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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之前，计算机和互联网于中国的意义仅在科研的层面上，对社会生活几乎毫无影响。1994年4月20日，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The 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简称NCFC）工程与美国Sprint公司连入国际互联网的64 K国际专线联通，实现了与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中国成为全球第77个被纳入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自此，中国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基本和全球保持同步。而在社会层面上，互联网一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联系，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脉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便生发出一条具有“地方性”特征的中国互联网发展之路，呈现出独特的社会后果。网络社群即是因循这一双重逻辑而产生的后果。
计算机及互联网的早期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其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的发展史，计算机的发明和互联网的理念、技术及应运而生的历史条件、社会土壤，均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作为一项技术，互联网的社会意义和其所秉承的精神，在不断的软、硬件技术进步与应用中被锚定。
从20世纪40年代诞生至今，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由精英到平民的历程
。发展至今，网络新媒体终端已涵盖计算机显示终端、手机和便携式电子设备终端和数字电视机终端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终端主要是指计算机终端。1944年，霍华德·艾肯（Howard Hathaway Aiken）研制出名为MarkⅠ、用于专门领域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946年2月14日，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研制的用于普通运算的计算机ENIAC问世，标志着现代计算机的诞生。1956年，使用晶体管、体积小、速度快、能耗低的第二代计算机诞生。1958年，使用集成电路和操作系统的第三代计算机出现。但20世纪60年代起商业领域、大学和政府部门才开始使用第二代计算机。直至1972年，第四代计算机即个人计算机诞生，计算机开始走向普通消费者。1981年，IBM公司向家庭、办公室和学校推出个人计算机（PC）。1984年，苹果公司（Apple）的个人计算机开始使用鼠标实现人机互动。1985年，日本东芝公司生产的型号为T1100的笔记本电脑是目前较为公认的第一款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Notebook），也称手提电脑、膝上电脑，是台式PC的微缩与延伸。与台式机相比，笔记本电脑是完全便携的。
第二类新媒体终端，主要是指手机和便携式电子设备。随着技术发展，手机的功能已不限于语音通话和收发短信，而是衍生出诸多功能形态。当手机与互联网相连接，便使其逐渐从一种通信工具向信息平台转型，形成了一种新媒体——手机媒体。2007年苹果推出智能手机“iPhone”，让手机成为一台个人电脑。各种社会性软件的应用，使得智能手机成为个人的信息中心、交往平台。手机不再是人们的体外化工具，而逐渐与使用者融合，成为个人的一部分，最终走向“人机一体”。除手机外，平板电脑、电子书等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终端也成为主要的新媒体终端。
第三类是无线数字电视、车载移动公交电视、楼宇电视等传统媒体通过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嫁接，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新形态。这些新形态颠覆了传统电视媒体的单向信息传播模式，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互动性的信息服务，拓展了广播电视的传播范围
。
“开源”，即开放源代码（opensource），指的是软件的设计者将其设计的软件以及源代码向社会公众公开，使软件的使用、修改和分发不受许可证的限制。开放源代码有着技术和社会的动因，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后果，因而也成为一场“运动”。
开放源代码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们认为，任何技术精英都可参与软件开发、设计和修改漏洞和错误（bugs），同时，任何使用者可自由使用软件。“开源”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以非商业的形式，开放软件的源代码，从而改变传统的软件知识产权制度。他们认为倡导自由软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乌托邦的理想，而是在软件开发模式上真正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源代码程序开放于千万名程序员，边开发边测试，并能随时修改
。
开放源代码会催生各种形式的软件，可以帮助解决软件与不同硬件之间的匹配，增进软件与软件之间的协同。而且，不断更新升级的软件有助于高性能计算机和各种协议的产生，进而推动互联网平台与规则的再构。因而，“开源”的意义就非单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开源”成为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后果。由于软件和不同硬件的匹配，导致了开源的直接结果是将计算机硬件变成了个人信息终端，进而成为个人媒体。这导致了媒体系统的去中心化。“开源”运动的第一个后果是博客的出现。博客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媒体，它带来了传播鼎革。这说明，任何技术的突破与发展，不仅仅只和单纯的技术研发相关，而是深植于具体社会场景和历史情境中。
1969年，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dministration，简称ARPA）研制出阿帕网（ARPANet），将美国几所大学和研究所的计算机联网，成为今天互联网的雏形，标志着美国互联网“史前”阶段的开启。阿帕网确定了今天互联网仍在遵从的大部分技术和协议，如“分时系统”、“人机共生”、计算机联网、分布式网络结构以及相应的通信技术。正是这些技术设计和网络结构，成为日后Web的雏形：拥有多台主机的分布式、节点式、交互式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信息网络，也造就了今天互联网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开放、自由、平权、多元和包容。1983年，“TCP／IP协议”被指定为网络的标准协议，美国全国性的互联网真正建立起来了。
