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成为小说家，实在对不起赫姆和吉妮亚。

从小，我就立志要写出一些好作品，也许这就是我唯一的志向。的确，我愿意朝着这方向努力。小说写作无疑是作家的试金石。我一向对“人”相当感兴趣，不喜欢“抽象概念”，更别提哲学家的定义与分类了——对我来说，这简直和囚衣一样可怕。“人”不只比较有趣，更有着许多不同的形态，也较有意义，因为人会发展、表露、改变并成为一种新的形态。

我很早就认识赫姆和吉妮亚了。他们的全名是：赫姆·施瓦兹瓦尔德博士和尤吉妮亚·施瓦兹瓦尔德博士，娘家姓氏为诺斯本。施瓦兹瓦尔德伉俪是我一生所见到的最有趣的人。如果我要写故事，一定不会遗漏这两个人物。

然而，我很早就知道要把这两个角色描绘得栩栩如生可不是易事。瑕疵的部分比较容易描述，但是要写活他们那既耀眼，又矛盾复杂的个性与人格，实在是一大挑战。这两个人物对我的吸引力是无穷的，让我一直目眩神迷；同时也困扰着我，使我萌生退避三舍之心。因为每当我想拥抱他们，满怀的却只是一片虚无……

乍看之下，赫姆和吉妮亚无奇特复杂之处，一个是天才型的政府官员，另一个则是天赋异禀的女教育家。他们的故事之所以不同于同一时代的人，似乎只是早年成功，享有盛名。

赫姆瘦骨嶙峋，发已全秃，从学生时代开始，头顶就出现一块光溜溜的小丘。深邃的眼睛上方像是突出的山陵，耳朵尖尖、硬硬的，下巴亦“戽斗”得厉害。他那修长的双手，像是只剩骨头似的，硕大的关节和手腕裸露在大衣袖口之下，使得他的衣服看来老是不够长。他只有中等身高，骨架却很大，看起来就像稻草人般消瘦。他的嘴巴很小、很薄，常常紧紧地抿着嘴唇，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他的声音高亢，一开口常像是几个猛烈、断奏的音符。他很少说话，但一开口，就叫人不快。

有一次，我母亲去巴黎玩，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件出自名设计师之手、极为时髦的洋装。她对这件衣服喜欢得不得了，打算等到重大场合，也就是施瓦兹瓦尔德家举行盛宴，或是圣诞晚会时，再拿出来亮相。我们这些小孩也一同前往。那天，赫姆看了我母亲一眼，就说：“凯洛琳，回家去把那件衣服脱下来，送给家里的女佣吧。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像是跟她借来的一样。”我那固执、好辩且向来独立的母亲竟一声不响地回去，乖乖地把衣服脱下来，给了女佣。

我母亲是吉妮亚的学生，赫姆一律叫她们“吉妮亚的小孩”。在这些年轻女学生中，其实母亲是最得赫姆喜爱的。这个骨瘦如柴看似冷酷的赫姆，偶尔还是会显露出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仁慈的。虽然不轻易开口，但有必要说句话以挽回情势时，他还是会强迫自己说的。

我在1933年回到维也纳和父母亲一同过圣诞节时，已经离开家乡一段时间了，那时的我，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前一年春天，希特勒已经掌权，于是我离开德国，跑到伦敦一家大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做了几个月，到圣诞节时，这个工作就没了，又找不到另一个差事，因此相当沮丧。我一直不想回维也纳，从14岁开始，我就想离开那个地方了，高中一毕业，我就远走高飞。之后，我在伦敦遇见了一个年轻女子，她后来成为我的终身伴侣。1933年那次回维也纳时，我饱尝与妻两地相思之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她身旁。

然而，家乡生活的舒适与安逸，对我的惰性来说，是一大引诱。不知有多少人不断地劝说，要我留下来，比方说在奥地利外交部里，担任新闻官员。我明知自己无意留下，却再三徘徊。直至2月初，我终于下定决心要走了，但还是因和亲友一一告别，延宕了离开的时刻。其中非亲自造访不可的，就是施瓦兹瓦尔德家。吉妮亚对我非常亲切而且关心，提出种种问题，问我在伦敦的工作机会如何（可说是希望渺茫），以及我的财务状况（更是凄惨），也问到维也纳所提供的工作，并说，这可真是难得的肥缺。

突然，赫姆走进来。听了一会儿之后，他对吉妮亚说出了几乎让人难以入耳的话，我从未听过他对吉妮亚这么说：“吉妮亚，放了这小子吧。你这个样子，就像个愚不可及的老太婆！”然后转过头来，跟我说话。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一直很欣赏你的独立，不人云亦云，甚至不会被我们的意见影响。你高中一毕业就决定离开维也纳到国外闯天下，这一点让我颇以为傲。去年希特勒在德国主掌大权，你毫不犹豫地离开德国，叫我不得不为你喝彩。不留在维也纳是对的，这个国家已成明日黄花，就快完蛋了。但是，彼得啊，”他把我从椅子上拉起，“回家整理行囊。往伦敦的火车明天中午就要开了，你一定得搭上这班车。”

他粗野地用力把我拖到门边，几乎要把我推下楼。他看我走到了楼下，准备打开大门离开，就大声吼叫：“不要担心工作的事。工作总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比这里的好。找到差事后，给我们寄张明信片，可别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哦！”

第二天，我就搭了那班火车离开了。甫抵伦敦，不到6个小时，我就找到了工作，的确要比维也纳提供的任何机会都好。我在伦敦一家商业银行做经济分析员，并担任合伙老板之一的执行秘书。之后，我遵照赫姆的话，给他寄了张明信片。

其实我欠他的实在不少，或许是太多了。这样帮我，对这个已退休而含蓄的人来说，不知已尽了多少力。因此，我想给他写封热情洋溢的信，但又害怕被嘲笑说滥情，最后只好作罢。后来，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没写那封信——因为我再也见不到赫姆了，没有机会对他诉说心中的感激了。直到三年后，我和太太搬到纽约之前，每年圣诞节我还是会回维也纳，每次回去，我一定去拜访吉妮亚，但是已无缘见到赫姆了。他在1934年的夏天中风，后来身体虽无大碍，却逐渐丧失了心智能力。当然，他还有清醒的时候，可是那时我却不在他身边。多年后，有人告诉我，赫姆在神智稍微清醒之际，有时还会问：“为什么总没有彼得·德鲁克的消息？”

大人都很怕赫姆，对他那尖酸刻薄的嘴愤愤不平，同时因为赫姆不让人接近，因此人人对他敬而远之。他对小孩子一样很凶——事实上，他对三岁孩儿的态度和对大人的态度没什么两样。也许正因为这样，小孩子一点都不怕他，而且挺崇拜他的。在他晚年，身边总围绕着一堆七八岁的孩子，和他吼来吼去。然而，他有一个身体特征却使小朋友害怕，那就是他的跛行。他一只脚比另一只脚短得多，因此成了可怕的畸形足。他的臀部向外突出，大腿又缩回来，和身体形成一个很奇怪的角度，膝盖以下小腿的部分又向后扭曲。如果不用拐杖，赫姆简直是寸步难行，即使有拐杖，他也几乎只能像螃蟹一样侧着颠簸横行。爬楼梯或是上斜坡对他来说，都是难事，然而他还是设法克服，并拒绝所有人的帮助。到了平地，他就可加大步伐，曳足而行，速度之快连壮硕的小伙子都难以赶上。根据谣传，赫姆的跛足是小时候一次意外造成的：有人说，他在襁褓时，摔到地上；又有人说，他从窗户上跌了下来；最通行的说法是，他小时候骑着快马，从马上坠下，才成了今天这副德性。然而，赫姆本人却不会谈及自己的残疾，也绝口不提家人、童年，以及少年时代的事。

大家都知道的是，他在1870年（或是更早）生于奥属波兰的最东边，距离俄国边界只有数英里 之处，是家中最小的男孩。他的家一贫如洗，过着仅足以糊口的生活。他父亲听说是个游手好闲的小贩，家计靠做产婆的母亲来维持。不过，之后他们还是得以向前迈进一大步，晋身为成功的中产阶级。赫姆的舅舅，后来搬到维也纳，成为当地的名律师，也是第一个领导维也纳律师协会的犹太人。舅舅没有子嗣，因此相当照顾自己的外甥，特别是早慧的小赫姆。他让这些外甥都完成中等教育。赫姆的一个哥哥便住在维也纳的舅舅家，并上了大学，后来成了一位受人尊崇的维也纳下级法院法官。赫姆比同辈的孩子早两年完成预校的学业，因此在毕业后一两年间，大家和舅舅都认为赫姆应该会和哥哥走上相同的路子。

那时候的赫姆，应该不到17岁。然而，他那不按牌理出牌的“天赋”和意志力都已成熟了。他拒绝到维也纳上大学，而选择在奥属波兰以德文为主要语言的索斯诺维次大学。奥属波兰另外还有两所大学，一所是以波兰语为主的克拉科大学，另一所则是以乌克兰语为主的兰博克大学。索斯诺维次大学的学生清一色是犹太人，因为只有奥属波兰的犹太人说德语（或意第绪语）。除非有特殊原因，即使是波兰的犹太人也不上索斯诺维次大学，无不使用各种手段到“西方”，也就是维也纳或布拉格去上大学。就算索斯诺维次大学是官方承认的大学，也不被社会所认可，更非成功生涯的起点。在奥匈帝国下的索斯诺维次大学，犹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纽约的市立学院 ，学生之间虽竞争激烈，但若有机会进别的大学，没有人会上这里来的。

因此，赫姆一宣布要进索斯诺维次大学，就受到外界极大的压力，要他改变心意。我父亲和他舅舅很熟，我记得他们提起过，只要赫姆愿意到维也纳来求学，他的舅舅愿意租一间房间让他单独使用；要是赫姆想到德国、瑞士、法国或是英国留学，学杂费也没有问题，完全由舅舅负责——能到那几个地方求学几乎是每个奥地利青年梦寐以求的。最后，这位舅舅不得不改口威胁他：再不听话，就要断绝一切经济援助。但是赫姆完全不为所动，还是到索斯诺维次大学就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同时，他也是该校有史以来，最快取得学位的人。

现在，赫姆终于要回到维也纳来了。他的舅舅于是设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赫姆这个法学院高才生找全奥地利最好的公职。赫姆既非有土地的贵族之子，又是个犹太人，然而他的舅舅还是帮他在财政部的顾问室找到了一个空缺。赫姆虽想从事公职，但财政部却不是他的志愿，他已打算到外贸局服务。

