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机会都到哪里去啦？”这是过去几年，所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常问到的问题。但对美国来说，人们从没问过另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就业机会都是从哪儿来的？在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中，重工业就业机会都在不断减少——连日本也是这样。只有美国经济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其出现速度比重工业就业机会减少的速度快得多。实际上，新就业机会增长速度之快，在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1965～1984年，美国年龄在16～65岁的人口增长了38%，从1.29亿增加到1.78亿。但同期的工作机会增加了45%，从0.71亿个增加到了1.03亿个。到今年（1984年）秋天，这一数字有可能增长到1.05亿，甚至1.06亿，这意味着自1965年以来，就业机会增长了50%，并且其中一多半都是在1973年秋季能源危机爆发后出现的——而就在这段时间内，接连爆发了“石油冲击”、两次经济衰退，整个重工业接近崩溃。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创造新工作的步伐却几乎没有放慢。在这次经济衰退的谷底，1982年秋，虽然失业率创下纪录，但仍比1973年多出1500万个工作机会。

日本过去10年的工作机会增加了10%，从5600万提高到了6100万，只相当于美国增长速度的一半。西欧的工作机会在减少——即便除去周期性失业人数，1984年的工作机会仍比1974年减少了整整300万个。

1984年美国经济带来的工作机会，比15年前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多出1000万个。在那时，即便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伊莱·金兹伯格（Eli Ginzberg）这样严谨而权威的专家，也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了给“婴儿潮”一代提供工作机会，美国联邦政府将不得不成为其“首要的雇主”。但没有依靠政府的任何帮助，我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也超出了吸收“婴儿潮”所需的一倍半。这是为了适应15年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已婚妇女大量涌进就业市场。那么，这些工作机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们并不来自政府和大企业。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部门基本上提供了美国经济中所有的新增工作机会。20世纪70年代初之后，政府里的就业机会就停止了增长，其后甚至稍有下降。大企业的工作机会自70年代初之后也一直在减少。光是在过去的5年里，《财富》500强企业（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就永远地失去了300万个职位。几乎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是由中小型企业创造的，并且几乎都是由创业型或创新型企业创造的。

“啊哈，”大概每个人都会说，“原来是高科技企业。”但人们都说错了。高科技企业非常重要，它开阔人们的眼界，加快人们的步伐，激起人们的热情，创造人类的未来，但作为现实的创造者，高科技企业的作用还很小，它在过去的10年里最多只创造了10%的新工作机会。显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1990年以前，它创造工作机会的速度不会大幅提高。

创造新工作机会的主要是“低技术”或“非技术”性企业。例证之一是，《公司》杂志每年都会列出企业年龄在5年以上15年以下成长速度最快的公众持股公司统计表。由于范围限定在公众持股类公司，该统计表对高科技企业相当有利。然而，在1982年的统计中，100家企业里有80家都毫无疑问地属于低技术和非技术性公司：妇女成衣厂、食品连锁店等。此外，在《公司》杂志对500家发展最迅速的非公众持股公司（也译作控股公司）的统计中，排在首位的是一家生产家庭健身用品的制造厂。

然而，最具启发性的分析来自麦肯锡咨询公司对中型发展企业（就是那些年销售额在2500万～10亿美元的企业）的研究。该调查发现，这些公司大多和高科技无关，大多是制造商而不是服务性公司。1975～1980年，这些中型发展公司在销售、利润和就业机会上的增长速度，比《财富》250强这类大型企业快3倍。即便是在1981～1982年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财富》250强企业在一年内裁减了2%的就业岗位，中型发展企业却增加了100万个就业机会——占全国就业大军的1%。所有这些公司都拥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按照系统化的创业精神和目标明确的创新意识组织起来的公司。

近1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一直在朝创业型和创新型企业转移，其中大多数是低技术和非技术性企业。在经济上，1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长得足够用来讨论“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还不甚清楚。显然，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价值观、态度和期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与15年前我们所许诺的那种“绿化美国”（《绿化美国》是20世纪60年代末最受欢迎的一本书，该书阐述“美国梦”的变化）式的转变截然不同。就在那时，真正的变化业已开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冒险，热切地渴望在物质上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严于律己，像企业家那样长时间地不懈工作。

但钱从哪里来呢？10年前，我们担心没有足够的钱可用于新的风险投资，现在看来风险资本比风险企业还要多。创新精神激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能是管理（它也是一种真正的新技术）的突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出的有关创业与创新知识的一整套知识体系。

美国的发展，明确地驳斥了以“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该概念以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命名）为基础的“零增长理论”。这一理论对过去10年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严谨的解释，对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前景做出了预测，影响范围也最为广泛。

根据长波理论，发达国家的经济每隔50年就会进入一个长时间的停滞期。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上升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在“康德拉季耶夫崩溃”的最后20年里似乎仍能产生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它们带来了创纪录的高利润和高工资；因为它们业已成熟，不再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

但这种表面上的繁荣与健康，实际上是正在走向衰落的病态；“创纪录”的高利润和高工资已经等于是在变卖资产。等潮流转向“康德拉季耶夫崩溃”的时候，这些成熟的工业就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新的技术早已产生，但在未来20年里，它们还无法带来足够的工作机会，或者吸收足够的资本以支持新的经济增长时期。因此这20年之内就只有“康德拉季耶夫停滞”或“零增长”，所有人——至少是所有政府对此都束手无策，只有干等着，让衰退自己过去。

美国和西欧的重工业似乎正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相吻合。日本也好像正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只不过稍晚几年而已。高科技方面的情况也和长波理论相吻合：它产生的新工作机会和吸收的新资本，还不足以抵消重工业的衰退和萎缩。

但美国的创业型和创新型企业创造的新工作机会，和康德拉季耶夫理论的预测完全不一致。或者说，它很类似于1873年之后德国和美国发生的“非典型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这两国经历了25年的经济和社会大动荡，但与此同时，经济也在迅速发展。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在其经典著作《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中发现并阐述了这种非典型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该书把康德拉季耶夫介绍给了西方，但它同样指出，康德拉季耶夫停滞只发生在1873年后的英国和法国，而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正是以这一时期为基础的。德国和美国也出现了“经济崩溃”，但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复苏，仅仅5年后两国就进入了迅速发展状态，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两个国家出现“非典型”情况，并使它们在19世纪末获得经济增长的原因，正是由于它们都转向了创业型经济。

当今的世界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危机。有福利国家失控且看起来完全无法控制的政府赤字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绝症。有世界各地——从第三世界国家到艾奥瓦州的农场的商品生产者的危机。几年来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持续走低，比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低。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长期的商品低价之后必定随之出现一次工业经济的衰退。毫无疑问，重工业就业岗位的萎缩，以及它们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自动化的转变，将给我们的体制带来沉重的压力——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压力。

但至少对美国来说，康德拉季耶夫的零增长预测，实际上已经被美国经济的现实所否定。重工业在15或20年以前，就达到了康德拉季耶夫波峰，然而在那以后，就业机会增加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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