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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
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墨子说：仁德之人做事的原则，必定是为天下谋求福利，为天下清除祸患，以此为做事的原则。那么天下的福利是什么？天下的祸患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攻打，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主不知施恩，臣下不知忠诚，父亲不知慈爱，子孙不知孝敬，兄弟不知和睦，这就是天下的祸患。
那么探究起来，这些祸患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因为不相互爱护吗？墨子说：是因为不相互爱护才产生的。如今诸侯只知道爱护自己的国家，不知道爱护他人的国家，所以不惜用全国的力量来攻打他人的国家。如今家族的宗主只知道爱护自己的家族，而不知道爱护他人的家族，所以不惜用整个家族的力量来掠夺他人的家族。如今的人只知道爱护自己，而不知道爱护他人，所以不惜竭尽全力去残害其他人。因此诸侯不相互爱护，就一定会在郊野展开厮杀；家族宗主不相互爱护，就一定会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不相互爱护就一定会相互残害；君臣不相互爱护，就没有施恩与忠诚；父子不相互爱护，就没有慈爱和孝敬；兄弟不相互爱护，就不会和睦相处。天下人都不相互爱护，强者一定会压制弱者，富人一定会欺侮穷人，贵人一定会傲视贱民，奸徒一定会欺骗愚氓。大凡天下的灾祸、劫掠、仇隙和不满，之所以会兴起，都是因为不能相互爱护，所以仁德之人认为这样是错的。
1. 孙中山平生写过469件题词条幅，其中书写最多的是“博爱”二字，共68件，占题词条幅总数的1/7。他将此二字书以赠人，不仅是为了联络感情或表彰赞助革命的有识之士，而且还有鞭策自己、勉励他人、唤醒世人和与人共勉的情怀。
2. 牟宗三《墨子之兼爱与孟子之等差》：“民情是喜利而恶害，所以他（墨子）就主张‘爱’始有利而无害。但若各爱其所爱，则必成为各利其所利；结果，仍不成其为爱。所以，不但要爱，而且必要兼爱。兼即是公意、共意或合意，并非如孟子所谓‘是无父也’的兼。”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辩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苟君说之，则士众能为之。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故也。
既然认为这样是错的，如何改变呢？墨子说：通过互爱、互利的方法改变。那么互爱、互利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墨子说：看待他人的国家就像自己的国家，看待他人的家族就像自己的家族，看待他人的身体就像自己的身体。因此诸侯相互爱护，就不会在郊野厮杀；家族的宗主相互爱护，就不会相互掠夺；人与人相互爱护，就不会相互残害；君臣相互爱护，就君惠臣忠；父子相互爱护，就父慈子孝；兄弟相互爱护，就能和睦相处。天下人都相互爱护，强者就不会压制弱者，大众不会威逼小众，富人不会欺侮穷人，贵人不会傲视贱民，奸徒不会欺骗愚氓。大凡天下的灾祸、劫掠、仇隙和不满能够阻止其兴起的，都是因为能够相互爱护，所以仁德之人会加以赞誉。
然而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说：是，倘若能做到兼爱最好。虽说如此，这可是天下最难做的事啊。墨子说：天下的士人君子，真是不认识其中的好处，不能明辨其中的功效啊。如今就像攻打城池在郊野厮杀，拼上性命博取名誉，这是天下百姓都认为困难的事，如果君主因之而喜悦，那么众人就能够去做。何况兼爱互利还与之不同。爱护他人的人，他人也必定随之爱护他；为他人谋利的人，他人也必定随之为其谋利；憎恶他人的人，他人也一定随之憎恶他；残害他人的人，他人也必定随之残害他。这有什么困难的呢！只是君主没有将其作为治国原则，士人就不将其作为行为准则罢了。
1. 王阳明《传习录》：“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用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
2. 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谈到他受到墨子的道德人格的影响以后，“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3. 牟宗三《墨子之兼爱与孟子之等差》：“因为天下的人民都祭祀天，所以它即是兼，天志既成为兼，所以它就好像轮人之有规。这样一来，兼爱就有根据了。既有根据，就含着一种实现其主张的方法，这种方法即是以天来畏之，以天来诱之。以天为畏、诱，则其方法之浅层粗俗可想见矣！所以我在前边说，他这套理论就只是顺民情之好恶而以天志为威胁之条件。这种思想在某种时代或许有相当的效力，但稍微进化一点的人类就会不相信它。所以墨子只知当兼爱，而其兼爱之根据，及其实现之方法，却都是不健全的，都是不能满足人类之知情意的需要的。所以他这个根据，在现在看来，就等于无根据，其方法就等于不是方法。所以墨子的理论就算是失败了，然而兼爱这个理想是不失败的。”
4. 唐君毅《墨子之义道》：“墨子之言仁者之爱﹐必求其与利相连﹐而求其兼﹐是即墨子兼相爱﹑交相利之教。此仁者之爱之必连于利﹐即重仁者之爱之客观化﹔爱之必求其兼﹐则为求此爱之普遍化。客观化普遍化此仁者之爱﹐即依理智的理性﹐以普遍化人之仁爱﹐以客观的表现于天下﹐以成其望天下人莫不兼相爱﹑交相利之教也。爱至于望天下人莫不兼相爱﹐利至于望天下人莫不交相利。此人之爱利之范围亦大矣。”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恶衣，杀身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
