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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内功
有人说，亚洲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心，为创造一个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或欧盟（EU）相当的经济集团，应当把中国包括在内。美国对这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亚洲在文化和历史上都是非常多元化的。显然，亚洲各国会继续强调自己的独有特色。我相信，从亚洲国家散发出的能量将朝着各个方向传播，而不是汇聚于一点。
同时，有人说，日本应当承担起亚洲的领导责任来，引导这股能量实现汇聚。但我相信，至少在政治舞台上，日本不应该扮演领导角色。我还相信，日本在亚洲所起到的作用，应当是充当经济动力。日本应当鼓励各国基于自己的优势发展，提倡水平方向上的经济专业化分工，将国内市场开放给亚洲产品。日本绝不能重蹈半个世纪前自称是亚洲领导者的覆辙。
在日本，有些人认为，国际范围内的经济专业化分工会削弱日本产业的核心。可我们都知道，在资源、技术和成本相得益彰的地方，制造业最为高效。如果产品都在最合适的地方生产，又享受自由贸易的环境，世界各地区之间就会发展出相互依存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能从对抗转为相互依存。一个国家的产业核心弱化，只是因为制造业在国际范围内转移到了更合适的地方。单就日本而言，这种转移让它的产业实现了更大的技术进步。
进一步推进这个思路，随着经济相互依存性的发展，公司成为跨国企业，世界也一步步走向了无国界。担心国家产业核心遭到削弱，这种念头来自一个过时的认识：一个国家内必须存在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哪怕从更广阔的人文和宗教观来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支柱微不足道。
倘若一个国家有一套完整的强势工业体系，那么，放在国际层面上看，有些环节一定是低效的。保护“跛脚鸭”代价很大，还会引发与其他国家的摩擦。这种事情一直在世界各地发生，尤其是在日本。
我以为，国家边界阻碍了自由竞争，妨害了平等经济专业分工的自然流动。国界还抑制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效率的进步势头。
我们应该把日本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看作削弱了国家的产业核心吗？增进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的经济繁荣，能给日本带来些什么呢？
您是怎样看待未来世界日益无国界化的？如果真是这样，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尝试能获得成功吗？它们会是无国界世界的好榜样吗？
1994年9月21日
◎彼得·德鲁克
10年前，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过度依赖西方。当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量，占总出口的2/5，也就是整整40%；另有10%～15%去了欧洲。这显然是过度依赖，也势必引起欧美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
可过去10年，日本恢复了平衡。现在，它对西方的依赖下降到了不足1/3，甚至不到1/4。对美出口只占日本出口总量的不到1/5。相比之下，亚洲对日本产品的需求比美国更多。一如美国，过去10年，环太平洋贸易已经变得比环大西洋贸易更重要（这可能是美国在这段时期取得的重大经济成就），而日本对亚洲大陆的出口几乎翻了一倍，比向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出口还多，几乎相当于整个西方世界的贸易量。我不得不强调，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甚至是日本近年来取得的最大经济成就。用美国俗语来说，10年前，日本是只单翼鸟，可如今的日本是靠双翼在飞行了。
但这也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发展押下了很高的赌注。
这使得我对日本过去10年的成绩大为赞赏。日本本土却弥漫着悲观情绪。可站在外面看，我觉得这毫无道理。日本在亚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领头羊角色，表现很好，前所未有。与此同时，日本还维持了在美国的市场地位，尽管当地的竞争日趋激烈。日本还大大强化了它在欧洲的地位，哪怕遭遇了巨大的保护主义阻力。
日本国内的发展可能更加重要。日本最大的弱点是在服务业——现在仍然如此。而服务业应该是发达国家的重要发展动力。坦率地说，在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发展领域——金融领域，日本却陷入了一个效率低下、受官僚机构过度控制的泥潭。官僚机构不理解现代金融，人浮于事，而且还把钱花在计算机上，妄图借此取代真正的思考。这是非常致命的倾向。美国二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但自那以后，我们学会了放弃这一套。
唯一闪光的例外出现在零售行业。我以为，大荣公司、伊藤洋华堂和类似公司的业绩，是过去10年最重要的成就，不亚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我第一次到访日本是在差不多40年前，那时日本的零售业几乎是最薄弱的领域，几乎还停留在明治时代初期。典型的百货商店规模很大，但即便在那时，人们也很清楚，百货商店不属于“未来的浪潮”。那时候到处都是“夫妻店”，尽管效率极为低下，却履行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在一个没有失业保险的国家，这就相当于社会安全网。一方面，日本必须要建设现代零售流通系统来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安全低效的零售业又是社会的必需品。
