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勃列日涅夫现象”的显著标志就是“老人政治”。从1964年10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后恢复为总书记）后，直到1982年11月10日逝世。在长达18年的执政生涯中，勃列日涅夫从谨慎地恢复和调整赫鲁晓夫改革带来的政治动荡开始，再到过度地强调政治的稳定性以谋求推迟政权危机的爆发。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开始形成了一种怪诞的现象：依靠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来更迭国家政治领导人以维持超级大国的正常运转。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为例，平均年龄接近70岁。更让社会感到厌烦的是，“其中许多人并无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于自然规律的关系已不能履行职责。尽管如此，至今他们全都占着位子不下来” 。“老人政治”由此产生。苏联国内的“政治时钟”停止了走动。而让时钟走起来的标志是，“这些老人们步履蹒跚的身影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的胸前挂满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贺又一个纪念日的到来，或者给别人授予奖章，或者自己接受奖章，或者口齿不清地照着稿子发表简短的讲话” 。国内累积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人们希望结束这种难堪的政治局面的心理越来越强烈，各种政治笑话因此而层出不穷，表达着社会对“老人政治”的拒绝。苏共二十六大之后，人们开始讨论召开二十七大时，有人问：“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有人回答：“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都是抬着进去的。”

（一）赫鲁晓夫的改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治形成了短暂的以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为首的集体执政时期。1953年12月23日，贝利亚以背叛祖国、组织反苏阴谋、从事恐怖活动、积极反对工人阶级和工人革命运动、在国内战争期间充当反革命穆萨特政府间谍机构的特务的罪名被判处死刑。1955年1月25日，苏共中央全会同意解除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赫鲁晓夫大权独握，开始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主要集中在干部制度和党的领导体制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

首先，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内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一报告着重批判了斯大林的专横暴戾，不仅涉及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而且涉及了50年代的一些重大案件。赫鲁晓夫认为，造成这种非法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在于他个人的品质及其对个人崇拜的赞赏和迷恋。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议，向各级党组织通报赫鲁晓夫的这一报告，3月28日，又作出向各国共产党代表通报这一报告的决议。随即，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整个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苏联国内掀起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崇拜的高潮。但是秘密报告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报告没有分析，没有‘推论’，甚至可以说带有个性鲜明、激烈揭露的性质。没有论证，而是刺激人们的神经。将许多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心理过程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领袖’本人不良的个人品质。本来应当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不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却在思想上打破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为突破和改造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正是这一点，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时全面调整苏联内外政策触动尤大。“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

其次，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1953年3月5日，就在斯大林即将逝世的时候，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执行局合并为中央主席团。主席团的委员定为14人（10名委员 、4名候补委员）。在1953—1957年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基本上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10人领导核心讨论决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定期开会，每周一次，苏联部长会议也如此。主席团如果遇到某些有分歧的问题，就以简单多数票作决定。同时，赫鲁晓夫还主张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挥中央全会的作用，以便扩大党内民主。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1年内，苏共召开了3次代表大会，34次中央全会。赫鲁晓夫还指出，中央主席团是中央全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上级机关，重大问题不应由主席团决定，必须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审定和批准。这一意见对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有积极意义。当然，赫鲁晓夫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实行党内民主的必要性的自觉认识，因为后来随着自身地位的巩固，他也走向了个人专断。事实上，赫鲁晓夫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也意在扩大自己在党内的支持基础。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可以说是成也中央委员会，败也中央委员会。1957年6月18日，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了解除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提议。从6月18日到20日，赫鲁晓夫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被撤职3天” 。但是在苏斯洛夫和朱可夫等人的帮助下，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们的支持下反败为胜，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被指责为“反党集团”。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触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1964年10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面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们的指责，赫鲁晓夫黯然退出了苏联政治舞台。尽管如此，赫鲁晓夫执政前期通过大力提高和增强中央委员会的地位与作用，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扩大党内民主，克服少数人专权的现象仍是做出了贡献。