如果说前往索斯诺维次大学就读是他一时兴起，那么拒绝财政部而选择外贸局可谓愚不可及，并有故意宣示的意味。众所皆知的是，外贸局是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政府机关，在18世纪就成立了，远早于19世纪才创设的各个现代的“部”，此外这个外贸局主要负责促进奥地利的出口贸易，并主办各种商展，故自18世纪始，素以“商业博物馆”著称。虽然这个机关和外交部、经济部形成一种巧妙的平衡关系，但仍算一个自主的单位，独立在外交部之外，同时也办理领事服务事宜，所以和它们也有所竞争。

在这个“商业博物馆”的管理之下，还有两所大学：一所是东方学院，另一所则是领事学院。赫姆进入这个单位服务后不久，他们又创办了奥地利第一所商学院，亦即“出口贸易学院”，也就是现今维也纳外贸大学的前身。这所学校颇为有趣，也有许多很有意思的人。然而，在外贸局这种单位服务，既不能享受特权，也没有什么未来——这个地方就像一潭死水。

相形之下，财政部可不同了，特别是其中的顾问室，掌控着奥地利高级首长的职位，以及企业的高级职位。当时的三大“特权”部门——农业部、内政部和外交部的要职还是留给伯爵或男爵，其他开放给非贵族的高级职位，无不在财政部的控制之下。顾问室里的官员，不是出任财政首长，就是在其首长办公室担任资深要员，或是去领导较小的部门，如商业部和司法部，或是成为大银行的总裁。

赫姆选择外贸局，放弃财政部的“肥缺”，简直是匪夷所思，这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宣示。财政部是官方的“自由派”，官员皆受过高等教育，度量不错，有见识而且明智，在保守的奥国政府中，他们可谓“忠诚的反对党”。但外贸局却是个故意“唱反调”的机构：奥地利政府力行保护主义，外贸局却高唱自由贸易；奥地利是个农业国，外贸局却提倡发展工业。

当时的工会组织，如果没遭到警察镇压，也会受到政府当局公开的反对，但是外贸局不但认同这些工会成员的信念，还鼓励工会为成员开一些大学程度的科目，并为他们延揽教师。此外，外贸局还主张确保劳工安全、实施儿童劳动法、减少每周工时等。更糟的是，这个外贸局是18世纪奥地利启蒙运动的产物，因此与共济会有着某种关联，而这共济会在奥地利与其说是社会的或是公益的社团，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组织——他们反对神职（即使不是反天主教），抨击大地主，也不赞成土地操控在少数人的手里；更重要的是，他们极其反对军国主义。

奥地利政府居然能让这种具有“颠覆”因子的机关存在，不是心胸宽广，就是本身组织大有问题，这点就留待历史学家去研究吧。当时，外贸局的存在已成事实，大家只好忍耐。但是，明明可以到财政部就职的人，却跑到外贸局去，这就不是“古怪”一词可以形容的了。赫姆此举，让大家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好像被打了一巴掌一样，而且知道他是公开挑战。

原来赫姆之所以选择外贸局，并不是有志于此。像我父亲10年后加入外贸局就是因为个人的志趣，大多数加入外贸局的官员也是这样。但赫姆进入外贸局为的只是和家人划清界限，他如此费尽心机，就是要让他们伤心。

而赫姆那热心的舅舅不但为他取得财政部的职位，还帮他订了火车头等席并把车票寄给他。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将军和高级银行主管才能如此奢侈。这个舅舅很体贴，想到赫姆从来没到过维也纳，于是亲自在凌晨时分跑到火车站去接这个远道而来的外甥。他第一眼看到赫姆时，简直吓呆了：他原知道赫姆的脚有点儿不方便，但是没想到竟会如此严重。赫姆提议，不妨在清晨爽朗的阳光下，步行回舅舅的住处。这个舅舅十分欣喜，心想可以在路上跟他谈工作的事和为他的生活做的种种安排。他邀请赫姆住在他家，同时又很有技巧地说，如果他想一个人清静的话，可以在舅舅家附近的饭店休息。他还跟赫姆说，他已和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谈过，说他那聪明绝顶的外甥马上要到维也纳来了，请他们多关照。

他们走了约一个小时，赫姆却一句话也没说，让做舅舅的觉得有点儿不安。最后，他们走到一条安静的街道，舅舅和舅妈就住在这里，这时赫姆终于开口，希望舅舅能给他几分钟，他马上回来。这个舅舅日后回想道：“那时，我心里想着，这个年轻人真是难得，或许是要去买束花，送给素未谋面而将一起生活的舅妈吧。”一个小时后，他不见外甥身影，两小时，三小时，四个小时都过去了，还是没等到。最后，到了下午，舅妈已经快歇斯底里了，而这个舅舅也准备打电话报警时，信差送了一封信来，上面写着：“我已决定到‘商业博物馆’任职，请把我的行李交给信差。”

从此，这个舅舅和舅妈再也没见过赫姆，也没有他的消息。在赫姆到维也纳的前几年，他那些好心的亲戚年节时还邀请他过来玩或是共度周末，他们的邀请函却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赫姆也从不和自己的哥哥联络，不回信，连电话也不回。

这种做法真是十分怪异，最后终究会被人认为是目中无人。在赫姆搬到维也纳约十年左右，他的母亲过世了，他那一无所长的父亲也放弃了这个儿子。舅舅于是把赫姆的父亲带到维也纳来，并帮他找了份闲差，也就是在财政部大楼里卖点小东西。当然官方是不准政府机关有小贩出入的，还是托人靠着贿赂或是关系，才得以入内贩售各式各样的小东西，如刮胡刀等，有时也做一些跑腿的工作，像买胸花什么的，年轻的官员要约会就代购戏票啦，年长的官员周六下午要带家人出去踏青，就为他们准备野餐篮子啦，到街上代为采买文具以赚个一成小利……总之，部里的小事、各种小礼物都可以由他一手包办。

这种专门在政府机关服务的小贩并非奥地利所特有。从特洛伊普19世纪50年代写的小说中，就可发现英国政府办公室也有这等人存在，德国俾斯麦政府里也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办公大楼不是也有“擦鞋童”吗？他们都有自己的地盘，专门卖领带、衬衫等杂物。据我所知，这些人今天仍可得见。这些政府大楼里的小贩可算是一种高级仆役，不过社会地位不高，但和开一家小店相比，这种工作还算稳当、高尚。这种小贩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也不会“降格以求”，公然开起店来。所以老施瓦兹瓦尔德，也就是赫姆的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有保障、生活无虑的工作。不料，后来赫姆入主财政部时，第一件事就是把这老人赶出去。父亲可怜兮兮地要求见儿子一面，跟他求情，却被拒绝了。

一度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后来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心理学家阿德勒 和赫姆很熟。他认为赫姆这种行为完全是由畸形身躯所引发的典型“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心理。阿德勒认为，赫姆在下意识里，一定责怪他的父母把他生成一个跛子。因此，他对自家人持这种态度绝不是“古怪”而已，就像他当初选择外贸局，弃财政部如敝屣这件事，才不是认同外贸局的基本做法和方针呢。比方说，外贸局秉持着自由贸易的信条，赫姆却一点也不相信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严密的控制之下，才能赞同自由贸易；又如外贸局主张工业化，创造人口稠密区的就业机会，赫姆却偏好农业，而且宁可弃婴儿于不顾，也要防止人口增长；此外，外贸局之所以创立，为的是帮助商人，赫姆却是彻头彻尾地反商、反中产阶级，认为他们都是寄生虫。总之，他的理想是中国，这辈子唯一写过的文章就是赞扬中国古代的复本位币制 ，并大力抨击奥地利当时通行的币制与经济理论。

现在回想起来，赫姆应属于凯恩斯学派 ，却比凯恩斯早了40年。他认为国家干预有其必要，然而一般传统的看法则不能接受经济受到政府的干预和操控，或者只相信供给面的管理。赫姆认为政府应该操控货币、信用和金钱，但传统的看法却认为这种操控没有效果，终将失败；他更相信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将是经济复苏的万灵丹。然而在1890年的时候，却无理论工具，也没有资料来支持这种革命性的理论。从某方面来看，赫姆实在是个不善表达的先知，而不是有系统的思想家。从赫姆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可看出他的怪异，和他对父亲的态度有点儿异曲同工之妙。这点，我们要从赫姆所崇拜的经济学英雄杜林 谈起。

如果说杜林在经济学历史上有什么地位，那就是他是恩格斯的箭靶。在《反杜林论》（Anti-Dühring）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中，恩格斯对杜林进行了严厉批评。不用读完全书，我们就知道恩格斯的立场了。对《反杜林论》一书的读者而言，杜林已经完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赫姆·施瓦兹瓦尔德。赫姆在索斯诺维次大学求学时就读过《反杜林论》一书，自此反而对杜林佩服得五体投地，终生不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赫姆每年都会去德国东部的耶拿——一所小小的大学，他的英雄就长眠于此。赫姆在杜林的墓前献上花圈，流连凭吊。但是杜林之所以吸引赫姆，并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赫姆至为精明，知道杜林的脑筋实在是像一团糨糊。让赫姆倾心的原因，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中，只有杜林极端而且强烈地反犹太。

这种反犹太的情结当然要比希特勒来得早。当时反犹太不见得一定会有什么后果，赫姆并不是唯一以反犹太来解决自己内心冲突的欧洲犹太人，和赫姆同时代的人，如维也纳的弗洛伊德以及法国的柏格森 也是，借着反抗，来面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弗洛伊德晚年的主要作品《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就探讨了这个问题。赫姆的妻子是犹太人，他唯一的好友，一位维也纳的银行家，也是犹太人；当时那些银行家大都是犹太人出身的。这个银行家好友信奉的是正统的犹太教，从他教导儿子的方式可见他的宗教狂热。他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班上那么多犹太人，就他一个人每星期六都不读书、不写字或是不背书。犹太长老的儿子也在班上，他都没这样。

当然，赫姆不会刻意隐瞒自己纯正的犹太血统，然而他还是认为犹太人是现代世界的罪恶之源，更因为犹太人多是中产阶级，贪得无厌而且精打细算，而认为他们是毒害社会者。身为犹太人对他来说，并不是种族或是宗教的问题，而与态度和精神有关。赫姆自己知道他已弃绝犹太人多年了，而且尽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像个犹太人。

