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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佑书怀里抱着一摞母亲刚画好的画，踏着青石的路往相熟的画店走去。母亲说，上一回画的两幅仕女图挂出去不过四五天便有人买了去，这倒是好兆头。不比早两年，人护着命躲着枪炮想法子活去才是第一等的大事情，谁还有闲钱买画，何况又是名不见经传的画者的画。等这一次的画卖了钱，佑书兄弟俩下半年的学费就有着落了。要是卖得好，说不定还能给兄弟俩个添件新小褂。再过两年，不打仗了，买画的人多起来，日子会好过的吧。
天气太热了，又刚下过大雨，青石板上湿滑得几乎叫人站不住脚，一洼一洼的小水坑，一会儿的功，日头从厚云里探出头来，映着水洼，一点一点地闪着，忽地，太阳又被乌云遮住了，那水洼失了光，便映出一点青石的乌色来。佑书暗暗后悔忘了带油纸伞出来，看样子还得下雨。
转到长乐路时，街面宽了，人也多起来，有人迎面跑来，把佑书撞了一个趔趄，佑书赶紧避开，沿着临街店面的屋檐下走，乌青的檐瓦下叭嗒叭嗒地落下水滴来，打在佑书的头顶，佑书抬起头，有一滴水正巧落在他的眉间上，他的眉间有一颗胭脂痣，那一点冰凉顺着鼻子滑下来，佑书笑起来。
街上的人越发地多了，许多人跑着，或是急急地走着，有人在叫：“黄包车黄包车！”有人与同伴在说：“我要到新街口去打听点事情，听说市长被抓起来了，就关在中央储备银行，军政部长都给毙了。”
“哪个说不是，都乱得一塌糊涂了。听说委员长下了命令了，还让日本人管着南京这块地面呢！”
“乖乖，那不得了不得了，我们说不得又要跑返了。”
佑书慌乱起来，如果真的，可怎么办？家里还有妈妈跟哥哥，妈妈还有病，真的还要逃一回难么？
佑书加紧了步子，想着赶快把画交给画店老板，回家去找妈妈同哥哥。
天色更暗了，明明是早间十点多，却暗得像傍晚似地，闷雷声从天际滚过来，忽地起了一阵大风，吹得整个街面都浮了一浮，临街店铺里有伙计叫：“好一口风！爽快爽快！”店铺楼上有人骂着娘姨：“要下雨了，收衣服啊！没眼色的东西！”
佑书穿过街，再走一会儿就到画店了。
一个炸雷劈下来，紧接着哗——雨便倾倒了下来。
佑书的身上一下子就湿了，他把画藏在衣服里，在一片白茫茫雨雾里跑起来，略大的鞋子不跟脚，阻碍了他的行动，路太滑，他一下子摔在地上，跌得狠了，半天没爬起来，雨柱抽在背上，鞭子似，重而冷硬。等到佑书一瘸一拐地进了画店，从衣服下面拿出妈妈的画时，发现，除了最里头的一张只湿了一角之外，其他的，都糊了，不能要了。
等佑书从画店里出来时，雨竟然已经住了，夏天的雨就是这样来得快也去得急，叫人摸不着头脑，然后这个城市里的人早就惯了。太阳从青灰色的天际露出一线光，打在水汪汪的街面上，燠热气全浮了上来。
这时候，有吹鼓之音传过来，是哭丧调。接着，从街角转出一队人来。最前头是吹鼓手，然后是一个高瘦的男人，乌黑的棺木，两个女孩子，身着重孝跟在后面，一个身量略高些的护着小的那个，两个都是端正的眉眼，乌油油的头发，忽地，小的那个被自己孝衣上拖下来的带子绊了一下，扑地向前跌倒，拉扯了姐姐也跌了下来，那做姐姐的立刻哀哀地哭了起来。
画店的老板一脚跨出来，站在佑书身边的台阶上，叹了一口说：“老江家在出殡，居然挑了这么个天！两个娃儿可怜罗，死了娘，过一两年有了晚娘，就有了后爹，日子要难过了。”
