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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统印染技艺从先秦时期起，经过了直接印花、防染显花、浸染等多种工艺形式，至唐宋时期印染方式逐渐趋于成熟。蓝印花布印染工艺也是在各印染方式的相互传承、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秦汉时期，传统印花技艺延续了先秦时代的“画缋之事”，出现了“印花敷彩”的工艺（①），多以凸纹版戳印与手绘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在纺织品上的印花。然而印花敷彩纱的盛行却也显露出一些问题，其工艺过于复杂，另外则是由于制备技术不佳等原因，导致染料的浓缩度不够，因而不能很好地适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于是人们不断尝试改进染料及印花技术，总结出了染色与防染的原理，可以通过物质手段来控制防染图形以得到所需要的花纹，而染色过程也逐渐从绘画、戳印等转为用浸染及注染的方式，防染技艺就此出现并开始逐步发展。
魏晋时期，印花技术就逐渐转变为以防染显花为主，东西方交流方式日益多元。绞缬、夹缬等染缬技艺因其色牢度上的优势而被人们广泛采用，逐渐替代了印花敷彩等费时费工的直接印染技艺，并日趋成熟（②）。宋朝时期，夹缬常用作宫室日常服饰，因此曾多次禁令民间雕刻夹缬花版、印染彩色染缬，下诏禁止染缬在民间使用，甚至贩卖缬版都要被治罪。使得夹缬、绞缬、蜡缬等防染印花技艺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除蓝白印染花布外，彩色蜡缬、绞缬、夹缬在中原地区逐渐趋向于单色，并隐没于民间（③～⑤）。
南宋时期，油纸伞在民间广为流传。缬版印花工艺的禁用，促使民间出现了将桐油纸刻花作为型板，用黄豆粉加石灰、米糠等作防染浆料的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工艺的产生与靛蓝染料配制工艺的成熟、型版的发展、棉布织造技艺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在民间夹缬、蜡缬的基础上承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防染工艺（⑥）。
靛蓝染色技艺历史悠久，是一种从蓼蓝等植物中提取染料进行染色的技艺。
早在春秋战国以前人们还不明白靛蓝染料的氧化还原原理。通过经验总结，只是知道在收割蓝草的时候，要将割下的蓝草切碎浸泡在水中，待蓝草出蓝色汁液之后，尽快将布匹放入其中染色，使蓝草释放的色素能迅速在布匹上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靛蓝染料，这个过程一般维持很短时间，时间稍长后，蓝草浸泡的水中一种称为吲哚酚的化学物质就会全部缩合，变成蓝色的沉淀而失去使用价值。因此，在收割蓝草的时候，工人们是非常辛苦的，要整天整夜地加紧染色，否则染液就要报废，不能使用（①～④）。
至春秋战国时期，染色的工艺方法逐渐成熟，所能染出的颜色色谱也更为丰富。在靛蓝染色方面，人们改进了蓝草制取染料的配置方法，经过染匠们的不断尝试，为了将蓝草的使用率及出蓝率提高，将蓝草叶直接加入水浸染的方式改进为蓝草叶浸泡发酵后加入石灰，这样经过石灰水的处理，可以将原先沉淀了的蓝靛还原出来再进行染色，大大提高了染色的效率和质量（⑤）。
靛蓝染色技艺到了明代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全国各地均盛行种植蓝草，有的还是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明代时蓝草的大量种植，为染制蓝印花布提供了充足的染料来源，这对全国蓝印花布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南通染纱、染布的技术，是随着元末明初棉纺织业的发展而形成的。当时所用的染料以蓝色为主，其次为黑色及红色，都是天然染料。染蓝色的为靛蓝，据记载，明代的南通地区已有蓝靛出产，由于土布需要染色，而染料的销售对象不只是染坊，织户、农民都是染料的消费者。相传在明朝末年，南通已有专门运销染料的商店，称为“靛行”，并在当地物产中作为主要的贡品上缴朝廷。形成染料行业却还是在清末，虽然大致持续了四五十年，但染料业在经济上的地位却相当高。如果说那些被人称为“老三房”的花、纱、布等行业属于第一流，那么颜料业则居第二流。染料形成行业后发展又很快，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南通土布的发展，推动了颜料行业的产生和发展。
现在启东市汇龙镇、海门市三阳镇、南通县二甲镇有传承百余年历史的老作坊，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所用的蓝靛，皆出自如皋当地及周边农村。如皋、石庄等地在当时有专门的农民种植蓝草，蓝草收割后立即制成“蓝靛”，到了每年农历七八月份，用船装运到各地卖给染坊使用。当时制作蓝靛的技术在南通已经很普及，并且已经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和销售规模，这也是南通地区蓝印花布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万历通州志》记载，当地每年向朝廷上贡“蓝靛三千五百斤”之多，说明南通地区当时种植蓝草之广。