再次，改组党的体制，加强干部制度建设。具体来说，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一是改变干部队伍，强调内行领导和干部知识化。赫鲁晓夫说：“不仅应该选拔称职能干的人，避免让那些刚愎自用的人混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且还得物色那些深明事理、懂得业务的人来领导工作。” 二是规定干部任期，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61年赫鲁晓夫实行干部更新制度，硬性规定：上至苏共中央委员，下至区委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的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如果超出这些规定限制再连续当选，必须有3/4以上的选举人投票赞成才行；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及主席团委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2。通过这项改革，使党的领导队伍处于经常更新的状态，使更多的有知识、有能力的党员走上了领导岗位。三是按照经济发展和生产原则改组党的领导。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决议》。决议强调：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克服空喊和忙乱现象，必须用经济的办法，用生产的原则改组党组织，来进行党的领导。简言之，就是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组织。按照决议要求，“在现有的边疆区、州的范围内一般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在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分别设立领导工业生产的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边疆区的党委会”。改组的主要方向不在基层组织，而在边疆区和州的领导机构。

1962年12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补充决议：《关于改组州、边疆区、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赫鲁晓夫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党组织改组运动从最初的边疆区和州党委会为改组对象，迅速蔓延到国家政府机构、苏维埃机构和一系列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立即引起了全国的混乱和不满，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的强烈不满。戈尔巴乔夫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1962年十一月中央全会后赫鲁晓夫所搞的党的改组、即边疆区党组织和州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同样必须有所分析。从边疆区的经验我知道这次分开完全是矫揉造作，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勾心斗角和无谓的争吵。边疆区党委是自己地区实际上的国家政权机关，它手中集中了国家管理的全部杠杆和线索。必要时它可以集中边疆区的力量和资源去完成某项任务。一分为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就曾经目睹边疆区农业党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与边疆区工业党委第一书记H.B.博先科之间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 这种纷乱的情况引起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极度不满，以致在1964年的10月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宣读对赫鲁晓夫的解职意见时就对其改组党组织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赫鲁晓夫同志的大量意见书以及随之而来的频繁改组，简直把我们从上到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折腾个够，瓦解了地方各级党组织，使它们丧失了信心”，“赫鲁晓夫同志简直是患了热衷搞五花八门改组与改革之癖，迷信某种神奇的力量”。在所有的改革中，苏斯洛夫认为“用政治部来取代生产管理局的党委”“按生产原则对于州和边疆区党和苏维埃机关进行的所谓改组”“分别设立工业的和农业的州党委以及工业的和农业的州苏维埃执委会两套班子”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这成为赫鲁晓夫最终下台的关键原因。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性论据已足可为“宫廷政变”开脱了，在“人民福利”的漂亮辞藻后面，仍然首先是党的“将军”和“军官”保住自己权力的愿望。

最后，恢复法制建设，对司法机构进行部分调整和改革。在吸取斯大林忽视社会主义法制和搞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教训的基础上，赫鲁晓夫为完善法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取消了第一书记个人专权的工具——“内务办公室”和“特工局”，恢复了政治局在确定大政方针方面以及书记处在领导日常工作方面的职能。二是改组、整顿了居于党和人民之上并成为斯大林个人专制工具的国家安全机关。1954年3月12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内务部的一系列职能转交给这一部门。1957年又将内务部所传统管辖的边防部队转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1962年7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准予国家安全委员会扩大编制，并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和各级党的领导机构进行协商。三是扩大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权限。1955年5月颁布了《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规定：检察长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判决、决定和裁定要实行监督，以减少和避免各种非法审理和判决事件的发生。同时规定，一切刑事案件的审理要按正常法律进行。另外，为了减少错判案件，从1954年8月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法院还设立了主席团。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组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以反对党内官僚主义者。不过，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由于“赫鲁晓夫不想去深入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为这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陷于停顿” 。

然而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 。因此，赫鲁晓夫的改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彻底性。“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哪儿撞撞。” 但是作为改革的第一人，赫鲁晓夫的改革成为苏联以后改革的滥觞。“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既是最后一个革命者，又是第一个改革者。” 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的开端是赫鲁晓夫揭开的。他同斯大林主义的镇压政策的决裂是一项伟大的功绩。赫鲁晓夫也曾企图在经济中实现转变，尽管没有取得成功。在所谓柯西金改革的框架内，也曾进行过不少的尝试。后来则是长期的停滞和安德罗波夫的使社会形势好转的新的尝试。” 然而改革却导致了赫鲁晓夫个人政治生涯的结束。1964年10月12日，决定赫鲁晓夫政治命运但他本人却缺席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召开，勃列日涅夫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撤销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迫提出辞职。中央主席团作出决议：出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原因，兹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并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各种高级职务。赫鲁晓夫为什么会被解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屈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因心力衰竭猝死于家中。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讣告，称他是“领取特别养老金者”。

