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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现在有一个人，进入他人的果园，偷窃那里的桃李。众人听到都会认为他是错的，上面的执政者捉到他会加以惩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损人利己。至于说偷窃他人狗、猪、鸡的，他的不义又超过了进入他人果园偷窃桃李的行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损害他人的更多，他的不义也更严重，罪责也就更大。至于说进入他人的牛棚马厩偷窃其牛马的，他的不义又超过了偷窃他人的狗、猪、鸡的行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损害他人的更多。倘若损害他人更多，他的不义就更严重，罪责也就更大。至于说杀死无罪之人，脱下他们的衣物，夺取他们的武器，他的不义又超过了进入他人牛棚马厩偷盗其牛马的行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损害他人更多。倘若损害他人更多，他的不仁就更严重，罪责也就更大。到了这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这些是错的，称之为不义之事。如今最大的不义，就是攻打他人的国家，君子们却不知道这是错的，还参与并称赞这种行为，称之为义举，这能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1. 曹松《己亥岁》：“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2. 《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杀死一个人称为不义，必然会被判死罪。倘若这样推论，杀死十个人就是十倍的不义，一定会被判十倍的死罪；杀死一百人就有百倍的不义，一定会被判百倍的死罪。到这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这是错的，称之为不义。如今最大的不义就是攻打他人的国家，君子们却不知道这是错的，还参与并称赞这种行为，称之为义举，诚然是看不清其中的不义，所以写下这些话留给后人。倘若他们知道其中的不义，哪里还用多费口舌辨明不义之事留给后人？
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到很少的黑就说是黑，看到很多的黑就说是白，那么就可以说这个人不能明辨黑白；尝到很少的苦就说是苦，尝到很多的苦就说是甜，那么一定会说这个人不能分辨甘苦。现在做小一点的坏事，就都知道那是错的；做下攻打他人国家这样的大恶，却不知道错，还参与并且加以称赞，称之为义举。这能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由此可知天下的君子们，对义与不义的分辨是何其混乱！
1.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起源于罗素对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后的深邃思考和思想转变。1954年12月，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罗素著名的“人之祸”演讲。罗素在演讲中警告，在使用氢弹的世界战争中，朋友、敌人和中立者都将被消灭，并呼吁所有具有良知的人，牢记自己的人性，忘掉其他东西。1955年初，他听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玻恩（M. Born）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J. F. Joliot-Curie）的建议，着手将“人之祸”演讲改写成了宣言，并寻求其他科学家签名支持。1955年2月11日，他给爱因斯坦写信讨论此事，2月16日爱因斯坦回信表示赞同，并于4月11日在宣言上签名。后来加入签名的科学家包括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玻恩、美国高气压物理学的奠基者布里奇曼（P. W. Bridgman）、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L. Infeld）、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美国遗传学家穆勒（H. J. Muller）、美国化学家鲍林（L. Pauling）、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C. F. Powell）、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英国物理学家罗特伯拉特（J. Rotblat）。1955年7月9日，罗素在伦敦卡斯顿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从现实和理性出发，抛开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地域、国家和人种的偏见，保持公正与平衡，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维护全人类的安全利益。他在宣言中所表明的中立立场得到了东西方科学家的认可，也逐渐得到了各国政府的信任，而这种认可和信任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会议能够在各国轮流举行并影响各国政府裁军政策的前提。
2. 卡西尔《人论》：“在伟大的政治斗争中语言是最有力的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任何人都别想（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正确地使用语言并不断地提高和磨炼语言能力极其重要……名称的真正任务不是去描述事物，而是要唤起人类的情感；它们并非单纯用于表达观念或者思想，而是旨在促使人们去采取行动。”
3. 福柯《话语与秩序》：“很明显，话语绝对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话语其实是某些要挟力量得以膨胀的良好场所。话语乍看上去好像空无一物——话语与禁令交锋的地方恰恰说明了它与欲望和权力的联系，这很好理解，正如心理分析所告诉我们的：话语无非就是表白（或者遮掩）欲望。话语同时也是争夺的对象，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
4.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动的概念所涉及的，是个人之间具有（口头上或外部行动方面）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试图理解行动状况，以便自己的行动计划和行动得到意见一致的安排。解释这个中心概念，首先涉及取得能够意见一致的状况规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种行动模式中，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