根据南通市任港村一位名叫陈玉田的老人回忆，他家祖辈都以种植蓝草、蔬菜等为生，每年农历二月份在田间种植蓝草，也叫小蓝，蓝草一年收割两次，农历五月份开始收割头蓝，大暑节气收割二蓝，每当到了收割的时候，陈玉田就会叫来亲朋好友帮忙，为了保证蓝草的出靛率最高，割蓝草当天需要凌晨3点起床，赶在日出前全部收割完成。收割下来的蓝草捆成小捆，根部朝上放入1米多深的大坑中，坑里倒满水，等蓝草出蓝后把茎叶捞出，坑中加入适量石灰水使蓝靛沉淀，最后使蓝靛上多余的水通过坑里的通道流出，蓝靛最终结成泥块状后装入陶制的坛中，可以留作自用或者出售给附近染坊。陈玉田老人所描述的制作蓝靛的方法同历史上记载的方法大致相同。
用靛蓝所染的布，一般叫作青布，颜色是深蓝色的。另有一种浅色的，称为月白色。这种颜色的深浅，是以下缸次数的多少来决定的，次数越多，颜色越深。当时所用染料，除靛蓝以外，还有一些植物染料，例如染红色时用红药子；染黄色时用黄栀子；染黑色时用黑果儿。
染料业的成长、发展，和南通土布是分不开的，而蓝印花布又是依靠土布业及染料业的发展而逐步得以兴盛的，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也广为民间百姓所使用。
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土布的传播，为蓝印花布技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古以来，贵族都是穿着艳丽的丝绸，即使是葛、麻也是选用极为细致的纤维织布纺衣，而普通百姓则只能穿着十分粗糙的“布衣”，印染技法简单，色彩单一。但自宋元时期，棉种植和棉纺织技术从边疆普遍流传到了中原，时至明清已在全国范围内盛行开来，“其种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臬盖百倍焉”。从此，不再只有昂贵的丝绸和低贱的粗纤维麻布，棉纺织物广受百姓喜爱。通过对质朴实用的棉织品的印染加工，印花技术真正开始为大众服务，印花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受限于礼仪和条例，而是迎合百姓们自己的审美情趣而发展。
棉花的种植、纺织业的革新，也极大地推动了蓝印花布在民间的发展。元代以来随着棉花种植不断扩大，中原地区家庭纺织业也得以成熟和发展。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为此做出了杰出贡献，她祖籍江苏松江（1958年划为上海），在海南居住了30年，学得黎族的纺织技术后返回故乡，并引进黎族纺织工具加以改进，制成捍、弹、纺、织等一整套生产工具，传授错纱、配色、棕线、挈花等棉纺织技术，促进了松江及周边地区棉纺业的发展。
元代和明代以后，棉花广为种植，并“纺之为纱，织之为布”，松江及南通地区纺纱织布，已是“家户习为恒业”。由于濒江临海，土质和气候适宜棉花种植，所产棉花不仅量多而且质地好，为手工纺织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明代中叶时，南通地区便已发展为棉纺织品的集散地，这里的农民家家以此为副业，所产的布匹不仅满足了生活需求，还远销往全国各地及日本。南通地区地居江淮之委，东海之滨，土带碱性，宜于植棉，而苏北的徐淮地区及山东一带，当时还没有棉产，都到南通来办，因此又促进了南通地区的植棉（①～④）。
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社会动乱，连年征战，百姓民不聊生，苏南、崇明地区的人们也是饱受战乱之苦，棉纺织也因此遭受重大打击，停滞不前。清初，清政府为了恢复民间生产，鼓励移民开荒，并实施“计丁授田法”，按人头分田，鼓励他们种植棉花。于是大量苏南种棉花的农民迁移到江北，来到南通一带沿江地区，垦荒耕地，种植棉花（⑤）。几百年来，他们一直袭用吴语，风俗习惯与江南相近，开辟土地，勤劳热情，后被称为“海门人”或“沙地人”。
这些“沙地人”把一整套完善的淞江土布工艺绝活代代相承，并将这种技艺推广到南通各地。清末，大实业家张謇先生创办了南通大生纱厂，使得南通土布迅速崛起而且发扬光大，一跃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土布之乡。土布的兴盛又推动了南通印染产业的发展，蓝靛有了更好的依附媒介，也更加焕发出其色彩的魅力。南通蓝印花布可以说是从土布的基础发展而来的，却又更加突出了土布自身的优点，使得蓝印花布更加的平民化却又不失其质朴的美丽（⑥）。棉花种植的兴起、纺纱织布技艺的不断成熟，为蓝印花布在南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在棉纺织业及靛蓝业发展的基础上，型版的发展也为蓝印花布的广为流传提供了保障。中国古代最早的服饰图案是用天然的染料手绘而成的，纹样的不同及颜色也代表着官位的高低，商周时期普遍存在以画、绣并用为主要特征的画缋以及直接印花工艺，产品很难复制，只能单件作业，画缋在工艺和构成上的复杂性，都注定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印章、石碑雕刻的流行，雕刻技术不断发展，为传统的型版印花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准备，而染料颜色的增加和复制纹样需求的增大，则进一步催生了新一代的印染技艺——型版印花技术，从此手绘逐渐被简单的雕版印花和镂空型版印花所替代，而这也是继画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印染工艺（⑦～⑨）
