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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到民国时期，我国处于政局动荡、战事频繁的年代。由于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有封建势力的横征暴敛，以及连年不断的战争破坏，使我国的陶瓷业整体处于萧条衰落、艰难困顿的境地。到1949年前夕，瓷都景德镇的瓷业户正常开业的仅占7%，醴陵的细瓷厂仅有七家勉强维持生产，宜兴的紫砂业几乎到了绝地，唐山的陶瓷业亦奄奄一息，佛山石湾、潮州、德化、淄博等产区的陶瓷业都进入低谷。这段时期（1911～1948年）称为我国陶瓷业的中衰时期。
虽然如此，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努力下，我国的传统陶瓷技术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景德镇的“珠山八友”把景德镇的粉彩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醴陵瓷业由细瓷发展成为高级细瓷，创造了驰名中外的釉下五彩瓷。淄博恢复了失传多年的宋代名贵釉色茶叶末釉和雨点釉，并开始生产日用细瓷。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宜兴紫砂名作《寿珍掇球壶》，德化首创的捏塑《瓷梅花》、《观音》、《达摩》、《花木兰》、高陂釉上彩瓷器等作品分别荣获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特优奖，日本和英国博览会特等奖和金奖、广州艺术品展览优秀产品奖等，为我国的陶瓷业在国内外赢得了荣誉。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化工陶瓷、电瓷、陶瓷釉面砖和卫生陶瓷等现代陶瓷产品、生产技术及生产装备等相继进入我国，使我国由传统的陶瓷业进入了现代陶瓷工业的起步阶段。
1916年，山东博山“日华窑业工厂”开始生产耐酸陶管和低压电瓷。1924年，唐山启新瓷厂引进德国的球磨机、泥浆泵、磁选机、电瓷压机等生产硬质瓷、理化用瓷，并开始出口。到1941年，唐山启新瓷厂开始大量生产电瓷而成为华北最大的瓷厂。同时，醴陵也开始生产医用理化瓷和电瓷，1946年开办“中国电瓷厂”，开始建立我国自己的工业陶瓷生产体系。在20世纪初，现代建筑卫生陶瓷生产技术由欧美传入我国，我国分别在唐山、温州、宜兴、沈阳、台湾等地建立了现代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工厂。
这个时期，我国陶瓷业主要分布在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山东淄博、福建德化、广东佛山石湾、广东潮州枫溪和广东大埔高陂等地区，河南为钧瓷的恢复做了一些工作，辽宁受到日本先进技术的影响建立了一批机械化陶瓷生产企业，台湾的陶瓷技术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景德镇瓷业的鼎盛时期，制瓷工艺达到全国乃至世界的最高水平。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的制瓷业遭到严重摧残。从清末到民国，“千年瓷都”景德镇的瓷业从巅峰走到了低谷，陶瓷生产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全镇制坯行业的厂家从1928年的1451户减至1949年前后的90余户，开烧的瓷窑从128座减至1948年的8座，彩瓷行业厂家从1452户减至1948年的367户。青花釉下五彩绘制粗劣，新彩装饰甚为粗糙，颜色釉装饰明显退步。至1949年前后，数十种名贵色釉已濒临失传。到1949年末，全镇瓷业户正常开业的仅占7%，年产粗瓷6350万件。
1906年，清政府拨库银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在湖南瓷业公司的带动下，醴陵细瓷厂不断出现，如私营的普利、改良、德昌、裕华、舜业等制瓷公司，县城的姜湾、中和（后为星火瓷厂所在地）一带成为细瓷制作中心。1913年，仅湖南瓷业公司就有职工1300余人，在长沙、湘潭、衡阳、益阳、常德等地设立了销售处。