（二）权力的共同协定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全会选举时年58岁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开始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为什么选择勃列日涅夫呢？固然因为他是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在争夺第一书记职位时有着天然的优势，与之竞争的政治对手尚不足以对其构成威胁。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此时的苏联高层领导人出于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惊恐而表现出来的政治妥协。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勃列日涅夫是和他们一样的“自己人”。1964年11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宣布了自己的政纲：“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有很多人喜欢改革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祸。’列宁教导说，关键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组，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人和检查执行的情况。” 因此，“对于不少人来说，勃列日涅夫走上领导岗位并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人也非常平庸，过分热衷于旧的传统作风，人们早已研究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从内心里就不支持他。但是他宣布的纲领却比较讨人喜欢，这首先是因为他本人态度镇静，信心十足，讲求实际” 。

按照这一政治宣言，勃列日涅夫开始着手对赫鲁晓夫时期对党的体制的激进改革进行调整和停止。勃列日涅夫确定了非常具体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措施，明确宣布必须发展个体农业。他还废除了某些最易使人产生不快和不理解的规定，如撤销了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因为它破坏了国民经济中业已形成的纵横联系；取消了对城乡个体劳动活动的限制；制止破坏冶金工业等。勃列日涅夫停止把党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喜欢稳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是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在汲取赫鲁晓夫改革的教训时，他主张在实行变革时不要匆忙、不要动荡、不要有革命性的大起大落。不过，在1965年11月2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规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发起的旨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柯西金的性格比较执拗，为了捍卫自己的思想，往往表现出罕见的顽固，也忍受不了任何反对意见。无论对谁，只要对他所提的规划和决议提出任何不同看法，他都非常敏感。然而这一改革却因为触碰了中央管理机关的权力而引发了激烈辩论，在没有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下，柯西金改革最终沦为苏联政治博弈的棋子而被迫停止。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仍然很快收到了效益，国内生活慢慢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不过，作为“自己人”，身处权力核心的勃列日涅夫明白，总书记的权力来自于党的组织、党的机关。因此，不仅是出于自身的喜好，更是出于深刻的政治考虑，勃列日涅夫对党的各级领导和机关人员给予了特别关照，并逐渐形成了“特权”——出现了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的各种不同待遇的等级制度。比如，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职务到不同的专门医院就诊。丘科夫斯基1965年春天曾在中央临床医院住院治疗，他在日记中记载：“这家医院很无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达官贵人为他们自己建造了天堂福地，而对平头百姓则不屑一顾。普通民众躺在简易病床上，吃着不足以果腹的份饭，到处是垃圾，没有所需用的药品，任随粗暴的护理员和忙得晕头转向的护士支配；而为当官的和他们的老婆却提供超级的饮食、超级的医疗，对待他们极度谦恭有礼，各种条件无比舒适。我的病房隔壁是建设部长妻子的病室，这是一个庸俗透顶的女人，将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来与她50岁的年龄作斗争，其实身体完全健康。”

勃列日涅夫时期还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供不同规格的别墅等。当时还有按职位等级供应食品的制度，一部分工作人员每周可在食品商店得到（当然要付钱的）特供食品，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每天都可以得到这样的食品。有一部分行政人员每年享受优惠疗养和休养并提供路费，其余的工作人员可以在疗养院休假，但并不是每年都能去，也不是在较好的季节，而且自己要负担一部分费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恢复机关的特权，这绝非偶然。“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身为机关出身的人非常清楚，他们能否顺心如意主要取决于执行最高领导层路线的人员是否富足，因此最初几年不只恢复被赫鲁晓夫取消或限制的规定，实际上还建立了新的庞大的系统。领导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务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更明白，总书记的权力来自于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第一书记们。“谁都知道，‘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共和国的‘大臣’与中央之间的‘协议关系’体系。第一书记们保证自己的共和国效忠莫斯科，作为交换，莫斯科对于他们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实际建立的专制制度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因此，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恢复了农村中的区委会，发挥了地区党委会原先的作用。苏共二十三大上他恢复了总书记职务，并亲自担任此职。他的主要支柱依然是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是靠清洗来维持，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就靠权力的主要载体之间独特的‘共同协定’来维持。这个‘协定’从未诠释过，从未记录在案，更从未提起过。然而它确实存在。其含义是，第一书记在各自地区内几乎被赋予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又应当支持总书记，把他当成首领和领袖来赞美。这便是‘君子协定’的实质，它得到严格的遵守。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即使在病入膏肓、谈话都很困难的时候，也仍然亲自与列位第一书记保持联系。”

