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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道家之源本出自史官，为“君人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学说。所谓“史官”，也就是王室内负责记载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人。黄老之学祖述黄帝和老子。据史书记载，史官之职由黄帝时就开始设立，因此道家学说的起源，足以远溯黄帝，这也体现了道家文化是中国上古文化正统的传承观念。
道家的主要理论精华体现在哪里呢？司马谈综观了道家理论后，在《论六家要旨》中专论了道家并加以精确的概括，分出道家无为学派的老子和有为学派的黄帝，并称“黄老”。所以，“黄老”后来成为了道家的共称。
王充在《论衡》中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派，他们将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相配，同尊为道家创始人。至战国秦汉之际，黄老道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汉书·武帝纪》说：“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
黄老学派以“道”为“君人南面之术”，以民为本、无为而治的基础是文武并用、以德辅法，因形正名、循名责实。道商始祖范蠡以其承传开创的道学思想体系，不仅辅助勾践开创了“於是越王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谋，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国中荡荡无有政令”的无为而治之先河，帮助越国实现了“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举国共富盛景。在先秦时代，黄老道学也创下了“一枝独盛，压倒百家”的繁荣，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人多、势众、成果丰的学派，并创造和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曾让全世界惊讶赞叹的汉唐盛世。
当暴秦灭亡，汉朝建国之初，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据记载，汉初时天下发生大饥荒，“凡米石五千”，人吃人不是稀罕事，百姓死亡过半。汉高祖刘邦下令百姓可以出卖自己的孩子，到四川乞食。当时天下初定，百姓家园被毁，无处栖身，“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着凄凉残破的社会景象，如何尽快地医治战争创伤，使流民安定下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解决百姓的温饱，充实空虚的府库，成为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刘邦的谋臣陆贾向他献《新语》十二篇，建议他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治国。刘邦阅后，连连称善。刘邦对黄老之术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后继帝王的治国方略，惠帝、文帝、景帝都是黄老之术的信奉者，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汉惠帝实行“无为而治”，吕后专权时期“政不出房户”。当时天下太平，河清海晏，“刑罚罕用”，犯罪的人十分稀少，老百姓男耕女织，丰衣足食。
汉文帝是个喜好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无为的皇帝。他生活俭朴，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而且做事总从有利于百姓的角度考虑。有一次他要造露台，召工匠核算，造价需要百金。文帝说：“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遂放弃了筑露台的打算。他经常身着绨衣，以示俭朴。为自己造陵墓，下令皆用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装饰；依山筑陵，不起坟堆。在政治上轻徭薄赋，裁减刑律，不动干戈。
受文帝和母亲窦太后的影响，景帝也崇奉黄老，在位期间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司马贞说：“景帝即位，因修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由此可见，景帝也是崇尚清静无为的。
汉初将相名臣奉行黄老之术的，首推曹参。惠帝元年，曹参为齐国之相，为了治理齐国，他重金请来善黄老之术的胶西盖公，盖公对曹参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史记·曹相国世家》） 。曹参以此而行，齐国大盛。丞相萧何去世，曹参代之为相，上任后完全遵循前任萧何的旧制，一无更改。当时有一民谣说：“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
从汉初到汉武帝即位的近七十年时间里，因为君臣共同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国家呈现了太平景象，出现了所谓的“文景盛世”。据记载，文帝、景帝时期，老百姓家家富足，都城和偏远之地府库都装得满满的。京师之钱累巨万，穿钱的绳子腐烂了，钱散乱都无法数清。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烂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富足的生活使人人自爱而避免犯法。这种辉煌盛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看到。
司马迁专门在《史记·乐毅列传》中对黄老道学的传承脉络作了整理：“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清人孙星衍在《问字堂集》中说：“黄老之学存于文子，两汉用以治世，当时诸臣皆能道其说，故其书最显。”
到了唐朝，统治者尊李姓老子为皇祖，老子及黄老道学思想受到了空前的尊崇。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大力发扬“尊祖作风”。他在贞观十一年所下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中明确表示，“柱下为帝室先系”，老子是唐宗室的先祖。李世民说：“夫安人（民）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明确以不劳民不扰民为大唐王朝的执治原则。
唐玄宗是个敢作敢为的皇帝，他在尊崇老子这个问题上也不遗余力，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玄宗皇帝尊《老子》为《道德经》，令崇玄学的生徒学习，并把《道德经》列为贡举策试的经典之一，位列六经之上，居百家之首。其次，不断地给老子封爵加号，如“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在各地兴建老子庙。同时，唐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这本《御注道德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个皇帝注本。唐玄宗注《道德经》是为了宣传老子学说，所以在他注好后，令天下臣民，必须家藏一本，以行政手段推广《道德经》，这也是老子之学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
由于唐朝君主对于黄老道学的重视和推行，大唐帝国在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了光辉灿烂的一段时光，并以自己的绚丽光彩照耀了整个世界。
盛唐时期的中国，国富兵强，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从长安到东海岸边可以不带一分钱，不背任何粮食，人们和谐相处、友爱互助，而且是百国来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城市，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世界各国的国君、使臣、客商、僧侣、学生、工匠、医生、胡姬纷至沓来。他们只要进入了大唐的领土，看到那些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无不由衷赞叹。
英国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纲》中写道：“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是那样的鲜明……在唐朝，中国的极盛时代……中国呈现了繁荣、幸福和文艺活跃的景象远在任何同时代国家的前头。”
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国家都习惯于将中国人称作“唐人”，而将华人聚居处称为“唐人街”。这都是在纪念大唐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