1928年，醴陵为长沙第一纺纱厂成功制造了三连保险盒，这是湖南制造工业陶瓷的开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景德镇瓷器销路被阻，醴陵瓷业一时兴旺。1940年，醴陵有土瓷厂130余家，技工3300多人，年生产粗瓷2400万件，最盛年达4800万件。1942年，有细瓷厂112家，技工4190余人，年生产细瓷2300余万件，产品销于湘、鄂、川、豫、陕、黔、粤、桂等市场，并推销到东南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1940年，醴陵开始生产医用理化瓷和电瓷，并于1946年开办“中国电瓷厂”，逐步形成日用瓷和电瓷两大生产体系。
1944年6月，日军占领醴陵，厂房被烧，机具被毁。到1949年前夕，细瓷厂倒闭，停工达百余家，数千名工人失业，仅有7家勉强维持生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宜兴陶业抓住机遇求发展，形成粗货、溪货、黑货、黄货、砂货和紫货共6个生产区。
明末清初，在南京聚宝山琉璃制品业的影响下，宜兴开始在丁蜀镇汤渡村零星生产琉璃瓦。1925年，窑户周酉叔集资在宜兴创办“华盖琉璃瓦公司”。随后五六年间，“三益琉璃瓦厂”和“开山砖瓦公司”相继开办，鼎盛时期员工达500多人。1935年，开山砖瓦公司技工刘福照在资方杨荣芳等人的资助下，创办了“陶新陶器厂”，专业生产琉璃瓦。翌年，30万件月绿釉西式瓦首次销往日本。1944年，陶新陶器厂由汤渡迁至丁山蠡墅（原宜兴建筑陶瓷厂）。1925～1946年，为宜兴琉璃制品发展的初盛时期。1936年，宜兴有龙窑76座。
1937年，日军侵华致使市场萧条，陶瓷生产每况愈下，紫砂业几乎到了断绝的绝境。抗战胜利后，窑厂虽力图恢复生产，但陶瓷生产与经营仍陷于困境，即使情况最好的1948年，年产值也不过为战前1936年的58%。
清光绪至民国年间，唐山很多窑户和厂家请来江西景德镇，山东博山，河北彭城、宽城缸窑沟等地工匠来唐山工作，推动了唐山陶瓷的进步。1907年以后，启新公司生产了少量的杯盘、便器、面盆、瓷砖、电瓷、理化用瓷。1909年，马家沟砖厂生产了地砖、耐火材料、琉璃瓦等。
1914年，启新洋灰公司正式附设启新瓷厂，生产出中国第一件水槽等卫生陶瓷，随后生产出洗面具，并引入西方工业国家经营管理模式。1925年制出硬质瓷。1936年职工已达450人，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瓷厂。1941年批量生产电瓷，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1926年，德盛、新明两厂开办了新明铁工厂，仿制进口德国机器设备，产品畅销华北、东北地区。1931～1934年间，先后获得河北省实业厅国货展览会、北京市各界提倡国货运动委员会和铁道部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颁发的特等、优等和超等奖状。1945年，唐山同兴铁工厂、德丰铁工厂、义顺兴铁工厂制造生产用球磨机。新明瓷厂相继发展了五个分厂，共有职工500多人，规模超过启新瓷厂，仅次于德盛瓷厂。德盛、新明两厂的生产规模和制品质量都超过了启新瓷厂。至1937年，唐山窑业兴旺，已有“北方景德镇”的称誉了。
1937年后的日本侵华战争和“三年内战”使陶瓷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至1948年，只剩下德盛、启新、新明、德顺隆、公聚成、三合义等少数几家靠创新产品艰难维持，全市88家陶瓷企业共有职工1190余名，失业率达70%以上。1948年以前，唐山的陶瓷产品主要有日用陶瓷、卫生陶瓷、电瓷、理化用瓷、陈设艺术瓷和缸盆类粗瓷等产品。
清末民初，山东的陶瓷生产主要集中在淄博的博山和淄川。1905年，山东工艺局局长黄华（曾任淄川县长）在博山主持创办全省第一个官办窑厂“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改进陶瓷原料、生产设备、制作工具等，研究恢复失传多年的宋代名贵釉色茶叶末釉和雨点釉，1924年被迫停办。尽管这个官办窑厂的寿命不长，但在山东陶瓷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1914年，日本加紧对山东的军事侵占和经济掠夺。1916年，日本人渡部逸次郎在博山建立日华窑业工厂，烧制陶管及耐火砖。1918年12月，日本人大隈信常约同华人林长民等收买该厂，成立中日合办的日华山东窑业株式会社，生产陶管、耐火砖、高低压电瓷。当时，日商还建有三益公司，生产陶管、耐火砖等。日商陶瓷工厂以先进的机械设备使当地大批窑业作坊破产。