当时，奥地利的官场可说是相当冷酷，派系恩怨很多而且见不得别人好，因此实在令人想不到像赫姆·施瓦兹瓦尔德这种人会有立足之地。他这个人脾气暴躁、粗鲁，欠缺谋略，令人退避三舍；从名不见经传的索斯诺维次大学毕业，而非自维也纳大学出身，还放弃财政部的要职，跑到“商业博物馆”服务。他的妻子和他一样激进、反犹。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却对每一件事都有意见，而且常高声表达自己的“高见”，不是惹火了别人，就是让人觉得可笑，再加上那恶毒的舌头，和他交往过的，多半成了敌人。这样的一个人就像是阿雷钦（Sholem Aleichem）作品中的反英雄角色，或是伊撒·辛格（lsaac Bashevis Singer）写的犹太人悲喜剧中的人物。

然而，赫姆还是力争上游。有一次，他终于有机会晋身成为枢密顾问官，也就是奥地利文官制度中的最高首长，和德国的“枢密官”或“内廷参事”相当，他却差一点毁了这个机运。远在赫姆成为资深官员以前，犹太人已慢慢“咸鱼翻身”为大众所接受，并掌控政府高级职位。但是，在一些具有特权的部门中，仍保留着过去要职皆由基督教徒担任的传统。也就是说，原本在比较小的单位担任首长的犹太人在晋升“大臣”前，都得悄悄地进行一种古老的“受洗仪式”：为了秘密进行，多半凌晨5点由宫廷里的神父为之主持仪式，而成为天主教徒，或是请维也纳最大的路德教会的牧师到家里来，并请这牧师的夫人或牧师的儿子做见证。一切行事极为小心谨慎。

因此，赫姆将升官到“天下第一部”财政部做枢密大臣时，有人就向他建议进行“受洗仪式”，但是他却大声咆哮。

“我才不管什么仪式，”他说，“对我而言，受洗一点意义都没有。即使不做犹太人，我还是不会因此而受洗的。我已不是犹太人了。多年前，还在求学时，我就已经彻底去除自己精神中的犹太成分了。”

向他进言的官员知道赫姆这个人素以顽固闻名，只好打消念头，撤销他的提名。然而这件事还是引起了皇帝的好奇心。当时的奥皇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要求属下给他一份调查报告，毕竟任命枢密顾问大臣的不是那些部长，而是皇帝自己。于是这个老皇帝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赫姆。这封信赫姆曾给我父亲看过，后来就被怒发冲冠的赫姆焚毁了，信上面写道：

施瓦兹瓦尔德博士：

寡人从未独断地决定任何一个臣民的信仰，也尊重各种宗教。但登基时，已宣誓吾国将继续基督教国家之法统。对汝等而言，此举可能过于迂腐，但寡人还是希望在吾国任公职者，皆能信仰基督。寡人虚长多岁，看在年纪的分上，或许卿愿意稍作退让。

但赫姆还是坚决不肯妥协。就这样僵持了6个月后，赫姆终于成功，晋升成为枢密顾问官，那“受洗仪式”也悄悄地废除了。之后，赫姆却提出正式声明，请即将成为高官的犹太人皆能先除去其犹太精神！

总之，赫姆成就非凡，事实上他是奥地利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职人员。“为什么呢？”在我十四五岁，第一次注意到所谓的“赫姆·施瓦兹瓦尔德现象”时，请父亲为我解释。

“因为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父亲答道，“有时，我们碰到一些极为棘手、难以处理的事情，必须找一个毫无惧色的人来处理的时候，就会想到赫姆；或是事情复杂到没有人能理解时，也只有赫姆可以解决。他具有直指核心的洞察力，并愿意去面对最艰难的任务。”

“你还记得吗，”父亲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在你差不多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是带你去亚得里亚海岸度假吗？”

我点点头，隐隐约约还记得沙滩、海浪以及和妈妈一起堆沙堡的情景。当时，妈妈穿着一件非常奇怪的泳衣。

“你是不是还记得，那次我们没玩儿多久就回家了？”当然，我对停留的时间已无印象了。

于是，他继续说：“就在那年夏天，战争爆发了。之前，我们为这次的旅行已经计划了很久。有好几年，我一天假都舍不得请，就等着日后带你妈妈、你，还有你弟弟去玩儿一整个夏天。我们一到海滩，就听到奥地利王位的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消息。当然，这件事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但是没有太难过。我们心想，下一个外交危机该是什么呢？当时坐镇在办公室的老板拍了封电报给我，要我先别回来。但是赫姆马上预料到，这事件不只是个危机，奥地利军方一定会设法加入战争。特别是大公死了，他们随时都可能失去权势。赫姆也了解，军方想要和塞尔维亚速战速决是不可能的，战事一定会升级。于是，赫姆传唤我以及其他几位资深官员回去——我们都是所谓的‘自由派’或是主和者，赫姆希望我们能一起有计划地阻挡这次的军事行动。我们各自去游说各个部会首长，劝说所有的政治人物，设法突破多位老侍臣所形成的重围以见年迈的奥皇一面，联络主教、商人、工会代表以及报界，甚至还去动员已被大公‘鹰爪’驱逐的退休老将军。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包括我自己在内，赫姆的同僚也是，一开始没有人把他的警告当真。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赫姆真是已经预见到大难即将来临。他说得果然没错——他总是对的。不过，明知会惨遭失败，他还是全力以赴。”

不管如何，赫姆的确有所建树。他是奥地利史上第一个平民枢密大臣，在此之前只有贵族血统的王储才有这份荣耀。一般而言，伯爵或是王子必须等到40岁过了之后，才能担任枢密顾问官，平民更是要等到50岁以后才有希望，赫姆却在35岁之时就已得到这个殊荣，那时他已转调到原本遭“嫌弃”的财政部，掌管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更立刻晋升为副国务卿，全国的货币与财政都操控在他一人之手。

当时的奥匈帝国已是四分五裂，内部冲突严重，境内约有“一打”不同的种族相互敌对。就财政而言，没有外汇储备，也没有黄金，只有一小块工业区，其余都是落后的农耕地。政治或是军事的领导力都很薄弱——当时的奥皇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若是作战，奥国顶多只能撑上四年。当时国家的支柱就是赫姆·施瓦兹瓦尔德：他稳固奥国在战时的财政状况，以发行自愿公债来筹措奥地利的战争经费，以避免加税；在他掌权的那几年，奥地利的货币不论在国内或是国外都还保持一定的水准；此外，反对以黄金为本位的他，居然还设计增加奥地利的黄金储备。

赫姆最大的成功，最后还是成了最可怕的失败。奥地利一战败，他就离开财政部，打算为伤残士兵的复健工作尽一份心力，这个机构就是现在所谓的退伍军人协会。此时，币值却一直下滑，战后通货膨胀的脚步已经临近。1921年夏天，赫姆又被奥地利政府召回，重新掌管财政部。这次的权力比先前更大，然而他还是一败涂地，也许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奥地利的财政已经无回天之术了。就政治方面而言，媒体的报道无法控制，使得原本严重的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赫姆开的药方就是加快印制钱币，并刺激民众的购买力。他终究是前凯恩斯派的，6个月后，奥国原本通行的货币克朗跌到战前的千分之一，赫姆也就丢了官。

他的继任者熊彼特 一样遭到挫败，尽管这位是全奥，不，该说是全欧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赫姆不同的是，他知道如何对症下药。然而，当时的他虽是财政部长，还是无法力挽狂澜。当时的奥国政治仍是国家主义派当权，拒绝缩减公共支出。一年之后，熊彼特只好黯然下台。之后，他先到德国的波恩大学任教，并在1929年到了哈佛大学。他在1922年离开维也纳时，通货膨胀已经恶化到7.5万克朗才能买1914年1克朗所能买到的东西。不过，大体而言，在1918年春，钱币还是能买到一点东西。熊彼特认为通货膨胀已是一种政治问题，和经济的理论与政策无关，于是辞职，并且强烈怀疑：这样的自由社会是否愿意采取必要的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经典之作中，熊彼特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由于无法制止通货膨胀，加上政治意志力薄弱，民主最后还是会沦丧。比起1946年成书之时，这种预言在现在看来，更为正确。他的醒悟是一种痛苦的体验，是他1922年在赫姆之后继任财政部长时学到的惨痛的一课。熊彼特果真说中了。后来奥地利通货膨胀的问题之所以能解决，是靠一个反动派的政治家牧师赛佩尔——这个人完全不懂经济，只是敢冒险，他不怕失业率再度攀升，断然缩减军费。

那时，赫姆又遭到了另一次挫败，也是最后一次了。他曾是奥地利最高金融主管，这回则当上了维也纳最大一家银行，也就是英奥银行的总裁。赫姆唯一的好友就曾经领导过这家银行，也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那位非常传统的犹太银行家。这个人后来自杀了，有人说，他就是赌赫姆可以解决奥地利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使这家银行到了毁灭的边缘。又传说，赫姆就是为了这位好友，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家银行起死回生才这么做的。然而，此举已注定失败。当时的维也纳，银行可说是多得出奇，有12家或15家银行的总部设在这里，原来是为人口6000万的旧奥匈帝国服务的，现在却只剩下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人口只有600万的小共和国。就在几年内，这些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倒闭，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只剩两家了，其中的一家还是因为破产而由政府接管。但是，在这场银行倒闭风暴中，英奥银行——一家有实力的老银行，却是第一个倒的。赫姆接手这家银行还不到一年呢，因此令人相当震惊。正如银行名称所示，这家银行是英资的，许多伦敦的大银行都是背后的大股东。最后英格兰银行宣布接手，并保证所有的主管和职员，包括赫姆在内都可以拿到退休金，但是英格兰银行又引进一大堆自己人来清理债务，抢救财物。当时的赫姆还不到60岁，见状只好退休，从此销声匿迹。

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曾经说过的话只是：如果说他不该为通货膨胀或是英奥银行的倒闭负责的话，也不必赞扬他使奥地利有能力作战，毕竟那是一场不该打的仗。外表虽然还算平静的他，已是个历尽大风大浪的人了。他通常都待在家里下棋，或是一个人沉思棋术，也打台球，听古典音乐。他所收集的早期录音作品多得相当惊人，都是他钟爱的作品，不过已刮痕累累，听得快坏了。他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一开口就尖酸恶毒，实在是标准的刀子嘴。

如果说赫姆长得有棱有角，他的夫人吉妮亚则是圆滚滚的。虽然有点儿丰腴，却不算是肥胖，她只是圆圆的。印象中的赫姆像只老乌龟，而吉妮亚则总是让我联想到红色的松鼠。

吉妮亚略矮。有这样的身体组合，可谓相当不幸——一个大头接在奇短无比的颈子上；身躯很大，腿却很短，所以看起来比实际浑圆。还有，她的长相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过，吉妮亚本人不在意的话，那就没什么关系了。