佑书呆坐在台阶上，看着送葬队伍里的小姑娘，小姑娘抬眼，也看到了他，隔了人隔了阴沉沉悲切切的曲声，佑书看着那小姑娘脸上凄惶的表情，他想起自己死了的父亲。
父亲的画像就挂在母亲屋子的正墙上，画像是母亲的手笔，照着父亲生前的一张小照片界尺打了密密的格子用炭笔画成的。父亲死讯传来的当天，母亲也没恸哭，却一夜未睡，画成那张画。画像上的父亲很年青，着军服，面目严肃，炯炯的双目，隔了镜框看着陋室破案与孤儿寡母，画像下方的五斗橱上常年燃着一柱线香。
沈佑书看着手中湿烂成一团的几张画稿。
颜料被水洇了，染在他的手上，像是手里抓了一握的悲欢离合，七零八落。
摔破的胳膊与膝盖火烧火燎地痛起来，十二岁的佑书鼻子一酸，和着那哭丧的调子，呜呜咽咽地也哭了起来。
淑苇的母亲被送走了，停在城外的姑子庙里。
父亲叫了匠人来家里，把母亲住的那间屋用石灰重新粉刷了一遍。母亲得的是肺痨，说是会过给人的，这几年她养病期间，淑苇姐妹俩都很少进到她屋里，她不让，总是一见到两个孩子进来便撵了她们出去。后来连父亲都极少进去，及至母亲去的那一天，淑苇看着母亲，竟有陌生的感觉。她小小的心思里，不敢承认那个衰败枯萎得吓人的女人会是她清秀温柔的妈。
粉刷屋子时，母亲的梳妆台与箱笼都被抬了出来，其实也没什么好东西，父亲开的店子挣的钱母亲生病也花了一些，后来药费用得很了，父亲心痛极，又有人说这个病西医有特效药来治，可是父亲听说了那诊费与药费，便说西医动刀动针，什么治病，不如说要人命，还是中医妥贴，父亲还说了，病人反正不用见客，穿不着好衣裳，将来病好了再做也行，箱笼里不过是些旧日的衣裳，被摊在大太阳底下暴晒，扑鼻的一股子樟脑的味道。梳妆台上的粉盒子早落了一层灰，半瓶双妹的花露水原本碧绿的颜色都变作了浅黄，想是不能要了。
母亲竟是这样一点点地老了旧了，病了去了。
淑苇姐妹的父亲江裕谷依然紧皱了眉头，一只脚蹬在门坎上，看着同胞哥哥江裕丰走出这一道院门，江裕丰腋下夹着一个包袱，跨出院门前回头朝他招了招手，略略点一点头。瘦得青白的面孔，只剩了当年一点点俊美的影子，淡薄得很，风一吹就不见了。
他是又卷了一包东西走了。
江裕谷打鼻孔里喷了一股冷气。
他的这位大哥，白长了一付好样貌，当年家里略宽松些的时候上了两年学，他脑子不笨，打得一手好算盘，在一家老大的绸缎庄里做了账房，老板挺器重他，可他，生意经没学到多少，把人家老板的独养女给睡了，那位小姐也是能拉得下脸面来的人，等五六个月上身形再也藏不住的时候，挺着肚子拉着江裕丰跪在自家父亲跟前，死活要跟小账房一辈子。老板只得捏着鼻子把女儿嫁给江裕丰，还倒贴了不少家产。可是，这个东西不学好，学人家赌钱抽鸦片，还没等到日本人来时，便把一份家产赔了个干净，加上这几年逃难，早先光鲜的绸段庄老板的女婿破落得成天要揩兄弟的油水才活得下去，当年的千金小姐如今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身后还拖了一串子小丫头。他比他还不济，一气生了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美，因了穷气，也一个比一个贱相，将来保不准是要给人家做小老婆的。