但互联网仍然没有迅速普及开来，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并不具备接入互联网的软、硬件条件，缺乏必要的技术和知识。这种局面在1991年得到改观：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以自己发明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一种网页写作规范）将网页链接起来形成所谓的万维网，并开发出能迅速浏览这些网页且能在网页间实现迅速转换的浏览器，这极大地降低了上网的技术门槛。万维网的最大贡献在于使互联网真正成为开放的、大众能广泛参与的交互式网络。WWW技术和理念，是互联网历史上划时代的分水岭。万维网成为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第二次浪潮。
1993年，基于WWW技术思想的Mosaic（马赛克）浏览器，即日后的网景（Netscape）浏览器，实现了网站内部和多个网站之间的快速转换，大大便捷了用户上网，加速了互联网的普及。雅虎、亚马逊、eBay等第一代互联网公司顺势崛起，门户网站、B2C就此勃兴。这一时期被称为互联网的Web 1.0时期，是指以静态网页、门户网站、电子邮件、BBS和新闻组等应用为主的互联网发展阶段。
从时间上来说，Web 2.0始于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十年。Web 2.0这一概念源于美国一家名为OReilly＆Associates的科技出版公司2002年年初的一次头脑风暴，意指新近出现的新软件和新颖网站，意味着互联网在短暂的停滞后即将开始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04年3月，蒂姆·奥雷利（Tim OReilly）这样定义Web 2.0：“以网络为平台，横跨所有互联设备，并充分调动这一平台的内在优势，把软件作为不断升级的服务加以提供，使用软件的人越多，软件变得越好。”
如果说Web 1.0以少数人的需求为中心，Web 2.0则是以普通人为中心。Web 2.0阶段的互联网更注重交互性，其技术基础是可读可写的开源软件，互联网应用工具以博客、播客、RSS、SNS网站为主。“与Web 1.0时期互联网主要便于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相比，Web2.0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消费者（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Web 2.0强调的是人人参与、人人贡献、去中心化的思想。”
Web 2.0的价值在于，它“降低了互联网的门槛，让所有网民都忙起来共同编织、丰富和管理这张大网”
。
2009年之后，互联网迎来了Web 3.0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在于其即时属性，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的应用将互联网推进到即时化阶段。从应用上来讲，Web 3.0阶段即移动互联网阶段。
移动互联网是指“一个全国性的、以宽带IP为技术核心的，可同时提供话音、传真、数据、图像、多媒体等高品质电信服务的新一代开放的电信基础网络”
。它融合了移动通信的随时、随地和随身以及互联网分享、开放、多元、互动的特点，摆脱了线缆的束缚，实现了随时随地的应用。移动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数以亿计的人利用手机、平板电脑解决出行、购物、用餐、娱乐、交友以及查看位置、查找信息、分享感受、保持沟通等日常事务；越来越多的用户利用移动互联网收发邮件、交易、办公。这些崭新的人类行为，预示着人们参与公共生活、介入公共事务的新的机会和方式的出现。这一切都表征着移动互联网是推进社会发展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它超越了工具层面而具有社会意义——它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为人们营造了全新的社会场景。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演进和延伸的方向，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彭兰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解决“连接”的过程
。互联网发展的逻辑，就是从机器的物理连接到信息内容的连接，再到关系的连接。这一过程是“内容网络”与“关系网络”的融合过程。但无论是对内容的连接还是对关系的连接、连接与否，都体现着信息传播的权力格局。连接的中心，也就是互联网话语权的中心。
上述叙述表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都经历了从精英到大众、从“贵族”到平民的普及过程。这一过程，是“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亦即技术演进的逻辑与社会发展逻辑之间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众所周知，全球互联网是以核心技术“TCP／IP协议”为基础的。“TCP／IP协议”包括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网际协议）。由于该协议没有设计任何中央处理器，因而它具有开放的架构。这种技术设计意味着“开放”成为互联网的一种技术演进、运作逻辑和精神气质。“开放”的精神还超越了技术层面，体现在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的层面上。与社会多元化的进程相结合，互联网技术演进加速了社会的去中心化、多元化。
“去中心化”，指互联网技术本质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技术，具有天然的反中心取向。在结构扁平化的网络空间中，每一个个人、机构、组织包括国家、政府都成为其中的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形成关系，整个网络空间就是一个关系网络。但去中心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信息社会从此没有了中心——互联网的另一功能是“再中心化”和“自组织”。所谓“再中心化”，是指在浩瀚的信息浪潮中，网友开始委托新人，通过“意见领袖”筛选信息、研判事实、进行新一轮的“中心建构”
。
这看似相悖，其实正是互联网的技术特征所致。前文已述及，互联网演进的过程，恰恰是技术从封闭转向开放和协作的过程。社会化软件和社会化媒体的应用，引发了人们更加紧密、即时的互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瞬间形成，而且产生巨大的力量。“Web 2.0的一个本质是利用集体智慧，将互联网调试成为一种所谓的全球的大脑。”
因而，协作是互联网另一个主要的技术逻辑
。
互联网开放和协作的技术逻辑对人们建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了实质影响，人们之间建立社会关系变得轻而易举，“群体成为简单得可笑的事情”
