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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东抵黄海，南临长江，位于江海交汇之处，为江海门户。它与上海、苏州隔江相望，西与扬州毗连，北与盐城接壤，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作为江淮移民文化的典型代表，荆楚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在此融合，并与当地固有的本土文化并存，造就了江海文化的特殊形态。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通以创办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座博物苑、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等，在我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南通全境地域轮廓东西向长于南北向，三面环水，一面着陆，似不规则的菱形，除狼山地区有少量基岩山体外，其余都地势平坦。海安、曲塘以北为里下河平原的一部分，串场河以东、泰运河以北为滨海平原的一部分，其余地区属长江三角洲平原。南通市境内水网密布，分属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两者孕育了南通这块平原绿洲，使得它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朴实。
早在5000多年前，南通西北部就有人类氏族部落生息繁衍，他们制造石器、骨器、玉器、陶器，驯养动物，过着渔猎农耕的生活。1973年在南通海安县莫镇青墩村发现的新时期遗址，是江淮东部最重要的新时期遗址之一，从出土的器物形态上看，既有吴越良渚文化的印记，又刻有齐鲁大汶口文化的痕迹，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南通最早成陆的地方就是位于扬泰古沙嘴最东端的海安、如皋一带，当时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茫茫的海域。后来，沉积的长江泥沙在水流的作用下形成一个个零星的沙洲，随着泥沙越积越多，地层上升，大小不同的沙洲渐渐纵横相连，东张西扩，形成了一大片新生的陆地。
今南通北部的海安、如皋一带，春秋战国时期隶属吴、越、楚等国地域，秦时属九江郡，西汉文帝元年至景帝三年通诸盐场运盐河，成为通扬运河之始。 从汉代以后到公元11世纪，南通地区在形成过程中，先后有扶海洲（今如东县地）、胡逗洲（今南通市区和附近一带）、东布洲（今海门、肩东中北部）等古沙洲与大陆连接，18～20世纪初，又有一批沙洲连上了大陆。明清之际，长江侵蚀通州陆地，古海门县坍没，之后又从长江口陆续多出二三十个沙洲。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今启东南部（原称崇明外沙）与海门陆地相连。至此，南通境域基本形成，分别由狼山残丘区、海安里下河区、北岸古沙嘴区、通吕水脊平原区、南通古河汊平原区、南部平原和洲地、三余海积平原区、沿海新垦区等组成。这个位于长江北岸的城市初具雏形，并不断发展兴盛。
南通地名在隋朝以前称壶逗洲，后又称胡逗洲，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到了唐代末年，胡逗洲与江北陆地相接，唐政权在这里设盐亭场、狼山镇，并设狼山镇遏使的职位。五代十国时，吴国曾设丰乐镇、大安镇、崇明镇及狼山镇。至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改称通州，并设静海、海门两县归通州管辖，州治驻静海。而关于州名的来历，据明万历《通州志》记载：“州之东北，海通辽海诸夷；西南，江通吴越楚蜀；内，运河通齐鲁燕冀。故名通州。”又有《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州据江海之会，由此历三吴，向两越，或出东海，动齐燕，亦南北之吭喉矣，周显得取其地，始通吴越之路，命名通州。”古人正是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命名。北宋年间，通州隶淮南东路，天圣元年（1023年），为避太后父刘通之讳，通州改名为崇州，又名崇川。后直至1912年通州改称为南通县，隶江苏省。现所辖海安、如皋、如东、启东、海门，为全国十四个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之一。
南通，是一个八方移民居住的地域。在我国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苏北境内的部落经常与中原各部落争战。世居淮、泗地区的东夷部落曾为中原部落所败，为避战乱，东夷部落不得不进行迁移，南通的古青墩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也是南通最早的先民。南通移民文化的种子由此种下，并首先烙下了北方文化的印记。
青墩古人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在三水交汇的沙岗青墩地带生息繁衍。考古分析，5000多年前的青墩古人已“从事农耕、渔猎、饲养、纺织等多种生产劳动，创造了十分发达的原始文化”。青墩文化遗存中的彩陶、黑陶，说明远在新时期时代，古青墩的先民文化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并带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鲜明印记。
魏晋南北朝以后，全国处于长期战乱、分裂的状态，北方文化有所衰弱，中原仕民避乱南下，使得南方文化有了重大发展。因此，在江苏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北部人口南下，南部人口北上，西部人口东进的迁徙，由此带来了南北文化、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南通的东边，是浩瀚的大海和沿海而居的东夷族群；南边，长江彼岸是吴越古文化区域；向北，与齐鲁文化区域相毗邻；向西北，则是古楚和中原之地。随着人口的流动、迁徙，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汇聚到了“江尾海端”的南通。齐鲁文化，其最大的特点便是亲和力和融通性，既有吴越和荆楚文化的古宗教影响，也有东夷信仰的遗绪和齐鲁理性文化的浸润。南通地处江北的最南端，尽管与江南隔江而望，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或过渡地带，南北文化在此相汇、碰撞，这使南通既有北方文化的特征，又有南方文化的特征，具有过渡地带文化的显著特征。
