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墨子说：但凡说话，就不能不先确立标准再说。如果不先确立标准就说话，就好像把测日影的仪器放在制陶所用的转轮上。我觉得即使能用仪器测量日影辨别方向，最后也必定是无法判定。所以说话有三条标准。哪三条标准？就是：有考察，有推究，有实践。如何考察呢？考察先代圣明君王的故事。如何推究呢？推究众人所闻所见的真相。如何实践呢？在国中施行政令，观察民众的反应。这就是所说的三条法则。
1.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既然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判断，那么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能使他的演说能证明论点，能使人信服，还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演说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须使听众认为他是在用某种态度对待他们，还须使听众用某种态度对待他，这些办法大大有助于使人信服，特别是在政治演说中，其次是在诉讼演说中。”
2. 罗兰·巴特《符号学基本概念》：“意识形态是含蓄意指之所指的形式，而修辞学是含蓄意指者的形式……”
3. 《道德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所以当初三代的圣明君王大禹、商汤、文王、武王掌管天下政事的时候说：一定推举孝子来勉励民众侍奉双亲，尊重贤良来教导民众向善。因而推行政令实施教化，奖赏良善惩治暴徒。认为正是如此，那么天下的混乱，就会得到治理，社稷的危机，就会得到安定。倘若认为不是这样，当初夏桀所酿成的祸乱，商汤加以治理；殷纣酿成的祸乱，周武王加以治理。在这一时代，天下还是那个天下，百姓还是那些百姓，君王改变了政令，百姓就随之改换了风俗。生在夏桀商纣的时代，天下就混乱，生在商汤周武的时代，天下就安定。天下的安定，是商汤周武之功；天下的混乱，是夏桀殷纣之罪。如果从这点来看，安危治乱都决定于君王如何施政，岂能说关乎天命！所以当初大禹、商汤、文王、武王执掌天下政事的时候说：“一定要让饥饿的人有饭吃，受冻的人有衣穿，疲惫的人得到休养，混乱的世道得到平治。”于是从天下人那里得到了盛大的赞誉和美好的名声。岂能认为这也是天命？明明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如今的贤良之士，尊崇贤人而专心于治国之道，所以在上得到王公大人的赏识，在下得到万千百姓的称誉，于是从天下人那里得到了盛大的赞誉和美好的名声。岂能认为这也是天命？这还是他们的努力！
1. 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命运三女神，她们司掌着神与人的命运，面对注定的命运，神和人都无力改变，唯一能做的就是屈从。三位命运女神各有分工，克罗托（Clotho）在纺织机旁纺织人的生命线，线的长短就是人的寿命的长短，线如果断了，这个人的生命也宣告完结。拉刻西斯（Lachesis）手执生死簿和纺锤，她闭着双眼抽签决定人们此生的祸福。阿特洛波斯（Atropos）将另两位命运女神确定的凡人的平生命运写入卷宗，写完之后就不可更改。
2. 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对于缺乏基督教启示的希腊人来说，生活有其暧昧的、阴沉的一面，他们称之为命运（fatum），它像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甚至要威胁诸神。”
3. 在北欧神话中，诸神之王奥丁用自己的一只眼睛为代价，喝到了智慧泉水，由此获得的智慧让他预见到了诸神的黄昏，末世不仅会毁灭人类的世界，所有的神祇也会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彻底覆灭，同时这场毁灭又是在神创造世界时便已注定的，谁也无法避免，谁也无法阻拦。
4. 斯宾诺莎：“心灵的决定若扣掉欲望就不剩什么，会随着各种安排改变，心灵内没有绝对值也没有自由意志，心灵的意愿是由某个因素来决定，而这个因素是由另一因素决定，然后再另一个，再另一个，就这样无限持续。人们会相信他们是自由的，是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意志和欲望，但忽略了致成因素。”
5. 叔本华：“大家都相信自己先天是完全自由的，甚至涵盖个人行动，而且认为在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开始另一种生活方式。但后天，从经验上，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自由，而是受制于必需品，而且不顾他的所有决心，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而这就形成从他生命开始到结束的生活，他必须扮演自己谴责的角色。”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而如今迷信天命的人，不知道是当初三代那种圣贤良善之士呢？抑或是当初三代那种暴虐无能之辈呢？如果从他们的说法来看，那么肯定不是当初三代那种圣贤良善之士，肯定是暴虐无能之辈。然而如今却认为天命是存在的，当初三代的暴君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身居天子尊位，天下为其所有，在此情况下不能克制其声色欲望，而放纵其内心的邪僻，在宫外驱车围捕射猎，在宫内沉溺于饮酒作乐，而不顾及国家百姓的政事，不断地做一些无用之事，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他们不说“我平庸无能，我没有努力听讼治国”，一定会说“我命中注定将会失去国家”。即使是当初三代平庸无能的百姓，也是如此。不能好好侍奉双亲和君长，非常厌恶谦恭简朴而喜好简慢粗率，贪嗜饮食而懈怠劳作，用于衣食的钱财不足，所以自身陷于饥饿寒冷的忧患。他们不会说“我平庸无能，我没有努力劳作”，一定会说“我命中注定将会困苦”。当初三代虚伪之徒也是如此。
1.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周人虽然还保留着殷人许多杂乱的自然神，而加以祭祀，但他们政权的根源及行为的最后依据，却只诉之于最高神的天命。并且因为由忧患意识而来的‘敬’的观念之光，投射给人格神的天命以合理的活动范围，使其对于人仅居于监察的地位。而监察的准据，乃是人们行为的合理与不合理。于是天命（神意）不再是无条件地支持某个统治集团，而是根据人们的行为来做选择。这样一来，天命渐渐从它的幽暗神秘的气氛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加以了解、把握，并作为人类合理行为的最后保障。并且人类的历史，也由此而投予以新的光明，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光明而能对历史作合理的了解，合理的把握。因而人人渐渐在历史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的地位。这才真正是中国历史黎明期的开始。”