当时，山东一些政府官员和实业界人士采用先进技术与日商企业抗衡。1919年，山东省工业试验所成立，提出改良瓷器生产的报告。1930年，山东省农矿厅同意请省政府酌量免税并筹设官场，以资振兴博山陶瓷。同年，博山陶瓷业进入最盛时期，有窑190座，窑工6000余人，产品远销东三省。1931年4月，山东省农矿厅在博山柳杭建立山东省模范窑业厂（1934年7月改名为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采用机械设备和新式倒焰窑试产细瓷，产品有日用瓷、电瓷、卫生瓷等40余种，月产量6万余件，开创了山东生产日用细瓷的先河。
1937年后，日本占领淄博地区，垄断了陶瓷原料，控制了煤矿生产，直接开办窑场，强行收买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成立名古屋碍子株式会社，后又改为博山窑业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淄博生产陶瓷的窑户增至600家，窑炉260座，主要生产黑、白釉碗及套五盆、坛、盆、缸等。
到1947年底，除淄博有窑厂生产外，其他地区大都停产。1948年，淄博市淄川区渭头河一带有20多家窑场，有缸窑、盆窑、碗窑44座。博山山头有套五盆、荷花碗、缸工碗、红泥壶及瓶、坛、罐窑140余座，产品销往全国。1949年，全省日用陶瓷产量为1849.2万件，工业陶瓷为1057t。淄博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间，由于列强入侵、战争连年不断，德化瓷区的瓷窑大多倒闭歇业，从业人员仅为5000余人。
民国时期，德化窑青花瓷产量减少，白瓷产品增多，釉下青花逐渐被釉上彩所代替，釉上彩装饰手法有所创新，主要有五彩、墨彩，还出现了金彩、黑花、电光、贴花等工艺。
1935年，福建省建设厅创办德化城关西校场，主要从事瓷土原料配方和陶瓷生产工艺等陶瓷新技术研究，成功研究了陶瓷生产石膏模型注浆和机压成形工艺，以及黑、蓝、赤等多种色釉及釉上彩、釉下彩颜料。
到1949年，全省仅存500多户农民兼营的瓷窑，从业人数仅2000多人。
1911年前后，广东的陶瓷产地集中在粤中的佛山石湾，粤东的大埔、丰顺、饶平、潮安、揭阳等地，以佛山石湾、大埔高陂较为兴盛。
民国初年，以陶业为主的石湾共有陶窑107座，工人6万多人，产品包括日用陶瓷、陈设艺术陶瓷、园林建筑陶瓷等。1915年成立的广州裕华公司及后来成立的广东陶业公司、石湾冠华窑业等企业使石湾陶业进入了兴盛时期。
这个时期，大埔的瓷业较之明、清更为发展。一是由于大埔高陂水陆交通极其便利，溯江而上可达江西、福建，顺流而下，直通潮汕各地及汕头港；二是由于大埔地处山区，受战争影响较小。1920年，汕头镇守史刘志陆拨巨款在大埔平原镇创办“潮梅陶瓷工艺厂”，采用新式制瓷工艺生产釉下青花传统产品，推广应用陶瓷刻花工艺、雕塑工艺、石膏模注浆成形法和辘轳旋坯成形技术等。研发的釉上彩工艺，被誉为高陂新彩工艺，日后成为有特色的高陂釉上彩工艺。1929年，生产的釉上彩瓷器参加广州艺术品展览获优秀产品奖。
1937～1945年间，日本侵华战争使广东陶瓷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原先从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进口的颜料断绝。其间，张玉史创办“河西化工厂”，研制和生产釉上西赤、莲子红、红黄、浓青、薄蓝、绀青和釉下金红、钴蓝等颜料。
抗战胜利后，全省各地的陶瓷业开始恢复。佛山石湾除了生产美术陶瓷和日用陶瓷外，还生产卫生洁具、耐酸瓷、电气陶瓷等，使石湾成为中西合璧的陶瓷产区。
民国时期，广东的陶瓷产品主要是普通瓷器和陶器，釉下青花和广彩、潮彩等。产品外销主要是我国香港市场和东南亚市场，内销主要经广州、上海等地销往各地。
1948～1949年，广东陶瓷业再度处于低谷。据1950年对石湾、枫溪、大埔、饶平四个产区的调查，共有陶瓷手工户和陶瓷商号2297户。其中，石湾陶瓷手工业户388户，商号68户；枫溪陶瓷手工户331户，商号72户；大埔陶瓷手工户1236户，饶平陶瓷手工户202户。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全省日用陶瓷总产量为9500万件。
