅夫本人也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在政治局的“老人”中，他是毋庸置疑的首领。他的支持意味着，“老人们”支持把戈尔巴乔夫推到党内最高职位上。他们与戈尔巴乔夫事先达成了妥协。作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格里申也支持葛罗米柯的提议，从而“结束”他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权力之争。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的发言则进一步给予了戈尔巴乔夫强力支持。他意味深长地说：
今天我来参加全会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商量过。我们的部门是这样一个部门，它不仅要精通外交政策问题，而且还有内部的、社会性质的问题。正由于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契卡工作人员委托我推荐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候选人。你们知道，契卡工作人员的声音，我们的声音——这就是人民的声音。
戈尔巴乔夫在最后讲话中感谢政治局对他的一致肯定。他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很复杂的转折时期。我们的经济需要有更大的推动力，我们的民主和对外政策也需要这种推动力。”他还说：“我们不需要改变政策。它是可靠的，正确的，真正列宁主义的。我们必须加速前进，揭露缺点并加以克服，看到我们光明的未来。”
在随后召开的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
从上述记录可以分析出，戈尔巴乔夫的当选得益于以下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就体制威信来说，再选一个像契尔年科一样高龄多病的领导人出来已经行不通了。“契尔年科的统治也变成了笑料，变成了对勃列日涅夫的丑化，也变成了对安德罗波夫的丑化。”
选择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不仅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苏联体制外在形象的具体表征。一个强壮精明的领导人，往往代表着体制的活力和威信；一个衰弱多病的领导人，往往预示着体制的虚弱与无能。“已成电视系列片
（如果将我国当时所经历的国葬叠加在一起的话）的党的领导人的亡故已经像是体制的濒死状态。几个苏联官僚‘家族’担心新的权力交接会变成政治纷争，那不仅会有损纷争参加者的声誉，而且会有损体制本身的声誉，他们立即开始竭力推荐他们认为最有前途、可给老化的机体血管注入新鲜血液的王位继承人。他们选中的人是戈尔巴乔夫，这完全顺理成章。”
作为政治局的老人们，必须考虑到勃列日涅夫之后连续发生的党的总书记的短暂政治生命带来的社会情绪的强烈不满，虽然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关键时候往往会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在“上层”那里会有而且确实有不满戈尔巴乔夫当选的人，但是没有人具备他那样的条件：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成员的时间较长，1983—1984年期间在两三个地方做党的领导工作，因而有影响干部配置的实际可能性。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他的年龄，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54岁简直是青少年！对于那些曾经因国家领导人年迈而感到惭愧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因论资排辈移交国家权力而痛心的公民来说，“这一情况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党机关不能不考虑这种情绪”
。人们再也不想看到苏联掌握在一个衰老无能领导人的手里。所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事确实得到人们的赞成：其中既包含兴趣，又有好奇，还有期待。“人们一致赞成年轻领袖上台，因为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年迈的老人担任这一职务的传统。”
其次，就党内情绪来说，对现行体制以及苏联社会实际状况真实的了解，让党内许多干部产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想法，必须改变现状的情绪在苏联庞大的官僚体制机器中开始蔓延并不断滋生着改革的土壤。苏共二十大使苏联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对体制搞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样事实，即党内不断成长起来一批或者一个阶层的潜在的革新者，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后来担任戈尔巴乔夫政治秘书的博尔金就认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相信新领导精明能干、思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前几年里说话根本没有人听。我还想重申一下，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7年间的讲话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大业，应该继续建设它。社会主义的原则没有改变，而且将来还要实现主要目标——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最初，这些公理就是戈尔巴乔夫所有构想的基础，而且我认为，他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的态度无疑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愿，国内所有的人确实盼着转变，而且是彻底的转变。他们期待着经济、外交、社会民主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希望有新的刺激办法，希望解除对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活动的束缚。”
因此，契尔年科的去世以及戈尔巴乔夫竞争总书记的优势，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希望，并因此而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政治局的“老人们”懂得：“如果非要从年迈的领袖中推举出一个人来，他们也得不到中央委员和人民的支持。舆论当时也倾向于较年轻、较有朝气的总书记，于是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认为：“我们当时安葬了一个又一个，接连三个。社会上人心惶惶。地方党委书记的情绪也倾向于选一个更年轻的人。”
况且，作为在中央高层任职多年的戈尔巴乔夫，对于党和国家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来说并不陌生，就像葛罗米柯在推荐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时所说的，他是一个注意人际关系的人。所以“党和国家精英的各个家族（从州委书记、各部部长和高级将领到科学院圈子的自由主义者）把他们那不仅相去甚远，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希望同可能的新领导人联系到一起。不过，因对自己未来命运担心而联合起来的他们，准备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人，此人与其说是以外表和年龄，倒不如是以行动纲领令人产生了走出困境的希望。”