她的眼睛却出奇地迷人，那种眼神像是一个认真的孩子，各种情绪——惊讶、爱意或是伤痛，都在她的眼底浮现。那双眼就像一对磁石，让观者欲罢不能。然而，她却故意把眼部的妆画得浓烈无比，叫人望而生畏。同样地，她有一头秀发，栗色中闪耀着红色，并有着自然的波浪，但从学生时代开始，她就把头发剪得不能再短了，更显出五官的粗糙。她的衣服都很昂贵，却不适合她——像是为芭蕾舞演员那样身材修长的人设计的。显然，她希望自己生成那样的身材，不过穿上那种衣服，只有更突出她那像公牛般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臀部以及萝卜腿。毋庸置疑的是，假如能生为古典美人，吉妮亚一定愿意放弃一切表现、成功以及过人的才智。

吉妮亚年纪越大，外表的缺点就越明显，但是赫姆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吉妮亚的梳妆台上摆着一张赫姆20岁大学毕业时照的相片，这一生他再也没有拍过第二张了。45年后，在他晚年时，看起来还是跟照片上的他一模一样。但是吉妮亚却老得很快，而且很难看。她一生滴酒不沾，然而在40岁前鼻子和脸颊都已浮现扩张的红蓝色静脉，皮肤更是不曾健康红润过，看来蜡黄松垂，而且有很多皱纹。

吉妮亚这个人老是矫枉过正。比方说，她涂的那一大堆不适合的化妆品只有让她看起来更老、更憔悴。她的情人也是——交了一大堆，都只是昙花一现，每个都比她年轻，却是娘娘腔又没有什么用的男人。然而，这些短暂的恋情还是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公众谈论的焦点。每一次桃色事件结束后，吉妮亚总是会帮那个男人找个老婆，通常是找嫁不出去的老秘书或是行政助理来养她过去的情人。

这种种都显示出吉妮亚把事情越搞越糟的“天赋”。她的鉴赏力不足，歌喉又欠佳，完全没有音乐修养，连最简单的曲子都会被她唱得荒腔走调，但是她却喜欢带领大家唱歌，而且总是最俗不可耐的歌曲。然而，她又刻意隐藏自己绘画的天分，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儿童和动物在她的画笔下栩栩如生。有一回人家问她，为什么只有老朋友和十分亲密的朋友才能看到她的画作，她答道：“光做得好还不成，一定要不断地突破。”这句话也许就是她个性的最佳写照。

是的，有些地方吉妮亚不但做得不错，而且无人可比。从许多方面来看，她的成就甚至胜过赫姆，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并展现出更惊人的想象力。

吉妮亚和赫姆一样，出生于奥属波兰和俄国相当接近的边界地带。她的父亲是当地的木材商人，赫姆的老爹则一文不名。听说，吉妮亚是私生女，也就是他父亲和波兰女仆一度春风后的结晶。不过，吉妮亚的父亲在死前还是正式娶了这个女仆，为的就是给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一个名分。从吉妮亚的口音听来，这样的传说多少有点儿可信，吉妮亚所说的维也纳德文中确实带着些微的波兰腔——语调中有轻柔的抑扬顿挫，而我小时候在维也纳听到波兰或俄国犹太人说意第绪语都有非常浓浊的喉音。赫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在维也纳住了40年，那种口音还是很重。吉妮亚的容貌也相当具有斯拉夫民族的特色，特别是她那高耸的颧骨、阔嘴、狮鼻和弓眉。不管有关吉妮亚身世的传闻是否为真，在还是少女时，她就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而且得以过着自由独立的生活，之后立刻跑到苏黎世。在世纪交替之时，只有苏黎世有招收女学生而以德文为主要语言的大学。过了几年，大概是在1903年或1904年吧，吉妮亚取得了德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她才20出头，便立志到维也纳，拆除当时奥地利大学体系对女子设下的藩篱。从法律上来看，奥地利并没有禁止女学生上大学，只要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就可以自由选择一所大学就读。事实上，女学生一向被排斥在外。这种阻力通常是来自家庭，一般所谓的“世家之女”都被家人阻挡，因此无法入学。就以我母亲为例，她比吉妮亚小几岁，因此当吉妮亚出现在维也纳时，她正是上大学的年龄。当然她已表达过强烈的意愿，要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母亲的双亲皆已过世，生活起居是由监护人照顾的。这位监护人就帮她请来一位梵文教授做她的家教，并宣称这样她就没有好抱怨的了，因为他并没有阻碍她得到学习的机会，然而这位教授教的却完全无助于她的大学入学考试。

“你将来又不当老师，”这位监护人对母亲说，“用不着上大学吧。你既美丽，又有钱，要是再拿个大学学位，包管会把所有合格的年轻人吓跑的。”

但是，母亲不是泛泛之辈，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自由派，成绩又是绝顶好，同时还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因此家中亲戚都曾坚决反对这个人来做母亲的监护人。

那些想要克服家庭障碍、通过考试的女孩，常常会受到恐吓。然而，在纳粹入侵的二三十年前，维也纳却出现了一位女性小儿科权威医师，也就是我们敬爱的“特鲁迪（格特鲁德的昵称）阿姨”。她和我们家族没有血缘关系，而是和父亲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我小时候，特鲁迪阿姨是欧洲唯一的女医师，并在大医院担任主任等要职。然而，在奥地利各大医院的主任中，只有她没有得到那令人羡慕的名衔——“教授”。一般只要是主任就应顺理成章成为“教授”，唯独她没有。

当年，她一心一意进医学院，没有人能阻挡或说服她放弃。然而，校方却叫她坐在最后一排，绝不可提出任何问题或是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在上学、当实习医师那几年的穿着打扮一定要和其他男学生一样，亦即穿衬衫、打领带，加上长裤、夹克等，才不至于“惹人注目”。即使特鲁迪阿姨容貌出众，美丽动人，而且人家并不会搞错她的性别，她还是规规矩矩地打扮成标准的男士。她的医学学位证书更是写着格特鲁德·比思“先生”。制定这些陋规的人不是个反女性主义者，就是个专讲歪理的官僚，然而这个人却是她自己的伯父——那所医学院首屈一指的解剖学教授。他在特鲁迪阿姨还小的时候，就鼓励她研究医学，特鲁迪阿姨的数学和物理学都是他亲自教导的。通常女生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几乎没有人准备这两个科目。

女生进大学最大的障碍还在于，没有一所女学生可以就读的大学考试预备学校。女生虽然可以进中学，但是却少了两年大学入学考试准备课程。16岁，也就是中学毕业时，女学生通常进私立“精修学校” ，修习以文化和礼节为主的课程。当然，这些女校不会教大学考试的主要科目，她们只研读现代语言、文学、音乐、艺术，还有一点点植物学，而拉丁文、希腊文、数学、物理以及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是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如果教育体系一直是如此，女学生就没有通过大学考试的希望了。不管是“明智”的教育部门，还是“开明”的社会大众都认为应当如此。

因此，吉妮亚计划创办一所专为女子而设的大学预备学校，执意向当前的教育系统挑战，而且绝不含糊。就像所有的激进分子一般，她也是古爱尔兰定义中的“爱好和平者”：先把对手打倒再说，然后才愿意好好地听人解释。她在最繁华的地段租了一大栋公寓，然后准备请老师来授课。不消几天，她就发掘了一些热心教育的老师。他们都年轻、充满热诚，且是在政府机关任职的自由派。她先在他们那儿登记上课，上了几堂课，就决定请这些老师到自己的学校任教。她认为这些老师不但教得好、不专制，而且鼓励学生发表意见。

我父亲就是她请来的第一个老师，赫姆则是第二个。有一次我问父亲：“吉妮亚到底是怎么说服您的？”

“你应该很了解她。她不是说服我，而是‘命令’我去的。有一天，我在办公，听到有位‘努斯鲍姆博士’来访。我看到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剪个小男孩发型，身穿鲜艳的苏格兰花呢装，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劈头便问：‘你愿意教星期一、三晚上，还是二、四晚上？’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星期一晚上通常都有事，吉妮亚就说：‘好吧，那你就教二、四晚6点半到9点吧。我们会帮你准备晚餐的。’”这就是吉妮亚，她这种作风我自己也领教过。

然而，大家还是对她开设学校不以为然。学生从哪儿来呢？由于家人反对，那些女生的学费恐怕没有着落。吉妮亚于是在维也纳报纸上登了全版广告，宣布招生事宜以及为大学考试所教授的科目，而且男女兼收。广告下方还有一行小字：“无须在意学费，收费标准可商榷。”

我母亲上完一节讨厌的梵文课后，刚好看到这则广告，于是立刻取出她那不值几文钱的珠宝，打破了存钱的小猪扑满，匆匆忙忙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往广告上登的地址跑。母亲当晚就开始上课了，吉妮亚还到我家里要求与监护人一谈。他当然拒绝付学费，不过吉妮亚很富有，愿意帮母亲预付学费，等母亲拿到了继承的财产再说。即使是身无分文的女孩，吉妮亚也可以帮她找到奖学金。

据说，开学的前两周，报名者已有300人之多，其中有100个是男生。不过，吉妮亚却告诉这些男生，他们还有其他学校可以念，所以就婉拒了他们的入学。在这申请入学的200个女生中，得到入学许可的有五六十个。两年后，有30人顺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而且名列前茅。为了庆祝这个空前的胜利，吉妮亚嫁给了赫姆。过了两年，吉妮亚的学校已经得到教育当局的认可，成为奥地利第一所真正的女子大学预校。就在几年前，德国刚成立这样的学校。吉妮亚在奥地利创办的女子预校也比法国要早10年以上。在吉妮亚学校成立的翌年，奥地利出现了第一所男女生兼收的小学。到了1910年，吉妮亚的学生已有600人之多，并准备迁校，搬到维也纳第一栋四层楼高的办公大楼。这种大胆的作风又让维也纳人吃了一惊。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这所学校没有尿骚味或是地板蜡的味道。

当时，吉妮亚才刚过而立之年。

这所施瓦兹瓦尔德学校日益蓬勃，直到希特勒侵占维也纳，令这所学校关门为止。不过在建校成功之后，吉妮亚却慢慢淡出了。虽然如此，她仍不想完全放弃教书这件令她满足的事，当有老师缺席、生病或是请假时，她就充当代课老师，一星期总会上几堂课。