。基于互联网，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弱连接”社会关系模式。“弱连接中的信息传播由于会经历较长的社会距离，因而能够较快流行起来”，“弱连接虽然经常被认为是离心性的因素，但它对于个人对机会的把握以及共同体的整合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由此，许多过去不易集结的社会力量，在有效信息传播的模式下，达到了社会行动所需要的动员力量，并促使社会行动得以发生——这正是互联网之于诸多社会行动的强大动员力量的关键所在。”
互联网“去中心—再中心”的特质不仅重构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引发了权力关系的变革。“去中心化”首先带来了信息资源、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社会化，国家对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垄断不再，将部分权力不得不让渡给社会。而“再中心化”的过程则是建构新的话语中心和行动中心的过程，其结果是新的权力中心的形成。
“经历了1994年之前的中国互联网史前阶段之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就基本与全球保持同步，大致经过了互联网1.0阶段、互联网2.0阶段和即时网络的互联网3.0阶段。”
中国互联网二十年的演进之路，一方面沿着电脑硬件和全球互联网技术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则深刻地和中国的社会现实需求纠缠在一起。
如前文所述，中国自主研发计算机与国防需要紧密相关。1958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第一台小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标志着中国大陆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自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共完成了四代计算机的研制。同样，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中国政府、科研机构的推动关系密切。1994年5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第一个Web服务器，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的设置；1994年7月初，由清华大学等六所高校建设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试验网”开通，该网络通过NCFC的国际出口与Internet互联，成为运行“TCP／IP协议”的计算机互联网络
。
从发展阶段看，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继大型机、小型机、个人PC、桌面互联网之后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标志的互联网第五周期。这也是世界范围内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截至2017年12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比例达97.5％。
中国网民终端硬件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占比为27.0％，规模为2.09亿；城镇网民占比73.0％，规模为5.63亿。
我国个人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各类应用用户规模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增长显著，线下消费使用手机网上支付比例大幅提升，线下手机支付加速向农村地区网民渗透。
就网民结构来说，网民性别结构进一步与人的性别比例逐步接近；60岁以上高龄群体占比提升，互联网继续向高龄人群渗透；网民中具备中等教育水平的群体规模最大；网民规模向高收入群体扩散。
虽然互联网发展从“数量”向“质量”转换，但与此同时，电脑等信息传播媒介的使用，也呈现出家庭化、个人化、使用人群逐渐多样化和低龄化等显著特征；并凸显出明显的分层，城乡、地区、年龄、学历、收入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未得到根本改观。
就对社会交往的促动来说，互联网为中国网民主要提供了论坛（BBS）、博客、微博和微信等四类交往平台。
依附于门户网站的论坛（BBS）出现于中国接入互联网不久。刚刚“触网”的少数中国人（主要是互联网技术精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意见出口”和信息集散地，如同孤独的旅人走进了喧闹的街边茶馆。论坛中成员的身份因技术普及、互联网应用普及而逐渐多元，十余年来经历了一个从精英到大众身份变迁的过程。论坛中成员理性与情绪并存，倾听与发言共在，自我与身体分离、表达与自我分离的状况经常出现，意见的分裂与对峙成为常态。论坛在成为一种公众全新的结群交友的空间的同时，也一直是网络舆情的一大策源地。
Web 2.0时期的博客、微博、微信真正实现了互联网“可读可写”、以人为中心的本质。这些应用不再以信息内容为主、以网站为中心，而是以关系为主、以网民为中心，使得人机对话转变为人与人的互动。
自博客开始，人们掌握了自媒体，个体表达不再依附于组织化的各种“后台”，而是真正的自我表达。2002年，博客在中国开始得到小规模的应用，“盗火者”主要是一些记者、学者、律师等知识精英。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很快迎来了2005年的博客元年，全民开博引发众声喧哗。但因专业知识、电脑等硬件设备、文字表达能力、实时更新等条件所限，草根博客逐渐式微。
草根博客的式微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草根阶层话语表达权的无处安放，但很快，微博的出现迅速弥补了这一缺失。微博使用的便利性远超博客，这进一步释放了人们的表达欲望。微博出现后，信息碎片化、时间碎片化不仅成为人们的媒介使用模式，也泛化为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人们在“缺席的在场”和“在场的缺席”两种场景中穿越。在微博中，人群的聚集与分化更为迅速，表达与抗争更为随意，宣泄与谩骂更为常见，观点与意见更为撕裂。
微信将人们在网络上的关系重新拉回到熟人圈的强关系，线上与线下互动频繁，微信已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场景。微信圈将身体、自我、表达重新统一在现实与虚拟的界线并不分明的表达空间中。但微信圈成为舆论“下沉”的空间，已是不争的事实。
表面看来，技术、工具是中立的，本身并无偏向，但技术和工具从发明到普及使用的过程，其实是人群自然分化的过程。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网民对即时通信工具和社交媒体的选择上。
根据CNNIC 2006年对北京和上海即时通信工具使用的调查，“京沪高端人群中MSN所占份额显示出比QQ更大的优势，分别领先了10和30个以上的百分点。CNNIC调查报告把高端用户定义为年龄在25岁以上，月收入在3 000元以上，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用户。在其他地区的特定人群中，QQ则依然显现出明显的强势”
