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代时,中国瓷器就以新兴的商品列入国际市场之行列,东销日本、西销印度、波斯乃至于埃及等地。当时,有许多阿拉伯商人居住在广州经商,这些商人把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商品运往西方。陆路是由新疆、中亚细亚及至波斯。海路则是由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坦,以及非洲的埃及等地。
两宋时期,瓷器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宋代的对外贸易,虽然在性质上是唐代市舶贸易的继续,但其通商范围和贸易数量都大大超过唐代,南宋时为这种贸易的鼎盛时期。宋初只在广州设市舶司,后来虽在多地置司,但贸易数量仍以广州为首。北宋末期到南宋初,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转移至泉州。宋代瓷器开始大量运到非洲。
元代时,泉州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中国的青花瓷器在元代就已经出口到世界各国。
明初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官窑、民窑瓷器的生产急剧增加。官窑生产的瓷器原本是为帝王和宫廷所享用,但也作为了外国来朝贡时的“赏赉品”。民窑生产的瓷器则全用做商品、市场销售。海外市场的销路最大、获利多,使外贸得到很大发展。明代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出是在郑和七次下西洋之后。同时,中国瓷器遍销于阿拉伯和印度诸国。琉球人还做转贩生意,把从中国买去的瓷器转运到南洋一带换取当地土产。自1498年(明弘治10年)后,欧洲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来到东方开始贩运瓷器。从前,中国瓷器的输出最远到波斯湾、地中海各国,现在遍及全欧洲。东行的瓷器则由南京、福州、漳州等地输往日本。明代输出的瓷器绝大部分为景德镇所产。龙泉青瓷也大量行销海外,但在海外的影响毕竟不及青花瓷器。
清代的对外贸易,仍以海运为主,且欧洲是其主要对象,国外市场有所扩张。欧洲人自发现新航线以后,西班牙人首先来中国运瓷器到欧洲和美洲。与西班牙同时参与争夺对东方贸易市场的还有葡萄牙、荷兰、英国,后来荷兰、英国占了优势。虽然欧洲在17世纪已有了自己烧造的瓷器,但还是软质瓷器,高温烧成硬质瓷还没有成功,他们使用的上等瓷器几乎都还来自中国。
17世纪后期,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王室直接到广东定做带有国徽、甲胄、纹章等装饰的瓷器,并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崇尚。18世纪以后,中国还特别地产生了一个“洋瓷”行业,专与洋人互市,其瓷器“式多奇巧,岁无定样”。在装饰方面,也仿照西洋画法,描金绘彩,绚丽华耀,这就是所谓的“广彩”,一直流传至今。
清代初期到中叶,中国瓷器除在欧洲有广大的市场外,美洲、非洲、澳洲都有商人直接或间接来购买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也无处不是琳琅满目的中国瓷器。此外,中国瓷器在日本和朝鲜也热度不减,保持了明代以来的市场。
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19世纪时,工厂的大规模生产已开始在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扩张起来。18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相继烧制出硬质瓷。至19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使欧洲的陶瓷的生产逐渐摆脱手工方式,采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使陶瓷产量大大增加,产品规格划一、质量提高,成本却大幅降低,商业竞争力增强,欧洲对中国瓷器的依赖开始逐渐减少,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陶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比重日渐增加。20世纪初,日本的瓷器才渐露头角,但发展很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陶瓷已足可与英、德、法等国相抗衡。而以产瓷著称的中国瓷器出口不仅数量锐减,而且反过来逐步成为大量“洋瓷”倾销的市场。
清末时,为了挽救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瓷器受到洋瓷打击的厄运,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政府提倡所谓“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在瓷器手工业中进行了一些改革,并自1904~1910年间,先后建立了7个新式瓷厂。民国初年,一批民族工业的新式瓷厂建立,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种努力终因大势已去而无法挽救中国瓷业衰败的局面。
