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服饰的符号特点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的制约，形成了不同的习惯、思维、道德价值和审美观念，也形成了民族的心理共性，它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自己的设计活动中，成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审美符号，因而不同的民族通过不同的服饰符号就能相互区别。从艺术角度来看，民族服饰通过其款型、纹饰、色彩、空间、表现等这类视觉造型符号来传达不同的观念、表达不同的情感，从而唤起本族群共同的心理文化，以实现某种功利意愿。就如同卡西尔认为的：“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可以说民族服饰是各民族人民创造的通过视觉传达文化信息的符号，以下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解读民族服饰的符号特点。

（一）历史性符号

1.与自己先民的生息发展和迁徙有关，是对祖先故土的缅怀、迁徙路线与过程的记录。

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如苗族、侗族、哈尼族、瑶族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为了集体的生存发展而几度迁徙，至今依然传承下来的女子衣裙上的山川纹、田丘地块纹、天空田地纹、湖泊纹等，几乎都可认为是这类符号的代表。如广西隆林苗族妇女百褶裙上的“九曲江河花纹”（图1-1-1），表现的是过去苗家人迁徙时经过的滔滔河水；贵州普定苗族女子百褶裙上的褶裥是表示怀念祖先的故土（图1-1-2），那些几何条纹表现的是她们过去逃难中怎么过黄河长江的，那密而窄的横条纹代表长江，宽而稀且中间有红黄的横线代表黄河；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百褶裙图案非常丰富，各种宽窄不一的条纹和方格状图案代表着曾经的家园有水和田地（图1-1-3）。无怪乎学者们都把苗族称为“将历史穿在身上的民族”。

居住在云南地区的哈尼族，他们至今保持着将祖先从遥远的北方迁徙而来所经历的艰难与坎坷记录在服饰上，他们在举行丧葬活动时，送葬人戴的帽子上绣着该民族祖先南下的历程图，帽子上的刺绣有五组不同色彩的三角形图案，每个三角形代表着哈尼族人所经历的某一个历史阶段的表象，象征着哈尼族祖先从远古到现在的全部历史。这五组三角形图案排列次序感很强，呈对称状分布，透射着神秘的色彩（图1-1-4）。据说“亡魂”将按此图形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魂魄最后的回归地点，是“哈尼族第一个大寨惹罗普楚”。据有关资料查证，“吴芭”上的纹样作为一种民族迁徙标识，记录着祖先迁徙的历史，这与哈尼族祖先迁徙古歌《哈尼阿培聪坡坡》（《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6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以及神话《祖先的脚印》、《豪尼人的祖先》（分别见《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第267，290页，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等所述的民族迁徙情形是相似的。

少数民族通过服饰上的图案符号化表现，起到追根忆祖、记述往事、沿袭传统、储存文化的巨大作用，对于个人和族群而言，这是保存历史记忆的有效手段。

2.反映古代先人对各种灾害无能为力时产生的对征服灾害的力量的憧憬和向往。

黔东南地区有一个服装很特别的少数民族叫革家，这个民族传说过去天上有十个太阳，后来一个叫羿的后生得到神灵的帮助，拉开弓箭射下9个太阳，才保全了庄稼，给人民带来了希望，所以革家人自称是传说中的射日英雄羿的后代，他们对弯弓射日及弓箭崇拜之至，除每家每户堂屋正前祭祀着一套红白弓箭外，小伙子盛装时腰上要佩戴弓箭，姑娘们头上要戴“白箭射日”帽（图1-1-5），这种帽子呈圆形状，周围一圈红缨穗，帽顶有个小圆孔，圆孔中斜插着一支银簪，仿佛一支箭射中红艳艳的太阳。姑娘们戴着这样的红缨帽，再穿着整体像铠甲一样的“戎装”服饰，作为一种特殊的有意义的符号，它成为革家人曾经征服过自然灾害的积极、乐观的象征。

羌族人喜爱穿一种叫“云云鞋”的绣花鞋，其鞋面、鞋帮上绣着彩色卷云纹图案，有着很强的符号特点。在羌族叙事长诗《羌戎大战》中有关于云云鞋的描述，羌族先民在历代曾遭受到统治阶级的欺压，被撵到岷江边，面前无逃生之路，只有一根用竹篾扭称的溜索，很多人掉进江心，葬送了生命，于是羌族先民在苦难中幻想在鞋帮上绣上一朵朵彩云，象征着脚踏祥云，逢凶化吉，行走如飞的愿望（图1-1-6）。

3.反映祖先的经历，民族的荣辱兴衰。

生活在四川茂县黑虎寨的羌族妇女，为纪念几百年前一位带领羌族人民英勇抗敌的英雄，许下“为将军戴孝一万年”的誓言，并用白布包缠在头上，据说将军生前名为“黑虎”，因而妇女们将白布头巾在头上折叠成虎头样子，当地寨子也取名为“黑虎寨”，成年男子则头裹青纱。到如今，黑虎寨中羌族男女这种独特的头饰“万年孝”还依然传承至今，它鲜明地标示着这个民族曾经的荣辱兴衰（图1-1-7）。