从很多方面来看，日本的经济政策（如今在西方和日本本国都遭到严厉批评）是希望让原始零售业转换为现代流通系统，同时又不引发社会动荡。三四十年前，我们都知道必须要这么做，只是没人知道怎样去做。
今天的实际情况是，靠着新兴零售商，转型完成了，而且极为成功。没人能料到，新的机制不光把属于过去的夫妻店变成了现代零售业的加盟经销商，实现了完全的计算机化、完全的自动化、完全的可控制，效率极高；同时又保留了过去的零售商，保持了它们带给日本消费者的重要便利性和高品质。我认为这是过去40年，一个国家所能取得的最了不起的社会成就。
当然，而今的最大挑战则是将这种模式扩大到其他服务领域，尤其是金融业。
金融大概是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的增长行业。它是真正的高科技前沿，不再是过去的金融产业了。它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为日益增多的富足但算不上富人的投资者，尤其是年纪较大者提供服务；外汇管理；资产管理；为跨国业务提供融资。日本的金融机构尚未具备在这些市场开展竞争的业务能力。
例如，日本金融机构需要发展出一种能够在完全不同的零售金融市场上服务的制度。这个市场不需要投机性金融收益。它需要的是为迅速老龄化的人口提供财务安全。对此需求最为迫切的，是岁数太大、耗尽了自己一切金融资源（包括退休金在内）的群体。
这才是日本经济要面对的真正挑战，即服务行业的不足。即便在日本，这也是迄今为止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到2000年，制造业雇用的员工将仅占劳动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即不超过1/6，对比今天，它雇用的人口则占1/3以上。
这就引出了日本制造业“空洞化”的问题。您问我，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来维持顶尖的、强健的经济实力。答案很明确——“需要”。但维持制造业基础，不需要大规模的制造业劳动大军。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日本担心，把制造行业搬到国外，会削弱国家的制造业基础。“空洞化”这个说法就隐含着这种恐惧。但这种恐惧是建立在4点谬误之上的。事实上，把制造业搬到中国或泰国这样的地方，反而强化了日本的制造业基础。我的4点论据如下。
1.生产和就业的分离
制造业生产和制造业就业本来不是一回事。政治家、经济学家、记者和广大公众都相信，制造业生产和制造业就业其实就是一回事。这种看法谬以千里。我们甚至可以说，凭借更少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制造业生产反倒可能变得更强大。
我们在农业上已经看到了这种局面。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仍有1/4以上的人口在土地上劳作。今天，农业人口仅占美国劳动人口的不到3%，可农业产量却达到了1950年的7倍。日本也一样，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候农业人口占60%，1950年还略高。今天，这个数字降到了区区几个百分点，只有非常少的人是全职农民了。即便如此，日本的农业产量却几乎和当时一样。
30年前的美国，工厂、农庄、矿场、交通行业中的制造和货物运输，占了美国近乎一半的劳动力。如今，制造和货物运输只占了劳动力的不到1/5，其中，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不超过15%；而在三四十年前，这一数字是35%。可美国的制造业生产发展的速度跟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快，甚至还要快一些，相当于过去1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如今，制造业的产量达到了1980年的2.5倍。而自1980年以来，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就业人数减少了近一半。
原因并不出在“自动化”上。恰恰相反，试图通过对自动化的投资来获取竞争优势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丢了阵地，损失了市场份额，丧失了竞争力。最明显的例子是通用汽车公司，如今，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企业，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20世纪80年代初，通用汽车公司跟现在的丰田公司一样有钱。也就是说，通用汽车公司拥有的资金超过了自身业务所需。它把这笔钱（整整300亿美元）全部投资到了工厂自动化上。结果是成本上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下降了，通用汽车公司一步步丢掉了市场地位，不光输给了日本汽车公司，甚至输给了自己的美国竞争对手（福特和克莱斯勒等）。通用汽车公司犯下了生意场上最严重的罪过：用金钱代替了思考。
尽管丰田拥有足够的资金，但它并没有在自动化上投入太多。福特则是没钱。于是，这两家公司转而对制造业的思考做了大量的投入。它们革新了汽车行业的制造流程。结果，这两家公司（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日产汽车厂也应当包括在内）如今成了全世界效率最高、最具生产力的汽车制造商，丰田美国分厂的效率甚至比它在日本的工厂更高。丰田、福特和日产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反思自己的基本制造流程，围绕信息与团队合作（而不是围绕机器）并对其进行了改造。