辽宁近代陶瓷工业起步于20世纪初期。1909年，“满铁”成立中央试验所，内设陶瓷试验场。1918年，陶瓷试验场改名为“大华窑业公司”（现在的大连电瓷厂前身）。1922年，建设石河宏达窑业公司、东升窑、惠东窑。1923年，杜重远在奉天（沈阳）建立肇新窑业公司。1925年，海城人李泽普开创“东华窑业公司”（海城三厂前身），因技术不过关而倒闭，1935年兑给“天合隆”，改为大新窑业公司。1936年3月，伪“满洲窑业株式会社”和日本京都市“松风工业株式会社”共同投资在辽宁抚顺兴建“松风工厂”（现在的抚顺电瓷厂前身）。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交通阻断，南方瓷器运输受阻，辽宁的瓷厂得到发展。1942年，建成瓦房店陶瓷厂和辽西地区的锦州陶瓷厂。
辽宁省建立的陶瓷企业的工艺设备受到日本近代工业的影响，采用了一些生产机械。在原料处理方面采用了球磨机、压滤机、挤泥机；在成形方面采用了辘轳成形机和石膏翻形。上述设备是由大连恒大铁工厂仿大华机械制造的，惠东窑的泥浆泵、压滤机是由大连日本经营的长坂铁工厂制造的。肇新窑业公司从原料到成形全套设备是在日本名古屋中央铁工厂订购的。在烧成方面均采用煤烧倒焰窑，一般在80～100m 3 ，后来有120m 3 的，形式有方形和圆形的。肇新窑业初期建有４座方形倒焰窑，1931年又建成４座方形倒焰窑。各厂的设备大致相同，每厂有轮碾机１台、球磨机６台、搅泥机１台、辘轳成形机20台、倒焰窑4座，周转期为每周一次，人员多为150人左右，全厂每月烧制15～16窑产品，前后生产工序基本平衡。产品是四寸蓝边碗、四寸碟和四寸蓝花芦公碗（釉下钴蓝花面、如意与茶花）。1939年，肇新窑业采用印花、铜版印花、笔绘等釉上装饰方法，为烤花修建滚球式锦窑一条。1949年前后，辽宁的陶瓷业发展十分缓慢。
不少仁人志士为景德镇瓷业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民国初年，王琦、王大凡等人发起和组织景德镇陶瓷美术研究社，发展社员300多人，对推进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20年代初，美术研究社被北洋军阀捣毁。20年代中叶，王琦、王大凡、田鹤仙等人又重组艺术团体，称为“月圆会”，三人常在景德镇东北郊的五龙庵乘凉避暑，题诗作画，编成《雅集题诗》。在“月圆会”的基础上，王琦等人结合为“珠山八友”。在这些陶瓷艺术家们的努力下，把景德镇的粉彩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二是1910年，由张謇、瑞征、康特璋等人发起，在景德镇成立江西瓷业公司，并在九江、汉口、上海等地设立发行所，实行生产和流通一条龙的新方法，在开办的一二年间，“其业务蒸蒸日上”。以后，又成立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并开始采用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注坯、雾吹器吹釉、贴花彩瓷等半手工、半机械化的生产操作方法，推进了瓷业的发展。
1904年，在汉冶萍（武汉、大冶、萍乡）冶金矿业突破性发展的大背景下，湖南凤凰人熊希龄考察紧邻萍乡的醴陵瓷业后与清大学士醴陵人文俊铎上书清政府，提出在醴陵创办瓷业公司和瓷业学堂。1906年，清政府拨库银1.8万两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1906～1914年，醴陵瓷业广聘景德镇和日本的名师、办学堂培训人才，生产由乡村转入城镇，很快由细瓷发展成为高级细瓷，并创造了驰名中外的釉下五彩瓷。这是醴陵乃至湖南百年陶瓷史交响乐的华彩开篇。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烧造前后不过20余年，传世作品不过400余件。故宫博物院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仅7件，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精品也不过17件。
