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召开非常会议。时年68岁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开始了。

然而令人难堪的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是下面的路该怎么走呢？刚刚在1981年苏共第二十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满怀疑问：“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主持了勃列日涅夫卸任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他在报告中坦率地承认，“五年计划头两年的计划任务没有完成”，问题的关键是：“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能使我们满意。”因此，安德罗波夫要求加强工作者的责任心，要“整顿秩序” 。

从1982年11月12日至1984年2月9日，短暂的15个月 成为安德罗波夫的改革绝响，“但这段时间却给人们以希望” 。

（一）安德罗波夫其人

安德罗波夫于1914年6月15日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中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积极参加共青团工作。1936年起，安德罗波夫成为一名职业的共青团工作者，193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其后，历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共青团雅罗斯拉夫尔州委第一书记、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员（1950年起）。1954年，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担任大使期间，他成了镇压匈牙利1956年骚乱的关键人物之一，由此进入苏联高层领导人的政治视野。195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1961年，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62年11月，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联络事务。1967年6月，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他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4月，安德罗波夫成为政治局委员。这是“国家政治警察领导人第一次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勃列日涅夫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安德罗波夫与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一起，在许多方面决定着苏联的政策。” 1982年5月，安德罗波夫放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成了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1982年11月12日，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对于他的当选，人们并不意外。“他担任多年苏联克格勃主席的职务。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在知识界和军界有广泛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共产党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曾任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主管同这些国家共产党进行联系的部门。他同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大使、外交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苏共各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把手交往甚密，任命他担任总书记并没有使人感到意外。不仅如此，许多人把这件事看成是整顿国内秩序、严肃纪律、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一次机会，但也有不少人对此心惊胆颤。”

那么安德罗波夫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呢？他执政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措施呢？这是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后国内外普遍关心的主要问题。根据多勃雷宁的观察：安德罗波夫的感觉和观点是混杂的。他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在他的工人同伴和朋友中有许多带有犹太血统的人。“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有关犹太人的笑话和轶事，这与其他一些领导人相反。他会在私人谈话中发表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又不是自由主义者。他坚决反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认为这不仅在国内，而且对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在所有人当中，正是安德罗波夫提议把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市。在政治局讨论萨哈罗夫案子时，我碰巧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是被召来汇报其他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萨哈罗夫和他的夫人已成为国外反苏运动的经常性焦点问题，因此，只有把他们流放到对外国记者关闭的地方，才能切断他们同外国人接触的各种渠道。” 不过，实际的政治倾向与政治举措却得由安德罗波夫本人对苏联社会现状的观察分析结果来决定。作为曾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相比于其他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能够更为深入详细了解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是苏联社会发生危机的时期。每一个苏联公民都能亲身感觉到发生危机的明显迹象。此时，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城市里、乡村里到处都在传说着杀害苏联士兵的巴斯马奇分子的可怕故事。一边是电视台大讲“国际主义援助”，另一边则是死亡通知书接连传回国内。商店里空无商品。商品出现了“脱销”。商品不是去买到的，而是去“搞到”的。甚至连鞋子和蛋糕、衬衣和书籍、汽车和洗衣粉、电视机和药品，都需要人们去“搞到”。人们向往着“搞到”进口的录音机和避孕用具。一些商品是在“跳蚤”市场，在全国各个城市到处滋生的旧货市场上，花上超过国家规定价格一倍的价钱搞到的，而另一些则是通过在商店工作的“熟人”搞到的。许多城市实行了凭票证供应的制度，人们凭票买肉、油。日子好过的是那些有权在商店订购商品者。机关和组织（从厂矿企业工会到科技文化机构）要向“商业机构”，也就是有权给各个商店分配商品的国家企业打申请报告。在申请报告中请求：“以领导帮助的形式，批准我们购买紧俏商品给在我单位工作的退伍老战士和劳动模范。”而日子最好过的是那些有权在机关内部供应商店、在国营百货商店特别供应部“提货”的人。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属于这一类人。当贸易被分配所取代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违法现象。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钱的问题。准确地讲，钱是一样的钱，但是用一样多的钱，普通老百姓能够买来的东西，比官员能够买来的要少得多，而一般官员，要比他们党内的同事能够买来的要少得多。因而，所有的人都羡慕那些由公家的黑色伏尔加车送货上门的人，并且在心里仇恨他们。部分给“老战士”准备的商品，从商店流进了“黑市”，在旧货市场上被以原价二倍、三倍的价格倒来倒去。“影子经济”成了现实，各阶层的民众都参与其中。