在废除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措施后，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关系。“这种规矩（确切说是无规矩）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而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取决于主观因素。” 对于所有的“第一书记”们来说，能够建立和保持与总书记，哪怕是总书记周围的人的亲密关系也是其谋求更大政治权力的必需品。“所有的地方领导人自然都依靠与高官的直接接触、依靠经常出入于党中央和政府的办公室，人人各显神通，一再地邀请、招引某个政治局委员去自己管辖的地段，如果走运的话，可以请到总书记。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诸如利用老乡关系、建市的周年纪念日、其他纪念日、向共和国和州授予勋章和流动红旗等等，全都利用起来了。” 而建立与“第一书记”们的密切联系也成为勃列日涅夫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据勃列日涅夫的私人的摄影师穆萨埃良说，勃列日涅夫“是一位天才的心理学家，能看透谈话对象的心思，与所有人都能找到所需要的语调。他的电话对那些第一书记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遥远的边疆区。那些人忠于总书记，哪怕他身体孱弱。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长寿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

通过无孔不入的政治监控，以及普遍性的政治腐败，勃列日涅夫掌握了“第一书记”们的政治命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在分析戈尔巴乔夫成为斯塔夫罗波夫边疆区党中央第一书记时就认为：“戈尔巴乔夫39岁当上就对国家经济贡献而言具有战略意义的、最大的边疆区（论面积斯塔夫罗波夫边疆区等于比利时、瑞典外加三个卢森堡的总和）最年轻的领导人之后，他已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像他这样的‘党内大佬’，尽管从理论上讲莫斯科仍然在盯着他，他却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统治权。当然，中央委员会的‘惩罚之剑’——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组织部门都睁大了眼睛，对于各州和各边疆区的第一书记，比对于像诸侯一样独霸一方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盯得更紧。尽管如此，达到地区第一书记级别的干部都知道，此后他们就属于‘不可触动者一族’，检察院甚至克格勃都不得动他们一个手指头，至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内部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针对他们每个人的‘黑材料’，除非总书记亲自点头，否则就派不上用场。” 在这种政治“互利”下，苏联的政治生态日渐恶化。“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设法在党内发展‘黑手党’。只要他们通过贿赂而使其莫斯科上司高兴，服从于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独裁者，他们就可以慷国家之慨去营建自己的小圈子。各加盟共和国和各省份领导人的地位，就像中世纪的贵族一样：只要他们忠于莫斯科的总书记（他们的国王），并吹捧莫斯科的政策，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为所欲为。” 于是，“党的寡头政治体制逐渐建立起来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外界很难对之施加影响的系统。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孤立的体制（排除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都将走向衰败。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决定着一个人的境遇，他职位的升迁，都取决于他的顶头上司。但是除了受公务关系制约的公开结构之外，又出现了一个隐性的、暗藏的结构，这个结构不仅受到职务关系的支配，而且受到诸如亲戚、民族、同乡等关系的制约。在争夺职位的过程中，每一位长官都可以因为置身于忠诚于他的人们之中和提拔水平不如他的人而得到好处。不仅如此，而且如果能收罗一些历史上有污点、听任摆布的人也不错，这样就可以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了。其结果造成了反向淘汰和不称职干部体系的扩大。于是，建立家族式统治的基础逐渐形成了……渐渐地，地方上的苏共上层变成了家族势力和地方势力的集合体” 。

