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回维也纳讲学时，已阔别家乡20载。上一次回维也纳做短暂停留，是在1937年从英国到美国的途中，在这之前，则很少回来。我在1927年念完大学预科，就离开维也纳了，那时的我还未满18岁，此后返乡，都是为了同父母过圣诞，而且每每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

因为讲学的缘故，我于1955年得以在维也纳小住。我到维也纳的第二天清晨，在下榻的饭店外散步，途经一家食品店，记得这家店在我小时候已是远近驰名。来维也纳之前，我答应妻子帮她带瓶奥地利酒，于是就走进去。过去我并非这家店的老主顾，所以已记不得是否来过。一进门，看到高高坐在收银机旁的，不是年轻的伙计，而是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太——过去，这是家常便饭，今天则是难得的景象了。她一眼就认出我来，随即大声地叫我的名字。

“彼得先生，您能大驾光临，真是太好了！我们从报上得知您来讲学，还不知是否能见您一面呢。很遗憾，令堂在去年过世了，您那位安娜阿姨也作古多年。但是，听说令尊还挺健朗的。我们明年是不是真可以在维也纳庆祝他老人家的80高寿？您的汉斯姨父几年前在这儿得到荣誉博士学位时，那葛瑞塔阿姨也回来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为贵府服务，凭着这点交情，送篮水果和一张卡片到您下榻的饭店，该不为过吧？我们刚收到您那葛瑞塔阿姨的回信呢。这些女士真是通情达理。现在的年轻人啊，”她朝店里销售人员的方向点了点头，“已分不清轻重厚薄了。哎呀，彼得先生，您听我说，现在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您的祖母大人。她实在是好得没话说，再也没有第二个像她那样的人了。而且呢，”她微笑着说，“她这个人实在是太风趣了。您还记得她给侄女拍的结婚贺电吗？”她咯咯大笑，我也笑了。

虽然这件事是在我出生之前发生的，我还是了如指掌的。当时，奶奶因为无法参加侄女的婚礼，于是就发了一封电报过去，上面写道：

就打电报而言，务求精简，这是最适当而且最好的表达方式，故在此庄严隆重的一天，祝汝等： 幸福快乐！

这件事因此在我们家族中代代相传。听说奶奶一直抱怨，她只不过写了四个字，电报费却高得离谱。

奶奶年轻的时候十分纤巧，娇小玲珑而且容貌出众。但是，我所看到的奶奶已是迟暮之年，看不出一点青春美丽的痕迹，不过她还留着一头亮丽的红棕色卷发，这点让她引以为豪。她不到40岁就做了寡妇，而且百疾缠身。由于得了一种严重的风湿热，造成心脏永久的损伤，因此好像老是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关节炎使她成了跛子，所有的骨头，特别是手指，都又肿又痛，加上年事已高，耳朵也不灵了。

但是，这一切却未能阻挡她到处溜达的雅兴。她风雨无阻地走遍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有时搭电车，不过多半步行。她的随身“武器”就是一把可做拐杖的大黑伞，她还拖着一只几乎和自己一样重的黑色购物袋，里面装满了一大堆包装得好好的神秘小包裹：有准备送给一个生病老太太的一些茶叶，为一个小男生准备的邮票，从旧衣上拆下半打“高级”金属纽扣打算给裁缝……

奶奶家中有六姊妹，每个人至少生了四个女儿，所以侄女就多得数不清了。这些侄女小时候或多或少都被奶奶带过，因此跟奶奶特别亲，甚至和自己的妈妈都没这么亲近。在她拜访之列的，还有从前的老仆人、贫困的老太太、以前跟她一起学音乐的同学、年迈的店主和工匠等，甚至连去世多年的朋友家的仆人，她都不忘问候。

有一回奶奶想去看住在郊外的“小葆拉”。这个老寡妇是奶奶已过世的表哥的侄女。她说：“如果我不去看这个老女人，还有谁会去呢？”家族中的老老少少，包括奶奶自己的女儿还有那一大堆侄女，都一律喊她“奶奶”。