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安德罗波夫深深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会议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些问题。会议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贪污腐败的行为和风气，“不是组织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原则是错误的，而是罪在贪污和钻营这些几十年来附着于国家船体上的毒瘤……贪污，欺诈，露骨的阿谀奉承在权力的高层发生，并且像地火一样在权力的各个阶层游荡” 。安德罗波夫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普遍的腐败必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于是，被称为“戴丝织手套的铁腕人物”的安德罗波夫，采取纪律整顿不仅是他任职国家安全委员会时提供的可靠路径选择，而且也成为当时情况下能够迅速取得社会成效的必然措施。“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目，安德罗波夫与党的最高领导层内的其他人相比，有着更好的情报保障。他从整顿国内秩序着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掌握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任何一位领导人所没有的权力。只有他能够办成贝利亚因之而受到指责的事情：拉拢国家和党的机关，用人们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极度恐惧，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整顿秩序，这首先要求党和国家机关按照他安德罗波夫提出的要求，根据党的领导人本人的愿望，进行工作。”

安德罗波夫的政治方针已经确定了，这就是：“完善社会主义，以人民劳动创造出来的一切最好的方面为基础，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同时还要坚决摈弃消极的东西。”

（二）短暂的安氏改革

1982年12月3日，安德罗波夫出席全苏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工作人员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1983年1月2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说，国家的战略是加快社会生产的集约化，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广泛应用科技。“所承担的带来具有崇高的责任感”，乃是实现这一加快战略的条件。1983年1月7日，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关于按照中央11月全会（1982年）指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指示和论断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的问题”。一连串的举动表明，安德罗波夫决心开始“整顿秩序”。“在俄罗斯，在这一口号下隐藏着许多内容。‘整顿秩序’，表明了国家政权机关严格遵守国家要求的决心。安德罗波夫试图复苏和恢复行政命令式的国家管理方法，恢复过去在斯大林时代曾经存在过，但在赫鲁晓夫时代，甚至是勃列日涅夫时代遭到了相当程度削弱的直接命令式的机制。” 具体来说，安德罗波夫“整顿秩序”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调整组织人事，激发党内活力。每次总书记的更替总是带来党内人事的组织调整，这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常态。“党的总书记的职务或其他形式的领袖地位，一开始就给新领导人提供很多权力和可大有作为的条件，同时也要求他们承担重要的义务和重大的责任。但是这时候他个人的权力在很多方面还很有限，他在政治局中虽处于领导地位但还只是平等成员中的一员，因为随同新职务也同时继承了全部原先的党政行政机关，不可能很快组建起已由自己的‘班子’来领导的新的行政机关。” 在1982年11月22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全会“因健康状况”解除了基里连科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选举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安德罗波夫就组织问题简要发言时，向中央委员们通报说，鉴于现况必须特别关注经济，政治局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主管经济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他推荐尼古拉·雷日科夫担任这一职务。全会同意了总书记的建议。其后，雷日科夫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经济部部长。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推荐，在此前当了17年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被任命为中央干部部部长。在利加乔夫的参与下，安德罗波夫加快了党的机关干部更新的过程。到1983年底，全国已更换了约20%的州委第一书记和20%以上的部长。 为了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继续进行人事调整，中央委员会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提议于1983年8月作出了基层党组织和区、市、地区、州、边疆区党组织于秋冬季进行总结改选的决定。该决定要求：“决不容许总结改选会议走过场，不进行认真的直言不讳的讨论，不容许事先审查与会者的发言，不容许压制首创精神和批评。” 按照该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了以更新干部和改进工作作风为目的的总结改选运动。在区一级党代表会议上已经常常出现尖锐的批评性发言。在一些州和大城市，区党委领导成员更新了25%～30%。莫斯科市的各个区党委也进行了相当大的更新。总的来说，通过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一批具有改革意向的年轻干部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层，这为其后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奠定了一定的人事基础。

二是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反腐力度。党的作风直接关系苏共的形象。安德罗波夫就任总书记后，下了大力气整顿党和国家机关的作风。安德罗波夫要求党的机关必须按时上班，他每天早晨9点前准时到达办公室。一般召集会议时都是开的短会。更为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存在并恶性膨胀的领导干部“特权”进行了有力遏制。他不仅结束了克里姆林宫的丰盛宴会，而且也停止了高级领导人奔赴全国各地的猎场和禁猎区打猎取乐以及向领导赠送价值几万甚至几十万卢布的习惯做法。同时，安德罗波夫下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报关于党政机关高级干部拥有私人别墅和国家别墅的材料。这一举动引起了在莫斯科郊外和南方拥有豪华别墅的领导干部的惊恐不安。第一批登记造册的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家属的别墅。这个人数不算太多的家庭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拥有8座别墅。 与此同时，从1982年12月起，安德罗波夫展开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偷盗国家财产的斗争。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审理大批经济案件。其中反响最大的是莫斯科一些商店经理的案件。结果是，有好几个人被枪决。对舞弊、腐败现象实施的打击，以及在服务与商业领域开展的镇压行动，规模越来越大。之所以选择在商业领域开展反腐运动，这是因为：在这一领域，人们对危机现象的感受更加直观。“因为制度本身是没有罪过的，所以就要在商业领域找到有罪者。”