换句话说，我们进入了对制造业进行彻底反思的过程，知识和信息正在逐渐取代蓝领的工业劳动力。制造业产量的高劳动力系数，实际上成了落伍的标志。到2000年，如果蓝领的直接劳动力成本占了制造业务的10%，甚至20%以上，那么任何厂家都不可能具有竞争力。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蓝领工人不会再在总劳动力中占太大比例，不会超过如今的农业人口，同时，制造业的产量还会更高。
就这方面而言，美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转型，或是接近完成。日本绝大多数的产业则还站在转型的出发点上。可以预料的是，未来几年，日本的制造业蓝领劳动力规模会大幅萎缩，虽然减少速度不见得像美国那么快，但最终肯定会差不多。与此同时，制造业的产量会继续迅速提高。
2.美元疲软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第二点谬误是（我知道，我在这里说的话很有些争议）美元维持低位对日本造成了伤害。
个别公司严重依赖出口美国赚取利润，如果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下降，显然会面临问题。但过去几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从经济实体和竞争对手的角度来看，美元疲软对日本非但没有阻碍作用，反而有所助益。尽管如今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下降到了几年前的40%（不到20年前的1/3），但日本的出口，包括对美出口，却蓬勃发展。
贸易顺差继续加大。如果美元疲软真的伤害了日本，显然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
对这个明显的矛盾，我们的解释是：日本在海外支出的美元比它吸引到国内的美元要多。故此，美元汇率下降，日本反而得到了好处。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原材料和大宗商品进口国。举个例子，现在没有任何其他主要国家像日本那样，40%的食品都需要进口，所有的石油、矿石和木材，也都需要进口。这些商品均以美元计价。和经济理论预测相反，美元下跌并没有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不是保持稳定，就是略有下跌。换言之，从进口国的角度来说，美元疲软带给日本巨大的好处。而从出口国的角度来看，日本出口商品的相当大一部分，差不多半数以上，并不依赖美元的币值。它们是出口到欧洲和亚洲去的。美国如今仅占日本出口量的不到1/5。
和美国政府（及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不同，美国显然并未受益于美元的走低。日本是大宗商品和食品的进口国，美国则是这两者的最大出口国。由于它们用美元标价，而且并未随着美元走低而价格上涨，这些出口物品反而受了疲软美元的拖累。再重复一次，个别日本公司确实因为美元疲软受了牵连，同样，也有个别美国公司从中得益。但日本整体经济并未因美元疲软而受损，甚至还可能从中受益；而美国的整体经济不光未从美元疲软中受益，而且有可能因此受损。
3.海外投资和出口
第三点谬误是生产转移海外令出口下降。但事实上，这带来了出口的大幅增长。
日本的汽车及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商，把工厂建在印度尼西亚等低工资国家，在日本本土的工厂可能会裁员，尽管大多数企业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可它们修建在印度尼西亚的工厂，必然是交给日本建筑公司来承建的。新工厂需要安装的机器也必然来自日本的企业，也就是为本土工厂供货的同一家机器制造公司。修建新工厂的公司，不管是在本土还是海外，都要依靠原先的供货商。后者提供的机器，企业已经用了很多年，很熟悉，也信赖有加。这些也是双方多年来维系的关系。除了针织或运动鞋等轻工业，新建工厂对机械设备的投资，相当于工人5年的产值。换句话说，新工厂要5年以后才能收回固定资本。而这5年里，日本花在印度尼西亚工厂的钱（出口的机器、付给建筑师的工资、施工的费用，等等）是花在日本的工资的5倍。
仅此一点便解释了过去几年日本在世界经济里的实际表现。它还解释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表现，当时，美国将“就业岗位”出口到海外各地。那些年里，美国的贸易顺差加大而非减小。原因很简单：海外投资带来了出口。它令价值高的商品出口取代了价值低的商品出口。也就是说，在出口方面，机器制造商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取代了低技术、低附加值的成衣或玩具等产品。
此外，这些海外新工厂的产品会取代本土工厂的产品，还会重新输出到发达国家（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这样的认识充其量能算是片面事实。首先，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就像五六年前日本消费电子产业那样，当时索尼和松下率先把工厂搬到了低工资国家。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最多3～5年，这些工厂就逐渐改为供应所在国市场了。它们在本国创造了新的市场，而并未取代发达国家原有的市场。
换句话说，大量证据（光是数字就够了）表明，把低薪、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务迁往海外，巩固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并未造成“空洞化”。
4.低工资国家的竞争优势
