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衣、食、住、行四项中，衣被列为首位，它除起着护体御寒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它的色彩、纹样、款式具有鲜明的标识性、流行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等属性。下面以丝绸服饰为例浅论之。

丝绸服饰的标识性，表现为一代又一代沿袭的冠服制度。

古代的冠服制度出现在商周时期，据传是辅佐成王的周公姬旦为巩固西周政权而定。这是一套较为完整的阶梯式宗法等级制度，以明示官员上朝、公卿外出、后嫔燕居等的上衣下裳各有差等，并对衣冕的形式、质地、色彩、纹样、佩饰等做了详细的明文规定。贾谊《新书·服疑》所云：“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后汉书·舆服制》所云：“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皆是说不同阶层的人应服用符合他身份的服装，绝不能服用超越身份的服装，否则就是僭越，大逆不道。史载，公元前541年春，楚国令尹公子围在虢（郑地，今河南郑州市北）与几个诸侯国盟会时，擅用“立二小臣执戈立于前”的诸侯相会仪式，而且服饰完全模仿楚王。鲁国的叔孙穆子实在看不惯公子围的做派，就讥讽他说：“楚公子美极了，不像大夫了，简直就像国君了。”卫国的文子在公元前542年见了公子围的威仪后，也曾对卫襄公说：“楚国的令尹象国君，一定会篡权夺位。不过却不能善终。”在穆子和文子说出这些话不久，公子围就弑了郏敖，自立为君，就是楚灵王。后来，历朝都把服饰“以下僭上”看作严重的犯禁行为，一直严惩不贷。如元朝律令规定，职官倘若服饰僭上，罚停职一年，一年后降级使用；平民如果僭越，罚打五十大板，没收违制的服饰。

冠服制度最核心的内容是表贵贱、辨等级的十二章纹和正色、间色的色彩观。

据说，十二章纹是“古帝虞舜汇集昔人所作之服饰，而制为定典者也”。这组纹样组合了各有其特殊象征意义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造物。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山，取其稳重，象征王者镇重安定四方；龙，取其变化，象征人君的随机应变；华虫（雉属），取其文采，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祭祀礼器，上有虎、蜼之形），取其勇猛智慧，以示王者有深浅之知；藻，取其洁净，象征冰清玉洁之意；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滋养；黼，绣黑白为斧形，取其决断；黻，绣青与黑两弓相背之形，取其明辨。前六章绘于衣，后六章绣于裳。凡天子之服，十二章全备。日、月、星辰，虽公爵亦不得用。山、龙，侯伯禁用。丁男以下，则依次递减。十二章纹几乎汇集了中华民族全部的文化价值观，如龙的神圣观、粉米的生存观、黼黻的政治观等，它自西周开始出现起，一直到清代，含义始终一贯，是重要的礼仪标志。

除十二章纹外，在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中，最能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还有明清时代的补服。所谓补服是一种饰有品级徽识的官服，或称“补袍”或“补褂”。因其前胸及后背缀有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补子，故称。比照两朝的官补，两者都是以方补的形式出现，文官都是绣飞禽，武官都是绣走兽，制作方法有织锦、刺绣和缂丝三种。明代的补子尺寸较清代稍大，以素色为多，底子大多为红色；清代补子以青、黑、深红等深色为底，五彩织绣，色彩非常艳丽。

古人将色彩分为正色和间色。何谓正色？青、赤、黄、白、黑为“五方正色”。何谓间色？正色之间调配出的绿、红、碧、紫、骝黄（硫黄）为“五方间色”。《考工记》“画缋”条说：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布彩次序是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青与赤相间的纹饰叫做文；赤与白相间的纹饰叫做章；白与黑相间的纹饰叫做黼；黑与青相间的纹饰叫做黻。五彩齐备谓之绣。画土用黄色，用方形作象征，画天随时变而施以不同的色彩。画火以圜，画山以章，画水以龙。娴熟地调配四时五色使色彩鲜明，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必须先上色彩，然后再以白彩勾勒衬托。孔颖达解释五色为：“五色，五行之色也。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黄，金色白，水色黑也。木生柯叶则青，金被磨砺则白，土黄，水黑，则本质也。”可见，古人四时五色的色彩观的形成，无疑是受天四时、四方、五行说的影响。而且不同季节皆配其色，分别是：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季夏黄。布五色的次序按尊卑而定，先东方之青，后西方之白；先南方之赤，后北方之黑；先天之玄，后地之黄。这种以色彩昭示礼仪，彰显教化的功能，在西周时曾被严格执行。春秋期间，孔子有感于当时礼崩乐坏，特别强调：“君子不以绀（泛红光的深紫色）、緅（绛黑色）饰，红紫不以为亵服。”拿现代的话说就是绀、緅、红紫都是间色，君子不以之为祭服和朝服的颜色。对当时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的现象，孔子有“恶紫之夺朱”的攻击，孟子有“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的议论。