居住在广西南丹、河池及贵州荔波县的白裤瑶女子衣背上有一个方形的图案，或为“回”字，或为“卍”字，传说当年一个土司夺走了瑶王印，瑶王率领本民族人民与土司战斗，后因伤势过重去世，后人为纪念这个民族英雄，将瑶王印作为图案绣在女子上衣上（图1-1-8），意即瑶王的大印永远留在瑶族人的心中。同时又在男子裤子双膝处各绣上五道红色条状纹饰，象征着瑶王的血手印（图1-1-9）。这类服饰符号，使得瑶族人民对自己崇敬的民族英雄的怀念得到了心理满足。

（二）装饰性符号

在民族服饰符号中，有一些符号是无指称意义的符号，如同康德称为“纯粹美”的图案。康德在《康德选集》（卷五第299页）说，纯粹的美，是一种我们不能明确地认识其目的或意义的美。他认为，古希腊装饰性的图案画、装饰性的镶边和糊墙纸、各种阿拉伯式的花纹和图案，都是说明纯粹美的例证。如同这类纯装饰性的符号，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有着惊人相似的趋同现象，比如几何纹、波浪纹、漩涡纹等图案在世界各民族的服饰中都可以见到。据考古学家考证，这些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上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有的是植物图案演化而成，有的是鸟、蛙等动物图案演化而成，后来这些图案的象征意义逐渐被淡化，装饰性胜过了象征性，最终抽象化、符号化。装饰性符号之所以能够在民族服饰上传承下来，就在于这些图案纹样被认为是美的，它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感。其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具有强烈的形式美感，归纳起来通常为重复、对称、放射、序列、夸张、对比等。

以贵州凯里地区苗族妇女的盛装服饰为例，盛装以银饰的装饰为主，由于白花花的绣片在红黑两底色布上衬托得异常醒目，俗称“银衣”。银衣用色彩艳丽的绣片与银片和银泡组合装饰而成，绣片主要以对称形式出现在肩部两侧及衣袖外侧，银片和银泡则从肩以下到整个背部的装饰：背部上端沿绣片边装饰一排小银泡，背部中心装饰两块大圆片银饰，再往下是以银泡与银片相间隔形式整齐排列，体现出序列的节奏感，给人灿烂却又庄重的美（图1-1-10，图1-1-11）。

侗族妇女的背儿带（用于背孩子的一块方形绣片）正中有一个以多圈曲线组成的大圆形，由中心向外扩展，纹样的分布形式呈放射状。细看每一圈的曲线纹样都不同，大致接近花瓣纹，其纹样细腻精美、色彩丰富，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图1-1-12）。

新疆维吾尔族妇女喜爱一种特殊的衣料，称“艾德利斯”绸（图1-1-13），穿在身上有很好的悬垂感和飘忽感，维吾尔族妇女多用于做裙子或包头。这种面料是双面显花的丝织品，纹样有着自然形成的晕染效果，所以组合成的线条纹样和几何图形有着不规则的特点，但都按照一定方向重复排列，显得独特生动。这种极其抽象的图案纹样，也是纯装饰性的符号。

西藏东部地区的藏族妇女爱在宽厚的藏袍外系一块彩条围裙，当地人称为“帮垫”。帮垫由羊毛织成，有多条彩色条纹装饰，通常分为三组，每组的彩色条纹按色彩组合重复出现。在宽阔的雪域高原上，藏族女子这块彩条纹围裙为厚重的藏袍增添了几分妩媚。如果仔细从条纹的色彩和宽窄来看，牧区女子的帮垫颜色艳丽，条纹较宽（图1-1-14）；城镇女子的帮垫颜色淡雅，条纹较细，总体给人色彩丰富却又有强烈的秩序感。

有的装饰性符号来源于现实生活，人们在生活中不断观察的准确性保证了他们的这种造型能力，而且对形象的每个动作都抓住最富于特征的瞬间。如广西瑶族服饰上常用到一些站立的人的造型，头部和上身被处理成三角形状，双手和腿用不同粗细长短的条状纹样表示，将这样的人纹图案重复排列，整个图案简洁而生动，形成了很强的装饰效果（图1-1-15）。

民族服饰中，创造者们在创造想象过程中，又可能在完全与自然原型相脱离的情况下，将各种不同的造型因素构合为新的形象，这种新的形象造型奇特，着重夸张物体的典型特征，而省略大量的非特征细节，装饰性更为强烈。生活在海南的黎族人纺织技术历史上很发达，他们擅长织锦，织锦上的图案非常漂亮美丽，其中表现人的纹样造型形象夸张独特，特征突出：有着菱形的头部、粗壮发达的四肢，大人纹中间和周围都嵌套着小人纹，重重叠叠，显示出一种强有力的气势，充分表现了黎族人的审美观（图1-1-16）。

（三）文化象征符号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民族服饰上的图案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它是“有意义地替代另一种事物的东西”（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38页）。这些少数民族的服饰图案在漫长的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固定、规范化，大多隐喻着民族的族源、图腾或象征祖先的形象，它以这种最直观最贴近人的一种形象“语汇”展示着民族的精神信仰，就像一本无字的民族史诗，传载着重要的远古信息。