最后的谬误，是低工资国家具备竞争优势。是的，低工资国家在今天可以非常迅速地提高生产力，这和高工资国家不相上下。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50年代，说低工资国家的生产力也低是基本上没错的。当时，世界各地的生产力基本上是这样的：高工资国家的生产力高，低工资国家的生产力低。接着，在二战后的一个很短时期，低工资国家获得了优势。它们学会了如何培训工人。故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以及10年后的韩国，有几年时间在世界经济中获得了相当大的竞争优势：劳动力工资低，生产力又跟高工资国家一样，所以可以轻松地和后者竞争，报出更低的价格。
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原因很简单：工资不再是大多数制造工作的重要因素了。如果现在还跟30年前一样，工人工资占运营成本的40%，那么，工资的竞争力就非常重要，甚至往往是决定性的。然而，在像日本或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制造业中直接蓝领劳动力成本仍占总运营成本20%以上的情况，愈发罕见了。事实上，这种情况效率低下而且过时，急需重新设计。这一进程在美国的钢铁行业是走得最远的：迟至1970年，劳动力成本仍占运营成本的近40%，可如今，哪怕是在最古老、最没有效率的工厂，劳动力成本占运营成本的比例也低于20%。
在大部分的制造业，以及所有的新兴行业，现在的直接劳动成本占运营成本的比例都远远低于20%。其中大多数产业低于15%。一旦直接劳动力成本占运营成本的比例下降到12%，低工资的劳动力就再也没有竞争优势了。就算是低工资劳动力的生产力仍然很高，但靠降低工资来增加利润的空间仍然变小了。印度尼西亚等国到日本的货运成本占大多数产品价值的5%～7%。此外，这些国家还存在质量问题，更存在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可能凭借低工资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了，至少，很多产品都无法指望这一点了。
事实上，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把二三十年前迁往低工资国家的业务迁回国内。直接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变得太小了，根本无足轻重。就连劳动力密集型业务，如纺织和制鞋，也迁回了美国本土的工厂。由于劳动力成本降低，生产基地远离市场的理由站不住脚了。
换言之，在商人眼里，把生产搬到海外，应该主要是为了拓展海外市场，而不是为了供应国内市场。这也正是日本和美国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在美国工会领袖和政治家中盛行的观点，即低劳动力成本的海外生产构成了美国的贸易赤字，是完全不成立的。在全美消费的制成品当中，仅有12%是进口的，只占大多数欧洲国家进口量的一半。这些进口制成品，几乎全都不是从低工资国家来的。目前看来，美国的商品贸易赤字，不是石油造成的（它占美国进口量的近一半），而是由来自日本的汽车、消费电器与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各种机械工具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些进口货品来自工资比美国还高的国家。美国的消费品只有3%来自低工资国家。其中又仅有一半是来自中国等低工资国家和地区的制成品。这些进口货品，因为全都是像运动鞋或玩具这样的消费品，所以在零售商店里随处可见。可它们在美国的经济总量中几乎没有任何分量，与美国的经济问题更是毫无关系。我可以充满信心地预测，日本的情况也一样。
然而，的确存在一个问题：错位。一如美国，把生产迁出海外的国家，总就业率在提高。可得到新就业机会的人，却并非那些丢了原有就业机会的人。1950～1990年，劳动力从农业上的转移（也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过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一时期，只有英国和比利时例外），并未造成错位。此前，农业占用了总劳动力的最大部分。较之农业，大规模生产工厂里提供的新岗位，报酬更高，工作更轻松。即便是贫苦的农民，也具备大规模生产工厂所需的技能，能成为生产效率高、收入丰厚的工人。
今天这一轮转变，是从相对低技能的大规模生产转向高工程和高科技产业，后者的薪酬更加优厚（至少美国如此，日本也一样），但对技能和教育水平的要求却高得多。一般而言，就算具备高中学历（跟现在的日本工人一样），大规模生产工厂的工人也没法升级为技术专家。
更关键的是，在日本，新的岗位并不来自从前的工厂、企业和行业，因此这一轮的转型对就业安全造成了威胁。
我认为，日本过去40年发展中赖以为本的基础原则应当保留下来。第一个原则是就业稳定，尽管未来20年，大多数员工实现终身就业是不太可能的。第二个原则，我认为同样重要，是公司和员工互相认同各自的利益，至少达成和谐共处。这要求雇主，尤其是大雇主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雇主必须阐明顾虑，承担责任，积极主动地为新的就业机会提供再培训，将冗余员工安置到新岗位上。我在美国同样主张这么做。不少美国雇主接受了这些责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20年我们的劳动力队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却几乎没有引发社会动荡。我认为，在日本，雇主为就业错位承担这类责任尤为重要，因为日本对社会和谐与相互履行责任与义务有着强烈的信仰。
1994年11月10日
◎彼得·德鲁克