至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由于“洋瓷”大肆倾销到中国市场,更将中国瓷业逼至死角。倾销到中国的洋瓷以英货、德货居多,其次为日本瓷。据统计,1930年洋瓷输入的价值为264.9万(银)两,且各年间逐年递增;1931年中国瓷器的输出的价值仅为172.1万(海关银)两,且各年间逐年递减。可见中国瓷器出口已不敌洋瓷倾销。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后期,由于连年战火,中国瓷业及其瓷器出口更是雪上加霜而跌入深渊。
虽然,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的日用瓷器不足以与洋瓷抗衡而居于惨败的地位,但在陈设艺术瓷方面,尤其是在仿古瓷的制作中却在客观上使中国瓷器维持了一些内外销市场,不仅不至于完全沉沦,而且在某些艺术手法、技艺上还有所进步,这十分难能可贵。
1949年以后,我国日用陶瓷和陈设艺术陶瓷的出口仍然是我国外汇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对当时打破经济封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都曾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陶瓷和建筑卫生陶瓷产品则主要依赖进口。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建筑卫生陶瓷才有大量出口,其数量超过了进口数量,并最终成为建筑卫生陶瓷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1949年以后,随着我国陶瓷业的恢复与蓬勃发展,瓷器行销情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口瓷的生产和销售网不断扩大。1956年以前,全国出口瓷器的生产仅有景德镇、汕头、佛山三个大产区(其他地区虽有出口,但无统计数字),1956年增加了唐山、醴陵、长沙、宜兴、温州等产区,1957年又增加了德化、肇新、宣化等瓷厂。至1959年全国已有9大集中陶瓷产区。
从1952年开始,我国瓷器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上逐年增加。特别是1958年以后,出口数量由少而多、品种由粗而精,出口的国家和地区由16个逐渐增加到73个,出口数量已超过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下面,以景德镇产区和广东产区为例,说明这一时期陈设艺术陶瓷和日用陶瓷的外销情况。
1950年5月1日,浮梁专区贸易公司景德镇瓷业公司成立,开展对景德镇瓷器的收购、内销及出口调拨业务。1956年5月,中国土产出口公司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成立。1968年,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并入江西省陶瓷销售公司,景德镇陶瓷的内、外销均由这家公司经营。
1949~1990年,景德镇陶瓷外销总量为236701万件,其中,1986年外销数量10320万件,是1949年的47倍,创汇总额48338万美元,其中,1982年外销创汇达3103万美元,是1949年的160倍。现在,外销陶瓷器型已达2000多种,花面已达700多个,远销五大洲的118个国家和地区。1949~1990年景德镇陶瓷出口经营统计情况见表4-1。
表4-1 1949~1990年景德镇陶瓷出口统计表
注:不含陶瓷企业自销数。
早在唐代中期,广州西村、潮州生产的日用陶瓷、美术瓷等就销往东南亚诸国,甚至远销印度、波斯(伊朗)埃及等国。广东大埔、饶平的青花瓷器,广州彩瓷,潮汕彩瓷,石湾公仔,潮州佛像和观音,以及石湾“三煲”与园林陶瓷等都是著名的出口产品。
民国初年,据《大埔县志》:“海外通商以来,……内产物运售海外,亦较之百十年前,激增倍蓰,由是贸易之事日加繁盛”,据《潮州志》记载:“适近代南洋交通畅达、日用粗瓷大旺”。
1960年以前,广东陶瓷出口外销以日用陶瓷和美术陶瓷为主,日用瓷以单件瓷为多。1964~1978年,日用成套餐具逐渐增多。1979~2010年,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陶瓷出口每年都在以15%的速度增长。广东日用陶瓷(含美术瓷)主要年份出口情况及在全国陶瓷出口的比例见表4-2。
表4-2 广东主要年份日用陶瓷(含美术瓷)出口数据统计
资料来源:《广东陶瓷志》,2000年后的数据由广东省陶瓷协会提供。
2009年的广东陶瓷产品出口量比1978年增长了19.54倍,出口金额增长49.6倍。1978年以前,陶瓷出口贸易主要靠每年的二季广交会,1979年以后,除广交会外,许多外商进来了,许多企业也走出去,有些企业在境外设立销售网点。广东陶瓷走向了世界。
广东陶瓷产品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约25%~30%、出口金额20%~50%之间,说明广东陶瓷出口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源于出口便利的地缘优势和侨乡优势,更源于广东陶瓷业的创新。
1949年我国建筑陶瓷砖的年产量为0.23万平方米,1978年达到为546万平方米,2010年为75.7566亿平方米。1981~2010年,全国建筑陶瓷砖进出口数量及进出口金额分别见表4-3。
表4-3 1981~2010年全国建筑陶瓷砖进出口数量和进出口金额
1949年全国卫生陶瓷的年产量为0.6万件,1978年达到227.8万件,2010年为17784万件。1981~2010年全国卫生陶瓷进出口数量和金额分别见表4-4。
表4-4 1981~2010年全国卫生陶瓷进出口数量和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