江裕谷用力啐了一口，当年自己境况不好时，也捡过这位大哥家里的破烂回去，受过他的一些好处，尽管那时他的鼻孔朝天，打发他活像打发叫花子，好歹，他江裕谷也算是欠了他一份恩情，这几年才让他打秋风，让他活像只吸血的蚂蝗似地附在他身体上，他忍着不开口。等再过一两年，还清了他的旧账，到那时，他江裕谷的眼里就不会容得下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了。
江裕谷站在堂屋门口想心事，眉头越皱越紧。
这一年江裕谷不过三十六岁，还算是个年青人，身板也还挺直，精神头也好。他眉目浓重，眉骨略高，显得一双眼微微内陷，鼻直，有点鹰勾，唇极薄，抿起时只一线，其实也是个俊秀的人物，可因着高鼻深目，人们总觉得他有点鬼子相，加上天生一脸怨怼之色，私底下，张妈就曾抱着淑苇开玩笑地小小声说过：你看你家阿爹，天天一付人家欠米还稻的样子。
淑苇站在一旁，小心地看着父亲，看着他脚步霍霍地走出去，只有她，一直觉得父亲漂亮，只是冰冷，大热天里看到他的那张脸也觉着寒气扑面。
妈死了他像是也不大在意。淑苇想着心事。
淑真过来，悄悄地趴在她耳朵根子底下说：“爸马上要娶拈针了，我敢说，过了妈的七七，就会娶。”
十四岁的淑真像个小大人似的叹了一口气：“妈真是遇人不淑。爸待她也就那样了。”
淑苇靠着姐姐，紧拉着姐姐的手。从小就是这样，她总是要用手攥住些什么才会安心。她不大懂姐姐的话，可是她隐约觉得不该是这样的。
江裕谷老家在湖熟，祖上有几亩田地，种得稻米，江裕谷的父亲年年挑了自家产的中熟米上城里卖，等到江裕谷长到十八岁，跟父亲一同进城摆起了米摊子，每天收了摊子就回到自己搭起的窝棚里住。
他们的窝棚搭在下关一片棚户区边上，棚户区本来就是一片矮小破落的房子，家家的屋檐接成一线，一下雨就淹齐膝高的水，老人与小孩全在桌上甚至是橱顶上坐着，年青的男人与妇人则卷了裤腿在稀脏的臭不可闻的水里趟过来趟过去，冬天是屋里比屋外还冷的，到处透着风，万一下了大一点儿的雪，房子是很容易被压塌的。
就是在这破落的大片房屋边上，还有更加破落的游民搭起的窝棚，像江裕谷父子俩的“家”。
十八岁的江裕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棚户区一个破落秀才的女儿，那个身量苗条眉目秀致的女孩子，是那一带唯一一个识文断字女性。
后来，他们成了亲。
后来江裕谷就带着新婚的妻子搬离了棚户区，在城南稍好一点的院落里租下极小的一间屋子，他的米摊子变成了很小的米铺子。
没多久，日本人就来了。
江裕谷显出了他的精明与对灾难极敏税的嗅觉，这种嗅觉在他这一辈子里解救过他若干次。
他在日本人轰轰的炮声中，在众人故土难离的犹豫不定中果断地带着老婆与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只得三岁，逃到了湖熟老家的河套里躲了起来。
河套是围成大半个圈的河道，这种河道围起来的地方，地形十分怪异复杂，从外面望过去，竟是一片水面，可是内里却有土地与极小的村子，很容易便绕昏了人的头，日本人也没能进得去，所以，江裕谷一家竟然平安地度过了那一段可怕的岁月，还碰上了也是逃难来的张妈，无依无靠的一个人，后来就跟他们一块儿过了。当然那时也是吃了不少苦，首先是没有东西吃，最苦的时候，连草根子都没得吃。淑苇妈的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然而，到底是都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