当年晋文公喜欢穿破旧衣服的人，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制成的皮衣，用牛皮条拴着佩剑，戴素色的布制成的帽子，入则可以觐见国君，出则可以侍立朝堂。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国君喜欢，所以臣下才去做。当年楚灵王喜欢腰细的士人，所以灵王的臣下都每天只吃一餐来节制，吸气之后勒紧腰带，扶着墙然后才能站起来。等到一年之后，朝堂上的人都脸色发黑。这是什么原因呢？君主喜欢，所以臣下能够去做。当年越王勾践喜欢勇猛的人，训练他的臣下，先把他们集合起来，暗地令人放火点燃船只，试探他们说：越国的宝物全都在这里！越王亲自擂鼓激励他的臣下前进。臣下听到鼓声，杂乱无章地冲入火中，因此而死的近臣有一百多人。越王这才鸣金让他们退回。所以墨子说：像这样节制进食，身着破衣，拼上性命博取名誉，这是天下百姓都觉得困难的事情，倘若国君喜欢这样，那么众人就能够去做。何况兼爱互利与之不同。爱护他人的人，他人也随之爱护他；为他人谋利的人，他人也随之为其谋利；憎恶他人的人，他人也随之憎恶他；残害他人的人，他人也随之残害他。这有什么困难的呢？只是君主没有将其作为治国原则，士人就不将其作为行为准则罢了。
1. 《管子·任法》：“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
2. 楚王细腰。①李商隐《梦泽》：“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②杜牧《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人们若要实行兼爱，除了宗教的制裁，还需要政治的制裁……照这个学说（即墨子的国家起源说）所说，国君的权威有两个来源：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它更进一步说，国君的主要任务是监察人民的行动，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不实行兼爱的人。为了有效地做到这点，他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如是墨子论证出，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这是他的国家起源学说的必然结论。”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天屑临文王慈，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此文王之事，则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然而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说：是，倘若能做到兼爱最好。虽说如此，这也是很难实行的啊，就好像举着泰山越过黄河和济水。墨子说：这个比喻不恰当。举着泰山越过黄河和济水，可以说是强劲有力，自古至今还没有人能做到。况且兼爱互利与之不同，古时圣明的君王都曾经实行过。如何得知的呢？古时大禹治理天下，在西面掘出西河、渔窦，用以泄去渠水、孙水与皇水的洪流；在北面为防止泒水泛滥筑起堤坝，使其注入昭余祁湖和滹沱河，分流到砥柱山，凿开龙门，造福燕、代的少数民族和西河的百姓；在东面泄去大陆积水，在孟诸大泽筑堤，使其派生出九条河流，用来控制东土的水流，来造福冀州的百姓；在南面疏导出长江、汉水、淮河、汝水，向东流去注入五湖，来造福荆、楚、吴、越和南夷的百姓。这里说的是大禹的事迹，我们就应该像这样做到兼爱。当年周文王治理西岐，恩德如同日月光辉一样遍及西岐和四方，不因为国家强大就压制小国，不因为人多势众就欺侮鳏寡孤独，不强横暴虐地掠夺农夫的粮食和牲畜。上天因为文王的仁慈而眷顾于他，因此文王国中年老无子的，得以安度余生；孤身一人没有兄弟的，得以维持生计；幼年失去父母的，得以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这些是周文王的事迹，而我们可以像这样做到兼爱。当年周武王要去祭祀泰山，于是写道：泰山有道，曾孙周王兴起大事，现在大事告成，得到了贤人的帮助，来救助商、夏的百姓和四方的蛮夷。虽然有周王室的至亲，但是比不上这些贤士，如有任何罪责，都由我一人承担。这说的是周武王的事迹，我们如今可以像这样做到兼爱。
所以墨子说：如今天下的君子，真心希望天下人富有，而担心其贫困，希望天下清平，而担心其混乱，应当相互爱护，互谋福利。这是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不能不专心去做。
1. 狄更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物种间的‘互惠主义’和‘共生’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范畴，是个很大的实践范围。”
2.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即使是那些强调权利来自自然的人也得承认，正义在于某种相互性。”
3. 吕思勉：“（照古书的记载）似乎共工和鲧，治水都是失败的，至禹乃变其法……相同时代的人，知识大抵相类，禹的治水，能否变共工及鲧之法，实在是个疑问。堙塞和疏导之法，在小区域之内，大约共工、鲧、禹，都不免要并用的。但区域既小，无论堙塞，即疏导，亦决不能挽回水灾的大势，所以我疑心共工、鲧、禹，虽然相继施功，实未能把水患解决，到禹的时代，汉族的一支，便开始西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