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墨子说:当今执掌国政的王公大臣们,都希望国家富足、人口增加、刑事政务清平。可是国家没能富足反而贫困,人口没能增加反而减少,刑事政务没能清平反而混乱,这样从根本上失去了他们所希望的,得到了他们所厌恶的,这原因是什么呢?墨子说:这是因为执掌国政的王公大臣们,不能将尊崇贤士、任用能人作为治国手段。因而国家的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会处理得很好;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会处理得很差。所以,当政者最需重视的,应当是招揽贤士。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为了保证任何官员不用其他方法(如贿赂或索诈等)营谋私利,应订颁章程来奖励以廉洁著名的官员。”
2. 唐君毅《墨子之义道》:“墨子言兼爱而非攻贵义,而非不义,故亦贵行兼爱之道之兼士兼君,贵为义之贤者,而不贵彼不行兼爱之道之别士别君,亦不贵彼不为义之不贤者。故墨子之言为政,必尚贤。匪特尚贤,而有贤者足以为用而已,且必求众贤,以共治国。贤者能为义,则尚贤亦是义。贤愈众,而为义者愈多,则能尚众贤,即为大义。尚众贤,而至于天下之远近亲疏,农与工贾贱人中之贤者,莫不有其所以得举之道,至‘无义不官,无义不贵,无义不富’。”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有人问:那么招揽贤士的方法是什么呢?墨子说:假如想要国中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增多,就必须使其富足、提高他们的地位、礼待并称誉他们,这样之后,国中善于射箭和驾车的人,就会增多了。何况还有那些德行高尚、能言善辩、通晓大道的贤良之士呢,这些人本是国之重器,是扶持国家的得力助手,也应当使其富足、提高他们的地位、礼待并称誉他们,这样之后,国中的贤能之士,也将会增多了。
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国家,会说:不义之人不会让他富足,不义之人不会让他尊贵,不义之人不会和他亲昵,不义之人不会和他接近。所以国中富有尊贵的人听到这些,都会在私下商议说:最初我们仰仗的是富有和尊贵,如今君王称道仁义而不排斥贫贱之人,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行仁义了。君王的亲属听到这些,也会在私下商议说:最初我们所仰仗的是亲缘关系,如今君王称道仁义而不排斥关系疏远之人,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行仁义了。君王身边的人听到这些,也都在私下商议说:最初我们所仰仗的是在君王身边,如今君王称道仁义而不排斥身在远处之人,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行仁义了。身在远处的人听到这些,也在私下商议说:我们最初以为远离君王无所依凭,如今君王称道仁义不排斥身在远处之人,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行仁义了。直到偏远地区的臣属、宫室中的侍卫、都城里的百姓、都城之外四境的民众听到这些,都争相力行仁义。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君王任用臣下,依据的是仁义这个标准;臣下侍奉君王,依靠的是行仁义这个途径。就仿佛富贵人家拥有高墙深院,墙筑好之后,只凿出一个门,有盗贼进来,关上他所进来的那扇门来搜捕,盗贼就跑不出去了。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君王把握住了用人的要领。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任何方面要求一律地按绝对平等观念构成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不是良好的政体。史实已经证明:这些政体都不能持久。”
2. 《淮南子·齐俗训》:“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国家,任用有德之人并推崇贤能之士,即使是农夫、工匠和商人,有才能就任用他。所任命的官职很高,所给予的俸禄丰厚,委以重任,授予决断的大权,可以说:官职不高,那么民众就不会虔敬;俸禄不丰厚,那么,民众就不会信任;无权决断,那么民众就不会畏惧。将这三者授予贤能之士,并非是因为他们贤能而加以赏赐,而是希望他们能处理好政事。所以在那个时候,根据德行来安排官职,根据官职授予其权能,根据政绩来决定奖赏,根据功勋来分发俸禄。所以官员不会永远尊贵,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才能就选用他,没有才能就裁撤他。选用公认的仁义之士,消除私心仇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古时候帝尧在服泽之北选用了舜,交给他政事,天下得到了治理。大禹在阴方选用了伯益,交给他政事,九州得以安定。商汤从厨师之中选用了伊尹,交给他政事,其灭夏的计划得以成功。周文王从渔人猎户中选用了闳夭、泰颠,交给他们政事,西方各部落因此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即使是俸禄丰厚、地位尊贵的大臣,也没有不小心谨慎的;即使是农夫、工匠和商人,也没有不争相自勉推崇德行的。
所以士是可以作为辅佐之臣及其副职的。所以,得到了有能之士,那么计划就不会受挫,身体就不会劳顿,名声能够树立并且功业得以成就,美德彰显而恶行不存,这些都是因为得到了有能之士的缘故啊。所以墨子说:得志的时候不能不选用贤士,不得志的时候不能不选用贤士,倘若想要继承尧、舜、禹、汤的道统,就不能不推举贤士。推举贤士,是为政的根本。
1. 《礼记·中庸》:“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
2. 顾炎武:“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
3.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由于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属民都武装起来,因此当你把一些人武装起来,从而使他们感到蒙恩受惠的时候,你对于其他的人们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了,因为前者由此认识到这种待遇的差别,使他们对你更加感到有报恩之责;而其他的人们会谅解你,因为他们断定,那些冒着更大危险、负有更大责任的人们,获得更大的奖赏是必要的。”
4. 胡适为梁启超《墨经校释》所做的序言:“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