因此，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

（三）停滞的社会状态

为什么所有的官员都喜欢勃列日涅夫？

因为在他手下可以享受生活而不必劳累工作。“下级捞钱给上级，上级收了钱再转送更高一级，不过也不会忘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职位、军衔、勋章甚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统统都变成了商品。”

这种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

首先，这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正如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人们的想法一样，选择勃列日涅夫，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能力，而是因为他的政治类属——“自己人”。从1964年到1972年，勃列日涅夫经历了一个不短的执政历程，在这期间，他清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并且使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上风，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有效改善。这一切的成就，对于一个热爱生活、喜欢美酒佳肴和礼物奖章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已经足够了。“目标都没有了，他只想获取人生的乐趣。” 早在1966年7月28日，在勃列日涅夫的倡议下，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成员工作制度的内部决定。工作日从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中间必须休息，用于吃午饭。休假为每年两个半月。勃列日涅夫更是提醒他的战友们必须遵守这项规定。他说：“有些同志违反我们自己所通过的决定。本来已有决议禁止中央委员会机关将上班时间拖延至下午六点。可是有些同志，包括中央书记，却对决议置之不理。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这是不守秩序。请大家都遵守已经通过的决议。”

思想上的松懈，对生活的享受，使得勃列日涅夫非常热衷于迎来送往的“体面生活”。“当时总书记收到的礼物数不胜数。赠送礼物的传统是通过国际交往传到我们这块罪恶土地上来的，并且立刻找到肥沃土壤，发展到顶点。况且，谢德林和果戈里时代官吏的习惯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绝迹，像亲吻一样，大家又开始交换礼品。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曾向我讲述给地方领导人和外宾送礼的情况，礼品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出行乌兹别克，给共和国所有领导人都准备了礼物，包括他们的副手、副手的副手、助手、速记员、打字员，甚至包括给速记员开车的司机，为此花费数十万卢布的经费。我好奇地看着那个时代的各种货单和清单，不由得为这些工作人员的远见而惊叹。既然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能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那就不能责怪地方官员了。他们回赠的是贵重的胸花、宝石项链、戒指、配有金银枪套的手枪、各种黄金饰品及其他贵重礼品。这些礼品多半没收进国库，当时也不时兴把这些小玩艺儿上交国库。相反，却从国库中按废金银的价格拿出大量珍宝。” 在这种“体面生活”中，总书记与各地的第一书记们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以及由此而得到巩固的权力关系。

其次，这是苏联政治领导集团巩固权力的需要。根据负责苏共高层领导人身体健康的恰佐夫院士的观察，自1972年春天以来，勃列日涅夫就开始周期性地出现神经系统功能衰弱，并伴有失眠症状。慢慢地，由于对镇静和催眠制剂的过量服用与过度依赖，勃列日涅夫的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开始加速发展，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开始丧失自我批评能力，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下降，并且常常多愁善感。尴尬的情况从一开始的间歇性偶发，慢慢变成了一种政治常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越开越短。戈尔巴乔夫回忆，为了不让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会有人插话：“全明白了！”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经过政治局的审议。 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和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

按照勃列日涅夫的健康和智力状况，本应当提出他退下来的问题。从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破坏稳定。总之，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尽管自己已经行将就木。 作为“不可替代的人”，无论是政治局委员，还是第一书记们，抑或是中央各部的部长们都不愿已经年老体衰、已成病态的总书记离职。一方面“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为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座次。绝非戏言！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需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 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总书记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于是，总书记成了象征！戈尔巴乔夫说：“他们联合起来拥护他，甚至处心积虑地吹捧他，提高他的威信。我在中央农业部工作的同事们向我讲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对待给他起草的报告的态度，通常同一题目的报告要起草两个，有时是三个。起草工作结束后，勃列日涅夫把写作班子召去，他先问，哪个报告写得短，然后给他读一遍。他自己不喜欢阅读，也很少提意见，一般总是最短的讲稿入选，于是总书记便拿着报告登上讲台。” 另一方面，尽管勃列日涅夫对管理党和国家愈来愈不感兴趣，甚至几次提起自己打算退休的话题。然而“党的王位周围的‘同志们’不肯让老爷子退休。一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摇摇欲坠，把体制的稳定当靠山，二是那些内心里设想过黄袍加身的可能性的接替者，不愿意让自愿退休的先例对权力终身制原则构成威胁” 。因此，为了向国内外人民显示勃列日涅夫仍然是健康而又睿智的，仍然能够带领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腐朽的资本主义，他的亲信经常要完成一项政治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和组织活动。由于勃列日涅夫已经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更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央的每一个部杜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映”。