丝绸服饰的流行性，表现为在人文世态大潮中的文化取向和时尚风气。

流行性的核心是观念，而观念一旦形成虽有相应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但它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氛围，因此它又是动态的、发展的。观念的形成大多可找到源头，一些丝绸服饰就是经过了某些特殊途径，而引起人们注意的，进而绝大多数的人开始关注它、了解它、使用它。春秋时，齐国一度流行紫衣，起因是齐桓公。《韩非子》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好服紫，导致一国尽服紫，风头最盛的时候，五件素衣都换不来一件紫衣。当齐君发现不妥予以制止，几乎不起作用。直到管仲进谏，劝齐君自己不再穿紫衣，而且对穿紫衣入朝的臣僚说“吾甚恶紫衣之臭”，令他们退到后面。齐桓公采用这条计策后，紫衣的流行势头才被遏制。汉代时，妇女流行穿带褶的裙子，起因是赵飞燕。相传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古代著名的“留仙裙”。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文化倾向和时尚风气决定服饰社会效应的去向和水准，然后自然而然地贯穿到人们的着装意识和行为中，从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服饰流行性的内因。服饰的变化直接反映出流行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潮和当时人们的处世哲学。在追随文化倾向和时尚风气时，服饰总是走在最前面。

丝绸服饰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左右的服饰特征。

商周时期，服饰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这一时期服饰的具体写照，在河南安阳出土的一尊石雕像上得到显示。该石雕刻画了一名奴隶主，他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促使赵武灵王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绔，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于骑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改变了长久以来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的服装样式，胡服从此盛行。秦汉两代的服饰，随着染织、刺绣工艺的进步，色彩愈加庄重鲜明，出现了穿黑色衣服必配紫色丝织饰物的风气。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标志性要素，更是被深深地融入老百姓各款服装中。盛唐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兼之大量异域文化的进入，使得唐代汉族服饰呈现出交流融合的多民族性特色。这一时期妇女服饰之奢华、款式之开放都是空前的。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中，梳高髻、半露酥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着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真实形象地还原了“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等唐诗美句的意境。宋代的服饰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比较拘谨保守，色彩也不及以前鲜艳，给人以质朴、洁净、淡雅之感。元代服饰特点是缕金织物大量应用，纱、罗、绫、縠无不加金。元人把金光闪闪的织金锦叫做“纳石失”，意即波斯金锦。《元史·舆服志》记载，天子冬服分十一等，用纳石失作衣帽的就有好几种，百官冬服分九等，也有很多用纳石失缝制。皇帝每年大庆，都要给12000名大臣颁赐金袍。说明元代织金锦的产量惊人。明代流行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这种帔子宽三寸二分，长五尺七寸，由于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服用时将帔子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可使服用的女子显得挺拔高贵。在清代早期，满汉妇女服饰泾渭分明，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在清代中期，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史书甚至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达官贵妇中流行。

对衣着服饰的时代特征，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四点：一是社会物质生活影响下社会风俗时尚的掠影；二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下的社会心理观念的物化；三是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写照；四是既反映着各个不同时代的社会人文风貌，又代表着各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文明进化水平，是不具文字的文化表征。这个归纳颇为准确和中肯。

丝绸服饰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表现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各自不同的文化心理、观念信仰、风俗习惯等人文特征。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经过不同历史阶段演变，形成地域性、民族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众多，其中文化差异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墨子·公孟》记载：“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表明当时列国风俗，从发式到冠帽，从服装到佩饰，都有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形成就在于各地文化的差异。此外，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不仅决定着服饰面料的选择，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族服饰特点的形成与发展。以蒙古族和藏族为例，蒙古族的直领长袍与软地皮靴，色彩鲜明，宽松自然，尽显草原游牧民族风情；藏族的肥大皮袍，呢面毛边，腰缠宽带，正是高原变化无常气候条件的创造。透过他们个性鲜明的服饰，我们不仅可以对其所属民族做出大致判断，而且能够程度不同地感受到蒙古族粗犷豪放、藏族坚忍执着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品格。可见服饰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地区或民族最显著的外部特征，常常成为地域性的或民族性的文化标志。 gfiLwfKD+XWce5IzBORqP8fs4TAKNPKN6Wz7Byph0+gSi9ap//mGvgHNCSvu/f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