不管和谁说话，奶奶的声音都愉快而亲切，并且带着老式的礼数。即使多年不见，她仍然记得人家心中牵挂的事。有一次，奶奶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隔壁的女管家奥尔加小姐，再次看到她时，就问她：“你那侄儿近来怎么样？通过工程师考试了吗？这孩子可真了不起，不是吗？”她偶尔也会到老木匠的家里走动，并问他：“科尔比尔先生，市政府不是跟你们多课了些房屋税吗？后来解决了没有？我们上回见面的时候，你不是还为这件事心烦吗？”奶奶的妆奁就是这位老木匠的父亲做的。

奶奶公寓旁的街角常有个妓女在那儿拉客。奶奶和这个妓女说话一样是客客气气的。其他人对这妓女视若无睹，只有奶奶会走向前去跟她寒暄：

“莉莉小姐，你好。今晚可真冷，找条厚一点的围巾，把身子包紧一点吧。”有一天晚上，她发现莉莉小姐喉咙沙哑，于是拖着一身老骨头爬上楼，翻箱倒柜地找咳嗽药，之后再爬下去交给那个妓女。在战后的维也纳几乎没有一部电梯可以使用，所以奶奶只好这样爬上爬下。

奶奶有个侄女就很不高兴，告诫她说：“奶奶，跟那种女人说话，有失您的身份。”

“谁说的？”奶奶答道，“对人礼貌有失什么‘身份’。我又不是男人，她跟我这么个笨老太婆会有什么搞头？”

“但是，奶奶您居然还给她送咳嗽药去！”

“你啊，总是把性病当作洪水猛兽。对此，我虽无能为力，但是我至少可以使她的感冒赶快好起来，不至于让那些男人被她传染，得了重感冒。”

奶奶有个侄女咪咪，也许是曾侄女吧，是个小演员，演过几部电影和音乐剧。在一些比较耸人听闻的星期天报纸上，常可看到她的绯闻。

奶奶说：“希望他们不要再报道咪咪跟某人在她的闺房里打得火热这种新闻。”

有个孙女说：“奶奶，别假正经了。”

“闹绯闻其实是她的手段，她还希望报纸大肆渲染呢，这样她才有戏可演。不然，像她这样歌声不怎么样演技又差的，哪有什么发展？希望她在受访时，别提到那些男人的名字。”

“但是，奶奶啊，那些风流男子巴不得自己能因此出名呢。”

“这也就是我最看不惯的——煽动那些老色鬼的虚荣心，让他们沾沾自喜。我觉得这和‘卖淫’简直没什么两样。”

奶奶的婚姻显然十分幸福。直至死前，她一直把爷爷的相片挂在卧房，每逢爷爷忌日，她一定闭门静坐。不过，听说爷爷却是个“多情种子”。17岁那年，有一次我在维也纳的大街上行走时，被一辆旧式豪华大轿车拦住了，坐在车后的女人摇下车窗，跟我招手。我走向前去一看，前面是司机，后座有两个女人，一个戴着厚厚的面纱，另一个身穿围裙，应该是女仆。

那个女仆跟我说：“夫人问，你就是斐迪南·邦德的孙子，是不是？”

“是啊，他是我爷爷。”

“他是我们夫人最后的情人。”说完，车子就扬长而去。

当时，我困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还做不到守口如瓶的地步。这件事终于传到奶奶的耳朵里了。她把我叫进房里，对那戴面纱女人的事提出质询。

“我想，她一定是达格玛·西格菲顿。我相信你爷爷的确是她最后一个男人。这个女人说来也是挺可怜的，实在算不上漂亮。不过，我敢担保，她一定不是你爷爷最后的情妇。”

“不过，奶奶啊，”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一直都想跟奶奶说的话，终于找到机会说了，“爷爷这么风流，您难道不伤心？”

“当然啰。不过，没有情妇的男人一样令人担心。这样，我就不知道他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不过，您会不会害怕爷爷一去不回？”

“一点也不。爷爷一定会回家吃晚饭的。我虽然只是个笨老太婆，不过倒很清楚——胃也是男人的性器官。”

爷爷去世后，留给奶奶一笔为数庞大的遗产。但是，因为奥地利通货膨胀得厉害，奶奶还是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她本来有一栋两层楼的公寓房子，有许多仆人可以使唤，现在却住在从前家里女仆住的小房间，而且得自理家务。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却很少听她发牢骚，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抱怨风湿和耳朵不好，因此不能弹琴、听音乐。