从日本在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来说，我想先谈一谈我个人的经验。我是发展援助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我是世界银行最初两任行长的顾问，也是第一批提出这方面建议的人。那些年，我积极参与制定发展援助政策，比如复兴战后欧洲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我是杜鲁门总统“第四点计划”的热情支持者，该项目让发展援助成为美国官方政策的构成部分，美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提供政府援助的国家。我同样热情地支持肯尼迪总统援助拉丁美洲的“进步联盟”计划；20世纪60年代，我为“进步联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但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我意识到，政府间援助不起作用。我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政府间援助，以及世界银行（这是一个政府机构）的援助，往往会变成军事援助，被浪费在无用的武器上，美国对南美的大部分援助就是这样的。或者，它会让政府和政府官员中饱私囊。如果碰上最坏的情况，还会浪费在大而不当的政府项目上，这些国家根本不具备相关的资源或市场。世界银行的大多数援助就是这个命运。
然而，基于私营部门的发展，却能起到作用，而且也的确起到了极好的作用。过去50年发展得最快的国家，要么完全不曾得到过发展援助，如日本，要么只得到过极少的援助，如韩国，以及今天的中国。
发展和钱无关。发展靠的是人力资源，人则靠具体的项目来培养，在这些项目里，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和发展中国家的人紧密合作。如今，德国许多顶尖公司的领导者，二三十年前都曾在投资德国的美国公司里工作过，这绝非偶然。日本的大量发展，来自向日本输送技术的美国合资公司，这也绝非偶然。日本对曾经从事能力提升和个人责任工作的爱德华兹·戴明博士推崇备至，这同样绝非偶然。故此，我认为日本，以及其他任何发达国家的责任，就是鼓励私营企业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如今再也没有所谓的“欠发达”国家了，只有管理不当的国家。而良好的管理，不是靠政府间援助创造的，不是光靠钱就能创造的。良好的管理，要靠榜样、靠领导、靠赋予责任来创造。而且，它最好由个别的组织来创造，这些组织能把自己在发达国家中做得好的事情照搬到发展中国家。
我知道，今天在日本这么说可能不太受欢迎。从很多方面来说，今天的日本人民对发展援助的认同，就跟30年前我们在美国一样，那时候，肯尼迪总统正宣布推行“进步联盟”项目。我只希望，再过10年，你们不会得出跟我们在美国相同的结论：政府间援助不能带来发展。它可能没有太大的危害，但也的确没有一丁点儿的好处。只有私营部门的积极性、人的领导、人的榜样、人力资源的发展，才能带来真正的发展，而这也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世界给予激励，承担责任的地方。
1994年11月10日
◎彼得·德鲁克
从某些角度来看，世界真的变得没有国界了。资金和信息不再懂得何谓边界，而成了跨国性质。知识和技术也一样，多多少少地不再有国界，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了更强烈的区域化发展趋势。新的区域基本上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做派；欧盟是这样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此外，还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大型联盟解体，诞生了诸多全新的小型，甚至超级小型国家。这就是苏联的命运。如今南斯拉夫
发生的悲剧也是如此。未来10年左右，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说不定也会变成北美洲的一个独立国家。
我不用再长途旅行去为外国听众做讲演了。过去几个月，我向柏林、圣保罗、约翰内斯堡的大量听众讲了话，可并没有到德国、巴西或南非去。我通过视频会议和卫星通信系统跟他们对话。当今世界的每一家企业都需要有关全球经济的信息。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企业能掌握到足够的信息，只有少数日本大型贸易企业是例外。
与此同时，你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在专家聚集的地方开展研究，这也是事实。如果你想做兽医研究，你就得到法国去，因为法国有这个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他们不愿意搬到日本筑波或者美国，他们就愿意待在法国。许多日本电脑制造商买下了硅谷公司的少量股份，以便获取专业知识。同样道理，硅谷人大多不愿搬到筑波去。有两家大型日本企业在美国食品零售行业成了巨头。山崎面包在美国拥有并经营着好些家成功的面包店，伊藤洋华堂则拥有并经营着美国的7-11便利店。但山崎拥有的美国面包店，是按照美国企业的经营模式来运作的，它们专门针对美国人的口味烘焙面包；伊藤洋华堂旗下的7-11便利店，也像美国商店那么经营。
不管是欧盟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都不曾建立“无国界”的区域。诚然，欧洲的商品和人如今可以轻松流动，但其便利程度，也并未超过1914年之前。资本流动仍然相当有限。欧洲真正实现了“欧洲化”的企业，只有两种：一是来自瑞士或荷兰等小国家的企业，也就是那些100多年来一直都“欧洲化”的公司；二是来自欧洲以外的公司，尤其是驻欧的美国公司，以及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
欧洲企业母国化的色彩越来越浓，而非越来越淡。欧洲的大银行正试图与本国的小银行合并，成为本国的主导银行。迄今为止，这些大银行里没有一家打算变成真正的“欧洲”银行。大多数制造企业也是一样。