。这表明，不同人群对这两种工具有着不同的偏好。
技术差异是出现这种分化的重要原因。“与自己圈子的人交流，也需要与他们使用相同的工具。因此，这会不断增强某种工具在某类人群中的扩散。”
QQ允许陌生人之间的聊天，而在MSN的较早版本中，交流的前提是知道他人的邮箱。QQ较MSN更强大的娱乐功能使其适合喜欢交际、娱乐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而MSN则更适合商务人士。“不同的工具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例如MSN已经被贴上‘白领’的标签，后来者为了能让自己也打上‘白领’的烙印，也就会选择这个工具。而MSN的开发者微软公司，针对白领用户为主的市场状况，也在不断地强化自己产品的白领化特征。与之对应的，QQ的使用者更强调的是年轻、时尚、开放这样的文化特质；而QQ的开发者腾讯公司也针对QQ用户开发出很多衍生产品，如卡通玩具、背包等，通过这些产品来进一步塑造与刺激QQ文化。”③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最初某些特定群体的特定意向及其强弱程度，对传播技术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具有根本性的左右力量；但其后会有不同意向的群体加入对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传播技术还会产生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使用情况和效果，于是各个群体都会修正原初的意向
。也就是说，科技能否满足社会需求，取决于这一需求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取决于拥有这一需求的主体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
从政策上看，《通信业“十二五”规划》《“宽带中国”战略级实施方案》《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关于组织实施2013年移动互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TD LTE）产业化专项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的逐步推行，将进一步引发新一轮的信息产品投资热潮。当下中国，互联网及相关产业是发展最快的行业与领域。关于3G和4G产业的发展目标也写入《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总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1万亿元
。未来十年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从媒体与传播格局来看，自Web 2.0阶段开始后的近十年，“中国互联网传播领域出现了三次重大变革，一是2002年开始的博客，二是2008年开始的微博，三是2012年开始的微信”，“这三次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传播的模式、方式和格局”
，传统媒体的“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引发了一场将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转变为权力的“新传播革命”
，促使中国社会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社会活力被极大释放。
总之，互联网不仅在物质层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且还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后者对于转型期的国家和社会而言，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但不管这种不确定的影响具体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后果。
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质，使其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具有潜在的政治意义。“它构成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为公民提供了互动的、非等级制的和全球性的媒介，以及绕过施加于传统大众媒体的束缚和控制的能力”，对此，“中国政府力图通过‘重新集中化’而逐渐创设出某些控制中心来，以保持自己的控制力”
。
为应对互联网给国家治理提出的新挑战，中国采取了政府主导的传统权威管理方式
。从管理上看，主要包括网络立法、行政监管、技术控制、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等五种手段
。这五种手段中，政府比较依赖的是前三种，而行业自律与公众监督所发挥的作用较小
。
就网络立法而言，由政府主导的互联网立法相对滞后，目前主要有三部：2000年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4年制定的《电子签名法》和2012年实施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而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又对公民的网络表达作了一定的限制，例如，201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被定为情节严重，可以入罪
。
就行政监管而言，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九龙治水”的多部门监管局面。根据胡泳的归纳，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20年来，国家通过了诸多法规，以便政府对互联网在基础设施、服务内容、资本属性、终端用户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监管；“许可证＋备案”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网络管理模式；（2）规定了ISP（互联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严格责任；（3）在互联网上设置过滤系统，从各个层面影响各种类型的信息传播；（4）越来越多地动用“紧急状态”的方法来管理互联网。
总之，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始终在国家、社会、市场和技术的关系空间中腾挪闪转，具有独特的发展逻辑，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性。由于中国媒体传统和现实格局的原因，中国的互联网承担着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多、更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