奶奶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极好，是克莱拉·舒曼的学生。她在老师的要求下，在勃拉姆斯跟前演奏过好几次——这是奶奶一生最光荣的一刻。当时有教养的女人是不能公开演出的，不过奶奶在爷爷去世后，自己健康尚可时，倒是常在慈善演奏会中露一手。马勒在1896年职掌维也纳歌剧院不久，在一次指挥演出中，奶奶也曾共襄盛举，担任钢琴的部分。但是自此以后，奶奶就不再公开露面了。一般维也纳人总喜欢那种热情澎湃的音乐，奶奶却嗤之以鼻，认为这种音乐鄙俗，说是给“炒股票”的人听的音乐。

事实上，奶奶颇有先见之明，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懂得欣赏近20年来才流行的那种听起来有点儿冷冰冰、无装饰音且讲求精确的法国曲风。她弹钢琴时，从来不踩踏板，不喜欢音乐中夹带着太多感情。我们这些小孩练琴时，奶奶总会坐在一旁。她对我们说：“不要光弹‘乐曲’，把‘音符’弹出来。如果曲子作得好，音乐自然会流泻出来。”像吕里 、拉莫 ，特别是库伯兰 等17、18世纪的作曲家，当时可是大冷门，奶奶却封之为法国的巴洛克大师。这些大师的作品在她指下，全成了一种冰冷、均匀，像是大键琴般的音色，而没有平台钢琴的那种回肠荡气。那些作曲家创作的时候，平台钢琴当然尚未问世。

奶奶的记忆力过人。有一次我在练习奏鸣曲的时候，奶奶从隔壁房间走来，跟我说：“把那小节再弹一次。”我照她的话做了。

“这里应该是降D大调，你却弹成了D大调。”

“不过，奶奶，乐谱上明明印着D大调。”

“不可能。”

她把谱子拿来一看，果然是D大调，于是她就打电话给乐谱的出版商。这位出版商的夫人也是她的侄女。奶奶跟她说，在他们出版的《海顿奏鸣曲》第二册的第几页第几小节，印刷错误。两个小时后，出版商回电话了，奶奶果然明察秋毫。

我们大家问她：“奶奶，您怎么知道那儿有错？”

“我怎么会不知道，”她答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就开始弹这首曲子了，而且以前弹琴，一定要背谱的。”

大家都很敬爱奶奶，不过觉得奶奶真是好玩。就像那位食品店的老太太，一谈起她，嘴角就浮现一丝微笑，一想起“奶奶的故事”，便不禁捧腹大笑。尽管她有数不尽的好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家里的每一个人，不论老少，无不对“奶奶趣谈”大肆发挥。在我们家，即使是最无趣的、笨嘴拙舌的人，一谈起奶奶的趣事就成了宴会的焦点。童年时，玩伴常常会吵着说：“最近有没有新的‘奶奶趣谈’？说来听听嘛！”听了之后，无不笑闹成一团。

比方说，奶奶从未整理过碗柜，多年来她那些女婿一直跟她发牢骚，要她好好清理一番。有一天，奶奶终于整理好了，然后很骄傲地展示成果。上面的架子上钉着一张卡片，写着古色古香的草体字：“没有把手的杯子。”下一层也贴了张卡片，赫然是：“没有杯子的把手。”

有一天，奶奶那两个小房间终于容纳不下她那堆东西了。于是她就把不需要的东西通通放在一个大购物袋里，然后拖着那一大包东西去城里，到她存钱的银行。那时，她的账户上大概只有几毛钱。爷爷就是那家银行的创办人，直到死前，一直是那银行的总裁，由于奶奶是遗孀，职员对她还是相当客气。但是，当她把那一大包东西拿出来，要求存在自己的名下时，银行经理不由得对她咆哮：“‘杂物’不能存在账户里，只有‘钱’才可以！”

“这么做实在是卑鄙无礼，”奶奶不甘示弱地说，“因为我是个笨老太婆，你才会这么放肆。”