今天，为了在世界各地做生意，哪怕是在本国的国境之内，也需要有“全球化思维”，任何跨越国境线开展的业务，都需要做出根本上的改变：建立跨国的高级管理层，管理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经验，组成团队开展合作。这方面的例子已经有一些了。雀巢就是其中一例，这是一家总部设在瑞士的加工食品公司。雀巢的高级管理队伍来自6个不同的国家。美国的可口可乐和其他食品加工企业、金融领域的花旗银行，也都是这样。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企业仍属于少数。很明显，建立这样的管理层是一项重大任务，非常艰巨。只要看看索尼和松下这两家日本大型消费电子公司，跟它们的美国“软件”下属企业（好莱坞的电影和节目制作公司）之间的纠结关系，就知道这有多么困难了。就算在完全不存在文化差异的地方，建立跨国管理层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如今，有一家公司拥有了一支真正的“欧洲”管理队伍。那就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欧洲分公司。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在同一支高层管理团队中工作。为了建立这支团队，福特汽车公司辛苦努力了整整20年。
欧盟和北美贸易区都不算很好的榜样。在我看来，这两者都不是“无国界”的，而其他区域板块也必定会确立自己的规矩、原则和整合方式。拉丁美洲正出现的区域整合本应相当简单才对。毕竟，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让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走向“无国界”化的区域经济体）有着很多的文化共性。可即便如此，巴西人、阿根廷人和巴拉圭人发现，除了商品交换，要跳出自己的国境线极为困难。和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所属国一样，这几个国家都保留着自己的法律、金融法规和税收制度。换句话说，这是自由贸易区，并非经济共同体。我在前面说过，1914年前的世界，经济共同体是常态。举例来说，整个大英帝国的疆域内都是没有关税的。
最重要的新兴区域无法仿效其他地方的例子。它们都在亚洲境内，没人知道明天的亚洲会出现多少个区域。中国沿海地区本身就足够大，足够独特，可以构成一个区域了。东南亚和东盟国家一起，也足够单独构成一个区域；但和中国沿海地区不同，它们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非常多元化，一半的国家秉承儒家传统，另一半的国家则信奉伊斯兰教。日本跟这两个地区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走向，仍在摸索当中，没人猜得到。
换句话说，管理人员必须要逐渐学会在这三个层面上进行运营，并在三者间追求平衡。他们必须要学习在世界经济中运营。他们自己的市场可能是纯粹本地化的，但竞争对手却来自世界各地。很多时候，他们必须学会区域化运营，而地区与地区之间又必定迥然有别。较之从前，市场在很多方面，如要求、口味、偏好、购买习惯等会变得更本地化。我想，这是管理层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尤其是大企业（制造企业、银行、零售商，或许再加上大学）的管理层。这里的关键很可能是掌握建设管理团队的能力，整个团队要超越国界，为了公司和员工的福祉，为了客户的满意而奋斗。这很可能是我们未来25年面临的最大管理挑战。
亲爱的中内功先生，我希望上面的内容已经解答了您的问题。我也希望自己提出了新的问题。但我知道，您的问题哪一个都无法得到真正的解答。这些问题之所以这么重要，这么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关注的恰好是我们未来10年所面临的挑战。我可以尝试着作答，但真正的答案，要由商界领袖、企业高管，尤其是你我这些发达国家的商界领袖和企业高管来给出。我只希望，我的回答能激发足够多的企业高管想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自己未来面临的机遇，以及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我这些所谓的回答，其实是想向日本的企业高管请教：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们带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机会？它们赋予了你们什么样的责任？
1994年11月10日
◎中内功
您提到，日本企业高管应当承担的一个责任是解决所谓的产业“空洞化”。听到您说对“空洞化”的担忧来自误解，我甚感欣慰。
尽管改变日本产业结构是我国最为紧迫的任务，但哪怕是产业界人士，也并未恰当地理解这一改变的必要性。我相信，您在回信中所做出的清晰解释，一定能说服许多日本人。您强烈反对“制造业扩大海外生产意味着削弱本国产业基础”的观点，并认为，把生产力低下的制造业务转移到海外，反而强化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
在提到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福特、丰田和日产时，您指出，这些企业的经验向我们说明，制造业的成功来自基本的业务重组，将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转换成知识和信息的源头，而不是往工厂生产自动化里投入巨额资金。
从我的经验来看，这种业务的重新设计同样适用于非制造业，尤其是零售行业，同样有效。
日本零售行业的现代化已经进行了20多年，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将效率低下的家族生意转换成现代连锁便利店。这种根本性的重新设计造福了消费者，它一方面保留了大量小型的零售渠道；另一方面又通过现代化提高了生产力，且不必投入庞大的资金。这里，我应当指出，特许经营的概念，其实是从美国借鉴而来的。
