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末到民国时期，我国的陶瓷业进一步萧条衰落，处于艰难困顿的境地。这段时期是我国陶瓷业的中衰时期，陶瓷业总体上一蹶不振，但在走向近代陶瓷工业的历程上还是艰难地走出了几步，而在传统陶瓷与艺术的方面，特别是一些陈设艺术陶瓷的继承和发展上也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下面，就按一些主要的传统陶瓷产地进行简要的回顾和介绍。
1910年（宣统二年），御窑厂为东西陵烧造了一批供器，多为白釉素瓷，制作精良。同年，成立景德镇瓷业公司，本部设于景德镇，分厂设于鄱阳，在分厂中建有中国陶业学堂，培养新的技艺人员，并拟用机械制瓷、煤窑烧瓷。1911年后，因款源中断，分厂倒闭，中国陶业学堂改为江西省立。清代后期，虽然景德镇的瓷业日渐萧条，但瓷坛上仍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朱琰、寂园叟、陈国治、王廷佑、金品卿、李裕元、李之衡和鄢儒珍等。
清末到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的基本状况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减少。据统计，1928年，全镇制坯行业（包括圆器、琢器）开工的厂家共有1451户，到1949年前后已减至90余户；开烧的瓷窑（包括柴窑、槎窑）共有128座，到1947年减至90座，至1948年更减至8座；全镇彩瓷行业开工的厂家（俗称“红店”）共有1452户，到1948年已减至367户。二是陶瓷装饰有所退步。虽然这时在某些装饰及造型上有一定创新，但总体装饰却较前大为退步。青花装饰日渐繁琐；釉下五彩绘制粗劣，颜色种类也少，常见的仅有大绿、浅绿、深碧、茶色等几种；青花玲珑瓷器的产量大大减少；粉彩装饰虽被保留而继承下来，但一直没有显著的提高和发展；新彩装饰甚为粗糙；颜色釉装饰更是一年不如一年。至1949前后，数十种名贵色釉已濒临失传；瓷雕大都“加彩繁琐，几乎饰满全身”，“缺乏富有内心活动的动势变化”。三是厂房设备依然简陋。这一时期瓷业的生产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厂房、设备均与清代大体相同，十分简陋。
民国初年，王琦、王大凡等人发起和组织景德镇陶瓷美术研究社，发展社员300多人，多次举办书画观展会，出版会刊20册，对继承和发展景德镇陶瓷传统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陶瓷美术研究社被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下刘玉堤捣毁了。20世纪20年代中叶，王琦、王大凡、田鹤仙等人又重组艺术团体，取“花好、月圆、人寿”之意而称“月圆会”。后又在“月圆会”的基础上，王琦等人结合为“珠山八友”。珠山是景德镇的象征，八友是这些致身于景德镇陶瓷艺术复兴画家们志同道合的雅称。
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景德镇全镇人口为11万余人，其中瓷业工人1万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5万余人，约占城镇人口的一半。全镇共有瓷业户2496家，正常开业的仅占7%，绝大部分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失业和半失业的瓷业工人近万人。
清光绪至民国年间，唐山很多窑户和厂家广招人才，请来江西景德镇、山东博山、河北彭城、宽城缸窑沟等地工匠来唐山工作。当地的民间艺人也不断转入陶瓷谋业，发展了化妆土白瓷和彩瓷，推动了唐山陶瓷的进步。