1909～1915年，釉下五彩先后四次参加国内外赛会，在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都获得金牌奖的“扁豆双禽瓶”被国外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1918年，北洋军阀张宗昌的军队破坏了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窑业实验场，使生产停顿。虽然在1920年重新启动，但由于战乱和国民贫穷，只能惨淡经营。湖南瓷业公司于1930年倒闭，釉下五彩瓷的生产也自此中断了。
1915年，紫砂产品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上获奖，陶瓷《三脚龙头》以质优价廉，在与德商竞争中获胜而在国内外赢得了声誉，显示了宜兴陶业于衰微中振兴的活力。1935年，由紫砂名手范鼎甫创作的紫砂雕塑《假山雄鹰》获英国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金质奖，首次开创了宜兴陈设艺术陶瓷在国际大展中获最高奖项的先河。
民国年间，宜兴的制壶高手有程寿珍、俞国良、冯桂林等人，其中，程寿珍的《寿珍掇球壶》曾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特优奖。
1914年，启新洋灰公司正式附设启新瓷厂，生产出中国第一件水槽等卫生陶瓷，随后生产出洗面器。1941年批量生产电瓷。
1926年，德盛、新明开办了新明铁工厂，仿制进口德国的陶瓷生产机器设备，产品畅销华北、东北。1945年，唐山同兴铁工厂、德丰铁工厂、义顺兴铁工厂制造球磨机。新明瓷厂相继发展了五个分厂，共有职工500多人，规模超过启新，仅次于德盛。德盛、新明两厂的生产规模和制品质量都超过了启新瓷厂。至1937年，唐山窑业兴旺，已有“北方景德镇”的称誉了。
民国期间，德化瓷雕品种得到翻新和扩大，造就了一批瓷艺大家，如瓷塑大家苏学金、许友义、苏家善、游长子、陈其泰，彩瓷大家林捷升、苏长青、孙锦春、徐曼亚、许光月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许友义的观音、达摩、花木兰等作品，先后四次在我国南京、台湾，以及日本、英国博物会上获得特等奖和金奖。1930年，他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生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
河南禹县神垕镇以出产钧瓷而著称。光绪七年（1881年），神垕镇卢氏兄弟开始试制仿钧，在试制过程中产生了卢（炉）钧，价值不菲，成为当时收藏家们追逐的新宠，后中途而废。光绪三十年（1904年），禹州知事曹广权组织工匠先在县署进行仿古试制，耗时三年而不成。后又在神垕镇成立瓷业公司，终因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广而告终。1920年，官方又在禹州创办职业学校，设陶瓷科，培养人才，企图恢复钧瓷，历经五年又不成，后迁至神垕镇改办专业陶瓷职业学校，1943年学校停办，对钧瓷的研究与恢复工作依然无所建树。1948年，神垕、郏县、新安、渑池、临汝、博爱等瓷窑仅生产一些民用粗瓷，历史名瓷早已失传。
广东的砖雕、陶塑、石湾公仔及“三煲”盛名于中国著名的广州陈家祠、佛山祖庙等文化建筑以及海内外华侨中。
1901年，日人龟冈安太郎在南投设立了陶艺技术者养成所，提升了台湾陶业的技术发展。1922年，日本师傅贺本在北投设立了北投窑业社，引进了日式双辘轳烧制花瓶及旋压制碗和用釉药、窑炉的技术烧制饭碗。
1927年，莺歌地区的陈龙渊与尖山埔的陶师技术合作成功开发出琉璃瓦，这是台湾最早的琉璃瓦工厂。由于对于卫生设备的需求开始增加，传统的陶业已不仅限于生产陶罐、碗盘、花器等，而增加了日式非水洗式便器等卫生设备的生产，开启了新的生产契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的陶瓷业延续原来的技术及规模，并研发出自制技术。1948年11月，许自然宣布成功研制出台湾地区第一片8英寸（1英寸＝0.0254m，下同）工业砂轮，1949年更定名为“锚牌Anchor”砂轮，并获得第一届台湾出口商品展最高荣誉的优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