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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

多年前,我曾教过宗教学这门课,觉得其乐无穷,但对所谓的“神学”,却缺乏兴趣。有人告诉我,苍蝇共有3.5万种;依照神学家的说法,则只有一种,亦即所谓“真正的苍蝇”。天地万物,种类无穷无尽,皆为造物主之功,但天底下却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那两条腿的动物——男人与女人,那么变化多端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人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因此,我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墨守成规的也好,传统的也罢,甚至是极其无聊的人,若谈起自己做的事、熟知的东西,或是兴趣所在,无不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每个人自此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有一个人最初给我的印象似乎呆板无聊、满嘴废话,让人呵欠连连。这个人是新英格兰小镇的银行家。可是,突然间他话锋一转,谈到扣子的演变史,细说这个小东西的发明、形状、材质、功能和用途等,却叫我大开眼界。在谈论这个主题时,他那炽热的情感直逼伟大的抒情诗人。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倒不是话题本身,而是他这个人。在一刹那间,他已变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人。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刻画一些特别的人,以及他们的特立独行。

从我写第一本书开始(大约是50年前)至今,我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我写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不管是触及政治、哲学还是历史,有关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论述管理、科技或经济等层面,都以多元化、多样化为宗旨。在强势政府或大企业高声疾呼“中央控制”的重要时,我则一再地说要分权、多做实验,并得多开创社区组织;在政府和企业成为唯一和整个社会相抗衡的机构时,我则认为“第三部门” ,也就是非营利、以公益为主的组织特别重要——在这儿,才能孕育独立和多元的特质,护卫人类社会的价值,并培养社群领导力和公民精神。

正如我指出的,社会的组成与其资讯的来源都会受到非营利、非官方机构的影响,例如大学或医院等,都有不同的价值与个性。

然而,此举犹如力挽狂澜,格外艰辛。

现在,时代的潮流终于转到我这个方向了。打着集体主义、中央集权大旗的,那整齐划一的队伍,终究只是幌子,连有效政府的基本雏形都谈不上,更别提经济发展、公民权的行使以及社区组织的建立。在西方的我们,正快速地“离心化”,或是“非中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相信,疾病在医学中心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且这个医学中心越大越好;现在我们却尽量把病人送到外围的医疗机构。

·过去20年中,美国大企业的规模持续缩小。在这段太平盛世,无论在何地,惊人的就业成长都集中在现在的中小企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当中,美国建立了许多庞大无比的学校。我想,这就是今天教育沉疴的祸首。现在的学校纷纷走向多元化而且非中心化,所谓的“磁铁学校” 就是一例。

当然,“小就是美”和“大就是好”一样是无聊、愚蠢的口号。我们看看造物者创造的那无穷无尽的物种就可了解。19世纪时期的政府多半小而无力,除此之外,只有地方教会和学校等机构。当然,你我都不可能再回归到那个时代,我们正快速迈向知识社会,而这个社会终究会走向由各种组织形成的社会,且这许许多多的组织将各有不同的面貌,离开中心,走向外围,而且形式迥异。这些组织的结构也不再是标准而整齐划一,如过去的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所秉持的信念那样,像“制造业的唯一标准结构”,或是“模范政府机关”等。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由任务、目的、策略、社会的和外在的环境所主导,这就是我在40年前写的《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4年出版)一书所倡导的。

我这50年来的论述,无不强调“有机体”“离心化”以及“多元化”,这些都是抽象概念的问题。不少人利用我的作品,将之视为导师或是顾问。而我总是喜欢以一些人物为例来阐释,因为“人”比“概念”来得有趣多了。但这一路写来,我对概念的处理还是比较得心应手。

《旁观者》这本书是为我自己而作。然而这是一本有关“人”的书,不是以我自己为主题。英国版的书名副标题“记录其他人物以及我所历经的时代”(Other Lives and My Times)将本书主旨一语道尽。在我的著作中,没有一本书反刍的时间像这本书这么长——20年来,这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行、住、坐、卧,无所不在;也没有一本书这么快就问世了——从我坐在打字机前写下第一个字,到完成全书,不到一年的光景。这本书虽不是我“最重要”的著作,却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一本书。

读者的反应显然也是如此。本书的成功,真是令人高兴的事,从新版的发行就知道了,不必多加解释。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常有读者写信给我,或参加会议时告诉我:“你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了,对我的帮助相当大,特别是在工作上。但是,在你这么多作品里,《旁观者》给我的乐趣最多。”他们还常加上一句:“我之所以这么喜欢,是因为其中的人物真是特别。”

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每一章都可独立。我希望借此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象的那种精髓、韵味与感觉,比如两次大战间的欧洲、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美国。事实上,早在肯尼迪执政时,写作此书的念头已开始萌芽。那些年代对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以及许多年轻朋友而言,虽还不算是“历史”,却已如古亚述王国的尼尼微和阿苏尔 般遥不可及。

关于这些年代的记事,史书、传记和统计数字当然已数不胜数,但是“社会科学”是无法传达出一个社会的内涵、风味以及现实的,正如光靠度量衡无法说清一个人的长相与举止;同理,一张彩色照片拍得再好,也无法传达夏日亲身徜徉在绿色山丘的感觉。只有“社会图像”中的人物才能反映出社会的面貌。

这种“社会图像”也就是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始自简·奥斯汀(或许她就是此一文类的始祖),接着是巴尔扎克、狄更斯、特罗洛普(Trollope)、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三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伊迪丝·华顿 以及薇拉·凯瑟 ,直至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和《魔山》(The Magic Mountain)。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比方说,我们也许就见过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Emma)里所有的角色。瞧,他们不就在街上,到了今天,行为举止还是没有多大差异。不管就个别还是整体而言,这些人物让我们得以感受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现实、感觉、意义,以及那和现代大大不同的“生活品质”。

我并没有野心想超越这些19世纪的经典之作,以及20世纪初期的小说家。此外,我更无法像那些描绘社会的大师一样,有能力去“创造”真实的人物,然而,我想我至少可以好好地“报道”一些人物吧。我之所以挑选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所指涉”,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对我而言,他们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将社会真相折射或是反射出来。例如,在本书最后一章“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中,我试图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也就是“新政”最后几年的感觉、含义,社会、心理和情感的氛围。我想,在社会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年代,混合着希望与失望、对知识狂热、不妥协与各种多元化的表现,这种种对于1937年从“瘫痪”的欧洲登陆北美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震撼。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战前”(亦即1914年之前)的陈腔滥调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只有恐怖、集权主义与失落。

其他各个章节都是以人物为主,一个章节谈到一个人,顶多两个人。我之所以拿他们作为主题,是因为这些人本身就具有极为精彩的故事。结合起来,可印证一点:社会终究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和他们的故事组合而成的。

彼得·德鲁克 meewRiPCHL05Azet2mOKzYh5pWaMXSJDz2uTCinHgvu3zwvuhqgT5JI35+jV0l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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