1892年前后，田鹤群（1862～1926年）的作坊做出唐山最早的白瓷。后在其子田子丰（1894～1946年）协助下工作，通过考察景德镇等地，购买实物标本和图书资料，悉心研究，精益求精，作品主要有仿古瓷和孤品配对、鼻烟壶、烟具装饰具等，多为国内外人士收藏，但终因囿于技术只能“传子不传女”的封建思想束缚，田子丰过世后技术失传。
1926年，德盛、新明两厂开办了新明铁工厂，仿制启新瓷厂进口的德国机器设备，造出了轮碾粉碎机、成形机轮、搅泥机、滤泥机、球磨机、压砖机等，装备当地厂家。又从各地聘请人才，如从景德镇招聘彩绘技师配制色料和传授彩绘技术，以倒焰窑取代老式直焰窑；在天津专设了经营销售部门，产品畅销华北、东北地区。1931～1934年间，先后获得河北省实业厅国货展览会、北京市各界提倡国货运动委员会和铁道部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颁发的特等、优等、超等奖状。德盛、新明两厂瓷业的发展促进了唐山其他陶瓷企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多家新的陶瓷窑业公司。许多手工作坊也逐步向近代工业管理演变和过渡。至1937年，唐山窑业兴旺，已有“北方景德镇”的称誉了。
1937年7月，日本侵华使唐山陶瓷等民族经济遭到重创。1945年的内战使陶瓷企业纷纷破产，至1948年12月，唐山陶瓷业已奄奄一息，只剩下德盛、启新、新明、德顺隆、公聚成、三合义等少数几家靠创新产品艰难维持，全市88户陶瓷企业共有职工1190余名，失业者达70%以上。
1905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日本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次年，瓷业公司所辖瓷厂生产细瓷，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同时，研制出独具特色的醴陵釉下五彩瓷。
醴陵釉下彩高白硬质瓷是在长沙窑的基础上创造发展的高温多色釉下彩绘，早期被称为“釉下五彩”。釉下五彩的创始是随着醴陵瓷业从粗瓷到细瓷的生产发展过程中成熟的。据《醴陵县志》记载，醴陵制瓷始于18世纪初（清雍正七年），开始只烧造以碗类为大宗的民间青花瓷。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开始生产细瓷。釉下彩工艺是在传统民间瓷器釉下褐绿彩、土墨绘的基础上，运用金属氧化物和天然矿物制成颜色稳定的釉下绿、赭石、黑色，用黄金等贵金属制成玛瑙红色和青花料蓝色，始称釉下彩，确为当时难能可贵的装饰工艺。1907～1914年间，醴陵釉下五彩瓷作品曾分别荣获国内南洋劝业会和国际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一等金质奖。从此，醴陵瓷器开始名扬华夏，走向世界。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烧造前后不过20余年，生逢乱世，作品覆盖面不宽，精品罕见，传世作品不过400余件。故宫博物院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仅7件，湖南省博物院收藏的精品也不过17件。
在湖南瓷业公司的带动下，细瓷厂不断出现，县城的姜湾、中和一带成为细瓷制作中心。1913年，仅湖南瓷业公司就有职工1300余人，在长沙、湘潭、衡阳、益阳、常德等地设立了销售处。
1918年，北洋军阀张宗昌的军队破坏了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窑业实验场，使生产停顿。1920年重新启动，但由于用人不当、决策失误，湖南瓷业公司于1930年倒闭，釉下五彩瓷的生产也自此中断。
1937年，景德镇瓷器销路被阻，醴陵瓷业一时又兴旺起来。1942年，有细瓷厂112家，技工4190余人，年生产细瓷2300余万件，产品销往湘、鄂、川、豫、陕、黔、粤、桂等市场，并推销到我国香港地区和南洋（东南亚等国家）。
