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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意思是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孔子首先提出“仁、义、礼”，孟子延展为“仁、义、礼、智”，董仲舒增扩为“仁、义、礼、智、信”，也称为“五常之道”。“五常”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伦理原则，用以妥善处理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贯穿于中华民族积极品格的养成之中。
儒家的“仁”指与他人融洽相处，凡事不能只想着自己，要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多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仁者爱人。“仁”既是儒家积极品格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本质体现。
“仁爱”是《周易》首推的积极品格素养。“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大地能够产生一切生命，君子的“德”也应像大地一样深厚，来滋养容载万物。“仁”的内涵，正是发源于《周易》的坤卦。“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传上》），随遇而安敦厚仁慈，所以能体现自己的大爱。何以用“仁”？《周易》认为应该做到“显诸仁，藏诸用”（《周易·系辞传上》），意思是显示自己的仁爱，恩泽普施于天下。
孔子对门生讲：“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第四》）一个人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作恶做坏事了。“志”是心之所向往，如果“立志行仁”，内心就会产生一股积极向善的力量，这是成为一个有“德”之人的重要前提与内在保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志士仁人决不为了自己活命，而做出损害于“仁”的事情，而是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恪守“仁”的原则。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第八》）士以“仁”为己任，任重道远，因此不能不宽宏坚毅。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第四》）孔子肯定人都存在自然欲望，富贵是人人喜欢的，贫贱谁都想摆脱，但必须取之有道，个人的努力必须是合乎于“仁”的，即所谓“依于仁”（《论语·述而第七》）。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无能，周室逐渐衰微，社会进入了大动乱时代，过去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被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复杂而尖锐。君臣、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的事情屡见不鲜，面对这种现状，如何教育人们妥善处理这种混乱的人际关系，使社会走向承平？这是先秦儒家的创立者孔子等面临的重大课题。经过深刻的思考实践，孔子等认为只有大力主张推行以“仁”为目标的教育，才能教人明白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从而使受教育者达到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的理想政治目标。
“仁”作为一个品格范畴，在春秋时期已被广泛使用，但对“仁”的理解是分散而模糊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含义。孔子高度重视“仁”这一品格范畴，并以仁释礼。后儒在其基础上，整理和发挥逐步构成“仁者爱人”“以仁释礼”的体系，认为“仁”首先体现的是人的一种内在的积极品格，表现的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情感为主要内涵的规范。元代陈皓称“八者皆仁之发见。哀公问儒行，夫子既历数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于其终也以仁为说焉”。也就是说，抓住了“仁”这个根本，也就抓住了育人的根本。
实际上儒学所谓“仁”之教育，意在教人如何做人，建立起融洽的人际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出“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大学》）。但作为社会的人，总会受到现实客观事物的冲击，使之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这样对人的积极品格养成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甚至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教人做人，必须以“仁”为本。《大学》强调了当政者施行“仁爱”的典范作用，当政者自己能有“仁爱”之心，提倡家人“仁爱”，他所统治的国家就一定以“仁爱”为荣。所以说“一家仁，一国兴仁”（《大学》），反之亦然。因此，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特别强调爱人以“道”，以修养自己的积极品格美德去爱人。一方面要以道德之心“爱”人，另一方面“爱心”必须符合道德、维护道德规范。“爱”人须是仁爱、德爱，而不能是私爱、偏爱和溺爱，更不能够容忍恶行、姑息苟安。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六》）意思是：自己要在社会上自立，事业通达顺畅，也要帮助别人这样做才可以。这种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是积极心理学中一种重要的品格能力，是一种能带来正性积极情感的能力。
“义”是社会公认的合宜的道德和行为。儒家的“义”强调的是一个人的品格价值取向，要求人们的价值取向必须符合正义和道德规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当做则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做。“义”倡导的是要保持个人积极品格的独立性与人格尊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以追求生命的积极价值和永恒。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传》），表明“仁义”是立人的根本，因此“义”就是《周易》紧随“仁”之后，所推崇的积极品格素养。《周易》中的“义”，有两层内涵：一为坚守心中的道德准则，如《周易·明夷卦·象传》中“义不食也”，是指君子不能蒙羞受食，是“义”使他不吃嗟来之食；其二是行为要节制、适宜和恰当，如“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周易·说卦传》），顺应于道德，调理于适宜。“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周易·系辞传下》），意为管理财物、匡正言辞，禁止民众去为非作歹，用的是“义”。这种内涵后来在《中庸》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义”是合适恰当的意思，尊敬贤者是放在第一位的。
“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第十七》），是指一个人的人生应该把“义”放在第一位，生死与利害的取舍，是非和善恶的判别，都要以“义”为准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这里“利”指个人的私利、私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七》），孔子认为“义”“利”是区别君子和小人的分水岭，在“义”与“利”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义”。“义”还体现在为人要讲气节上，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也就是说军队的主帅可以被夺去，但是一个普通人的志向是不能被剥夺的。孔子坚持“义”，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可以放弃大司寇之官位，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儒家主张“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即以“义”作为根本。“见利思义，见危受命”（《论语·宪问第十四》），见到利益要想到“义”的原则要求，遇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舍己救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第二》），见到应该挺身而出的情形，却袖手旁观，就是怯懦没有勇气。后来孟子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指为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怕牺牲生命，牺牲自己，去获取正义。黄希庭先生指出：“中国人的人格动力是把个人的发展与群体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个人的人格尊严，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儒家向往的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和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自己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相应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深感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走向衰落，于是提出了“克己复礼”（使自己品行提升，才能达到“礼”）的主张，强调“为仁由己”（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认为“仁”者必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十二》）。孔子在谈“仁”的时候，多与“礼”结合起来，甚至认为“礼”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离开了“礼”，“仁”就不能在社会生活中恰当地表现出来。