于是，她立刻把账户结清，取出最后结余的几毛钱，然后跑到同一家银行在附近开的分行，重新开户，这会儿却没提到她那一大袋的东西了。

“奶奶，”我们问她，“如果您认为那家银行态度恶劣，为什么还是到他们的分行去开户呢？”

“那家银行还算不错，”奶奶答道，“毕竟是爷爷一手创立的啊。”

“为什么您不要求那家分行的经理让您存放那一袋东西呢？”

“我从来没在那家分行交易过，他们不欠我什么啊。”

奶奶和房客的争执也闹出了不少笑话。她把两层公寓分租给一位牙医，一层让他做诊所，还有一层给他住，自己只留后面几间小房间。这个牙医搬来没多久，就和奶奶吵得难解难分，而且一开战就打了好几年——他们互相控告对方损坏自己的财产，甚至还双双提出诉讼。然而，奶奶还是继续到这位施塔姆医师的诊所治牙痛、做假牙。

“奶奶，您既然告这个医师侵害罪，为什么还要去他的诊所？”

“我只是个笨老太婆，”她依旧答道，“不过，我很清楚，他是个好牙医。不然，他怎么租得起两层楼呢？而且，找他看牙比较方便，我不必冒着风雨跑出去，也不用爬楼梯。更何况，我的牙齿又不是租约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故事是，她居然把一个女服务生从餐厅里轰了出去。我记得，那回她带了我们四五个小孙子去参加夏令营。在换车等火车之际，我们就在车站餐厅吃饭。奶奶注意到有个女服务生对顾客爱理不理的，就趁她走过来时，用伞柄钩住她，并且用愉快的声调跟她说：“你看起来像是受过教育的聪明女孩。这个地方的服务人员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懂。你不想和这些野蛮人共事吧？滚吧！”奶奶用力一推，女服务生就被伞推到出口。

“再回来时，要有礼貌一点！”

这个女服务生乖乖地出去了，回来时，态度果然好多了。

我们这群小孩子羞得脸都红了，抗议道：“奶奶，您何必如此？我们又不会再来这儿。”

“是啊，我也希望不会再来，”奶奶说，“不过，那个女服务生可是要再回到这个地方服务的。”

奶奶还时常语重心长、若有所指地告诫孙女辈：“姑娘啊，出门时要换上干净的内衣裤哦。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听了这话，有个孙女又好气又好笑地跟她说：“奶奶，我又不是那种女孩子。”

“天晓得，哪天碰上了，你就知道啦。”

奶奶有许多观念，特别是对钱币的概念，还停留在“战前”，然而她的标准却不是1913年以前，而是爷爷生前的时代。19世纪大概都是以银币古登作为通行货币，1个古登等于100个克鲁泽。在1892年，奶奶当时还只是个35岁左右的年轻妇人，奥国把通行的银币改成金币克朗，1个克朗约是100个海勒，而原来的每个古登则可换成2个克朗。30年后，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克朗变得一文不值，要7.5万个克朗才能买到战前1克朗能买的东西，于是另一种新的货币先令又出现了，每个先令可换2.5万个克朗。这种新货币通行一年左右，大家都习惯了，只有奶奶不行。她去买东西，一定要换算成原来的旧币古登，只好不厌其烦地把先令换算成现在交易的克朗币值，再换算成战前的克朗，最后再变成古登和克鲁泽。

她大声嚷嚷着说：“天啊，蛋怎么这么贵？一打居然要35克鲁泽，以前绝不会超过25克鲁泽的。”

“老太太啊，”老板说道，“您晓得吗，最近要喂这些母鸡得花不少钱。”

奶奶说：“骗人！母鸡又不信奉什么主义。它们不会因为改朝换代，变成共和国了，就吃得比以前多。”

爸爸也是家中的经济学家，就试着跟奶奶解释价格变动的道理：“妈妈，您要了解，因为战争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钱币的价值已经变了。”

她反驳道：“儿啊，你怎么这么说？虽然我只是个笨老太婆，却知道得很清楚，你们这些经济学家把钱当作是价值的标准。你不妨告诉我，我已经变成‘1米8高’，因为原来的量尺单位变了，而身长‘1米8’的我，还是一个矮冬瓜。”