她实在是个非常有魅力的老师。这么多年来，在我看过的人当中，只有舞蹈大师玛莎·格雷厄姆可与之比拟，散发出同样的魔力，让学生目不转睛。但据我所知，玛莎·格雷厄姆除了现代舞之外，没教过别的。吉妮亚却是任何科目、任何程度的课程，从一年级到最高深的十三年级，都可一手包办。我中学并不是在施瓦兹瓦尔德学校就读的，因为这所学校只收女生，但我常往那儿跑，因为有好几年，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那些女生，爱慕的对象一次还不少于三个，而且过几个星期又爱上其他几个，就这样老是陷入没有结果的单恋中。但我若听到吉妮亚要代课的话，就把那些女孩抛到九霄云外，偷偷地跑到吉妮亚那儿去了。

她不讲笑话，不说故事，只是下令，就有本事让三年级的学童着了迷一般练习乘法表。她说：“你可以做得更好。”或是说：“你必须在7的倍数上多多加油。”她追求完美的个性深深地影响了这些8岁大的孩子。我也听过她对18岁的学生朗诵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波斯人》（The Persians），作为准备入学考试的语文课程。吉妮亚坚持他们要逐字翻译，因为这就是大学考试将采取的方式。下课前15分钟则停止练习，她以平和而带点沙哑的声调念着历经沧桑的薛西斯一世 和合唱队之间最后的对话，把那种悲伤、哀凉表露无遗。突然间，课堂上的每一个人都被静穆震慑住了，久久不能动弹。

因此，除了偶尔代课教个几小时，吉妮亚已经慢慢淡出这个自己一手创办的学校。她成立了一个信托委员会来管理学校（我父亲一直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直到希特勒入侵为止），并为学校聘请专业的行政主管，自己则辞去所有的职务，根本不向学校领取分文。严格说来，她对办教育的兴趣不很浓厚，更别提管理学校了。她之所以兴学，是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女性将永远被摒弃在大学的门外。一旦目标达成，她的兴趣也就转移了。

之后，她努力为各种社会活动奔走，以解决或缓和某些问题。比方说，为了帮助在前线作战军人的妻儿，使他们不致终日活在忧虑的阴影下，吉妮亚在1915年成立了“家庭营”。在大战结束前，吉妮亚曾经一口气办了十来个家庭营。俄国战败投降时，还有数十万的战俘滞留在奥国，这些人处处可见，简直快收容不下了。在奥地利还有许许多多中上阶层的太太们，因先生上战场，天天在等待与忧虑的煎熬中度日。于是吉妮亚不顾那些将军的大声斥责，把这些妇女集合起来，成立了一支义工大队，为俄国的战俘提供人道援助。接下来，还组成“儿童营”呢，这在欧洲可是创举，这是为了那些父亲战死的孩童组织的公益团体。1917年，饥荒侵袭时，吉妮亚便办了“合作餐厅”，每个家庭只要付一点钱，就可以到这儿享受一顿简单但富营养的午餐。1919年，正值饥荒严重肆虐，维也纳就有15～20个这样的餐厅。1923年年初，奥地利的货币终于稳定下来，德国却突然遭受通货膨胀的大难，吉妮亚的合作餐厅也就越过国界，在柏林生根。

在危机解除、大功告成后，吉妮亚结束了柏林的合作餐厅。这会儿，她的“公益活动”又转向了，摇身一变成为小老百姓的“包青天”——没有任何官方头衔，也无任何酬劳，却代表个人四处奔走，与繁文缛节以及冷酷无情的官僚体系作战。就在这几年当中，“文件”开始变得重要。现在实在很难想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护照、身份证、工作许可证和驾驶执照等都不存在，没有人需要这些东西，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突然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就不足以为人了，而且得将各种文件小心地收藏好。维也纳到处都是没有文件的人：因为俄国大革命涌来的难民就有好几千人，布达佩斯也有很多人往维也纳跑，沦为难民；在这之后，所谓的白色“反恐怖”又产生另一批难民；还有不能回家的战俘、没有退伍令的返乡士兵，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这些可怜无助的人可说是20世纪初战乱、变动的受难者，最后都到了吉妮亚学校里那间拥挤不堪的小办公室。那儿有四部电话，成天响个不停。吉妮亚接了电话后，先仔细聆听，问几个问题，然后再请一个秘书打几通电话去查证来电者所言是否属实。她很厉害，可以大概听出哪些人是存心诈骗，哪些人才是真正受到命运捉弄的。不过，她也知道，自己一定要搞清楚真实情况，才能与人交涉。

“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看我哪一天被一个冒牌艺术家骗了。这样，就认为我完了。”她说。

秘书在核对的时候，她就在一旁闭着眼睛思考，拟出一套策略，之后又变得生龙活虎，到处打电话。当时，她已经相当出名了。政府机关、专业组织和企业界等上层社会很少有人不知道她的大名。这些要人娶的多半是吉妮亚教出来的女学生，或者自己的女儿或侄女就在吉妮亚的学校就读。吉妮亚办事时，总是直接找最高负责人，不管认不认识。然而，除非知道要做什么，否则她绝不会打电话过去。她的至理名言就是：“不要问一个人该怎么办，直接告诉他怎么做就可以了。”她又说道：“如果这么做不行，或是有更好的方法，那人自然会回来告诉你。但是，你不告诉他们怎么做的话，他们就什么也不做，只会‘研究研究’而已。”还有，吉妮亚不会求助于人。她只是借着“施惠于人”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如何解决难缠的问题。

“您不是为了某件事担心吗？我已经找到问题的答案了。”这是她的开场白，然后才说，“我想您最近可能很忙，没有时间回某某女士的电话。还记得她吧？年纪轻轻的，丈夫就战死了，三个儿子还在上中学呢。这些孩子应该可以得到学费减免吧。她的丈夫在俄国成了战俘，在俄国发生革命和内战之后下落不明。据他的战友带回来的消息，他已经死了。当然，这样是无从拿到死亡证明的。我晓得您的立场很为难。不过，想想看吧，假如这位战士可以生还、回家，提出申请的话，这些孩子因为是退役士兵的子女，不是也可以得到学费减免吗？如果有死亡证明，他们的母亲一样可以提出申请。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学费减免条件审查放在一边，我会请这位太太带一份文件到您的办公室，您就帮她签个字吧。您还认得我的助理吧？她是您侄女苏茜的同学呢。她会陪这位太太去找您，您只要签字，她就会帮您把文件送到相关单位。这件事大概用20分钟左右就可以办妥了。能帮您处理好这件事，我实在太高兴了！”

多年以后，不知是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60年代，我也如法炮制，看看吉妮亚这招到底管不管用。我那时是纽约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有一天，一大批前任将官突然蜂拥至我的办公室，询问我的意见并要求协助。这些都是曾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年将官，因已到达一定的年纪，军方要求他们退休，除非他们能晋升到更高的职位。这些人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想在学校拿个博士学位，并在大学谋得教职。其实，这些中年人需要的就是一份工作，以重建自信，证明自己还有能力以及男性气概。但是，他们都只有在军方服务的经历，不是陆军，就是海军、空军，在45岁时，突然被宣告“不合晋升条件”，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我就套用吉妮亚的招数，先了解这些人的经历和专长，接着调查他们说的是否属实。一开始，给长官或同僚打电话时，我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因为这些待价而沽的将官就在我办公桌前。但是，这事还是非做不可。我想清楚了他们适合担任的工作，就开始打电话。

我的开场白也是一样：“您好，很冒昧打电话给您，不过我想我可以帮您一点忙……”那时，每个人在应用电脑方面都有一点问题，这么说可是万无一失。

“我为您找到一个最好的人选来帮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动作快一点，应该可以招揽到这个人。他就是前某某司令官，加州西边美尔岛海军基地的电脑系统就是他完成的……是的，我想他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到您的办公室了……能帮您这个忙，我真是太荣幸了。”

这招可说屡试不爽，如果有一点问题的话，对方通常会说：“对不起，等一下！您说的这位先生好像是我朋友要找的人。我这个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企业经理人，昨晚我们一起搭火车时，他告诉我，他需要这样的人才来帮他解决问题。请稍候，我现在立刻用另一部电话跟他联系。”

不过，吉妮亚的功力还是比我强多了，而且她所处理的个案，常常是高难度的。即使我照着她的方法，帮那些人安插了职务，而且通常第一次打电话时就办成了，我还是觉得吉妮亚所表现的诚信实在无人可比。后来我发觉，最难的要算是审慎诚实地告知申请人的条件与缺点，这点实在是太重要了，但要在申请人的面前明说，可是不易，例如：“他所能做的就是建立电脑系统，其他事情请别叫他做。”或者是：“如果清楚地指示他该做什么，他会做得很好。但是，要他运用一点想象力，可就难了。在这方面，他完全不行。”可是，这些话还是要说，不然就失去了自己的信用。

我记得有时候还必须说：“是的，如果要轻轻松松地拿到一个比较高级的学位，你或许还要花上3年的时间。然而，目前我实在无法帮你找到可能聘用你的雇主。”

吉妮亚一方面和烦琐的文件表格作战，这些文件正如可怕的巨龙，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般慢慢地吞噬人性；另一方面，她也开始退隐了。当初她来到维也纳时，正值20世纪揭开序幕时，她还很年轻，刚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一直是活跃的公众人物。就在她嫁给赫姆时，还开了家“沙龙”，然而那时她并没有用心经营。到了20世纪20年代，沙龙变成了她生活的重心——在这之前，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每星期营业一两个下午；后来则是一整年经营，一周营业5天，其中有9个月是在维也纳的家中。之后，她又在隆尔兹堡附近的湖边买了一栋旧的度假饭店，加以改建，并邀请一些客人前来，当然这些人会付费的。这么一来，她的沙龙就可以全年开放了。

那时候的美国还不知道“沙龙”为何物。即使是英国，我能想到的也只有两个沙龙：一个是18世纪末的瑟雷夫人（Mrs.Thrale）为“自命不凡”的文学泰斗约翰逊 开的沙龙，那时鲍斯威尔 可说是第一个战地记者。沙龙中的人物经常出现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里，特别是《笨拙的年代》（The Awkward Age）一书。显然，他写作时，是参照真实的人物。沙龙在欧洲北部一样少见，特别是以德文为主的国家，只有在起源处，也就是法国，较为兴盛。因此，吉妮亚的沙龙可算是一个特例。后来之所以大兴，正如吉妮亚想的，因为沙龙不是个人的，而是一种公众活动。吉妮亚也知道，沙龙本身就是一种表演艺术，就像歌剧或芭蕾，其他表演艺术都是属于中产阶级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我相信，她一定知晓，就中产阶级时代的表演艺术而言，只有沙龙不是为了迎合男性的自我和虚荣，不是为了使男性得到满足而摆布女人——歌剧和芭蕾就是这种例子。沙龙是女人经营、管理和主导的，可以提高女人的价值，并使她们得以掌控一切。