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经解》）荀子说：“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强国》）“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儒家认为“礼”的本质就是社会的规范、秩序与法度，无论对于个人、社会还是国家，“礼”都是不可或缺的。“礼”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调整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对民众实行“礼治”是儒家倡导的第一治国良方。实行“礼治”，就能够平衡好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使社会协调发展。
那么，在现实世界里，该如何实行“礼治”，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呢？儒家认为，要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第二》），即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约束、统一百姓的言行。“礼治”的实施，一方面，使得在社会实践中，人有能力大小、尊卑等级而能各得其所；另一方面，又使每一个人定位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安分守己。
当然，儒家并不是说这种等级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认为尊者违背“礼治”等道德会下降为卑，甚至被百姓杀掉。“失众则失国”（《大学》），失去民众的心，就会失去国家；“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大学》），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以不谨慎，出了差错就可能会被天下百姓杀掉。卑者通过努力可以上升为尊者，“道得众则得国”（《大学》），这就是说如果得到民众的拥护，就会得到国家。
“智”是儒家积极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表示的是知识与智慧。把平时社会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就叫“智”，它应该是才华和品德的合金。儒家极其看重“智”代表的学习和实践，《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第一》），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孔子把自己取得的成绩，都归功于学习，对别人尊他为“圣”或“生而知之者”都不接受，但却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好学之人。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第五》）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第七》）孔子常勉励弟子们要好学，有一次还专门给子路讲不好学的六大弊端，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第十七》）意思是：一个人如爱好仁德却不好学，其弊端是愚蠢；爱好机智却不好学，其弊端是放荡不羁；爱好诚实却不好学，其弊端是害人害己；爱好直率却不好学，其弊端是说话尖刻伤人；爱好勇敢却不好学，其弊端是捣乱闯祸；爱好刚强却不好学，其弊端是狂妄自大。可见，一个人光想着拥有某种美德，而不爱好学习是没用的，只有通过认真的学习，才能够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孔子所指的学习，不仅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如何做人，并强调学习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其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第一》）其弟子子夏也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第一》）在孔子的教导下，他的弟子一般都很重视道德实践，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如“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路听到一个做人处世的道理，在还没有能够按照它去实行的时候，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认为这会影响到对前面那个道理的实践。
儒家除重视学习与实践外，还非常重视思考。孔子有句非常有名的话，阐明了学和思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第二》）一个人如果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糊涂弄不清楚道理；但如果只思考而不去学习，大脑空转那就更加危险。他还现身说法：“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这是说给那些思而不学的人听的，但并非不重视思考。孔子还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第七》）这句名言，如仅从学习的角度看，就是要求学生要学会思考，做到举一反三。
“信”从人言，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儒家的“信”指的是忠实诚信的积极品格。“诚信”也是《周易》极为看重的一种积极品格素养，在《周易》中“孚”即为“诚信”的意思。《周易·中孚卦》中有“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表明“诚信”是达成目标的有力保障，君子拥有“诚信”能够无往而不利。
儒家强调忠实诚信，自然就反对那种不忠、不信、不诚与不实的行为。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第五》）巧语花言、满脸堆笑、讨好逢迎、内心恨而脸上亲，孔子对这些行为是深以为耻的，认为这种人的仁爱是很少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第一》）反而，孔子喜欢那种质朴、忠厚、实诚的人，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第十三》）但质朴、实诚这些优点，往往是基于人的先天禀赋，一个人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天生品质，而没有后天的学习与拓展，又显得有些不够，因此“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孔子阐述了这个道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六》）意思是，质朴多而文采少就会显得粗野，文采多而质朴少则显得虚浮，只有质朴与文采配合得当，才是谦谦君子。因此，我们要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就必须在说话办事和外表形象等方面多加注意，努力做到文质彬彬、谦虚谨慎、忠厚老实、言而有信等等。
诚信不仅具有道德属性，更具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道德属性要求人们秉持诚实无欺、履行承诺、实事求是的理念；经济属性代表着一种物质力量，即“信用”，它意味着一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内在价值的资产，这种资产拥有越多，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就越处于优势地位；社会属性则直接关系到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与安定有序等的实现，是社会与文化存在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