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广西宜山氮肥厂。宜山县（现改名为宜州市）处于广西西北部，离开工业城市柳州有火车一大站路，宜山最有名气的一点就是它是唱山歌的刘三姐的故乡，也是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南迁经过之地。

宜山氮肥厂在离开宜山县城有20多公里的山沟里。由于当时越南战争不断升级，战火可能会扩大到毗邻的广西，广西首府南宁的一些机关与工厂企业正准备陆续迁往广西的北部山区，宜山氮肥厂就是那时属于自治区的新建厂。北大这次一共分配去了5人，其他2人是物理系的，2人是化学系的。

大湾洞

到达宜山，正好遇上宜山氮肥厂的厂车，把我们北大5人接到位于大湾洞山沟的厂里。到了厂里，一个人事干部问我们支持广西的哪一派。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广西有几派，对此也没有任何兴趣。还是一位同学政治上反应快，说：“我们来自北京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支持革命造反派。”这位干部听后乐滋滋的。

厂里分配我到金工（金属机械加工）车间当铣工，比其他几个同学的工种要好些。据说因为用铣床加工有时需要算点东西，小学和初中文化的工人不易掌握，比如铣齿轮，用分度头要算转多少圈、多少个洞。

新到一个单位，我的工作是十分努力的，下班后紧接着就是看书，想尽快地掌握新面临的工作。我从不玩打扑克之类的游戏，我的打扑克的水平只是最简单的“接龙”“吹牛”。我找来了各种技术工人的读物，一本一本地看，还读了苏联人写的大学课本《机械原理》，内容还蛮深的，估计现在机械专业的本科生都不读这些。我的数学好，空间解析几何等很容易通；又会画画，机械制图一看就懂。整天在车间里接触各种机器，工人师傅也很帮助我，基本上有求必应，因此，我对机械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掌握得很快。尤其到了工厂设备大检修，工作非常忙。有时工厂在灯光球场开大会，突然告知我要进车间加工急需零件，即使干到半夜，自己还挺满意。我不仅干铣工，各种工种我都能插手。在机床导轨上，我能铲出漂亮的燕尾花，懂机床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水平是相当不错的。

宜山氮肥厂生产氮肥，后来还扩大生产甲醇、浓硝等。氮肥生产要经过造气、碳化、合成几道工序。造气要有煤，但是在“文革”动乱期间，山西的块煤运不过来，广西自己的粉煤会堵塞锅炉，不好用。于是，厂里开辟了一大块地作为炼焦窑，将粉煤铺上，下面用慢火烤到第二天，得到的焦炭块用来造气。全厂人员都要参加炼焦，炼焦比较辛苦，不仅特脏，而且一夜不睡，要时时保证火候既不能旺也不能熄，一直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开窑。我工作从不偷懒，所以炼焦时一个晚上半分钟打盹都没有过。

由于在山沟里，生活自然很辛苦。平时基本上只有凉薯、空心菜、饭豆；猪肉一般是一星期吃一次。起先不知道，见猪肉只有肥的就没有要，工人师傅提醒我，猪肉只有一星期中的赶场天才有，若不要就一星期吃不到肉了。后来只要有肉，就狠狠地吃一顿。每年回上海探亲，钱大部分花在买书上，也不知道带点食品。当然，那时上海也没有多少食品可带。我夫人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分配在贵州的山区医院，她的生活更艰苦，有时出诊要翻越一座大山，来回就是一整天。我们两地分居长达5年，直到1976年夫人调来宜山氮肥厂，生活才正常运转。此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要买鸡蛋，只有在赶场天走到山里，才能截在半路上买得到。

技术革新

我们北大几个人很快成为工厂的骨干。我虽然从未学过机械，但凭着我自学的本领，很快掌握了机械设计与加工制造的许多本事。由于氮肥厂属于自治区的新建厂，设备直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局下拨，但实际上坐办公室管物资的人不大了解具体情况，有的设备太好，如进口的仿形铣床很高级，但却派不上用；而急需要用的设备又没有，因此，我与工人师傅搞起了许多技术革新。

离宜山一大火车站路的柳州是个工业城市，有好多个国家一机部企业的大型机械厂，如柳州机械厂、柳州重型机器厂、柳州拖拉机厂，等等。我曾试验过当时一时兴起的射流技术，与工人师傅一起制成加工大直径法兰的落地车床、加工粉煤球的滚齿机、磨阀片的专用磨床、绕弹簧的专用车床等。没有图纸样品，我就去柳州的工厂参观，对着机器画速写，然后量些关键的尺寸，回来再思考里面的结构，画成机械制图。部件自己加工不了的就扛到柳州加工。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广西夏天很热，大太阳下我戴着草帽，提着用铁丝捆住的毛坯，下火车后再坐公共汽车到柳州机械厂，下车后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走到该厂生产科。这些工厂与工人师傅都很帮忙，很少遇到被拒绝的时候，只要能干，都能帮我们办到。

化工厂有许多管道与阀门，开关次数多了就有磨损，需要镗去磨损部分，再镶个套，但急需的镗床却没有。我根据零星不全的图纸，补全了整台镗床的图纸，并尽量按自己厂能加工的条件修改。从图纸、部件加工、装配、使用，我都独立承担，像要求比较高的传动花键轴就是我亲自在铣床上加工的，我能把精度控制得很好，为厂里解决了一大问题。离开宜山氮肥厂至今已快有40年了，听说我搞的一些机器还在工作。

我还与管工师傅一起，用报废汽车的减速箱制成一台弯管机。化工厂有许多管道，弯管不容易制作，通常要在管道里灌沙，敲实后用焊枪烧红，再用人工弯曲，劳动强度很大。我们的弯管机不用灌沙，用马达和减速箱直接沿轨进行弯曲。那时已开始有“奖金”一说，工厂为此发给我们40元奖金，规定管工师傅拿30元，我拿5元。那时我已考上研究生离开宜山氮肥厂赴京了，管工师傅坚持说主要的功劳应归我，硬要把30元送到我家里。我们当然没有要，但留下了有趣的回忆。

厂里曾分配来一位从广西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虽然他是机械专业毕业的，理应发挥作用，但他除了会老师教过的一些东西，其余的都不会，也不学，下班后就是喝酒打牌，没有起什么作用。可见，一个人不在于起先学什么专业，能否不断地学习才是最根本的。

记得耶鲁大学校长说过，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技能，而是让人有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的基础，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受过教育的标准。

我在宜山氮肥厂带了10来名徒弟，前些年分别在柳州与南宁见过他们，他们大部分已经退休了。他们常对人说起我曾是他们的师傅，为此而骄傲，我也很高兴。

在宜山氮肥厂的8年是我正值二十青春年华的岁月，却没能走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十分可惜。但我们在国家命途多舛之际能竭诚尽责，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做出了成绩，奉献了我们所能奉献的青春。 R+XsVs09TPxDrMYvYno8gVyG9XNdhcz23yh0XCoV7rhnKpIf4rR/Rw7ZByH13v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