在我的想法里，沙龙好比古代神秘的宗教仪式，是由女人所主导的，而文化大抵上还是以男性为主。男人控制人们的身体和心智，而古希腊伊洛西斯谷物祭典或是克里特秘教仪式中的女祭司却控制人们的灵魂——她们是没有姓名的一群，舞台没有她们的份儿，要找她们就到后台去吧。在20世纪初现代舞兴起以前，除了沙龙，没有别的以女人为主、由女人所控的表演艺术。

吉妮亚也知道，即使是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敏锐的观察家，看到的也只是浮光掠影。沙龙所需投注的心力相当多，你得下功夫，整个活动看起来才会自然、流畅并有即兴效果。当然，我们到现在才学到这点，知道制作所谓的“即兴电影”，因为没有剧本，反而更辛苦，需要更周全的安排、准备；所谓不经彩排的广播或电视节目，事前必须考虑周详，要比那些有剧本、排演过的表演多花两倍的准备功夫。经过一番体验后，我们才了解，即兴演出和几个男人聚在一起信口开河是不同的。吉妮亚的沙龙就呈现即兴、自由、弹性和明快的风格。她之所以让沙龙成为这么成功的公众艺术，一定投注了不少心血。

她的沙龙就是一种表演，从舞台设计就可以看出端倪。施瓦兹瓦尔德家位于维也纳中低阶级的住宅区。在1830年时，虽已靠近市区，还是很乡野的，但到了19世纪中期，已处处是六至八层楼高的公寓房子，住着一些清贫但受人尊重的人，像小店老板、海关人员、钢琴教师、银行职员、牙科医生等。这种公寓住宅不但毫不起眼，甚至有点儿阴森森的。走进他们家，不是爬上楼梯，到达一个阴冷、可怕的门厅，却是直直地通到后院。就在这儿出现了一栋18世纪风格的小巧别墅，像是小贵族或是富商的消暑小屋，有着莫扎特和海顿那个时代最爱用的黄色砂岩和美轮美奂的铁栅栏。

走进去，来访者就到了一个空旷的大厅，有楼梯通到楼上。施瓦兹瓦尔德家的厨子玛莎就站在楼梯口。她是赫姆和吉妮亚的养女，也是楼下的总管。玛莎娇小可爱，有着愉悦而白净的脸庞，一头乌黑动人的秀发。她和善地主动亲吻每一个客人，然而那些害羞的少年却不在此列。他们必得先亲吻她，她才会回吻。玛莎帮大家挂好帽子和外套，并告知楼上已有哪些人，以及谁还未抵达等。爬了十阶后，就到了一层楼中楼，这些楼梯分别向两边延伸，到了上方才又交会。另一个女仆，也是他们家的养女——米策，就站在楼中楼等候。

她和玛莎一般高，金发碧眼。玛莎只能算是漂亮，米策才是美丽的女子。这两个女孩在他们家待了好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跟着赫姆和吉妮亚。她们俩15年后看起来还是和明信片上的农家女一样可爱。米策倒是一视同仁地亲吻每一个来访者，包括那些腼腆小子。她有着动人的大眼睛，民间故事说，这种眼睛是女性之美的极致，因此14岁少年被她一亲，也不觉得害羞了。听米策说话是一大享受——她总是对我母亲说：“卡罗琳，你今天实在是太美了。”或是跟我说：“彼得，你不是喜欢库伯兰的音乐吗？男高音罗斯温吉今天也来了。等会儿，他会表演一下，我已经要求他为你唱几首库伯兰的曲子。”再走个15阶左右就到楼上了，安妮特就站在那儿。

如果说玛莎漂亮、米策美丽动人，安妮特则是真正的绝世美女。她身材修长、眼珠有金色的亮点，是我这一生所见最优雅、最懂得穿着打扮的女人。比较起来，玛莎友善，米策平易近人，安妮特总是与人保持距离，像是浆过的浅绿色棉布。她从不和任何人亲吻，而是用力地像是男人似的握手。她的声音甜美，犹如长笛般，也会告诉你赫姆现在是否正在打台球，可以见他，或请勿打扰；或是他正在下棋，如果要见他，必须等到棋局结束。安妮特还会告诉你，现在活动进行得如何了，谁正坐在吉妮亚旁的表演者位子上。然后，马上请你进去，并带你就座。

我实在想在外面多留恋一会儿，不愿马上就被请进去。安妮特不仅是个美丽的可人儿，听她说话更是一大享受。此外，她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奇女子——父亲是陆军副元帅，在旧奥军队只有皇太子才能担任这个职位。安妮特就跟我母亲一样，在吉妮亚登招生广告的第一天就马上申请入学，是吉妮亚的第一届学生。当时许多军方将领的女儿都是吉妮亚的学生，这点不足为奇，因为旧奥的军人并不是“贵族”，更非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就像英国简·奥斯汀那个时代的陆、海军军官。在她的作品《劝导》（Persuasion）中多有着墨——他们近乎士绅，但算是中下阶级。当然，如果晋升至主将级的官阶，可以尊为贵族，但仍不算是真正的“贵族”，只是维也纳人一种无关紧要的称谓罢了，正如当时咖啡屋的小弟，只要看到穿着大屁股礼服的客人都叫“爵爷”。同样地，在政府机关做了10年事的公务员以及到了退休年纪、没倒闭过或只倒闭一次的银行家等，都可以得到这种尊称。

真正的贵族在19世纪50年代就不再担任军职了，因为那时平民，特别是犹太人开始在军方担任要职。因此，要伯爵或是王子向平民将领敬礼，或对犹太人说声“遵命”，是不合法统的。此外，军方根本就没有钱，这些军人都是靠子女吃饭的，因为军官之女通常都嫁不出去，而且只能担任初级学校教师或是教钢琴。

很多美国人看了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生平所作最后一出歌剧杰作《阿拉贝拉》（Aradella）（完成于1930年或1932年）都认为是出闺房闹剧，但对老一辈的奥地利人而言，他们还清楚地记得战前发生的事，因此剧中那一幕——军官要求小女儿女扮男装，好让姐姐们先钓到金龟婿，不是闹剧，而是残酷的现实。对这些军官之女来说，施瓦兹瓦尔德学校可使她们在专业领域一展所长，不至于沦为没人要的老处女教员，因此无不跃跃欲试，想进这所学校，她们的家长也大表赞同。

因此，安妮特是陆军副元帅之女，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她日后的成就却是不同凡响的。施瓦兹瓦尔德学校的毕业生进入大学后，大多研究医学、文学、社会工作或是教育，安妮特则是奥地利史上第一个攻读经济学的女人。那时，约是在1906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声势可说是如日中天。当时，这个学派的重要人物，如维赛尔（Wieser）、柏姆-巴维克（Boehm-Bawerk）以及菲利波维奇（Philipovich）还在人世，而且尚在任教，他们的弟子也很优秀，经济学家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就是安妮特的同学。但是大家都公认安妮特是超级明星，不管在理论还是数学分析上她都展现了过人的天赋。就连米瑟斯都承认安妮特更胜一筹，这位经济学家可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是过于谦卑。多年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米瑟斯已经上了年纪，更是非常出名的人物，我们俩是同事，都在纽约大学任教。不过，我们不常见面。他认为我“离经叛道”，背离了真正的经济学。他这么想，当然是有理由的。

有一天，我们一起搭电梯下楼时，他转身对我说话：“你认识安妮特吧，不是吗？如果她是男人，有条件继续研究的话，她一定可以成为自李嘉图 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可惜她不是男人，也没有人支持她继续研究。毕业后，她只能担任研究助理。身为女人的她，是不可能得到什么学术地位的。还好，因为女性研究人员“所费不多”，商业博物馆和财政部金融、财政研究部门等公家单位还愿意延揽她们来服务。此时，吉妮亚的学校日益蓬勃，正需要一位行政管理人员，安妮特不但成为吉妮亚工作上的最佳伙伴，而且也是她的密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赫姆是奥地利最高财政首长，安妮特则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在这方面，安妮特的贡献颇大，只有她能使赫姆的火气降下来，让脾气暴躁的他有效率地处理事件，并使他的想法付诸实践。后来，吉妮亚开始进行公益活动，安妮特涉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之后，安妮特和赫姆成为一对恋人。

战争结束后，安妮特获得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机会。一是在新成立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担任研究部门的最高主管；这种待遇对女人来说，可说是空前绝后，以前当然没有女人得此殊荣，之后也很少。大约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两个女人得到类似的职位：她们是我教过的学生，一个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一个在菲律宾的联邦储备银行。另外，中欧有一家大型企业集团也希望安妮特去当他们的财务副总。同时，赫姆也决定与吉妮亚离婚，并向她求婚。不过那两次工作机会和赫姆的求婚都被她拒绝了。她之所以放弃工作机会，是因为决定和赫姆一起生活，而拒绝和赫姆结婚是因为，她不想让吉妮亚难堪。其实，吉妮亚也答应离婚，这桩婚事还是这位原配提出的。

安妮特还是搬进赫姆家，在顶楼侧翼的房间住下。她依旧是吉妮亚的密友，也是吉妮亚所有活动的执行者，不管是学校行政、儿童营，或是吉妮亚的避暑别墅都少不了她。

这些事迹足以使她成为传奇人物，而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她更是令人好奇。还有，听说她是双性恋者。安妮特除了住在赫姆家，在几条街之外还有一栋公寓，就在那儿和一位知名女艺术家同居。她是这么奇特而美丽，难怪当时还14岁的我想在她身边徘徊，恋恋不舍。

然而安妮特总是直接把客人带进沙龙，引领他们就座，通常都是从后面的位子开始坐。

从历史上来看，沙龙有两种。最原始的一种是由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才女所创，由女性来管理，里面的表演者和主讲也都是女人。还有一种沙龙是亨利·詹姆斯在1880年和1890年在伦敦流连忘返时形成的。这种沙龙形式似乎是伏尔泰的夫人所创，地点在日内瓦湖上一个宁静休闲处，主持人是女性，却以知名“男客”为主角，正如瑟雷夫人力捧约翰逊博士一般。直到20年代初期，瑟雷夫人还一直为他进行这样的活动。

但是，吉妮亚的沙龙不属于以上所述的两种，而且让我大惑不解。多年后，一直到我看到电视节目上的脱口秀，如《面对媒体》（Meet the Press）或是《约翰尼·卡森秀》（The Johnny Carson Show），我才恍然大悟。当然吉妮亚的大厅没有电视摄影机，然而若吉妮亚邀请某位客人和她一起坐在那张有靠背的长椅上，这个人就知道他已经“上镜头”了。吉妮亚就是女主持人，而且是我所见过做得最好的。她从来不会使“特别来宾”感到羞辱，总是亲切而体贴地设法让大家看到这人最精彩的一面。但是，若是来宾乏善可陈的话，她也知道如何让他下台。