附属于大荣公司的劳森便利连锁店，第一家分店于1975年开业。随后的20年里，我们建立了5000多个网点。今天，便利店成了所有日本人（无论男女老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依靠计算机化的收款机系统，便利店冲上了日本零售行业的领先地位。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常说，计算机技术让便利店网络实现了现代化。但从我的经验来看，特许经营这种方法本身，以及它带来的丰富相关信息，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特许经营的概念如下。首先，要尽可能避免重复劳动，每个元素都很重要：店面设计、货架布局，为采购和送货等活动建立物流系统，为门店管理及兼职员工制定规章，为零售店和制造商汇总销售数据；其次，店主必须保持独立性，对管理自己的生意感到满意；最后，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确保店面位置能为消费者带去最大的方便，提供多样化的产品。这种特许经营的概念是零售店从家族买卖变成现代便利店背后的驱动力。计算机和收款机系统固然重要，也无非是工具而已。较之使用各种管理工具，概念化和人的决策始终重要得多。
特许经营系统不光适合便利店和其他零售渠道，也适用于餐饮行业。在大荣，我们把特许经营系统应用到比便利店营业面积稍大的折扣店以及出售汉堡或当地特色小吃的快餐店上。
故此，知识是改变日本产业结构的关键。毫无疑问，一如您多年来的建议，日本必须努力变成知识型社会。
您在回答我“日本对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时，略微谈及了这一点。您认为，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扮演的角色，是提供私营部门的动力和领导，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树立榜样、给予支持，归结起来，这些都可谓是知识的交流。以我之见，一切都要从全球层面的知识交流着手。
眼下，我们目睹了区域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冒出头来。尽管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强烈表示自己与此无关，但外人必定会怀疑这是封闭型经济圈的苗头。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所谓“区域主义的崛起与经济集团存在直接的关系”，很可能是一派胡言。区域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若是在指定区域内实现贸易自由化，那么这种趋势随后也会扩散至全球。对此我可以理解。
可时机是个很大的问题：当我们在指定区域内推进贸易自由化时，说不定在预期的溢出效应带来好处之前，该区域之外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已经放缓了。欧盟的前身是1957年组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自此以后，人们用了30多年时间才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正式成立。1957年，日本正准备进入战后经济快速增长期。那时候，没人能预见到：日本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顶尖选手，石油危机强迫世界接受了“基本的自然资源十分稀缺”的现实，以及柏林墙垮了，苏联解体了——一如您在《管理新现实》
一书中所预测的。同样道理，人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个观点：区域主义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规则。世界正面临着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远远不止是自然资源稀缺问题，还包括一些有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的威胁。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日本获得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角色。一些慷慨的国家与矿产资源贫乏的日本分享资源，帮助日本走向繁荣。考虑到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坚信，我们必须将日本承担的责任全力以赴地推进下去。我们要从全球的角度研究有效利用资源的途径。经济自由化必须在全球而非区域集团的层面上展开。而通过经济自由化进程，我们必须找到最有效的生产方法，用全球化视野为产业和公司选择最佳地理位置。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政府该做的事，因为政府主要是在国界之内履行职责。这是私营企业的职责。
我相信，日本企业家应当愈发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不光要在全球寻找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更应当坚定地承诺投入当地社区，按照当地的要求展开经营，毫无保留地传授管理知识和技巧，培养潜在人力资源，为全球发展做贡献。我决定到中国投资，就是从这些想法出发的。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的概念，需要世界各地都有人出力推广。
您还提到，培养人力资源是企业高管的重要责任，但日本企业界在“衰退”这个词面前瑟瑟发抖，早就遗忘了这一事实。