汉代时型版印花技艺已较为成熟，人们在画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型版印花中的凸纹模版，并结合类似于印章的模印技术，这也是早期的捺印。当时的丝绸业发展空前，一些素纱的织物广为应用，于是印花人常在一些十分轻薄的丝绸上，印制一些线条流畅的纹样，体现出行云流水般的顺畅，很受人们的喜爱。
到了隋唐时期，镂空型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镂空型版的应用可以追溯至古代祖辈用兽皮镂空后做型版直接印花，但因兽皮等材料不易取得且在当时有更为重要的用途，并未得以进一步发展。镂空型版最早应是用于直接刷颜料印花，但由于当时制作镂空型版材料的限制，木质或青铜的花版雕刻费时费工，且印制效果受到型版材料厚度的影响等原因，镂空型版在其产生的早期不及凸版应用广泛。但随着宋代发明豆灰防染工艺后，纸质镂空型版逐渐被普遍应用于防染工艺中。
镂空型版印花技艺，其模版材料多采用木材。镂空型版较凸纹型版更薄，这也是为了便于使用，但木材受自身特质所限，在不破坏其耐劳度的情况下，厚度削减程度有限，纹样也受到木版镂刻工艺的限制，花纹难免会显得粗犷。由于用木质雕版作为防染型版的工艺较为复杂，雕刻出的花版费工费时且不易保存，容易变形，宋代时桐油纸的发明，则有效解决了上述矛盾，催生了油纸漏版印花技艺——将纸版刷上桐油或柿漆后刻花刮浆防染。上油后的花版耐水、耐刮性更强，使用年限长，从而降低了成本，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纸刻花版逐渐取代了木制的花版，并发明了用黄豆粉和石灰粉作为防染浆剂，用于印染 “药斑布”，即现在所称的蓝印花布。为了使蓝印花布的纹样更为丰富，民间艺人还吸收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刺绣、剪纸、雕刻等传统图案的艺术风格，将其转化为纸版断刀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不断丰富着“药斑布”的纹样，随着刻版漏浆防染工艺日趋成熟，蓝印花布逐渐成为中原地区主要的民间印染工艺。
蓝印花布的普及与纺织业的革新和我国印染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从矿物染料到植物染料染色工艺的传承、蓝草制靛方法的推广；从麻布、丝帛的应用到棉布的普及；从凸版、镂空型版印花的使用到纸版的创新，以及防染技术的应用等都为蓝印花布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相比于雕花版，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拥有显而易见的简洁性，其轻便的纸版不仅刻制方便、纹样丰富多样，而且易于保存，从而取代了雕刻工艺烦琐且易变形的厚重木版，适应了民间印染品的大量生产，符合百姓日常生活的需求，使蓝印花布自然地从盛产棉花的江苏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代，棉布的纺织和印染遍及全国，漏浆防染的蓝印花布和手工织造的色织土布已是“衣被天下”。
蓝印花布在防染工艺中虽然出现的最晚，但其覆盖面、应用面都是最广的，蓝印花布因美化人们生活而深受百姓的喜爱，历经八百余年，至今仍焕发着生机。在传统捺印、拓印等印花工艺的基础上，蓝印花布技艺应运而生，从靛蓝染料配置工艺的成熟，型板工艺的发展，到棉纺织业的兴盛，这些都为蓝印花布技艺的产生与传播奠定了基础。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载：“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宋嘉定中有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色、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作被面、帐帘之用。” 其中“以布抹灰药而染色、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简洁的一句话将蓝印花布的主要工艺形象地展现出来，与传承至今的蓝印花布技艺已经完全一致。据历史资料推断，蓝印花布工艺在1201～1204年已经产生，由归姓人创此法。在宋、元时期的史籍中未曾见到蓝印花布工艺的记载，只有关于“青花布”的记录。