三是整顿劳动纪律，提高生产效率。根据安德罗波夫的倡议，从1982年12月就开始了加强劳动纪律的运动，反对在生产岗位上酗酒。整顿劳动纪律，安德罗波夫从“令行禁止”入手。他采取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常用办法：增加民警巡逻队的规模和民众纠察小组的数量，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公园里，在普通的莫斯科澡堂、美容厅、高级理发厅、排队买紧俏商品的队伍里，在郊区火车上和电影院里，进行广泛搜捕和检查证件。没有带证件的公民常常被带到附近民警分局去“查明身份”。这种极其粗暴的整顿秩序的方法引起了受到这种搜捕的人们的极度不满。在党员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上引起了不少批评。所以在1983年1月决定取消这种代号为“拖网”的群众性的检查运动。对于酗酒，安德罗波夫没有妄想改变苏联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他曾说过：“光喝汤不喝酒，不是傻瓜就是木头。”因此他没有开展全面的反酗酒运动，也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提高酒价。他甚至让一种普通牌子的伏特加酒降价，老百姓马上管这种酒叫作“安德罗波夫卡”。为了从源头上控制酒，安德罗波夫规定：商店开始售酒的时间从每天上午10时推迟到中午12时。俄国酒鬼今日有酒今日醉，当天买酒当天喝，12时才开始卖酒，让酒鬼一早醒来无酒可喝，只好去上班。

四是改革经济体制，刺激增长速度。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长期停滞，计划经济下劳动者的积极性难以调动、物质普遍短缺的弊端越来越严重。为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安德罗波夫在三个方面推进改革：第一，推行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鼓励多收获者多得；第二，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承包作业队；第三，扩大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努力提高质量、提高效率。一连串的改革措施下来，苏联经济取得了初步成效：1983年苏联工业产值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扭转了多年来增长率不断下降甚至完不成计划的消沉局面；工业产值增长了4.7%，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9%；职工报酬有较明显增长；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的景象得到明显改善。

1983年12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全会主要讨论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对当年的社会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进行总结。安德罗波夫因病没有出席全会。但是与会者都拿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呼吁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经济杠杆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和集约化程度，更好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提高国家的科技潜力和保护大自然。然而此时的安德罗波夫已是病入膏肓，无法理事。1984年2月9日16时50分，安德罗波夫去世。苏联又面临着一个未知的转折关头！

（三）安德罗波夫现象

安德罗波夫去世了，但是其短暂的改革却给世人留下了无限而又遗憾的希望！“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普遍的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 一种盼望革新的社会心理日渐成熟——这就是“安德罗波夫现象”。

什么是“安德罗波夫现象”？“就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的普遍气氛。也可以说就是对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的负面现象的拒绝与排斥，就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坚信不疑。”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安德罗波夫意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如果不进行变革，那么这个体制本身就将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安德罗波夫毕竟是一个仍然停留在他所处时代的人物，属于未能挣脱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樊篱的那类人。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从来不曾提出过这类问题。他识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让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会结构模式一并复活的企图，却甚至没有试图对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战争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与‘异端思想’和‘不同政见’所作的斗争中呢？当时人们只要试图提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便会被视作刑事犯罪。显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以及这项工作的特点，给他个人的整体面貌、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使他变得事事多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必须为这个制度效劳。”

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领袖，“安德罗波夫现象”的出现也集中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的感伤情绪和怀旧心理。“直到今天‘安德罗波夫改革方案’在党政机关里，尤其是在护法机关系统还有不少支持者。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这不是指机关里那些营私舞弊的人，他们常常与阻碍改革的主要原因有牵连，而恰恰是指坚定的反营私舞弊的斗士和思想上拥护专制体制的人……与此同时，如果认为只是行政机关的上层人物在怀念‘安德罗波夫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最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染上了这种怀旧病。这里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安德罗波夫办事比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果断和合乎情理，其次是他的政策没有触及社会制度的基础，没有破坏人数众多的各类社会群体已习惯的生活方式，也没有触犯他们的利益，再其次是在社会心理方面，这个政策没有破坏已僵化的群众意识，而是依靠了这种意识。”

无论如何，安德罗波夫的去世，给戈尔巴乔夫极大的触动。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而言，“对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国家领导层中又少了这么一个人，我同这个人曾经那么亲密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岁月里，我总是向他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难。我时刻感受到安德罗波夫那经久不渝的友善态度。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流露过一个老练的早已习惯于决定他人命运的政治领袖的屈尊俯就之态。我不能说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全部积愫” 。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发展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确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帮助。1983年4月，安德罗波夫委托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纪念大会上作了关于列宁的报告。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一次会议，同样受安德罗波夫的委托由戈尔巴乔夫主持。1983年秋季的苏共总结改选运动也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进行的。甚至在1983年底的苏共中央冬季全会上委托戈尔巴乔夫致闭幕词。一连串的政治举动，“对全党来说是一个重要信号” 。

然而安德罗波夫的去世，却使戈尔巴乔夫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失去了强力支援。 sX9aemu5CaPd85V+TlQpjmmUkBnGjDZAVsdws3T3cEuKnTxAqxGT4f6gtIsdEr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