有人说，未来，日本企业不再需要不熟悉计算机的工人，因为简单的工作可以交给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完成。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计算机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早已广为人们所接受。从美国和欧洲蔓延到日本的信息革命，推动了亚洲的信息技术进步。可以说，从商务工具的角度讲，多媒体的重要性只会一步步继续强化。可站在企业家的角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可悲的是，今天支持这一论点的企业管理者和学者，几年前也曾支持日本式的管理方法以及这种管理方法对人力资源的侧重。我认为忽视问题的这个方面是相当错误的。
为了抵御世界经济的兴衰起伏，日本私营企业必须努力提高生产力。劳动力市场要提高流动性，终身雇用制度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也必须进行改革。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就业灵活性，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城市与农村、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劳动力失调控制在最低限度。
正如您指出的，改善的关键在于企业是否有能力采用无国界视角，组建起一支完全为企业及员工利益着想，为客户满意考虑的管理团队。值此关键时刻，日本经济也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抹杀员工过去为企业所做的贡献，这么做对负责任的管理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诚然，我们也需要审视员工的自我责任。如今，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让员工自己判断需要什么技能来为公司、社会、世界做贡献，显得愈发重要。
不管怎么说，不可能让员工承担所有责任。您在《生态远景》一书中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是否存在商业伦理”，清楚地阐明了传统儒家思想中互尽责任的概念。我相信，一些管理者已经意识到自己对员工负有责任，他们现在必须力求实现双方的认可，让所有员工根据对自身责任的理解，尽其所能地施展所长。
这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当下以终身雇用制为基础的招聘和培训实践。遗憾的是，正如您在《生态远景》中“艺术视角下的日本”一文所指出的，日本教育的宗旨就是让学生进入名牌大学，以便随后进入名牌企业。这样的教育体系无法为日本的未来培养出必要的人力资源。
身为全国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成员，我经常呼吁要强调个性。我相信，今天的教育必须以这个概念为核心。有人主张对大学课程进行进一步专业化细分，注重实用性以立刻获得效用。这些人往往把个性化过分简单地跟获得专业技能联系在一起。尽管在某些程度上的确如此，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这类知识很快就会失去实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终身学习、毕业后学习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大学应当成为学生思考个人未来目标，掌握必要技能为社会做贡献的地方。大学的角色不应当仅限于实用教育和商业化教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哪怕在完成了正规教育之后，人也需要继续进行上述思考。这就意味着，学校应该是自我发展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学习的地方。尤其是日本的大学，更应当强调自我发展的方面。校外课程、再教育系统和其他项目都可帮助年轻人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同样，私营企业不应当把大学看成员工的来源，而应当把它主动用作职工再教育的场所。知识的交流再一次表现出了它的重要性。企业可为大学提供有关世界经济的最新信息，而大学反过来则把这些信息用于研究潜在趋势的持久影响因素和走向。我相信，这类频繁的互动互助至关重要。
为了将这些概念付诸实践，我创办了营销及流通大学。这所大学的目标是把实用的商业教育与先进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促进私营企业和大学之间的知识交流。
我认为，私营企业通过这种方式积极地为职工再教育系统的发展做出贡献，这非常重要，反过来，它将逐渐改革日本的整个教育体系。
正如您最近在东京的研讨会上所说，发展个人优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您还认为，这也是公司高管进行企业重组和人员削减时的责任。听了您的讲演，我意识到，为了迎接知识社会的到来，帮助员工努力优化个人强项，是企业的责任。这能让企业具备为社会福祉而贡献的能力，同时，又把企业转化成了有着强烈意愿自我进步的个体的集合。随着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日本企业必须逐步培养起全球化的思考方式，开展更为本地化的运作。海外和国内人力资源发展将变得同等重要。企业高管必须具备全球性的责任感。
德鲁克教授，您措辞犀利的来信鼓励我要重新评估知识型社会中企业高管的责任，这跟只顾着往内看的日本管理者截然不同，后者在这场持久的经济衰退期间，一心只想着寻求裁员的最佳办法。
1994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