在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更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焌糟]”，此处青花布虽是指蜡染花布，但可见蓝白花布在民间应用十分广泛，为蓝印花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元代《静斋至正直记》松江花布中记载“近时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轴院画，或芦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国，而吴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盖印也。青久浣亦不脱，尝为靠裀之类。”此处的“宛如院画，芦雁花草”的图案与早期蓝印花布的纹样一致。松江也是史籍中记载的蓝印花布出产地，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说的“青花布”即为蓝印花布。但可见“以木棉布染，盖印也”工艺的青花布，与蓝印花布纸版刮浆印染工艺有接近的地方，也有可能为捺印、拓印等直接印染的工艺，“此出于海外倭国，而吴人巧而校之”，这对工艺的产生地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但笔者认为，元代各国互通，印染品及技艺也在不断交流，青花布也有可能就是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中而产生出的。“此出于海外倭国”这一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南宋时期蓝印花布工艺产生，至明代开始“药斑布”才在地方志中不断出现，而且作为地方特色之物，可见蓝印花布从明代开始已经广为兴盛流传，作为衣料、被面、帐幔等使用。元朝以后，花鸟、梅竹、兰草等形式的绘画逐渐盛行，民间在前代人物画的基础上，创作出很多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如《三星高照》、《八仙过海》等。明代是蓝印花布重要的发展时期，上海明墓出土的四幅蓝印花布被面见证了明代蓝印花布工艺的成熟，纹样由亭台楼阁、人物、花鸟等构成，工艺精湛，形式独特。清代是蓝印花布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明朝末年农民军起义反明，人民久经战乱之苦，因此对安定的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清朝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亲民的政策，符合了百姓的愿望。因此如《年年有余》《平升三级》等反映日常生活的蓝印花布图案盛行。此外还有表达渴望多子多福的题材，面对明末清初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低的状况，急需人口力量的补充。相关生儿育女题材的蓝印花布纹样也应运而生。清初的蓝印花布中就出现了《麒麟送子》、《和合二仙》等多子题材的蓝印花布，且多在江浙一带。王鸣盛（清代嘉定籍大学者）的诗“一九二九征雁飞，三九清霜秋叶稀，四九夜眠如露宿，催裁药布制寒衣。”药布既是药斑布，在寒冷的冬季，蓝印花布是遮风耐寒的最好衣料。清代诗人朱彝尊有诗云：“练江风物最牵怀，药布筠筒布满街。”诗中“练江”是嘉定的别称，“药布筠筒布满街”，可见清代蓝印花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各地，蓝印花布纹样大多因百姓的需求而得以创造，清代以后很少有反映社会政治的画面，大多是根据百姓一生的精神生活而形成的特定图案 。蓝印花布与民间百姓越走越近，明清时期的肚兜、被面、包袱布、帐檐、蚊帐、枕巾、衣裳甚至面巾等都是蓝印花布制成。20世纪初，随着洋布、洋纱、洋染料的进入，我国自给自足的传统方式被逐步打破，人们沿用了几代人的蓝印花布因色彩单一、制作工序相对烦琐，在民间逐渐不再被重现，曾经辉煌的染坊也因没有了需求而支撑不下去，五彩印花布代替了蓝印花布走进了人们的生活，随着老一辈的离去，很多使过的衣物也随之烧祭而去，有的作为祖辈婚嫁时传下的纪念而被保存着，成为“压箱底”的记忆，在三伏天将箱底的蓝印花布拿出来晒晒，追忆过往。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漫长时期，民间传统的蓝印花布已奄奄一息。但继之而起的是南通地区蓝印花布，南通因地理位置处于江北，交通相对不便，很多传统工艺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加之南通人的聪慧手巧，在蓝印花布即将淘汰之时，日本人找到南通的染坊加工蓝印花布，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南通启东工艺品印染厂、通州二甲印染厂等公私合营后的染坊，在做彩印花布的同时，将蓝印花布工艺无间断地传承了下来，为今天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持续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6年我国第一家蓝印花布专题博物馆在南通建立，至今为蓝印花布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