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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技术变迁、人口变迁、快速的生态变迁，以及由经济和政治模式内在的不一致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变迁。”
社会变迁的领域，包括家庭、人口、阶层、权力关系、教育以及经济等层面
。引起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包括物质环境、人口、技术、非物质文化、文化进程、经济发展和促进变迁的有目的的努力等
。除此之外，意识形态、竞争、冲突、政治、经济、全球化、结构性压力等因素也是社会变迁的来源
。社会结构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结构分化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但不限于此。社会变迁的研究单位集中在个体、群体、组织、制度以及社会的层面。
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剧烈的社会转型历程。“这一历程包括同时进行的三项大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型为开放社会。这三项转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空前震荡，更何况它们同时发生。”
这一过程，充满着个人和国家（此处主要指国家权力）、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甚至博弈，展现出丰富、复杂的进程图景，但主线始终是向多元社会转变，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结构分化。
1992年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惠及经济领域，其影响更是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国宏观经济保持高位运行。1992年至2001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2％。自2002年起，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快速推进阶段。此后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0.7％。十年间，国民经济总量增长近十倍，跃居世界第二。
在国家财政收入总额持续上升的同时，居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20多年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城乡居民家庭财富也显著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大幅提升，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生活消费支出结构的改变标志着生活品质的提升。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高校扩招的突出意义是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
。而这有着深刻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就业规模不断扩大，近十余年来就业总人口持续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获得较快发展，外出务工人数从2003年的1.1亿人，增至2011年的2.5亿人。
20多年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口从1991年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上升至2011年的超半数。同时，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逐步推进，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及防治和国家自2006年起探索医疗体制改革新路后，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推行，截至2011年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实现对农村人口的全覆盖。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政府开始全面推进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中心的信息化社会建设。信息通信技术（ICT）是电信（telecommunication）服务、信息（information）服务、信息技术（IT）服务及应用的有机结合。中国的信息化建设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动。按照郑永年的说法，自洋务运动始，各时期的中国政治精英普遍怀有一种“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自1840年以来的遭遇表明，中国的落后主要源于中国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这种观念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领导人那里依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正由于技术民族主义观念的驱动，中国政府全面推动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和信息社会的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意识形态的力量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1949年以后，新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国家以强大的动员能力开启了自主创新和全面工业化道路。20世纪60年代，标志国防力量迅速增长的“两弹一星”相继研发成功。研发过程需要的大规模运算促成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批计算机及软件程序问世，中国的ICT产业由此起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多个国家将发展高科技作为国家战略，如美国提出“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欧洲开启“尤里卡计划”、日本制定“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中国于1986年制定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目标是15年内在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领域有所突破，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奠定基础。
1992年的“海湾战争”被称为“信息技术和信息传播之战”，它让全世界认识到“信息战争”是现代战争的重要属性。1993年，美国宣布建设“国家信息通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cture，简称NII，又称“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中国政府也于当年提出以“金桥”“金卡”“金关”这“三金工程”为首的系列“金字工程”建设。其中“金桥工程”的目标是建设“国家公用经济通信网”，将全国上万个大中型企业相连并接通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它属于国家信息化的骨干网。“金卡工程”计划用10多年时间，在城市3亿人口中推广普及金融交易卡，跨入电子货币时代。“金关工程”目的是建设“国家经济贸易信息网络”，为海关、外贸、外汇管理、银行、税收等部门提供信息服务，促进外贸。“三金工程”是中国ICT行业的雏形，为中国ICT发展奠定了全面基础和框架结构。“金字工程”还包括“金智过程”“金企工程”“金税工程”“金通工程”“金农工程”“金图工程”“金卫工程”“金盾工程”等。
进入21世纪后，信息社会建设步伐加快，互联网和各领域的融合不断深入。2015年3月，李克强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旨在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同年7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互联网与各领域的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电信业的市场化尝试，但国家一直保留对几大电信集团的控制。1998年信息产业部组建，电信行业开始政企分开、政府放开价格管制等体制改革。这一时期，国家在管理机构设置和宏观政策调控上都进行大力改革。2000年，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组建，结束“邮电合营、政企合一”的状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在美国和中国香港上市，其旗下的“中国移动有限公司”成为目前全球市值最大的电信运营商。2001年国务院通过《电信体制改革方案》，将原中国电信拆分为新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并鼓励两大集团自由竞争。2008年5月，中国电信业再度改革重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分天下”的格局形成。
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2001—2005），国家明确了通过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把信息化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十六大则强调“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十一五”计划期间（2006—201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将信息化定位于战略举措、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信息化发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繁荣先进文化”三个重点领域，并以“信息产业、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安全”三方面的基础条件作为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颁布，旨在加快生产制造与信息技术服务融合，重点在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开展工作。2015年1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出台，计划到2017年，云计算在重点领域的应用得到深化，进而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体制改革促使中国ICT产业飞速发展，也奠定了ICT产业部门在过去20多年内增长速度3倍于中国GDP总体增速的傲人成就