1.参照现实对象虚拟出表达对象意义的形式

这类符号大多是把来自于现实的若干自然形体在巫术、图腾或其他神灵意义上加以综合，成为超自然形体的造型，从而具有浓郁的灵异色彩和神秘力量。

如苗族服饰上常用到龙的图案，龙的造型是苗族人综合了各类动物的形态而产生的，它结合了许多神话传说，经常加以牛头、凤脑、蛇身、鱼身等形成多姿多彩的龙的形象，绣在服饰上，被称做牛首龙、蛇龙、蜈蚣龙、人头龙、鱼龙等，非常富有想象力与创造性。苗族服饰上经常出现的这些龙纹图案一般是由水牛的头和角、羊胡、虾须、泥鳅般的粗短身躯、无爪、鱼尾构成，加以简洁的形体，显得质朴可爱、平易亲切，体现出不同于汉民族的审美情趣。苗族认为牛、龙相通，有时视牛、龙为一物，牛变龙、牛角龙，都有牛、龙合体的意思。在黔东南、湘西等地苗族盛行一种古老祭典，名叫“招龙”，二三十年搞一次。招龙的意义是祭奠祖先，保寨安民，乞风调雨顺，而祭典中的龙就是牛（图1-1-17～图1-1-20）。

还有的文化象征符号传说是祖先的化身或象征，是动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一种印记。如藏族、畲族、仡佬族、苗族等民族崇敬牛这种动物。仡佬族人流传的神话故事里，牛曾经帮助过仡佬族人脱离险境，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历史上的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仡佬族的牛王节，他们在这一天要举行祭牛王菩萨的仪式，喂养耕牛的人家这一天不能让牛劳动，家家户户都杀鸡煮酒敬牛。藏族人崇拜牦牛随处可见，藏族人们的住宅院墙顶角、居室门楣上、寺庙经堂里放置牛头牛角，拉萨市的中心大道上，竖有金牦牛的雕像，凡经过这里的藏族群众都要向它顶礼膜拜、敬献哈达。藏族人们还将牦牛艺术形象化，体现出对牦牛的崇拜，如寺庙里的壁画有牛的形象、唐卡上有牛头金刚像、玛尼石刻上有人身牛头像等，服饰上更是注入了宗教、巫术的寓意，将牛头图案制作成护身符，作为一种服饰品随身佩戴。畲族人们对牛也是非常崇敬，畲族女子出嫁时，要把头发扭成髻高高地束在头顶，再冠以尖形布帽，形似半截牛角，被称之为“牛角帽”。

2.人类借用文化象征符号表达那些无法用语言述说的心灵内容，而这些符号的形成便是基于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作用，大家公认它具有某种意义，并相沿使用形成。

四川茂县地区的羌族女子围裙上喜爱装饰一种花朵图案，它有着夸张的花瓣，缩小的花梗和叶子，花朵造型显得异常丰满突出。羌族民间相传远古时代羌族群众过着群婚式的原始生活，引怒了天神，派女神俄巴西到人间，住在高山杜鹃花丛中，男人投生前向女神取一只右边的羊角并系上一枝杜鹃花，女的投生前取左边羊角系一枝杜鹃花，投生成长后，凡得到同一对羊角的男女方能结为夫妻。从此杜鹃花被羌族人称为羊角花，又叫爱情花、婚姻花，它象征着羌族男女的婚姻爱情，能给人带来美好的婚姻（图1-1-21）。

居住在云南丽江地区的纳西族妇女服饰很有特色，她们身穿用整张黑羊皮制作的披肩，从背后覆盖住整个背部，上下两端用白色布带在胸前交叉固定。自古以来，纳西族女人操持家务，照顾一家老小非常辛苦，经常从日出忙到日落，因此，披肩后背的两肩处用丝线绣成两个圆盘，图案精美，分别代表日月，披肩的下端横向装饰着七个刺绣精美的圆牌，当地老人们都说这七个圆牌就是天上的北斗七星，这种披肩也被称为“七星披肩”，披肩上那些装饰圆盘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纳西族妇女披星戴月、辛勤劳动的象征（图1-1-22）。

生活在贵州凯里地区的苗族，在举行一些盛大仪式时，会穿着一种叫“百鸟衣”的盛装出场，盛装上几乎处处绣满各种造型的小鸟，裙摆处还缀有鸟的羽毛，当地人盛装舞蹈时，鸟羽飞舞、百鸟闪现，非常好看。百鸟衣在当地盛行是来源于一个传说，一个青年猎人救了一只鸟儿，鸟儿幻化成美丽姑娘与他结为恩爱夫妻，妻子不幸被当地一恶徒看中抢走，丈夫按照妻子的计谋做了一件百鸟衣，恶徒为博美人欢心要求换衣，被丈夫乘机杀死，夫妻团圆。传说中的百鸟衣帮助善良的人战胜了邪恶势力，所以后代纷纷仿其式样，绣上各种鸟儿的图案，加上许多鸟羽做成百鸟衣，它是曾给祖先带来转运的一种符号、象征吉祥（图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