由于奶奶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爸爸只好放弃说服她的计划。但是，他还是和我们一样喜爱奶奶，而且尽力帮她。至少，他可以帮她简化那复杂的计算公式——先乘以2.5万，再乘以3，再乘以2，以换算回1892年的蛋价。他还做了一张换算表，呈递给奶奶。

“儿啊，你真好。不过，这么做也没有多大帮助，除非这张表能指出我要买的东西，在过去值多少钱。”

“妈妈，您自己不是知道得很清楚吗？您常常指着那些鸡蛋啦、莴苣啦，还有香菜，说过去值几个古登。”

“我虽只是个笨老太婆，”奶奶答道，“不过，脑子还是应该装比较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些芝麻小事，天晓得30年前的香菜多少钱？那时候，我不常上街买东西，那些事都是管家和厨子打点的。”

“但是，”爸爸面红耳赤地说，“您不是口口声声地跟小贩说，当年的价钱是多少？”

“儿啊，我当然得这么说啦，不然一定会被骗。”

若是谈到去政府机关办事，或是有关政治的事，奶奶的手腕不是高明得令人佩服，就是令人啼笑皆非。

在1918年以前，没有人持有护照，更没听过所谓的签证。原本通行无阻的世界，突然间变得没有护照和签证就寸步难行，特别是要从旧奥匈帝国到另一个国家，可是大大地不易。在帝国分裂后的几年间，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特别制定出严格的出入境法来刁难来自邻近国家的旅客。申请护照，光是排队就得花上好几个小时，而且每每因为文件不对，或是不知道要准备何种文件而跑好几趟；同样地，办签证时，又要排几个小时，并来来回回地跑。当然，这一切都得亲自办理，随行家人也要一同前往。到了边境的检查站，大家也必须再排队，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且不管刮风下雨，一律在外头等待；到了海关，又得重复一遍这样的步骤。因此，在1919年的夏天，奶奶宣布要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去探访前一年嫁到那儿的大姑姑时，大伙儿无不大力劝阻，希望她打消这个可怕的念头。然而，奶奶一旦下定决心，没有人能让她回心转意。

当时，爸爸是奥地利经济部的高级官员。奶奶没有告知他，直接到经济部去找那儿的信差，要他办好了。过世的爷爷是英国臣民，不用问，大家都知道，他已过世20年了，但是她还是取得了一本英国护照。奶奶在维也纳住了一辈子，因此也拿到奥地利护照。爷爷在世的时候，经常到布拉格出差，就在那儿买了栋公寓，当然，他去世后，房子也卖了，不过这一点却不必向当局报告备案，因此奶奶又取得捷克护照。然后，她又写信给布达佩斯的大姑姑，要她帮她申请一本匈牙利护照。之后，她又如法炮制，取得了四本护照所需的签证。

爸爸知道此事后，暴跳如雷，大声吼道：“部里的信差是公仆，岂能私用？”

“当然。”奶奶说，“我知道这一点，不过，我不也是国家的一分子？”

而且，我因为将陪奶奶出国，也取得了所有的护照和签证。于是爸爸问：“为什么您一定要彼得陪您去呢？”

“你不是很清楚吗？”奶奶说，“只有我在一旁他才会练琴。这孩子天分不高，少了两个星期的练习，影响可是很大的哟。”

我们到了边境时，警察命令大家把所有的行李拿着下车。直到最后一个人通过月台末端的检查站时，奶奶才从座位起身，一手拿着黑雨伞和购物袋，一手牵着我，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检查护照的办公室。等我们走到那儿，差点就关门了，而且服务牌已经取下了。

办事员对我们咆哮：“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

“你那时不是忙得很，”奶奶说，“因此叫大家排队办理吗？”接着，“啪”的一声，她把四本护照丢在桌上。

那人吃了一惊，说道：“没有人能拿到四本护照的。”

“你怎么这么说呢？难道我不是‘人’吗？”

这个办事员被奶奶打败了，他柔顺地说：“但是，我只能盖一个章。”

奶奶又发火了：“你是个受过教育的男人，而且还是个官员呢，而我只是个笨老太婆。你何不帮我挑一本，让我在兑换匈牙利货币时，得到较佳的汇率？”