。
1994年起由中国移动负责投资和实施的“村村通电话工程”，对消除地区间ICT基础设施不平衡做出了贡献。到2009年年底，这一工程已几乎将电话覆盖到所有行政村；中国每百人电话拥有量已达到79.9部，中国行政村的电话覆盖率达99.86％，93.4％的20户以上自然村已通电话。而乡镇通互联网比例已达99.3％，行政村通互联网比例达91.5％
。农村互联网用户数量增长率高于城市。2009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颁发3G牌照，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第三代移动通信”的时代。截至2012年年底，手机已成为我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
自2011年以来，微信迅速崛起。腾讯公司发布的报告表明，至2015年，微信用户达5.49亿，其中，25％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30次，55.2％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2016年微信用户则到达5.9亿，平均日登录用户达到5.7亿。在城市渗透率方面，一线城市渗透率达到93％，二线城市为69％，在三线到五线城市，微信渗透率不到50％，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从微信的使用可以看出，首先，信息产品为人们营造了生活场景，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次，对信息产品的使用，不同地区之间的鸿沟尽管依然存在，但在不断缩小。这得益于基础设施使用费用的大幅降低。
综上所述，中国ICT产业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有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由于技术民族主义长期存在，信息化建设成为官民共同的愿望。而且，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领导人多具理工科背景甚至工程师身份，他们对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以及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重要意义的认识，是推动ICT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者，从现实层面来讲，保证国家安全、实现和平崛起的国防需要，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需要，促进和谐、维持稳定的政治需要，都是中国ICT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ICT产业的发展，其主导者始终是强大的国家力量，一些政策甚至来自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而管控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则是信息产业部，以及后来重组的、综合了此前诸多职能机构职能的工业与信息化部，这使得这一产业的发展始终强有力地掌握在国家手中。
这说明，在中国ICT产业的变迁中，意识形态、制度、政策及经济发展都成为变迁的因素和分析单位。而ICT产业又引致其他社会领域的变迁，它加速了经济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关系。在身份与地位的层面，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应用使得社会关系得以改变和重塑，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转型。中国开始走向网络社会。
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这些要素包括身份或地位、角色、社会群体和组织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包括社会设置以及社区、社会和世界体系）
。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地区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是一个由总体性结构向分化性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国社会变迁意义最重大、最引人关注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结构分化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要素产生新的差异的过程，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结构要素（如位置、群体、阶层、组织）的类别增多；另一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
早在1994年，社会学家孙立平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一文中就提出了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他又在1998年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一文中对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重要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2005年，孙立平再度刊文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出现并逐渐定型
。这是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成果和本书重要的理论资源。
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因而也是社会变迁中的焦点问题。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引致社会结构转型，被视为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焦点。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是中国社会剧烈的社会分化过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出现了不同的阶层、利益群体，且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逐渐停滞，一个分化的、断裂的社会结构出现并趋于稳定。
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一般有“关系式”和“等级式”两种理论视角。“关系式社会分层理论”主要从依附关系如市场关系（如韦伯关于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购买者的划分）、生产关系（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剥削关系）进行分析，而“等级式社会分层理论”则从等级式（等级关系，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区分）社会分层理论出发进行分析
。在前者的视野下，如本书“导论”中所述，“断裂论”认为中国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一个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结构断裂的两级社会；是一个“整体型社会聚合体”逐渐解体，被以碎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社会利益群体所代替的碎片化社会。而在后者看来，“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三级式阶层结构——根据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将其划分为干部、工人、农民三个高低有序、等级分明，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层”
。1978年以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则分化为十大阶层
。
阶层分化一方面是原有阶层内部的分化，如工人阶层在体制和收入方面的分化，农民阶层在职业和地域方面的分化；另一方面是阶层之间或之外的分化，即边缘化（边缘群体的出现）和异质化（新兴群体的出现）
。阶层分化改变了改革前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和城市内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间的区分。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主要的边缘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源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工成为仅次于农民的第二大社会阶层或群体，中国社会形成了农民—农民工人—工人这样的三大劳动群体结构
。在分化的同时，这三大群体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也逐渐拉大。根据1994年一项有关“收入分配”的调查，社会各群体因行业、职业、地域、所有制甚至在企业内部，收入差别均呈全面拉开的态势，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出现“新贫困阶层”。“新贫困阶层”主要是指企业改革中的下岗人员、隐性失业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的人员、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人员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贫困人口等