1944年6月，日军占领了醴陵，厂房被烧，机具被毁。后又战乱频仍，到1949年，细瓷厂倒闭和停工达百余家，数千工人失业，仅有七家勉强维持生产。
宜兴是著名的阳羡茶产区，伴随着茶文化之品茗风尚的发展，自16世纪起，紫砂壶开始成为明清两朝以来茶史上最为理想的注茶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宜兴紫砂壶与茶叶一同输往欧洲，被称为“红色瓷器”，其壶式被当地陶匠争相模仿，带动了欧洲红茶茶具的发展。中国茶风东渡，又促进了日本茶道的盛行。清代宜兴紫砂技术传授到日本常滑市，对“常滑烧”煎茶茶具“急需”产业的确立和发展起到了典范作用。
1811～1816年（嘉庆十六年至二十一年），时任溧阳县宰的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1768～1822年）来宜兴，直接与紫砂高手杨彭年合作设计了18个款式的茶具，后人称之为“曼生十八式”。当时就有“壶随字贵，字随壶传”的说法。这种艺术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而且更有发展。这时期，杨彭年之妹杨凤年是紫砂史上第一位女性制壶高手，代表作品有《风卷葵》、《竹段壶》。邵大亨是与杨彭年几乎同时代的一位影响巨大的制壶巨匠，当时就有一壶千金之说，代表作品有《龙头八卦束竹壶》、《大亨掇球壶》、《仿鼓壶》等。
清代末期，紫砂高手黄玉麟的代表作品有《鱼化龙》、《斗方壶》等。民国年间宜兴的制壶高手有程寿珍、俞国良、冯桂林等人，其中程寿珍的《寿珍掇球壶》曾获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国际赛会特优奖。
抗战期间，紫砂市场萧条，紫砂业几乎到了断绝的绝境。1949年以后，紫砂行业才得以恢复和发展。
清代末至民国初时，石湾陶业分为三十六行，其中属艺术陶器的有花盆行、古玩行、白釉行和甄釉行，这4行生产艺术陶器的员工为2000多人，作品为人们所关注，其中尤以陶塑人物、动物及微塑山公等更具艺术价值。
花盆行堂名“陶艺”，以生产园林建筑用琉璃瓦、装饰构件及艺术陈设瓷为主，主要品种有各类陶塑人物脊、花脊、大花盆、鱼缸、龙鸡缸等。古玩行又称公仔行，主要产品有案头美术陶，如人物，动物，各类小型陈设器皿，文房用品，点缀盆景的微塑山公（亭台楼阁、小人物、小动物）。白釉行主要产品为小件美术陶瓷器皿，如花瓶、水仙盆、痰盂、花壶、枕头、水洗、笔筒等。甄釉行的产品以祭祀用的礼器为主，多施以酱红釉，品种有香炉、壁炉、烛台、扑满（存钱罐）、尾灯、瑞狮等。
民国时期，石湾出现了一些新兴资本主义的因素。1915年成立的广州裕华公司（又称广州裕华真记公司）、1920年广州刘坚桥组建的广东陶业公司及石湾冠华窑等都是资本雄厚、人才济济的新型企业。裕华真记公司聘请当时石湾最有名的民间艺人陈谓岩、潘玉书、廖坚等主持陶瓷雕塑，又邀请广彩名家刘群兴、画家黄鼎萍、神明胄、高剑华主持陶瓷彩绘。人才荟萃促进了石湾陶瓷艺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陶塑人物在传统石湾公仔生动传神、浑厚朴拙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雕塑解剖比例精确的长处，风格更加严谨，创作题材突破了明清时期神仙道佛的局限，更贴近生活，如当代人物孙中山等造像，形神兼备，彩绘则融汇中西，锐意创新，在岭南画派影响下把写实的山川胜意、花鸟虫鱼再现于陶器装饰中，清新亮丽，典雅堂皇。
民国时期，石湾产生了一批陶塑名家。在人物雕塑方面，陈谓岩严谨优雅，题材广泛；潘玉书潇洒细腻，擅塑仕女；刘佐朝幽默诙谐，善于表现市井风情，这些都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动物陶塑则有擅塑猫和鸭子的黄炳，擅塑水牛的霍津及廖荣、区卞、区乾等。这些名家把石湾陶塑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时的艺术陶器制作技术也有新的发展。采用石膏制模注浆成形工艺，提高了工效。釉料的配制采用金属氧化物化工原料，改变了传统的以植物灰为主的局限，使釉色更加绚丽多姿。
