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考取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我高考报考的专业是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与地球物理系的“天体物理”。高三时，我开始对理论物理的基本粒子研究很感兴趣，中国理论物理学家关于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等研究在1963—1964年间有很多的宣传报道。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的鼓舞下，我选择了“原子核物理”，但并不明白原子核物理与基本粒子物理有多少区别。也许“原子核物理”对学生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高，我并不合适。而北大的“天体物理”当时却不招生。到了北大才听说，虽然那时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有相应的天体物理的专业，但中科院天文台等研究所仍希望招数理基础更好的北大毕业生，北大也希望以此名义招到好学生。但天体物理的专业面比较窄，学生毕业后难以分配，该专业招生实际上就停止了。这样，我就进了地球物理系的大气物理专业。

北大的学习

在北大的学习还是轻松愉快的。由于我在中学就是住宿的，来到北方也没有什么不适应，只是第一次见到黄澄澄的玉米窝头以为是蛋糕，因为那时上海一般没有玉米面的食品。食堂师傅见我拿着饭票有点迷惑，就举着一个手指说：要一个，要一个？我意识到了这就是听说过的窝头，其实滚热的窝头还是蛮好吃的。有些同学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对住校生活就不适应。中学住在学校好处很多，洗衣服、缝被子都是在学校里学会的。我至今都保持着不睡午觉的习惯，效率高，我觉得挺不错的。

我的班主任秦瑜老师也是上中的1956届毕业生，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跟刚从苏联回来的周秀骥老师做的，并发表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辑上。当时中科院树立的标兵红旗有周秀骥、顾震潮，都是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研究员。这对于我稳定专业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仍然做数学课代表，教我们数学分析的是数学系的文丽老师，采用的是俄国人菲赫金哥尔茨的教材，教得十分好。我在课外做了好多《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中的习题。数学答疑时，我还帮她接待、解答了许多同学的问题。第一学期大考，我用了25分钟做完两小时的考卷，趴在桌子上等另一位同学考完，文老师很吃惊，以为我身体不适。我从美国回国后的20世纪90年代里，有一次在北大校园里遇到过文老师，她说还能想得起来，已快有30年了，也许她是客气，也许是真的还能想起来此事。

北大的老师十分敬业。记得教我们物理实验的是物理系的郭长志老师，开学前一天刮大风，他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的寝室，自我介绍是将要教我们物理实验的老师，先来认识一下大家，并说他已预先了解过，赞扬我们班学风好，我们很高兴、也很感动。

刚进北大时，就听说有位学生作为北大典型，在北大5年没有去过马路对面的海淀街，一直待在学校用功读书，我们都很佩服。

曾见到一些高年级同学常常佩戴一种蓝色的徽章，一问才知道是去科学院研究所实习佩戴的证章，心里很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早日像他们一样在科学院研究所里工作。真没有想到，“文革”动乱即将来临；而在10年“文革”动乱之后，我还考上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当然也更没有预期后来发生的许多经历。

“文革”动乱

1966年5月25日，北大出现一张反对北大当时校领导的大字报，牵涉到之前的“四清”运动等。当时大字报前面有不少人在围看，我们来北大1年还不到，也搞不清楚谁是谁。一直到了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张大字报，显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准。工作组当晚进校，我们都挤在古色古香的北大礼堂里，听工作组宣布中央的决定，当时的北大校长检讨并被去职，事态变得严重。第二天学校变得混乱，开始有老师与干部被揪斗，有的人算是“修正主义黑帮分子”，从头到脚被泼黑墨水，这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文件中提到“文革”始于更早的“516通知”等，但就我们普通学生来说，运动是在6月1日后开始的。本来大家是准备期末考试的，已开始准备复习功课，却听说停课要有2个月，但实际上后来却是10年“文革”。

“文革”大致上分为：工作组进校、校“文革”委员会掌权、造反派争权与武斗、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几个阶段，“文革”中狂热的批斗与打砸抢以至派别武斗在全国范围愈演愈烈。北大武斗期间，我住在位于西郊厢红旗的军事科学院内我二哥家中。由于惦记我还留在39楼宿舍里的书本，返校取书，正遇上北大一场武斗刚结束，在楼道里撞见正拿着长矛的隔班同学，他怔怔地看着我，虽不友善，倒也没有对我做什么。后来听说，北大发生过一派学生用长矛刺死另一派学生的事件，仇恨从何而来？记述“文革”的往事已有很多文史资料了，停课搞运动、红卫兵造反、批斗打倒一切、派别武斗，等等，不在这里复述那些曾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荒唐年月里的往事。

从世界人类文明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国被“文革”耽误了10来年时间是多么可惜啊！“文革”造成的各种破坏及其种种流毒影响也不是说没就没的，这是历史的教训。曾有一个说法：中国若再不发展，就会被开除地球的“球籍”，多么严重！有着5 000年悠久历史、众多人口的中华民族在近200年岁月中因落后而屡遭屈辱，对人类近代科技文明进步贡献不大，每念于此，心中沉重。

北大美术队

停课后，我进入了北大美术队，队长就是曾与我一起在上海市少年宫里学习的现在中文系的唐又山同学。美术队是一个相当好的团体，没有派性争斗，大家都注重学习，在当时真是少有的。“文革”风起云涌，我们因应政治形势，创作了大量的毛泽东革命历程的版画，记得有：《橘子洲头》《去安源》《抗日战争》《百万雄师下江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等，这也是我学习与创作版画的开始。我们用大块的三合板刻版画，另有好几位物理系的同学（例如：“文革”后成为广西大学副校长的罗里熊等）也来帮忙用油墨印刷，红黑两种颜色套版，并且有一定的规模，因此来索取画的人真不少。北大三角地18号楼前有一幅二三层楼高的毛主席油画像就是我和另两位同学金观涛、乐秀成共同完成的，我画头部，他们画身体。

