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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墨子说：当今执掌国政的王公大臣们，都希望国家富足、人口增加、刑事政务清平。可是国家没能富足反而贫困，人口没能增加反而减少，刑事政务没能清平反而混乱，这样从根本上失去了他们所希望的，得到了他们所厌恶的，这原因是什么呢？墨子说：这是因为执掌国政的王公大臣们，不能将尊崇贤士、任用能人作为治国手段。因而国家的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会处理得很好；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会处理得很差。所以，当政者最需重视的，应当是招揽贤士。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为了保证任何官员不用其他方法（如贿赂或索诈等）营谋私利，应订颁章程来奖励以廉洁著名的官员。”
2. 唐君毅《墨子之义道》：“墨子言兼爱而非攻贵义，而非不义，故亦贵行兼爱之道之兼士兼君，贵为义之贤者，而不贵彼不行兼爱之道之别士别君，亦不贵彼不为义之不贤者。故墨子之言为政，必尚贤。匪特尚贤，而有贤者足以为用而已，且必求众贤，以共治国。贤者能为义，则尚贤亦是义。贤愈众，而为义者愈多，则能尚众贤，即为大义。尚众贤，而至于天下之远近亲疏，农与工贾贱人中之贤者，莫不有其所以得举之道，至‘无义不官，无义不贵，无义不富’。”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有人问：那么招揽贤士的方法是什么呢？墨子说：假如想要国中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增多，就必须使其富足、提高他们的地位、礼待并称誉他们，这样之后，国中善于射箭和驾车的人，就会增多了。何况还有那些德行高尚、能言善辩、通晓大道的贤良之士呢，这些人本是国之重器，是扶持国家的得力助手，也应当使其富足、提高他们的地位、礼待并称誉他们，这样之后，国中的贤能之士，也将会增多了。
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国家，会说：不义之人不会让他富足，不义之人不会让他尊贵，不义之人不会和他亲昵，不义之人不会和他接近。所以国中富有尊贵的人听到这些，都会在私下商议说：最初我们仰仗的是富有和尊贵，如今君王称道仁义而不排斥贫贱之人，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行仁义了。君王的亲属听到这些，也会在私下商议说：最初我们所仰仗的是亲缘关系，如今君王称道仁义而不排斥关系疏远之人，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行仁义了。君王身边的人听到这些，也都在私下商议说：最初我们所仰仗的是在君王身边，如今君王称道仁义而不排斥身在远处之人，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行仁义了。身在远处的人听到这些，也在私下商议说：我们最初以为远离君王无所依凭，如今君王称道仁义不排斥身在远处之人，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行仁义了。直到偏远地区的臣属、宫室中的侍卫、都城里的百姓、都城之外四境的民众听到这些，都争相力行仁义。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君王任用臣下，依据的是仁义这个标准；臣下侍奉君王，依靠的是行仁义这个途径。就仿佛富贵人家拥有高墙深院，墙筑好之后，只凿出一个门，有盗贼进来，关上他所进来的那扇门来搜捕，盗贼就跑不出去了。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君王把握住了用人的要领。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任何方面要求一律地按绝对平等观念构成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不是良好的政体。史实已经证明：这些政体都不能持久。”
2. 《淮南子·齐俗训》：“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国家，任用有德之人并推崇贤能之士，即使是农夫、工匠和商人，有才能就任用他。所任命的官职很高，所给予的俸禄丰厚，委以重任，授予决断的大权，可以说：官职不高，那么民众就不会虔敬；俸禄不丰厚，那么，民众就不会信任；无权决断，那么民众就不会畏惧。将这三者授予贤能之士，并非是因为他们贤能而加以赏赐，而是希望他们能处理好政事。所以在那个时候，根据德行来安排官职，根据官职授予其权能，根据政绩来决定奖赏，根据功勋来分发俸禄。所以官员不会永远尊贵，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才能就选用他，没有才能就裁撤他。选用公认的仁义之士，消除私心仇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古时候帝尧在服泽之北选用了舜，交给他政事，天下得到了治理。大禹在阴方选用了伯益，交给他政事，九州得以安定。商汤从厨师之中选用了伊尹，交给他政事，其灭夏的计划得以成功。周文王从渔人猎户中选用了闳夭、泰颠，交给他们政事，西方各部落因此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即使是俸禄丰厚、地位尊贵的大臣，也没有不小心谨慎的；即使是农夫、工匠和商人，也没有不争相自勉推崇德行的。
所以士是可以作为辅佐之臣及其副职的。所以，得到了有能之士，那么计划就不会受挫，身体就不会劳顿，名声能够树立并且功业得以成就，美德彰显而恶行不存，这些都是因为得到了有能之士的缘故啊。所以墨子说：得志的时候不能不选用贤士，不得志的时候不能不选用贤士，倘若想要继承尧、舜、禹、汤的道统，就不能不推举贤士。推举贤士，是为政的根本。
1. 《礼记·中庸》：“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
2. 顾炎武：“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
3.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由于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属民都武装起来，因此当你把一些人武装起来，从而使他们感到蒙恩受惠的时候，你对于其他的人们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了，因为前者由此认识到这种待遇的差别，使他们对你更加感到有报恩之责；而其他的人们会谅解你，因为他们断定，那些冒着更大危险、负有更大责任的人们，获得更大的奖赏是必要的。”
4. 胡适为梁启超《墨经校释》所做的序言：“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