大约六朝梁元帝时（公元552年），长江口出现的壶逗洲（又名胡逗洲）便有流人煮盐为业，这些流人大抵指流放的犯人，也有无业游民，主要来自江南常州（今常州、武进、宜兴、无锡、锡山、江阴一带），这些人基本保留了吴越文化的特性。隋朝，胡逗洲属海陵，唐玄宗时因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
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区，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不久改为通州，设静海和海门两县。元初，北方又有犯人流放到通州，南方文化的影响似乎逐渐减弱。但元代末年，南方战事频起，元末农民起义，明初洪武赶散，太平军、清军连年混战。因南有长江相堵，东有黄海苍茫，西北两翼虽有通道，但人烟尚少，土地贫瘠，只有南通属于平原沃野的安定之邦，因而成为江苏的苏州、扬州，上海的江浦、崇明，以及浙江、安徽、湖北诸路仕农工商避战乱、求安宁、谋生计、兴家业迁徙的首选佳地。17世纪初，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辛勤垦殖，使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其时海门境内10000多人，崇明人近3000人，以后200年间不断有崇明人迁至海门，至近代纺织工业的不断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周边城市的人来南通经商、定居，进行文化交流。南方文化的影响一直延续着，同样也保留了江南文化的风土人情。南通蓝印花布因由江南移民在南通生发、传承，也使移民文化在南通这个特定地域得以光大发扬。古老的青墩文明，扬泰岗地延承的海陵文化，崇川福地的胡逗洲文化，启海移民的沙地文化，也交织成一部彰显南通地域特色的江海文化乐章。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南方文化对南通的影响比北方文化的影响要大得多。南通方言中说吴方言的人最多，南通京剧属于南派京剧……更有意思的是，北方人往往把南通人看作江南人，南方人却常常把南通人当作北方人（苏北人），这一错位恰恰显示了南通作为南北过渡地带的文化特征。南风北韵，南北文化兼而有之，也是南通历史文化的特征。
南通的历史文化包括地域演变、方言、习俗、宗教、饮食、服饰、交通、民间工艺、民间文学、绘画等诸多内容，可以说是多姿多彩。南通民间最为突出的是原始宗教。而其中的灵魂崇拜在南通显得特别强烈和突出。因为当年南通的先民——流人，落魄于洪荒海角，从事垦荒、制盐业，繁衍后代，自然会把故乡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原封不动地带到新的土地。由于怀念故土，难以排解乡愁，他们血统中的原始宗教信仰，会以更强烈的形式加以表现。南通的童子戏，就是一种原始宗教的表现，它与南方地区流传的傩戏同出一脉，或是原始先民祭祖仪式的演化，或是灵魂崇拜的遗风。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南通成为长江流域文化和东南沿海文化的天然交汇点，伴随着外来移民进入，齐鲁、荆楚和吴越文化在这里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吴歌楚舞在南通演变成抒发激情和表达愿望的南黄海歌谣、傩戏、龙舞；南通的“东皋印派”是受“浙派”“皖派”篆刻影响而产生；苏绣流传到南通而发展为仿真绣；松江筘布发展为通州大布；山东诸城派古琴在南通发展而为“梅庵琴派”。近代，江海文化在体现其创造性的同时进一步体现着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崇文重教是南通的城市文化性格。早在宋代，南通就大兴州学，科举成就显著，号称“利市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绘画、书法、篆刻、音乐、戏剧、曲艺等方面均有突出的成果，造诣深厚的文化名人层出不穷。近代，南通作为非通商口岸城市，通过主动吸纳西方文明，积极传播科学，使地方文化的近代化进程走在全国的前列，而这首先归功于张謇先生的实践和倡导。张謇认为西方文明是“天地之公器”，从1895年兴办实业开始，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科学；从1902年起又创办一系列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特殊教育设施，将近代科学文化全面纳入到所构建的教育体系中，其中通州师范学校、纺织专门学校、盲哑学校、女工（女红）传习所、伶工学社的设立在全国乃属首创。而从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图书馆、更俗剧场等众多文化设施，更是影响和提升了各阶层社会成员的精神品位，其引进的西方建筑文化，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江海文化的深厚土壤在近代还孕育了徐立孙、顾而已、王个簃、孙支夏、卞之琳等。
南宋岳飞任通泰镇抚使抗击金兵；文天祥摆脱元兵追捕，渡海南归，在南通写下“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爱国诗篇。明代嘉靖年间南通军民对入侵倭寇全面抗击，涌现出曹顶、李遂等民族英雄，一批有才华的文艺青年，创作的戏剧、美术、音乐作品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南通社会，而且也会成为当代南通文化发展中时时被汲取的源泉。
江海文化的传承广大，是当代文化建设和南通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江海文化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南通先民在江海孕育的这块土地上开垦、繁衍、收获，在南北往来的乱世和盛世中，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乳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