再次，就权力流动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历极大地刺激了党内高级干部的权力欲望，“老人政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党的机关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表现出来，那就是“社会电梯”完全陷于停顿，即干部的上下流动大大减缓了。由于实际上的党的寡头的王朝式统治，干部流动系统受到破坏。那堵塞党和国家血管的血栓，不仅使中央临床医院的主顾，而且使整个体制都开始面临梗塞的危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些几乎相信自己长生不老的党内高层，迫于子孙的压力，悄悄地开始将国家别墅，甚至位高权重的职务即权力本身也遗留给后代。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体制所培养的最有活力、最骄矜的人的提升，是通过定期进行的、可以创造新的空缺的‘清洗’和迫害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停滞时期，职务升迁的机会就得等上几十年。”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消息传来时，不仅勃列日涅夫衰败时期思念年轻“铁腕人物”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苏联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深表赞许。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着重分析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这种政治心理：“他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的人，曾几何时，他也在处理应对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眼下尚未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莫斯科天人。此外，陷于停滞的克里姆林宫精英尽管很不情愿，却不得不让这位来自‘旁门左道’、来自外省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这个事实本身就让许多人感到有了希望：患硬化症的党的系统中即将恢复干部流动，新的任命也不会带有王位继承的性质，也就是说那些在党的田野上‘耕耘’的人有了晋升的机会。况且大多数书记认为，若是出现另外一种‘牌局’，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可能登上他的地位。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青云直上引起诸如叶利钦这样的人的嫉妒（叶利钦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个更加重要的工业洲的书记呢？’）的话，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成功就是一个令人抱有希望的明证：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机关的中下层期待着年轻有为的领导人上台会带来变化……有些人（这种人占多数）希望进入必不可免的干部革命的主流并利用腾出来的空缺，另一些人则指望领导年轻化本身即可恢复党在社会中业已丧失的威信。”
最后，就苏联社会来说，渴望领导人年轻富有活力的心理是很强烈的，生活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一点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优势所在。早在契尔年科去世前，人们在地铁里、在电车上、在饭厅里不顾“人还活着”，大声议论着支持戈尔巴乔夫。人民对天灾人祸和官方的无能已感到疲惫不堪。可是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却寄予很多希望，就像当初期待安德罗波夫一样。“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了20年七八十岁的老人之后，他看上去相对年轻，代表了占全国人口大部分的另一代人。这是个不用讲稿讲话的人，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像他这样级别的党魁，似乎完全丧失了不看讲稿‘当众’讲几句话的能力。人们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自然的人，仅此一点，就使人们对他有巨大好感。”
所以相比较于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欢迎。老百姓都兴高采烈。开车的说，“司机们”都很高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还说，要治理我们这样的国家，需要马匹那样强壮的身体，而那个人（死者）——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痨病鬼。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推我出来，我就会说：“伙计们，算了吧！我干不了！”
而对于西方而言，正像一位美国记者达斯科·多德尔当时所说：“他步履矫健，谈笑风生，衣着合体。”因而他使世界感到惊奇和迷惑。
可以说，改革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主客观条件。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的周围已经开始聚集了他的“志同道合者”。安德罗波夫短期上台执政的主要结果，是他吸引了新的一代干部来担任国家领导工作。他在戈尔巴乔夫周围集聚了尽管在观点上五花八门的一批人——从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到雅科夫列夫还有叶利钦。表面上郁郁不乐、谨言慎行的安德罗波夫，在誓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一刀两断的人起跑时推了一把，这些人在这方面可以比他自己走得远得多，“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也不必为过去的事情负责”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相对于赫鲁晓夫的优势。“赫鲁晓夫尽管有一些不错的天性，但他自己原来就是一个打手。他在残酷年代是斯大林在乌克兰的仆从之一，他在投入非斯大林化的任务时自己的双手也不干净。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是在比较平顺的时期作为律师和官僚沿着权力的阶梯升上来的。”
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我当时想，原教旨主义者那一代正在退出，我们新一代正在接替他们，我们这一代人不应该为众多的过去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当戈尔巴乔夫成为新任总书记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时被称为后工业化时代，有时被称为信息时代。而当时苏联还没有走完工业化阶段。它越来越落后于国际社会的生活，使更新成为可能的进程。当生活在苏维埃制度下的人们突然发现：“这个制度明显地没有效率，对美好生活的允诺都是骗人的话时，他们就对政权和党失去了信任。政权和公民之间的断裂不断扩大，这是这个制度变弱的根本原因。”
当然，缓慢的腐朽还可能持续若干年。但是解开结子的结局还是越来越快地迫近了。于是，根本改变国家的发展取向的条件，不仅是经济条件，而且是政治心理条件，都已经成熟了，进行改革的条件成熟了。“从苏共20大一直到1985年，正是在精神领域中进行着形成雏形的公民社会的进程，这时在官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旁边，对生活、社会组织和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另一种不同的看法正在为自己奠定基础。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他的改革政策的时候，正是这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精神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和社会上积聚的一批持批判态度的、要求改革的人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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