美术队在哲学楼的一个大教室里，我们不参加系和班级的运动与学习，渐渐地，我们发现有空余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尤其在晚上夜深人静、关起门来没人会知道。我们常常读书到深夜，太晚了就和衣睡在教室里。我们美术队的几个同学开始自学被耽误的数学、物理、外语等功课，我的数理方程、理论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等知识都是那个时间开始自学的。晚上多买1个馒头，半夜里用电炉烤着吃，焦黄的面皮十分好吃。后来，工宣队进校，把工厂里半夜加班吃夜宵的规矩带到了学校，我们是学校美术宣传队，只要过半夜，就可以有夜宵吃，通常是肉丝面。能看书学习，又有夜宵吃，在“文革”中大概是很少见的。“文革”后，还能联系上的美术队的大部分同学都考上了研究生，得到了学业的弥补和深造。许多年后我还想去看看当年哲学楼的教室，但那里已改成复印室，不让进了。

这种画画加学习的时间大约前后持续了2年，我们渐渐地放松了警惕，把书和习题本公开地放在桌子上，晚上学，白天也学。工宣队的师傅看不下去了，要我们各自回班级参加“文革”运动去，他说：你们晚上看就算了，现在连白天也看。他其实早就看在眼里，只是不说罢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班级，在班会上，工宣队师傅严厉地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么紧张，有的人还抱着白专道路不放。我暗暗思忖如何检讨一番，谁料几位平时与工宣队特别近乎的同学争相发言，个个都批判自己有白专思想。工宣队师傅一看就说算了算了，以后就不提了，我连检讨的机会都没捞到，至今也不知道工宣队师傅严厉斥责的究竟是谁。

后来，大学同班同学恢复联系时，一位女同学说，她们见证了我在学业上的起步，两派争斗时，她看见我在未名湖畔读英语。我自己已记不得什么时候有这回事，这样我又多有了一段未名湖畔的回忆。

“文革”期间，军宣队和工宣队也组织过短暂的“复课闹革命”，但由于政治大方向始终是“文革”，这种教育革命仍然是一种政治运动，注定无法继续。我记得曾选了几门高年级的课，但一位老师说：你选读那么多课，只复课，不闹革命了？可见大家的思想都比较乱。1969年，我们到北京郊区大兴县黄村魏善庄公社王各庄大队，名义是教育革命，其实就是干农活。北方冬天的土地冻得十分坚硬，挖一条沟要用丁字镐刨开，手上都打出泡，泡破了进水非常疼，但下面的土壤又很黏，挖土很累。但好不容易将沟挖好了，又说不需要了，再填上。

毕业分配

1970年3月北大与清华的“六八”“六九”“七〇”这3届学生被要求立即毕业分配离校，这也为后来的教育改革直接招收工农兵学员腾出地方。我们从大兴县回校后就开始参加毕业分配，据说负责我们分配的是一位年轻的部队战士，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也就没有“文革”中的派性。虽然毕业分配秉着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的精神，但从上海来的不会分回上海去，基本上就分到人数少的边远省份。我被分到广西宜山氮肥厂，一接到分配通知，火车票也已替我们买好了，隔两天就离校出发。没有典礼，没有欢送，没有临别赠言，没有证书（“文革”后，1980年补发了毕业证书）。

前些时候，遇到高我一个年级的卢咸池同学（是曾任中科院院长卢嘉锡先生的儿子），他还提起当年离校时曾见我托运行李，因书太多超重又不肯丢而一筹莫展的窘态，我这才想起好像是有此事。

1998年5月4日，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北大百年校庆大会，2013年10月19日在北大邱德拔体育馆参加了北大物理学科百年纪念大会。100年的岁月坎坷，记录了多少北大学人付出的努力与心血！

1998年，北大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曾联系我调回北大，但由于多种缘由而耽搁未予成行。后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也有意邀我回京，届时我正忙于组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为“973计划”）的项目，无心思动荡。2015年，我被聘为北大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兼职教授，虽为挂名，但也总算回望了寄托青春理想的未名湖校园。

2017年5月5日，我受邀在北大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做了学术报告——“从散射辐射传输成像到定量精细遥感的信息链”，会议室在北大物理楼，50年前那里曾是我上物理实验课的地方。

我们的大学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浩劫中度过，在未名湖畔虽有5年时间，但只是一种逗留，未能完成完整的学业。社会上把“六六”至“七〇”届的大学生称为老五届，贬多于褒，有人写成“折翼的一代”，但实际上，全中国人民都为“文革”付出了长期的、沉痛的代价。我们青春年少，对求学求知的岁月是那么热情地向往，对国家的发展有那么纯真的奉献意愿。近年里，曾看过北大老五届学生写的《告别未名湖》3卷本，其中有人提到的老五届是“五子”一说，我只修改了其中的一个“棍”字为“稚”字：“骄子、稚子、弃子、才子、赤子”，我最欣赏的是最后的“赤子”。 a7KOszhu/5g0UjYFUYHHSK/IZzIvUNP8apbXZdx5c7LVe5v37eqnMC6FW3yLJ6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