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的一个清晨，天下着细雨，我匆匆赶往食堂打早饭，工厂的大喇叭照例播放中央广播电台7点档的新闻与报纸摘要。我突然听到广播里播报的中国科学院恢复研究生制度的消息，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征召的战士，久伏在沟壕里，等待战场的召唤，在蒙蒙细雨中，我心情澎澎湃、热泪盈眶。

我立马回家对我夫人说，我要考研究生。我夫人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即上海医科大学、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系的优秀生，也是我上中的同班同学和班级学习委员，她于1970年大学毕业，被分配至贵州谷峒医院。我们一直分居在广西与贵州两地，好不容易才能在1976年团聚，现在我又可能要北上。但她坚定地支持我，她一人要在广西的山区照看我们的两个儿女，未知的困难将是很多的。她从小到大，“三好学生”的奖状一大摞，但是现在她不仅自己不能考研究生，而且还要独自在山区里工作，负责全家的生活，这些就够她一人忙碌应付的，但她竟然还年年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种局面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我获得MIT博士学位以后，1985年我们全家才在美国团聚。记得豫剧《花木兰》中有句唱词：“谁说女子不如男！”在艰难困苦面前，有女子的表现胜过男子。

我报考的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周秀骥先生的“大气微波遥感”专业领域。我进大学时，就知道周先生从苏联留学回来，在暖云降水起伏机制等有突出的学术贡献，他是20世纪60年代中科院树立的红旗之一，是中国青联委员。近些年里，他在大气微波遥感、大气边界层物理与大气化学、大气监测技术等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我十分仰慕。10余年以后，我能报考他的研究生，是命运又一轮回到当年的年轮。

广西工厂里的许多人都以为我会报考机械专业的研究生，毕竟我在机械方面有8年的磨练。但我生性喜欢搞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决心在新的领域中再重来一次。

许多年来，我从未放弃过数学物理和外语的学习，并未预见将来会有研究生考试，只是觉得里面有无穷的乐趣，钻研知识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每次回上海探亲，往往掏空了口袋里的钱买书。记得那时卖旧书的上海书店位于现在市中心的梅陇镇商业广场，那里是我必去的地方，2—3角钱就可买到一本旧书。但我没有学过应考的大气物理学，就托我的三姐向上海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大气物理学概论》，把整本书读了几遍。为了此事，我三姐一再恳求上海图书馆的朋友能允许续借，才让我完成了该科目的准备。当年北大的班主任秦瑜老师给我复信，热情鼓励我加紧复习应考。

研究生笔试是在宜山的一所中学里进行的，共考两天，政治、英语、数学、大气物理。我从厂里出发，寄宿在宜山县城的一家小旅馆里。小旅馆的女经理安排我住在旅馆背后靠近浴室不见阳光的房间里。第一天考英语，是允许查字典的。邻近厂矿的考生带着大大小小的字典一大摞，而我只有一本袖珍英汉字典。但我凭借往日学习的记忆，完全不用字典，十分顺利地考完了第一天的英语和数学。傍晚回到旅馆，小旅馆的女经理笑脸相迎，说把我的房间换到临街最好的房间去，那些朝阳通风的房间通常是留给来往的货车司机的。那时，货车司机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他们来往各地，可以买到不容易有的紧缺货品。原来县城很小，我考试答题特别流畅，消息很快已传到小旅馆女经理的耳中，于是，给了我与货车司机同等的待遇。

考试结束后，我估计我能够到北京参加复试的。离开北京已有整整7年了，很想再去看看那个曾寄托着我科学家美梦的地方。果然不久，就得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复试的通知。到了北京，复试时见到了导师周秀骥和他的研究组成员——以前只是在论文中见到他们的名字。后来，我听说北大有老师曾对大气物理所的老师说，我是放到哪里，就能在那里发挥作用的人。我没有去证实这一说法，但我一直对北大的老师们怀有感恩的心情。