20世纪20年代是石湾陶艺的兴旺时期。从民国时古玩行成为石湾陶业的大行头以来，由于收藏家的关注和作品艺术品位的提升，石湾公仔逐渐打开了国内外市场，甚至远销美洲等地。但到了3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欧洲等外国瓷器逐渐占据中国市场，使石湾的艺术品市场不断萎缩，产品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西洋建筑风格的竞争，过去风靡粤、港及东南亚的陶瓷花脊失去了大片市场，而案头摆设的人物、动物陶塑后来居上。
1938年10月，日寇入侵，石湾沦陷，店铺、工场大半被炸毁，陶工纷纷逃往粤西、粤北。全石湾经营陶瓷业作坊仅剩十余家，开工龙窑仅有两座，经济一片破败衰落。
抗战胜利后，经济逐渐恢复。古玩行人员从战前近600人增至千人以上。海外订单猛增，许多商号为应付外销粗制滥造，严重影响了声誉。
据佛山市石湾镇《石湾陶瓷工业（手工业）1936～1959年基本情况》记载，1949年陶业户为300户，人口为2834人，产量为1000万件。
中国茶史记载，明代潮州人已将茶文化推进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形成了工夫茶的鼎盛期，与之相得益彰的工夫茶具亦由此闻名于世，当时有名的好壶是孟臣罐（壶）。孟臣是江苏宜兴的一位做壶名师，当时潮州制作手拉坯茶壶受到宜兴壶式的影响，壶底都要刻上“孟臣”二字，故孟臣罐也成为当时有名的上品好壶。潮州工夫茶壶的制作工艺与宜兴壶不同，潮州工夫茶壶采用手拉坯成形，特点是泥壶坯体极薄，“朱泥”（亦称红泥）泥色最好，泥质细腻柔润不含砂，可塑性强，造型简约大方。工艺之精表现为空壶漂放水面四平八稳，人称“水平壶”。手工拉坯茶壶的精巧制作、造型多样独特，配有3～4个茶杯，人多时也不增杯，长者或客人先用。这种茶文化体现了潮州人的谦让品德。茶具有内外都是红色的，也有外部是红色、内上乳浊白釉的。茶船（盛废水用的茶具座体）通常是红陶的，茶船外边一般都有刻花装饰，整套茶具古色古香，别有情趣。陶质工夫茶具一般都是小作坊生产。枫溪地区以手拉坯制壶出名的老字号为“源兴炳记”，为吴英武创建于清代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世代相传，至今已是第五代传人。
枫溪瓷塑以塑为主，彩塑结合，以生动传神、线条优美、色彩清新为其特色。瓷塑技法多样，雕、塑、刻、划、印、贴交叉应用，以淡彩和色土、色釉装饰见长，人物肌肤多不施釉，以保持头、面、手、脚精细清晰，使它与服饰在质上有所区别。清中晚期以后，彩塑流行。如《釉下五彩人物壁灯》（吴如同发号）、《粉彩立观音》（金顺彩庄）、《白釉人物头像挂壁》（陶真玉）、《米黄釉寿星立像》（韩江埔仕盛）等彩绘和色釉装饰呈现明清时期的装饰特点。民国时期，枫溪瓷塑的产品多为佛道、仙道、西方三圣、观音、弥勒佛、麻姑，吉祥寓意福、禄、寿，童子仙桃、渔翁钓鲤及马、牛、羊、狮等动物瓷塑。作品多以写实为主，塑贴结合，满彩或施以古铜等传统色釉，主要商号有“章和合”、“韩江埔仕盛”、“潮磁”、“吴同如发”、“陶真玉”、“和记”等，产品多供外销。
民国时期，德化的白瓷产品增多，青花瓷产量减少，釉下青花逐渐被釉上彩所代替，釉上彩装饰手法有所创新，主要有五彩、墨彩，还出现了金彩、黑花、电光、贴花等工艺。已发现德化有55处民国时期建造的窑场。
1934年，福建省建设厅在德化设改良瓷场，引进球磨机、练泥机、辘轳车等机械设备，研制釉上彩绘颜料、电力用瓷、瓷砖和坩埚、漏斗等化工用瓷。改用石膏模型注浆和机压成形新工艺。瓷的胎质、釉色、装饰工艺独具特色，在器物上留下了这一时期独有的制作、烧成工艺痕迹，为后世提供了辨识鉴定的依据。