这位特别来宾的背后总有许多“配角”和他配合，这些人可不是泛泛之辈，他们仔细聆听、发问，并为现场制造轻松的喜剧效果；来宾犹如主唱者，这些配角就是“和声”。就和许多唱和声的人一样，这些人通常是“壮志未酬”，未能扬名立万的人。比方说，其中有一个是自动推进器工程师，他在1910年左右完成了这件大发明，我想这是一种电动启动装置。但是，在他准备申请专利时，却被可恶的美国人抢先了一步。于是，他就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天才。还有一个是专门研究北欧语言的学生，他准备写一本书，造成北欧语法的革命。但是，他却忙着和赫姆下棋，并研究布棋的奥妙，以至于没有时间写成这本书。另外，有位奥国将军的三个孩子也在其中——两个男的，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他们是相当激进的“左派”分子，而且幻想成为作家，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当个小记者。

这些阵容强大的配角责任重大，他们必须提出精彩的问题，鼓励主角说下去，并带动整个谈话的气氛。这些配角还包括旧时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是大学教授以及他们那热衷于战前宗教改革的夫人。首先我要提到的就是拉德马切尔（Ludwig Rademacher）和他的太太利齐。他们不是奥地利人，而是德国的新教徒，有好几代的祖先不是大学教授就是牧师。拉德马切尔曾在维也纳大学担任过古典神学讲座，可说是正义的化身。他坚守俾斯麦德国之前的基本伦理，后来搬到奥地利，大抵是因为对“帝德”（the Germany of the Kaiser）深表不屑。赫姆来到维也纳时，拉德马切尔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他还是奋力地抗拒纳粹，后来更被监禁在集中营里，所幸最后得以保住一条老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还重建了奥国科学院以及维也纳大学。

接着，我们来谈谈那些上场的“明星”，他们很少是“名人”。吉妮亚正如一流的电视或广播节目制作人那样，了解一个道理：并非名人皆可上脱口秀，然而一旦上了脱口秀，就可成为名人。

我曾在吉妮亚的沙龙里见过托马斯·曼。那天，他的表现可说是叫人倒尽了胃口。那时的我，大概是16岁，而托马斯·曼虽过几年才拿到诺贝尔奖，却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作家”。他在沙龙朗读自己写的一篇故事“失序与早来的忧伤”（Disorder and Early Sorrow）。大家当然都读过了，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无不对文中流露的那种矫揉造作和降贵纡尊深恶痛绝，里面还充斥着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俗心理学”。我们这种态度使托马斯·曼大为不悦，不过更糟的还在后头呢。他不是当晚的“明星”，那一晚坐在吉妮亚旁最受瞩目的却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她也是施瓦兹瓦尔德学校的毕业生，在美国东部一所知名的女子学院做了一年交换学生。我们本以为对美国的教育了解得相当多了，但是她的报告——美国年轻人求爱、约会、对异性的爱慕之情以及故意“滥交”的情形，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性”在当时的维也纳来说，已是完全放任、自由，但比起美国，仍有不及。

接着，吉妮亚转向托马斯·曼，请他评论一下这码子事。他以一个传统的、受过教育的欧洲男性的角度，振振有词地论述美国人的“因循守旧”。

“嗯，我不确定是否如此，”吉妮亚说道，“毕竟我看过不少十来岁的年轻女孩。该来的还是会来，我们在‘性’方面虽是完全开放，完全不设限，但在那个年纪还是会遭受挫折和痛苦。美国人有计划地这么做，也许可以减轻不少痛苦。”托马斯·曼博士很快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

吉妮亚沙龙里的人，都有希望成为“明星”。我在十四五岁时，第一次登上了吉妮亚身旁的“表演者宝座”。那个年纪进沙龙也许还算太小，不准进场呢，不过我还是去了。那次，我只过了几分钟的“明星瘾”——在某人论述后，我问了一个问题，于是吉妮亚说：“我听不见你说的话，你何不来这儿坐在我旁边，告诉大家你的想法？”所以，我就“上台”了。

几年后，在我高中毕业的前一年，也是即将远离维也纳之前，我又去了吉妮亚的沙龙。我迟到了，于是向大家道歉，并解释说我一直在图书馆查资料，准备一篇大学入学要考的论文。吉妮亚问我：“你在写什么呢？”她对每一件事都很好奇。

“我的题目是巴拿马运河对世界贸易的影响。这个运河10年前才通航，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个课题。”

“真是有趣，”吉妮亚说，“过来吧，坐在我旁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吧。”

然后，她又提高声调，加了一句：“赫姆、安妮特，你们两个也过来听听彼得·德鲁克发言。或许你们会认为他研究的东西颇为有趣。”

说完了之后，赫姆开口了，他声如洪钟，这些话语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在处理统计数字时要记住：绝对不要相信这些数字。不管知不知道这些数据是谁提出的，都要怀疑其可靠性。过去，我管政府的出口统计数字管了12年，这点我再清楚不过了。”

安妮特看到我惊讶的神情也说话了，其声音如长笛般轻柔。

“你不是说没有人出版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吗？”我点点头，“那么，你非得把这论文出版不可——这里有一张期刊的名单，或许你可以投稿给它们。”

明星中有一些是业余的，或是偶尔来做客的，还有几个则是“固定的”沙龙明星，所到之处，不管是在维也纳或是吉妮亚的湖上沙龙，都会引起一阵旋风。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是毛奇伯爵，还有多乐丝·汤普森。

毛奇是普鲁士军事英雄的曾孙，后来成为德国对抗纳粹的精神领袖，并设法在1944年暗杀希特勒，也是纳粹恐怖最后的牺牲者；而汤普森女士则是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这两位都具有吉妮亚最欣赏的“明星特质”——才智过人、独立，而且有着叫人目眩神迷的容貌。他们两人都很高、头大如狮——毛奇黝黑，汤普森则是亮丽的金发美女，皆有不同凡响的魅力，是天生的赢家和领袖人物。他们和施瓦兹瓦尔德家的要员玛莎、米策和安妮特一样，都是美的象征。赫姆和吉妮亚有自知之明，这点是他俩永远比不上的，也就是超越肉体的外在之美。

赫姆树敌很多，这些对手都认为他是重量级的人物。反之，吉妮亚却常常被小看了。她是个“大忙人”，她自己也承认。她这个人不仅不够圆滑、粗犷，凡事过于认真，常常分不清什么是幽默、什么是滑稽；她更是个不甚敏感的人，但是，这种迟钝却是一种很大的力量，任何的嘲弄和批评都伤不了她。纵使面临令人困窘的情况，羞得让人想在地上找个洞钻进去，吉妮亚还是无动于衷，她是个从不害羞的人。

记得有一回吉妮亚办的活动，就使我羞得无地自容。那次她发起了帮助老人的运动，却名之为“救救老古董”。“老古董”在德文中指的是那些已到风烛残年，快走到人生尽头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老人，经历了饥饿和通货膨胀的摧残，的确十分需要援助，而不管是政府或私人的公益活动都没有帮助他们的计划，因此吉妮亚这个构想实在是不错。然而，在吉妮亚宣布活动开始之时，却没有几个“老古董”肯前来登记，因为这些老人宁可自力更生，也不愿接受援助；此外，“老古董”一词引人注目，也使得老人裹足不前。

然而，吉妮亚还是想出了一个绝佳的点子来进行这个活动。她把所有维也纳的少年都动员起来，叫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到各处去找“老古董”，然后向救世军总部报告这些老人的姓名。之后，施瓦兹瓦尔德学校的女学生就会带领着一群高中生去这些老人的家中访问，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并完成任务，比方说帮这些老人做家务等。为了使参与这个活动的少年热衷于这项工作，吉妮亚还创办了《老古董通讯》这份刊物，并公布每周拉到最多“老古董”的冠军少年。找出这些“老古董”，要比当时流行的收集橄榄球明星或电影明星的卡片来得有意义，因此我们这一群13岁的孩子一齐冲到外面，“猎取”那些需要援助的“老古董”。

我找到一家三姊妹，是过世已久的军官之女，她们的母亲以前跟奶奶学过钢琴，也过世了。因此，这三姊妹可说是和我母亲同一辈的，而非老得不能动的“老古董”。这三姊妹其中之一是我的钢琴老师，另外两个则在初级中学教书。她们受不了我的“纠缠”，终于同意我把她们的名字报上去，我也就得以在《老古董通讯》上大出风头。不料过了一个月，我们都受邀去参加这三姊妹之一的婚礼。即使是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13岁少年都看得出，这场婚礼是拖到了“最后一刻”才举行的，因为没有几天，这个“老古董新娘”就生了个健康的娃娃。在这几个星期中，我们都被笑惨了。这个“救救老古董”的活动原本立意甚佳，至此成了众人的笑柄。

吉妮亚的反应却十分简单：“下一步该做什么？”别人批评她“没有原则”，她却完全不当一回事。她在教育蔚为风潮之时，也就是教育家杜威和蒙台梭利的时代创办了学校，没有依据什么教育理论，更认为这些理论根本没用，她说老师教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创办学校对她而言，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为女人争取平等。

我想，吉妮亚极为重视考试课程。如果大学入学考试包括编篮子以及占星术，吉妮亚一定会开这些课，而且一定教得很好。同样地，她并不信奉什么有关政治或社会的“主义”。当然，自从她在苏黎世求学开始，她一定接触了不少理论，因为苏黎世正是所有理论的中心，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到人神合一的通神学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等一应俱全。但是，她只对特殊的公益活动有兴趣，并很重视结果。

在1932年左右，吉妮亚已远离“社会活动”一段时间了，这时她却被卷入公共辩论之中，成为曝光率颇高的公众人物；她虽厌恶如此，但也由不得她。当时，中欧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也就是一个定居在维也纳的捷克企业集团领袖，和其纺织工厂工会发生冲突。这个企业家认为机不可失，此时正可一举消灭工会。在这萧条之时，库存量还很多，因此企业不怕劳工进行长期罢工，因此相形之下，工会的力量可谓较为薄弱。然而，即使屈居下风，工会还是觉得要发动攻势。这些在捷克的工会成员皆以德语为主要语言，是由保守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还遭到纳粹的破坏，而纳粹之所以攻击工会的借口是，工会领导者主要是犹太的社会主义者，老板也是犹太人，因此那些工会首领会出卖劳工。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会就觉得非诉诸行动，进行罢工不可。