最后，这是苏联封闭僵化体制自我保护的需要。1968年8月发生的旨在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改革事件，成为勃列日涅夫调整苏联内外政策的重要标志。1968年8月20日，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逮捕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并最终将之逐出政府和捷共。1970年12月，勃列日涅夫支持的胡萨克成为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新领导人。“布拉格之春”的发生，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勃列日涅夫下定决心中止了国内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沉闷的执政史上，柯西金的改革就像一道亮光闪过，绚丽但又短暂。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这一刺激经济活力的改革被迫中止。“布拉格之春”被扼杀是新政权同政治经济改革思想调节的真正结束。另一方面，苏联的对外政策迅速朝向保守主义退化。“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这一离经叛道的构想，在莫斯科看来就无异于可与北约侵略相提并论的战略性威胁。 苏联不仅失去了改革的动力，更失去了改革的希望。“高级领导层对改革无动于衷和消极等待的态度，像危险的病毒一样出现在社会上，并很快传染开来。不管谁有大胆的设想，或有新奇的建议，都不想冒昧地去实现它。大家就这样在原地踏步，在沉默中等待。同时，社会紧张加剧的潜在条件在国内已经成熟，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危机现象不断增多，这一切都证明我们的社会已经重疾缠身，病入膏肓。这种疾病首先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化身。”

伴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事已高，政治上稳定高于一切的要求也应运而生。为了适应政治订货人的需求，作为体制仆人的党的机关的职能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原来的主要任务一贯是捍卫体制，使之免受震荡，免受外部世界变革的影响，因为这种变革可能动摇和削弱体制。如今对党的官僚来说，这样的“外部世界”渐渐地不是国外、西方，而是本国了。党的官僚感觉到，像原先那样依靠尚未消失的公民对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信仰以及斯大林式的恐怖来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已不可能，于是便开始营造自己的可以堵住外来“过堂风”的官员小天地。模拟生活的向上面传递安慰性的信息就成了机关的第一要务。这样的情形中央对地方的唯一期望就是报告“劳动成果”，而集中在党的智囊团——中央委员会以及为之服务的科研机构内的官僚精英，则终日冥思苦想，为总书记在党代表大会或者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硬凑出新的提法。“不仅国家政治生活，而且包括其他生活领域的日历，已渐渐地不是按照四季交替甚至不是按照日出日落来确定，而是按照总书记的公开讲话以及他那愈来愈少的国内巡视来确定。”

由政治稳定而带来的全面的社会停滞 ，成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代特色。一则政治笑话以其独特的方式阐述苏联的历史。这则笑话说：“列宁在知道了有关建设铁路的事情后，扛起一根枕木，与战友们一起，把枕木送到了工地；斯大林什么也没有扛，他是沿着新铁路坐车来的。他乘车前进着，而周围的一切都颤抖起来；赫鲁晓夫知道铁轨到头了以后，下令从后头拆铁轨，再向前面铺路；而勃列日涅夫把自己关在车厢里，下令放下窗帘，命令警卫人员摇晃车厢，以便造成车在行走的感觉。”

社会的停滞掩盖了苏联社会不断累积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它压制了改革的冲动，蓄积了国内政治危机。“决定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观念，对于标志着新文明诞生的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条件中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停滞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却也不断地培植着改革的社会期望。体制再怎么强大，“要冻结两亿人口大国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这种生活按照自身的逻辑，正裂解、分开、分离为现实与假象两个部分。在这个愈来愈大的缝隙中，非官方的影子经济和并行的隐蔽政治各得其所。宣传鼓动部门的宣传愈来愈难以抹平现实生活与其宣传画形象之间日益扩大的间隙” 。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然而对于苏联社会来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但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1I1hI0VirNDBKH0hjRX5glurmth8uRTozGMol07wcDc9LhjNXnkQeXdmc8QCTO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