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元变革

当人们开始完全接受“现代运动”几何表现的同时，大众媒体也开始公开推断上帝存在的可能性。1966年4月8日，当《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争议性地表达了尼采的观点“上帝死了吗？”，宗教已不再是一个哲学范畴上的问题了。

20世纪60年代，在近1个世纪后出版的尼采的《快乐的科学》，其中提出的信仰危机正困扰着西方文化的著名言论。而在反文化革命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世俗或宗教权力变的危机四伏，宗教公会也承受着同样的体制漏洞，影响到了政府、大学和企业。与此同时，年轻而充满社会意识的信众开始质疑主流宗教中的反思僵化问题。可以看到，从犹太教的改革运动到罗马天主教会召开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提出“宗教自由化”，主流宗教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响应民众所关注的方向的变革，建筑设计师们被呼吁为新的礼拜仪式建立新的符号，宗教建筑需要崭新的尖顶形制与内部空间。那些教会过去集中泛指的风格：夸张的弧线、尖锐的角度、俯冲的檐篷等曾广泛地体现于郊区的犹太教堂和基督教堂，而今设计师们则为宗教的蓬勃发展寻找着相关却全新的风格与内容。

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后，礼拜场所的建设发展开始加快，但随着20世纪70～80年代神学院和修道院开始招生，教堂的建设速度却渐渐缓慢。不过，一些新奇的宗教建筑遂也出现，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联合教堂（Unity Temple Oak Park，1905～1908年，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埃罗·萨里宁（Eero Saarinen）设计建造的克雷斯吉教堂（Kresge Chapel，1950～195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等，现代主义设计师们开始主宰现代宗教建筑的概念与风格。

此外，大多数清真寺、庙宇、教堂、宗教会议厅等也逐步趋向于一种独立的结构形式。对独立的寻求是一种有利的外部条件，但毕竟不同于私人住宅，往往会因委托人的保守观念或客户的个人化要求而引起强烈的反应。在现代宗教领域，世俗文化正在取代历史宗教超凡的审美升华，但信仰的力量则认为他们是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的。为了遵循历史与文化的共通性，也为了不同于所处的世俗环境，无论条件多么艰难，现代设计师们正努力寻求着两者之间的平衡与内在关联。

社会发展带来的直接利益是物质财富的激增，当今的主流教派为显现自身的宗教优势，已不再求助于“上天恩赐”或借助传统的插图装饰做过多说明，转而选择以新奇的空间意象来彰显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力量。今天的宗教意象，不再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已然丢失了历史使人信服的力量。教堂的内部装饰，曾经被无知的教徒们（早期信众大都受教育程度不高，需要借助具象的装饰如壁画等来研习宗教思想）视为必不可少的教育性元素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那些过去曾普遍运用于基督与犹太教堂的彩色玻璃拼画，也随之被现今现代主义结构下清晰通透的自然视野所取代了，曾经存留的基本建筑符号，如尖塔、瓷砖、十字架等也已不复存在。而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人类在自然环境下更易于专心致力地冥想与祷告，对参加各种信仰的社会活动也显得更加主动。于是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开始出现反对阶级的声音，宗教氛围的营建不再仅依赖于正统的教条主义与膜拜仪式，更多地关注人们内心的诉求。宗教的改革倡议，加上全球化的环境影响，致使多样化的外来设计理念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融入到地区性的宗教领域之中。

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场景：在玻璃与现代建材构筑的通透空间中，信众尾随神父虔诚地栖身祷告，材质在阳光下折射出清晰的轮廓剪影，光线成为建筑主要的精神象征与决定因素。值此，宗教团体开始意识到：前卫的设计同样拥有绘画般的力量，能够凌驾于各种宗教派别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