。
近年来，“新工人”、“新蓝领”
、“新生代农民工”等概念成为媒体和研究者使用较多的概念。2012年，不少媒体使用“新工人”这一概念来形容新生代农民工的境况。称谓的变化说明农民工这个群体内部的结构变化，也表征着这一群体的特质及其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和城乡、企业、国家之间形成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型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群体的自我表达方式和利益诉求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中表现为主动要求大幅加薪、重组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
。这一新群体是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产物，他们更换工作频繁，感觉“挣得少”“没前途”“不开心”
，逐渐成为社会边缘群体。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与原有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新兴群体，包括“个体劳动者群体、私营企业的雇主群体和雇工群体”
。新兴群体在官方文件中以“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阶层”来称谓，在学术界则被称为“中间阶层”或“中产阶层”。新兴群体显示出独特的异质性，“其来源可区分为三种进入渠道，即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
。由此在观念整合上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及差异。相对国家力量而言，中间阶层是指身处国家之外的社会精英，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集团和对社会结构中心具有越来越大离心力的地方行政精英集团
。
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同质性较强，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总体性社会中，社会组织的类型和组织方式简单划一，且由政府管理、控制，均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和行政隶属关系。社会组织只能从国家那里获得资源和权力，缺乏独立的利益和自主权。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社会组织，所有名义上的社团，都仅仅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部分。社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包办……社会没有了能动性，失去了活力”
。国家以单位制、身份制、户籍制等方式组织整个社会，个人被编排进不同的工作单位、街道、公社、党群组织、工会等，形成对个体的全方位管理，个体与国家之间形成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由此，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强烈的“强国家—弱社会”甚至“无社会”的特征。
始于农村的体制改革导致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分化，农民获得了自主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开启。在国企内部，1992年开启的“砸三铁”即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改革，改变了行政化、编制化等原有的组织方式。
对单位制、户籍制、所有制的革新，本质上是对身份制的破除。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以阶级、城乡、干部与工人、农民以及不同所有制来区分社会成员的身份。改革开放后，这种身份类别划分标准发生了剧变，“一种新的、具有自致性和可变性的、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取代以往的身份系列”
。身份系列的松动，其结果是社会的流动性陡然增强，社会呈现出个体化趋势。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是推动个体化的转型的重要力量。
刚性的组织关系和人身束缚被逐渐打破，个体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个体化的过程，是一个身份的自我确定和寻找认同的过程。在新社会结构中身份的获得、赋予、认同有了新的标准和资本，即利益相同、价值趋同以及具有“我们”这一归属意识等。在人类学家阎云翔看来，个体化的过程使得个体、社会群体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个体流动性的增加打破了社会团体对其的约束，反过来重塑着他们与社会群体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个体开始把自我与一系列权利如维权行动、依法抗争联系在一起。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新型社会性”，突破了“个体—社会—国家”的传统模式
。
社会的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结群结社，而是结群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新的结群方式是，个体逐步从以往的刚性组织中“脱嵌”，打破了血缘、地缘的限制，开始以个人为中心，以新的身份、兴趣爱好、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利用各种渠道和他人交往，从而形成一种链式的关系网络。
互联网的应用扩大了这种关系网络，大大方便了社会自组织的形成。例如，上海出现的“青年自组织”有别于传统的青年组织，“专指草根组织中无法人地位的新型组织，有非正式、自发性、‘网’聚性三个特点”，这类组织被认为是“近年来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发育起来的新型社会组织”
。
结构分化“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
。
首先，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关系模式。在个人层面上，工具主义人际关系模式形成
。在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层面上，则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甚至“无社会”的模式，个体和社会的力量逐渐显现并日趋增强，这主要体现在社会阶层的重组上。
其次，“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致使中国社会结构面临两个最基本的关系：一个是中间层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是中间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由于前述的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来源以及异质性构成的因素，中间阶层与国家权力既存在一定的亲和力，也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中间阶层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力量，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近些年经济领域的“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意识形态领域的如“打击大V”“东莞扫黄”等事件，均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争夺的例证。而中间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显而易见，多年来平民意识形态的流行和与精英“天然”对立情绪的存在，使得普通民众对中间阶层在道义上持有不认同态度
。“仇富”“仇官”“仇视精英”的案例更不在少数。这正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和这种权力系统如何分配物质剩余物，决定了社会中多种多样不平等的存在。”
社会的逐渐个体化、社会中间阶层兴起、社会自组织程度的增强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权力的增长，对社会的生长、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国家权力越位或滥用的限制，正是社会权力的价值所在。
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就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阶层分化、群体分化、自组织出现、个体化增强、社会流动加剧、社会关系与权力重组，既是变迁过程的表征，也是结果，只不过这一过程并未完结。而伴随这一过程的，始终是社会抗争。
在分化性社会中，社会资源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社会资源的组织方式由国家力量掌控转变为多种手段如计划和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相结合的方式。而且，各种功能专一的组织和群体的出现和增多逐渐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但这种分离并不是自然进行的，而是其间充满了博弈甚至抗争。
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因分化导致的利益冲突愈发突出。无论是作为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的一种公共管理机构，还是作为一种强制性权力的国家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应保持其自主性，既不受社会利益群体、强势社会集团的影响，也能作为社会治理的平等一元参与社会和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