顺利地结束考试后，我来到前门全聚德烤鸭店，用3元钱吃了一顿半只烤鸭，我从来没有这样奢侈地享受过。

回到广西，心想至少又回了一次北京。到了7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参加英语口试，当时国内已开始与国外开展交流，猜想可能与研究生进行国外交流有关。我在中学6年里学的是俄语，已能用俄语写日记了；到了北大才正式改学了一年的英语，后来就一直是自己学。“文革”时，在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还可买到英文版的《北京周报》和一些当时与华关系密切的外国政治组织的英文刊物，可以用来学习英语。但对于口语，我确定不了我讲的中国式英语是不是外国人能听得懂的英语。为此，我特地转辗找来磁带，在单位的录音机上放，听起来我的英语口语还挺像英语的，心中还颇为得意。在南宁参加英语笔试口试之后，过了一两个月，有位与人事处领导关系密切的同事见到我，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要成外国人了。我一下领悟了，可能我考取了出国的研究生。

1978年9月，我得到录取为北京中国科学院公派出国研究生的通知。我发了一封电报给父母，邮递员到我家门口喊：广西来了封电报。我父亲听见竟踉跄后退，不知我在广西出了什么事。我父亲1980年8月写了一首诗：“负笈远游美利坚，男儿有志钻科研，进军四化新天地，预祝高歌唱凯旋。”待到我1987年年底留学回国，父亲已去世多年，这首诗实际上成了父亲对我的遗嘱。

回到北京

1978年9月，我用扁担挑着一头书箱、一头衣箱的行李，又回到了北京，书箱是用肥皂箱改制的，衣箱仍是我当年进北大时的人造革箱。1978年中国科学院录取了约1 100名研究生，其中约100名为公派出国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在祖国命运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我又回到了北京。

中科院教育局的一位同志在北京火车站接我们，按照名单在国内培养的研究生去北京林学院旧址，那里作为中科院研究生院；公派出国的研究生去玉泉路中国科技大学的北京留守部，负责我们公派出国研究生的英语训练班。从此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位于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文革”中已迁往合肥，这里就成了北京留守部，但原有的大部分地盘被高能物理研究所和海军的一个机构占用了。我们100个研究生分成5个班，按英语成绩我分在3班，有20来人，上下铺住在一个大平房的房间里。特别糟糕的是那个大平房下面以前是粪坑，一到夏天泛出臭味，要用被子捂住鼻子才行。但我们大家没有什么抱怨，珍惜时间，学习都非常用功，抱着一本字典背诵英语单词。有一次，北京王府井有卖录音机，要三四百元，只有一位家在北京的同学买得起，我们大家就围着他的录音机听英语。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美籍华人，后来听说她回美国后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她与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很熟悉。由于英训班只占很小的一块地方，冬天洗热水澡只得想办法，理论物理所的陶荣甲同学认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人，借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工作证，我们才能混进他们的澡堂。

其间，我们也去当时占了林学院地址的中科院研究生院听课，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很有名气的大科学家，如理论物理所彭桓武院士、大气物理所叶笃正院士等。

前些年我到北京又去了当年英训班的玉泉路原址，现在已成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到处是高楼林立，当年我们20多人一间的小平房早已不见了。我尽力辨识当年我们苦读时的每一个方位，只有当年的礼堂还在，它见证了中国一个时代的巨变。

录取为MIT研究生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经常有国外的大学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时中科院或教育部就托他们带几个中国学者和研究生出国，这样的派遣速度太慢，尚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国外大学建立完善的留学派遣制度。原先是准备3个月英语培训后就出国的计划拖了2个多学期还没有动静，期间有少量的同学出国，但大部分同学都在等待。再后来有的同学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竟然都成了，而且还有奖学金，这样大家都纷起效仿。再后来，李政道先生倡导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也开始了。大气物理所本来就准备送我去麻省理工学院（MIT），跟Staelin教授与Rosencratz博士学习大气波谱遥感，我就联系了MIT。MIT的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EECS）很快接受了我，我成为MIT EECS第一个来自新中国的研究生。

