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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远交近攻的方略是秦昭王至秦王嬴政几代国君所奉行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战略总方针，它是范睢为秦国量身定制的，是以占领别国领土为目标的。最终在此指引下，秦国最终将六国各个击破，统一了中国。范睢一计，灭六国，兴秦朝，足见这一计谋的神通。
战国前期，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称霸中原的一直是魏国，秦魏战争自然是魏国胜利。之后齐国崛起，并在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中战胜魏国，魏国受到来自齐秦两国东西两面的进攻，实力大大削弱。魏国的削弱为秦国的向东扩张消除了一大障碍。
战国中期，秦国的对手不再是已经削弱的魏国，而是日益强大的齐国。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日益强大，吞并六国，“东向以制诸侯”，最后成帝王之业的战略目标此时就已确定。但是秦国收复失地后向东扩张，引起了关中六国的恐慌，六国采取了“合纵”策略“合众弱以攻一强”。为了对付这种不利局面，秦国采用了“连横”的办法，“事一强而攻众弱”，这就是著名的“合纵连横”。公元前318年，楚、赵、韩、魏和燕五国第一次合纵攻秦，合纵国由于内部矛盾被秦打败。之后，秦国进一步强盛，综合国力已超过其他六国。在军事上，秦军“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足以当诸侯。”（《战国策·秦策三》）秦国不仅打败了韩、赵、魏、楚等国，还灭了四川境内的巴国和蜀国，后方得以巩固、疆域得以扩展。秦昭王将楚怀王骗至秦国扣留起来，强令割地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极大地激怒了关东六国，于公元前298年由齐国发起第二次合纵攻秦，秦军战败，函谷关被攻破。秦国不得已割地求和。第三次合纵攻秦也是由齐国主持的，大获全胜，齐国通过扩张达到鼎盛阶段。齐秦两大强国势均力敌之时合纵“远交近攻”这样的新策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两大强国并立的情况下，一强奉行的“远交近攻”政策必然受到另一强的牵制与破坏，连横策略的实行是受到当时形势影响的。
但是齐国的急剧扩张直接威胁到合纵国内部三晋和楚的利益，公元前284年，秦、燕、韩、赵、魏发动合纵攻齐，齐国的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原先两强并立的态势为秦国一强独霸所替代。“合纵连横”政策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强秦的战略目标是吞并六国、统一华夏。就是说，远近六国都是秦国欲加以消灭的敌人。在力量对比上，秦强于六国中的每一个国家，而弱于六国的联合。秦如果同时树敌，会迫使六国联合起来，秦国将失去军事优势。那么六国中，应该先打哪个、后打哪个呢？这才有了范睢的“远交近攻”的政策。
“远交近攻”是三十六计之一，最早出自《战国策》，提出者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范雌。
公元前270年，秦国在位的君主是秦昭王，但是实权操纵在秦国的太后和她的兄弟穰（音ráng）侯魏冉手里。穰侯要派兵去打齐国，正在这时候，秦昭王接到一封信落款为张禄，张禄就是范雎为了逃避魏国的抓捕在秦国所用的化名。秦昭王约定日子，在离宫接见他，在去离官的路上，范雎碰见了秦昭襄王的车，他故意装作不知道是秦王，也不躲避，待到秦王的侍从大声吆喝：“大王来了。”他说道：“什么，秦国还有大王吗？”“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哪儿有什么大王？”这句话正说到秦王的心坎上。他急忙把范雎请到离宫，命令左右退出，单独接见范雎。此时范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他指出：秦国北面有甘泉和谷口，南面横着泾水和渭水，右面有陇山和蜀地，左面有函谷关和崤山，兵车千辆，精兵百万。以秦兵的剽悍，车马的众多，去对抗诸侯，犹如驱使猎狗去追逐跛脚的野兔，秦国霸主的事业肯定成功。如今反要闭关自守竟不敢出兵攻打崤山以东诸侯，这都是因为穰侯为国谋划不肯尽忠，并且秦王的计划也有失误的地方。眼下秦国要攻打齐国，可是齐国势力强大离秦国又很远，中间还隔着韩国和魏国，如果军队派少了，难以取胜；如果舍近求远，付出巨大代价不说，即使得到土地也不易防守。越过别人的国家去攻打敌国，会重蹈齐国失败之路，这是借刀给贼、送粮给盗的蠢办法。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远交近攻。对离秦国远的齐国派使者主动与之结盟暂时稳住。魏、韩两国与秦国接壤，地处中原，有如天下之枢纽，应首先攻打，以除心腹之患。“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这样就能够扩大秦国的地盘。等打败魏、韩等国之后，北可慑赵、南能伐楚，最后再攻齐。这样由近及远，逐步向外扩张，好比蚕食桑叶一样，必能统一天下。《东周列国志》第九十七回：“范雎曰：‘远交莫如齐、楚，近攻莫如韩、魏，既得韩、魏，齐、楚能独存乎？'”
范雎是秦国统一的关键人物
“远交近攻”方略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秦昭王的高度重视和采纳，当下，秦昭王就拜范雎为客聊，之后几年又正式拜范雎为丞相，并且按照他的计策，把韩国、魏国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在此之后的秦国君主都将推行这一战略作为要务。“远交近攻”方略成为贯穿于秦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各个方面的战略总方针，获得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巨大成功。
总之，“远交近攻”方略是一种利用并制造矛盾，以所谓交好的外交手段分化瓦解敌方联盟，以强硬的军事手段不断“蚕食诸侯”的战略性谋略。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远交近攻”方略在外交上的运用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配合剧烈的军事斗争的顺利开展，早在秦王政十年，国尉尉缭就提出了“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的外交策略。与李斯、韩非所提出的军事策略相结合，为统一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厚赂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活动在统一战争的进程中紧紧围绕其军事目的，用厚赂收买各诸侯大臣，数十年间，秦王先是“阴遣谋士贪持金玉，以游说诸侯”，继之又令谋士姚贾等人带重金分别至赵、燕、楚、齐四国进行离间活动，破坏其合纵。谋士顿弱等遵秦王政旨意收买六国大臣，凡愿意接受金钱实物为秦国服务的，就送厚礼结交；反之，就派人暗杀掉。此间，秦国对于齐国的交好工作最为重视。秦国多次对齐国相后胜进行贿赂，后胜乃“日以劝齐王事秦为事”。对到秦国进行国事活动的齐国人，秦也竭尽拉拢之能事，使其返齐后成为“反间”，劝齐王朝秦。正是由于秦的上述“交好”手段，使齐国能坐视韩、赵、燕、魏、楚的相继灭亡，而不发一兵一卒相救助。可见，在统一战争的进程中，秦的外交手段所发挥的威力并不逊于军事的进攻。在“远交近攻”方略的指导下，秦开创了统一中国的千秋伟业。“远交近攻“方略是建立在秦国君臣对自身及六国诸方面客观实际做出透彻分析和正确判断基础上的，是符合战争指导规律的军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