他盖好章，奶奶就把所有的护照收好，放在购物袋里，对他说：“你真是个知书达理的年轻人，帮我提行李，带我们过海关吧，这么重，我自己实在提不动，”她又朝我点点头，“我还得照顾这个小男孩呢。我每天都要盯着他，要他好好练琴。”这个原本目空一切、傲慢的办事员只好乖乖照做。

20世纪20年代似乎特别漫长，奥地利慢慢地被掷入内战之中。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最大城市维也纳，天主教的保守势力也不甘示弱，攻下了其他地区。两方互不相让，而且拥兵自重，争相从国外购买武器，等待最后摊牌的一刻 。到了1927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颇有一触即发之势。大家都在想，经过了漫长的等待，谈判结果宣布后，不满的一方一定会抗议，利用示威游行发动攻击。问题是——谁是打输官司的那一方？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的那一天，大家纷纷躲避，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只有奶奶例外，她还是和往常一样在街上散步。在她的公寓一两条街外有所大学，她那天从那儿走过时，注意到学校那平坦的屋顶和往常不同。当时暑假刚过了一半，学校的门都锁着，然而奶奶还是知道如何找到后门，从那儿的楼梯爬上去。她就这样一路拖着大雨伞和购物袋走了六七层阶梯爬到顶楼。乖乖，上面聚集了一整营身穿军服、荷枪实弹的士兵，正瞄准下方的国会广场。（这种防备并非虚张声势。几个小时后，果然发生暴动，暴民焚毁法院，并向国会大厦攻击，之后一个星期，维也纳皆陷入枪林弹雨中。）当时，奶奶直接去找司令官，跟他说：“叫这些带着枪的白痴滚蛋吧。他们难道不知道，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我最后见到奶奶时，已是30年代初期。有一天，我带奶奶搭电车，准备一起回家过圣诞时，在车上碰到一个高大的、脸上有青春痘的年轻人，他的西服翻领上有着偌大的纳粹标志。奶奶站起来，一步步走向他，用伞尖戳那年轻人胸前的肋骨，说道：“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也许我有些观念还和你们一样呢。嗯，你看起来像是有教养的青年……不过，你难道不知道，”她指着他衣领上的纳粹标志，“这东西会让某些人无法忍受？说别人信仰的不是，是无礼的行为，笑别人脸上的青春痘，更是粗鲁的做法。你不想被别人唤作‘麻脸小子’吧？”奶奶此举，让我紧张得窒息，那时，纳粹标志岂可让人取笑？在街上公然佩戴纳粹标志的年轻人都可以把老太婆的牙齿踢落，而没有一丝悔意。这小子却乖乖地把那纳粹标志取下来，放在口袋里。过了几站，他在下车前，向奶奶脱帽致敬。

家人听说奶奶这么大胆，都露出惊惶的神色。继而想到她的天真、无知和愚蠢，不禁捧腹大笑。

“纳粹不就是一种青春痘吗？哈！哈！哈！”奶奶的侄女婿罗伯特说道，他就是当时命令军队进驻大学屋顶的国防部次长。当初他听到奶奶到那儿“以一介愚妇之言，干预法律秩序”时，可是大大地不乐。

“哈！哈！哈！”父亲也笑了，他曾努力把纳粹党赶出奥地利，却徒劳无功，“看来我们得让奶奶无时无刻不坐电车满街跑。”

“哈！哈！哈！”奶奶另一个侄女婿亦大笑。他太太过世后，他又再娶，并开了家铁厂，因铸造纳粹标志发了一笔财，因此大家都怀疑他同情纳粹。这时他也笑着说：“奶奶简直以为政治和淑女训练课程是一样的东西！

哈哈！”

我也和大家一样笑得一塌糊涂，但是，同时也开始注意到，大家都把奶奶当作家族里的傻瓜。她虽愚不可及，在各国边境关卡重重的战后，她却通行无阻；杂货店老板也给她比较便宜的价格；而她也可以轻易叫那乳臭未干的小子乖乖地取下纳粹标志。古拉丁文有句话说：即使是神，和傻瓜交手也是白费功夫。我仔细一想，这一切都还得归功于她的傻气。我曾和纳粹分子激辩过好几年，以事实、统计数字举证，晓之以理，却完全起不了作用。然而奶奶以“贻笑大方”为由，就可让人服服帖帖的。我当然知道，那小子在远离奶奶视线之外时，一定会马上把那纳粹标志别上衣襟，但他还是一度觉得羞耻。