我们获得美国学校录取的中科院研究生一行人集体按约在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美国大使馆在一个会议室安排专人接待我们，并说：“你们是拿j 1签证，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按照美国的法律，必须回中国，不能留在我们美国。”态度十分自得。我们回来之后议论，我们是到美国来学习的，没想要留在你们那里啊，美国人干嘛那么得意。多年后，由于种种缘由，当年英训班的多数人留在了美国或西方国家，被那位美国官员说中了，这是很遗憾的事。当然，中美两国之间多方面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

当时国内的物质匮乏，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南侧专为出国人员制装的内部服务部做了西装和大衣。做工是不错的，但今天看来，的确样式单一、土了点。

1979年年底，我即将赴美。我父亲一定要我出国前回一次上海。临行回北京的晚上，我母亲对父亲说：亚秋明天就要走了，你有什么话对他说吧。我父亲突然哭了起来。我第一次见我父亲哭是我四姐毕业分配去新疆，这是第二次。当时父亲已80多岁，他一定想到了这次分别可能就是永别。但我嘴拙竟没有安慰之语。1981年4月20日和1985年7月13日父母先后仙逝，我尚在美国留学未及返回，哥哥姐姐们为不耽误我学业，事后才予告知。当年赴美求学之际竟是与父母永诀之时。哀子欲养而亲不在，父母养育之恩，永铭心间。

我的父亲金小坡，字星，笔名快人（1896年农历九月十一日至1981年4月20日），籍贯婺源延村，中等师范毕业，经营盐业，曾为扬州商业报刊主笔；母亲俞世英（1903年农历八月初三至1985年7月13日），籍贯婺源思溪。在十分艰难的岁月里，父母千辛万苦把我们子女8人抚养成人，全家人真诚正派。追述家世，我曾祖父二十四祖金嘉藻公有10子，誉称“延村金姓十家”，我祖父金永琬（佩貂）公为第六子，我父亲金树倣（金小坡）公为其第四子，我有名字为荣逾，有3个哥哥荣适（立春）、荣逖（仲秋）、荣逭（伏天），4个姐姐乔嬴、九嬴、实嬴、华嬴。

直至2016年3月31日，我才有机会第一次来到了誉为“徽商第一村”的祖籍地——江西婺源延村和思溪。青山绿水、粉墙黛瓦，追忆过去的长辈与逝去的年月，只有深深的感恩之心。

走出国门

1980年1月5日，我们中科院赴美国加拿大的研究生一行10多人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吕达仁老师（他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也是后来多年里为支持我，担任我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到机场为我送行。每人先发5美金，还有几十美金统一先由领队的彭云同学保管。

当年的国际航班很少，中美之间刚在彼此首都建立大使馆，还没有直航的航班。我们先飞到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抵达机场才知道，巴基斯坦刚发生军事政变，机场上没有几架飞机，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但机场方面还是很顺利地安排我们转机到法兰克福，再转机到巴黎，然后再转机到纽约。

在巴黎等待转机时，上了趟卫生间，门口站着一个中年妇女，手上拿一个大盘子，哗啦啦地摇着里面的硬币，意思是提醒我们给小费。可是我们只有一张5美金的纸币，上一趟卫生间总不能给5美金的小费吧，只好装着不理解。

到达纽约时已经很晚了一，路几十个小时的辛苦转机，许多同学都斜躺在椅子上，我们还要转机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WDC），在刚建立不久的中国大使馆集中学习几天。到达华盛顿DC后，大使馆派了专车接我们，在夜晚摇曳的灯光中，掠过一幢幢别墅房和歌星麦当娜的广告一，第次看见了这个美国一。个长途旅程结束了，到达美国的第一餐是在大使馆里吃的，疲乏至极，稀饭与酱菜特别好吃。

经过几天学习后，我即从华盛顿单身前往位于波士顿的MIT，大使馆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大纸箱，里面有被子、床单、枕头等日用品。我穿着黑色呢大衣、戴着领带；在华盛顿机场候机时，有一位美国老人从我的衣着看出我来自中国，主动前来问我是否来自中国，说以前朝鲜战争时他是美国兵，现在能见到美中之间有友好来往了，非常高兴，并欢迎我来美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