吉妮亚知道这个事件后，大动肝火，她认为3万名劳工为了骄傲、虚荣和权力抛下工作，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她想，得有人出面调解，于是就去跟双方说，他们应该如何如何。她最后赢得许多企业家、工会领导人、报界以及政治人物的支持，使得劳资双方终于坐在谈判桌上，签署她一手规划的协定。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感谢她。后来，劳资双方都指责她，说她害他们“违背自己的原则”。有个年轻记者在探访她的时候问道，强迫劳资双方放弃自己的原则，是她所乐意的吗？她的感想如何？她简单明了地答道：“对于叫别人做牺牲的原则，我实在不敢恭维。”在这个一切追求绝对的时代——不管是教育、心理、生态、经济、政治或是种族方面，都在歌颂“牺牲精神”，以追求“多数人的福利”的时代，吉妮亚这么说，简直是异教邪说。不过，被斥为异端的吉妮亚，到底还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赫姆和吉妮亚这般不同于凡俗？说起来他们实在是有趣的人物，或许行为夸张、奇特，更常犯了度量狭小的毛病，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神秘，的确是属于这个世间的真实人物，而且一点污泥都沾染不上他们的身。和他们亲近的人听到有人批评他们，或是取笑他们，或许皆不以为然，但还是觉得有种奇诡、不安的气氛围绕着他们俩。就是这种潜藏的诡异之感让我很早就体会到，我可以以他们为主角写一本小说，但永远捕捉不到他们的真面目。

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在梦中找到答案。瑞典作家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ef）

写了一个儿童冒险故事《尼尔斯历险记》（Nils Holgersson），不但引人入胜，而且让人对瑞典的历史、地理留下深刻的印象。早在童年时，我就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前前后后不知读了多少遍。至今，我虽没去过几次瑞典，却自认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国家。

这本书中有一段特别吸引我，那就是瑞典版的亚特兰蒂斯古神话——一座沉没大陆的故事：有个水手在船触礁之后，发现自己身在海底的一座沉没之城。骄傲、自大和贪婪是这座城没入大海的原因，而里面的居民所受的惩罚就是永世不得安息。每到星期天，钟声响起，大家都到奢华的教堂做礼拜，为的就是希望一星期的其他六天都可以把“上帝”抛在脑后、互相欺诈，以不存在的货品做交易。这些人穿着华丽的古装，互相争奇斗艳。其实，这已是座死城，而那些人也没有生命了。这从阳世而来的水手，目睹了一切，顿时目瞪口呆，但他也知道要小心不被发现，不然也会跟他们一样，变成行尸走肉，永远见不到陆地和阳光，不能享受爱情、生命与死亡。

读了这故事之后几年，大概是在10岁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就是那名水手。那座奇异的城市叫我目眩神驰，但又胆战心惊，生怕因服装不同，被人识破而引起大家的叫嚣，遭来追捕。但是我实在太想看看那些居民的样子，我想，若没有人注意到我，说不定可一窥他们那宽边帽下的容颜。但是，突然间，有人转过身来，瞪着我——就在这一刻，我从噩梦中吓醒了。

长大之后，这个梦境就很少出现了。自我移居美国后，更是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但是，10年后，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月，听说好多好多人都死了，幸存者此起彼落地从灰烬中爬出，我又做了一次那样的梦，但这梦境却有不同的结局。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突然看到那宽边帽下的面容——啊，是赫姆和吉妮亚！

介于两次大战中的维也纳，以及全欧，都对“战前”充满着迷恋。只有赫姆和吉妮亚得以回到那个时代。他们的沙龙就是已没入大海的亚特兰蒂斯，他们已逝，却无法真正地死亡。这就是他们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他们令人觉得奇异又骇人之处。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维也纳，倒是很少有人会缅怀古老的奥匈帝国。大多数的人都同意奥地利作家穆西尔（Robert Musil）的说法，称战前的维也纳为“卡卡尼亚”（Kakania），也就是“贵族的”之意。“卡卡尼亚”是旧奥匈帝国官员的简称“K&K”，原为Kaiserlich&Koeniglich，指“皇家贵族”之意。穆西尔所著《无品之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一书，今天虽已被人遗忘，但在30年代初期的维也纳可真引起了一波文学风潮。然而，这“卡卡尼亚”中的“卡卡”也是奥地利的童言童语，指的是“粪便”，因此“卡卡尼亚”又成了“粪屎之地”，然而那“尊贵的战前”可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比方说，在20年代初期，维也纳歌剧院是由两位伟大音乐家所指挥，也就是沃尔特（Bruno Walter）和施特劳斯。后来，他们都被迫下台，就是因为他们的风格不像“战前的”马勒。后来的继任者顶多是平庸之辈，或者懂一点马勒那种形式主义而已。和马勒同一时代的歌唱家也老了。比方说，有一位丹麦男高音罗斯温吉（Helge Roswaenge）（他也是赫姆和吉妮亚的朋友）每回到歌剧《罗安格林》（Lohengrin）或《纽伦堡的歌手》（Die Meistersinger）

中客串演出时，总是佳评如潮，但他却无法得到一纸合约，就是因为他和战前的风格有点儿差异。

还有一件事：维也纳保守派政府为了安抚德国国家主义者，赢得他们在国会的支持，曾宣称维也纳大学不得让任何犹太人做正式的教授，然而事实上却让一个能力平庸、才学相当浅薄的犹太人取得了这个教职。他从未出版过任何东西，说起来是个相当差劲的老师，他的幸运只因他的父亲是“战前”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后来继承了父亲的全套讲义，因此得以顺利踏入维大。以反对犹太人著称的部长在国会上遭到质疑时，居然声称“这样我们就有‘战前的’学者了”。

在我们住家附近，有一家大型的美食店开业了，里面卖的酒、蜜饯、乳酪和香肠等都和一些高级昂贵的店是同一个品牌，价格却便宜多了，不但近，而且可以免费送货。因此，邻近的妇女常常惠顾，而且非常满意他们的服务，但若“有人同行”的话，她们还是会到城里较为昂贵的店去买。她们的丈夫会问：“明明是一个牌子，为什么要大老远地多花好几个小时去城里挑？更别提多付了冤枉钱！”这些夫人的回答是：“不过，他们保证有‘战前’的品质啊！”

每次我需要一套“像样的”西装时，我母亲就带我到圣斯蒂芬大教堂对面的大型“战前”男士服装店。最后，这家店的伙计总会从柜台倾身过来，在我们耳边轻轻地说：“我们还有几套有‘战前’品质的西装，这是特别为了像您这样的‘战前’贵客保留的。”然后，他就展示一些和方才看到的一模一样的西装给我们看，不过标价是原来的一倍半。

这种对于“战前”的迷恋，并不止于琐事，也不是只发生在奥地利而已。在20年代，经济与社会统计学开始勃兴，原因就在于拿当代与“战前”相比，不管是谈到马铃薯的产量（“差不多和‘战前’一样”），还是暴力犯罪的数目（“哎，许久以来，大多数国家都不及‘战前’的标准，直至纳粹兴起，这种情况才得以挽救”），以铁路运送成吨的邮件也是如此。“战前”像一股四处弥漫的瘴气，使得人人瘫痪，所有的思想和想象力也都为之停滞。对“战前”的迷恋也可解释纳粹兴起之因。

我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一书中谈到，直到第一个国家被纳粹拿下，大家才惊醒，之前纳粹的魔力几乎无人能挡。我想，我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后来，陆陆续续又有许多学者和作品证明了，如《柏林日记》（Berlin Diary，1941）和《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1960）的作者夏尔（William Shirer），以及近来卢卡斯（John Lukacs）的巨著《最后的欧战》（The Last European War，1976）。纳粹是令人作呕，但是在一切“回归过去”时，套用飞行家林白（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的话，纳粹却是一股来势汹汹的“未来的浪潮”。

在我还是个青涩少年时，已本能地想要逃避“战前”。我确信这就是我很早就决定要尽快离开维也纳的原因。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战前”还是一样阴魂不散，直到1937年我到达美国后，才得以远离“战前”。但是，当时的美国还是存在着一种“之前症候群”（“pre”syndrome），所谓的“经济大萧条前”就是衡量的标准，但主要还是运用在经济上，如钢铁产量、就业率以及股价等，在其他方面，美国的“新政”正在前头等着呢。罗斯福总统最伟大的成就即是避免“经济大萧条前症候群”继续蔓延而使美国的想象力瘫痪，不像意志和远见都已被“战前”消磨光了的欧洲。我想，这也就是我那亚特兰蒂斯之梦为何在我横渡大西洋之后就消失了的原因。

当然，“战前”是无法定义的，似乎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触及，就连马铃薯的产量也无法和战前相比拟。唯一的例外就是，赫姆和吉妮亚。他们所成就的，如吉妮亚的沙龙，好像是天真的虚幻小说。在穷苦犹太人住的波兰小镇，亦即赫姆和吉妮亚成长的地方，一定有人向往那“西方之都”——想象那自由开放的时代和文化陶冶的都市，如维也纳、柏林或巴黎所代表的“人间天堂”。这样的“战前”，没有残酷的经济现实。事实上，在吉妮亚的沙龙中，未曾出现过任何一个商人。在“战前”的天堂里，犹太人和非犹太的异教徒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正如吉妮亚沙龙里那些客人的表现。在“战前”，没有畸形足，没有皮肤松弛下垂、又矮又胖的女人，只有吉妮亚沙龙明星那过人的才貌散发的光芒，如安妮特、毛奇伯爵以及多乐丝·汤普森等。

希特勒在1938年大举入侵奥地利时，使得“战前”灰飞烟灭，永远走入历史。就在纳粹入侵的几个星期前，吉妮亚发现乳房有个恶性肿块，她完全不动声色，自己安排到哥本哈根做个演讲，好悄悄地进行乳房切除手术，并在那儿的医院静养。之后，她再也没回到维也纳，而是去了苏黎世。很快地，赫姆也过去和她会合。那时赫姆已退休15年，老迈得几乎神志不清了，但他还是名列为纳粹的“通缉要犯”。赫姆从前有个同事因为贿赂而被起诉，后来因为赫姆的帮助才获救。然而，这个人后来却成了纳粹在罗马尼亚最残酷的刽子手，并公开宣布赫姆是个“危险人物”。安妮特的父亲，也就是那位陆军副元帅，几个星期前刚过世，于是安妮特利用自己父亲的护照，帮助赫姆出境，逃到瑞士。

就在那一年，赫姆和吉妮亚都撒手人寰。 tTbAgPf1CO9dULTbcUvQw3wCYvroOxp7rF3KE+6WQbP5mKTZeps0wYTxUfZq1l5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