当然，奶奶不是“聪明过人”的知识分子，而是头脑简单、一条肠子通到底的人。她很少看书，要有时间看，也多半是浪漫的幻想小说，而非什么“正经书”。她的反应很快，却谈不上精明。我最后慢慢了解到，她或许是大智若愚，不是世故、厉害，更算不上聪颖。当然，奶奶是很好笑——不过，说不定奶奶才是对的。

赞同或是反对20世纪的一些事物，都和奶奶无关，正如她的说法，这些不是一个“笨老太婆”可以理解的。然而，她却有先见之明，她懂得：如果身处一个身份证明比人本身来得重要的时代，证明文件是越多越好，而且在货币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时，所持的身份证明文件会影响到汇率。此外，官僚一旦掌权，“公仆”反成了公家的主人。奶奶直觉性地以为，这些人若不能真正地为小老百姓服务的话，就不算是“公家机关”。而那有关枪杆子的对话，无疑地，如她所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伤了人怎么办？

我们觉得很好笑，奶奶居然不了解货币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其实，即使是经济学家，也没有人能真正了解这回事。尽管奶奶当时使用的那种稳定的货币已成历史，我们把这种观念拿来一想，就不觉得好笑了。证管会对企业界开的那一帖“通货膨胀会计” ，正和奶奶那一套土法炼钢的换算方式不谋而合——我们的薪金、退休金、税金等不是皆以“指数” 来表示吗？年度收入与支出等不是用“定值美元” 来计算吗？奶奶已意识到20世纪的基本问题：如果钱还是钱，一定要是价值的标准，若这个标准由政府任意操控，钱就没有价值了。在1892年一打蛋要多少克鲁泽并不是价值的标准，不过总比毫无标准来得好。

对奶奶而言，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这个议题也不是她这个“笨老太婆”可以理解的。她知道的是，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女人最好心里有所准备。身处于一个对女性不同情的社会，女人所能做的也只是换上干净的内衣裤。男人所积极追求的，她却不以为意。妈妈告诉我，以前爷爷一开始在饭桌上大谈经济或政治时，奶奶就说：“股票交易？如果你们这些男人要把股票交易搬上餐桌的话，最好还是趁我不在的时候。”然后起身离去。但奶奶也接受这世界还是要有男人的概念，只好继续忍受，即使他们不断拈花惹草，跟别的女人挤眉弄眼。还有呢，不在一旁盯着，就不练琴（我实在怀疑，奶奶把钢琴看得比性、婚姻和情妇的问题来得重要）。奶奶知道世上有许多规则是男人制定的，不过像她这么一个“笨老太婆”还是有一点呼风唤雨的力量。

奶奶那许许多多聪明的侄子、侄女、女婿以及孙子辈，还有那些店老板，认为她之所以傻得可爱，就在于对基本价值深信不疑，而且力行不懈。奶奶也试着把这些观念注入20世纪，至少在自己的周围发挥影响力。

就婚姻大事而言，岂能马虎？然而，若是日后情海生变，各分东西，奶奶也不会太惊讶的。不过结婚典礼当天，众人皆应以最郑重、庄严的态度为新人庆贺，即使在现代社会受到不少束缚——如奶奶说的：“就打电报而言，务求精简……”不过，在寥寥数字的祝词之前，还是应该好好地解释一番。

近来所谓的“中产阶级”一词，特别是其在现代英语中的含义，并不能用在奶奶身上。她应该属于更早的“市民阶级的时代” ，也就是在工商业勃发、股票交易大兴以前的时代。奶奶的祖先大概是从欧洲西部的佛兰德 或荷兰来的，多以染丝、纺织以及贩卖丝织品为业，17世纪定居于苏格兰纺织大城佩斯利，就在格拉斯哥的附近。最后，至1750年许，他们被招募到维也纳来，到新的奥匈帝国丝织品中心工作。他们技艺娴熟，而且也是负责任的公会分子。他们的世界很小，但是自成一格、团结一致，而且敬业、自重，虽无财富可言，但都懂得中庸和节制。