这时，德化瓷雕品种也得到翻新和扩大，造就了一批瓷艺大家，如瓷塑大家苏学金、许友义、苏家善、游长子、陈其泰，彩瓷大家林捷升、苏长青、孙锦春、徐曼亚、许光月等。
抗战期间，德化瓷业陷入艰难困境。一些有识之士努力呼吁政府支持，通过开办陶瓷职业学校及陶瓷改良厂，建设厂房和实习工厂，成立民窑合作组织，进行多种科学研究实验，特别是实验瓷厂的实验品和自创彩料在市场上销售后，使产品在彩绘与式样上有了很大改观。
清末民初，山东的陶瓷生产主要集中在淄博的博山和淄川。淄博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山东工艺局局长黄华（曾任淄川县长）在博山主持创办了全省第一个官办窑厂“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先在博山北岭租窑试产，后由山东巡抚衙门拨库银二万两用作开办费，在博山下河建立窑厂。通过在本地招聘能工巧匠和从江西景德镇聘请多名制瓷工人到博山传授技艺，使陶瓷原料、生产设备、制作工具等都有所改进，并且研究恢复了在本地失传多年的宋代名贵釉色茶叶末釉和雨点釉。本地工匠陈希龄恢复茶叶末釉，侯相会恢复雨点瓷。1914年，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更名为瓷业公司，但因经营不善，连年亏累。而后，通过收购瓷业公司设备和财产使公司由官办转变为商办，1924年因亏损过多被迫停办。尽管这个官办窑厂的寿命不长，但山东博山从此掌握了利用当地原料生产日用细瓷的工艺，在这里工作过的工匠分散到各地后都成了陶瓷业的生产能手和技术骨干。
1916年以后，日本加紧对山东的军事侵占和经济掠夺，对陶瓷业进行经济渗透与扩张，在博山建立了日华窑业工厂等陶瓷工厂。这些日商工厂以先进的机械设备进行生产，一方面使当地大批窑业作坊破产，同时也刺激了山东民族陶瓷工业的发展。在“洋瓷”的刺激下，山东一些政府官员和实业界人士主张采用先进技术生产新式瓷器以与日商企业抗衡。1919年，山东省工业试验所成立，两次派员到淄博进行窑业调查，提出改良瓷器生产的报告。1930年，山东省农矿厅工商促进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通过《博山县政府拟呈提倡陶瓷器、琉璃、土洋瓦等工业计划书》，同意请省政府酌量免税并筹设官场，以资振兴博山陶瓷。这一年，博山陶瓷业进入最盛时期，有窑190座，窑工6000余人，产值近100万元，产品远销东北三省。1931年4月，山东省农矿厅筹款3.4万元在博山柳杭原玻璃公司旧址建立山东省模范窑业厂（1934年7月改名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采用机械设备和新式倒焰窑试产细瓷（时称“透明瓷”），产品有日用瓷、电瓷、卫生瓷等约40余种，月产量6万余件。这是山东首次生产日用细瓷。
1937年，日本占领淄博地区后，垄断了焦宝石等陶瓷原料，控制了煤矿生产。日伪当局采取收买、强占等手段，直接开办窑场，以伪币（联银券）100万元强行收买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成立名古屋碍子株式会社，后又改为博山窑业股份有限公司。日伪时期，由于南北交通不畅，景德镇瓷器货源断绝，加之日商对陶瓷工业大量投资使产量有所增加。1944年，淄博生产陶瓷的窑户增至600家，窑炉260座，主要生产黑、白釉碗及套五盆、坛、盆、缸等。
1923～1945年，陶瓷业集中的淄博博山地区发生了三次大水灾，最大的一次是1945年7月25日的水灾，造成百余家窑厂的设备及房屋被冲毁，300人遇难。
到1947年年底，除淄博有窑厂生产外，其他地区大都停产。1948年，淄博市淄川区渭头河一带有顺和、德圣、三亩园、新生、福兴、西信、大成等20多家窑场，有缸窑、盆窑、碗窑44座。博山山头有套五盆、荷花碗、缸工碗、红泥壶及瓶、坛、罐窑约有140余座，产品销往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