2. 罗曼·罗兰：“宿命论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
3. 比尔斯：“命运是暴君施虐的权威，傻瓜失败的借口。”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当初暴君说出这种话，怠惰之人称述这些话，这都是迷惑质朴大众的，先代圣明的君王为此忧虑，从前就已经如此了。所以书写在竹帛，镂刻在金石上，雕琢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问哪些书记载了这些话？大禹的《总德》上有，说：“若是对天不恭顺，那么天就不会佑护下民，既已放纵邪僻的本性，上天就会降下惩罚，不谨慎保有德行，上天又怎么会佑护？”《仲虺之诰》说：“我听说夏人在下假借上天之命，上天憎恶他们，因此使其丧失了军队。”他们因为无中生有，所以是假借，如果原本就有而说有，哪里还是假借呢！当初，夏桀认为自己秉承天命行事，汤作了《仲虺之诰》批驳他。《太誓》一文中太子发说：“君子啊！上天有大德，它的所为十分明确，值得吸取教训的事并不遥远，就是那殷商纣王。说他秉承天命，说恭敬无需执行，说祭祀一无是处，说凶暴并无害处，上天不佑护，所统治的九州全部失去，上天不和顺，降下灾难使其灭亡，只有我大周，继承了天命。”当初殷纣认为自己秉承天命行事，武王作了《太誓》《太子发》篇来批驳他，说：“你为什么不回溯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在十简之篇以前，都没有关于天命的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
1. 伊壁鸠鲁：“就是听从那些关于神灵的神话，也比做自然哲学家们所主张的命运的奴隶好得多；因为神话还给我们指出一点希望，可以借崇拜神灵而缓和神灵的震怒，至于命运，则对于我们显得是一种不可挽回的必然。”
2. 普罗提诺：“我们这个宇宙是力量与智慧的奇迹，一切事物都根据无人可以逃脱的规律—尽管这一规律正在不知不觉地引导卑鄙的人前往他命运的归宿，然而他却从未意识到—悄然发生，正直的人懂得这一规律，并有意识地启程前往他必须去的地方，甚至他在行程之初就知道他最终的落脚点，并抱有他将与神明在一起的良好愿望。”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
葛绪捆布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
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织绩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yǔn）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此也。
所以墨子说：如今天下的君子写文章、发言论，不是要逞口舌之快，内心确实是为国家、乡里和百姓的刑法政事着想。如今的王公大臣之所以很早上朝很晚回来，听狱讼判政务，终日分配职事，而不敢懈怠，是为什么呢？那就是：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可以治理好国家，不努力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努力国家就一定会安定，不努力国家就一定会陷入危机，所以不敢懈怠。如今的卿大夫之所以竭尽全力，殚精竭虑，在内整顿官署，在外征收商业、林业、渔业的税赋，用来充实府库，而不敢懈怠，这是为什么？那就是：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可以尊贵，不努力就一定会低贱；努力就会获得荣耀，不努力就会受到屈辱，所以不敢懈怠。如今的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耕耘、播种、栽植，多囤积豆子和粟米，而不敢懈怠，这是为什么？那就是：他们认为努力就一定会富有，不努力就一定会穷困；努力就一定能饱腹，不努力就一定要挨饿，所以不敢懈怠。如今的妇人之所以早起晚睡，努力地纺纱织布，多多地整理麻、丝、葛、纻，而不敢懈怠，这是为什么？那就是：她们认为努力就一定会富有，不努力就一定会穷困；努力就一定会温暖，不努力就一定会受冻，所以不敢懈怠。
现在的王公大人假若相信“一切都有天命”，那么一定会疏于听狱讼判政务，卿大夫一定会疏于整顿官署，农夫一定会疏于耕耘、播种、栽植，妇人一定会疏于纺纱织布。王公大人疏于听狱讼判政务，卿大夫疏于整顿官署，那么我认为天下一定要大乱了。农夫疏于耕耘、播种、栽植，妇人疏于纺纱织布，那么我认为天下的衣食财物一定要匮乏了。如果这样来治理天下，向上侍奉神鬼，神鬼一定不会依从；向下教养百姓，百姓没有利益，一定离开散失而不为所用。因此在内守国不会牢固，在外征伐不会取胜，所以当初三代的暴君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之所以都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倾覆了他们的社稷，就是这个原因。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在周初道德的人文精神觉醒之下，人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了真正的责任心；也即是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他们行为的根源与保障，依然是传统宗教中的天命，而尚未达到在人的自身求得其根源与保障的程度。因此，此等历史黎明的阶段，为后来的人性论敞开了大门，但离真正人性论的出现，尚有很远的距离。”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所以墨子说：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切实是想谋求天下的福利，清除天下的祸患，对于那种关于天命的论调，不能不坚决批驳。可以说：天命，是暴君编造出来的，是怠惰之人传播开的，并非是仁德之士所说的话。如今推行仁义之道的人，不能不明察并坚决批驳，也正是这个原因。
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