“我只是个笨老太婆。”这句话正呼应那个时代工匠的自我限制——他们不羡慕这个世界的伟人，也不梦想成为上流阶级的人物，只希望做自己，并做好自己的本行。在这样一个时代，工作和工作者皆受到相当的尊重。

今天，那可怜的妓女出卖肉体，图的只是一口饭，实在令人同情，我们还是该待之以礼；但是那个利用躯体来换取演出角色和公众注目的小明星咪咪，虽然成功了，却毫无“光彩”可言，只是丢人现眼而已。

而不尊重自己的工作、敷衍马虎的女服务生，只会为自己带来不快乐。她之所以应该好好学习礼仪，不单是为了顾客，更是为了自己好。

不管奶奶对于纳粹标志的态度是多么令人忍俊不禁，其中还是蕴涵着智慧。如果不尊重个人，无视他人的信仰、决心以及情感，就是步向毒气室的第一步。

总而言之，这个看似见地狭隘、滑稽的女人知道，所谓的社区并非收入、工作阶级和医疗资源的分配，而应以关心别人作为出发点：好比记得奥尔加小姐是如何看重侄儿，得知他通过考试得到学位时，喜悦之情不亚于这个年老干瘪的老处女；好比千里迢迢地跑到郊外去听那“小葆拉”呻吟，她不过是已故仆人的亲人；又好比拖着酸痛的关节在五层楼梯上爬上爬下，就是要拿咳嗽药给一个老妓女，她因为在附近的街角拉客，多年下来，也成“老邻居”了。

然而，这种市民阶级的世界和社区组织也有缺点——既狭小，又短视近利，简直令人窒息，而且淹没在流言中，有着一股臭水沟的味道，不但不重思考，排他性强，而且充满了剥削与贪婪。在这种环境之下，女人注定会受苦。又好比奶奶为公寓所做的争斗，为了这种小事居然到了与人势不两立的地步。然而，这个世界也有它的价值，像是尊重工作以及技艺、对人关心、注重社区组织的构成价值——这些都是20世纪欠缺而且需要的。没有这些价值就没有“中产阶级”或是“社会主义者”，而成了“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好比那个佩戴纳粹标志的小子。

那么，“没有把手的杯子”和“没有杯子的把手”又怎么说呢？这和20世纪又有何关联，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说实在的，我也想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55年左右，我终于恍然大悟：奶奶真是先知先觉！她那原始而简单的方式，简直是第一个电脑程序。奶奶把厨房碗柜里“不需要的”和“不能用的”的东西都区分出来，实在是一种“完全信息系统”。

奶奶死时，也和生前一样，留下了一则“奶奶趣谈”。

有一天，风狂雨急，她仍和平常一样风雨无阻地到处溜达，走着走着，竟走上了车道。司机看到她，想绕过去，但还是让她摔了个跤。于是，这司机连忙下车搀扶。奶奶虽毫发无伤，不过却吓坏了。

司机说：“老太太，我送您到医院去一趟，好吗？还是让医师检查一下，比较妥当。”

“年轻人，你对我这个笨老太婆实在太好了，”奶奶答道，“还是麻烦你叫辆救护车来好了。车上多了一个奇怪的女人，可能会损及你的名誉——人言可畏啊。”10分钟后，救护车抵达时，奶奶已因严重的心肌梗死而死亡。

弟弟知道我和奶奶很亲，因此打电话告诉我。他以哀伤的语调说道：

“我有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要告诉你……奶奶今天一早过世了。”但是，他一开始描述奶奶死亡前的故事，音调就有点儿改变，最后终于笑了出来：“想想看吧。只有我们的宝贝奶奶会这么说，高龄七十几岁的她，居然还担心和一个年轻人同车会给他带来‘绯闻’的困扰！”

我也笑了。不过，我倒想到一件事：一个75岁的老太婆自然不会损及这个年轻人的名誉，但要是一个陌生老太太在他车内死去的话，他要如何向世人解释？ bURw4mrGK7kZpl4u2SyjcHbQH/XGOV52a9nGrIiAwg1sTPGqvVoQtolq5111Q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