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我考进上海市上海中学（简称：上中）。上海中学创始于1865年的龙门书院，1927年正式改名为上海中学，位于上海西南面，是上海市最著名的、排名第一的寄宿制中学，该校学风严谨、名师荟萃。据报道，在上中培育的人才中，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有50多人、解放军将军有30多人、大学正副校长有200多人、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有100多人。

进上中时，我大哥送我到学校报到。我大哥（1928—2014）曾是圣约翰青年中学初中和圣约翰大学附中高中（周培源先生早年毕业于该校）的优等生，从初二跳级到高一，又从高一跳级到高三，但由于家庭变故、经济困难，终未能上大学。今天回想，我大哥坚持由他来送我去上中，他内心一定是有想法的，只是没有说。我是家中最幼的排行第8，父母和哥哥姐姐都付出了很多。我后来在北京上大学，生活费用都是由我在北京工作的二哥负担的。

上中是寄宿制学校，星期六下午回家，周日晚返校。每天早上统一时间起床，有早锻炼与早自修，上午有4节课，下午有2节课，晚饭前有体育锻炼。晚饭后有2节晚自修课，晚上统一时间熄灯。现在的上中课程设置与我们那时可能有所不同，但我始终认为：2节晚自修特别有用，可以做很多事、看很多书。

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什么零食，大家从家里带炒好的小麦面粉，开水一冲，香味扑鼻，下午一到下课，宿舍里飘荡着炒麦粉的香味，十分愉悦。

上中的教学是严谨的，记得每次物理课，老师一进课堂就拿一块小木板挂在黑板上，上课前先出一道题考考。数学测验或考试的最后一道题都比较难，超出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要得满分一百分也不容易。生物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标本就像美术作品。俄语老师让我画了几张连环画，然后让同学们对着画自由发挥——用俄语讲故事，各人讲的都不同，创造出来的俄语中国故事很有趣。我高中3年都是数学课代表、班墙报委员，早自修领着全班同学念一段俄语课文，这大概是我高中阶段担任过的职务。我也是班上篮球队和排球队的成员，尽管打得并不好，但是很积极。然而，我始终未能加入共青团，据说是我在靠拢团组织、思想汇报方面做得不够，其实我觉得好好学习、为国争光，实在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思想要经常汇报。

我在上中3年的学习成绩全部是优秀（5分），体育成绩也是5分。体育课每学期要考4项内容，如100米、400米、跳高、跳远、引体向上、投掷等。4项测验中若有一项不及格，即使其他3项是5分，总评就不可能是5分。体操有一项是腾空翻，然后侧手翻，最后倒立，我偏偏倒立特别不行，在空中停不住，为此，下午一下课我就去体育馆练倒立，终于过了关，保住了体育5分。

教我们课的老师中，数学老师汪天忠（高一、高二时的班主任）、俄语老师黄志强、物理老师杨惠伦、生物老师顾巧英、体育老师张允中等，教我们的时间久，留下的印象最深了。

每周从上中回家要换3部车，两角五分钱。如果从裕德路下车多走一站到徐家汇可省5分钱。每周回校前，常常去徐家汇的新华书店，许多书如《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一笔画与邮递线路问题》等课外书和学习参考书都是在那里省钱买下的。周日晚学校的大礼堂常常放映电影，但我很少去看过，都是在教室里用功读书。只记得有一次例外，大概在1963年的“八一”建军节首映《甲午风云》，我是掏钱在正规的电影院里看的。

华罗庚先生曾来上中为我们讲课，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次他到一植物研究所参观，看到研究所人员总是用长乘宽再乘（5/6）作为叶面面积，问为什么乘（5/6），答说不知道。原来长叶子在三分之二的地方变尖，叶面分成6块，2块叶尖部分只能算1块，这是一种近似。如果不是这种长条的叶面，这样的计算就完全不对了。华先生用这个例子说明，凡事要问为什么，不求甚解、抄公式是不对的。我一直记得这个例子，在我的科研中所用的数理公式，都要知道由来与推导。华先生的演讲既生动又深刻，这对于当时一个中学生的我，能对科学家有了具体形象的了解。当时演讲场景学校是有照相的，我坐在前排，可惜作为学生，也不知当时留个照片，将来也是个纪念。

我们还听了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总工程师林宗棠、中科院研究员陈念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曹鹏等人的报告，特地到闵行参观了在上海汽轮机厂的我国首次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万吨水压机。特别是，曹鹏先生为我们一一介绍演奏交响音乐的各种乐器，令人感到有趣、印象深刻，我对交响乐的认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中校园的绿化是十分美丽的，尤其在大礼堂周围，有许多名贵的树种。高二暑假，我特地帮生物课老师对全校的树木做了测绘，在什么地理位置，是什么树木等，都标在测绘图上。不知这些测绘图是否还在。我后来回上中时问过，但没有人知道。经历过“文革”10年动乱，这些图可能找不到了。

1964年上中组织了几个学生，参加市里举办的数学竞赛学习班，准备参加上海市数学竞赛，我也是成员之一。记得指导老师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李锐夫教授、复旦大学的夏道行教授等。上海市第一届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是上中的毕业生。可是，刚进行了一周的学习就停办了，据说是上面有指示，说数学竞赛是学苏联修正主义的。参加竞赛学习的只有数学特别好的几个同学，不参加的同学也没有意见，不像现在那么多人都要参加奥数，实在异化了数学竞赛的科学含义，赋予了不该有的功利目的，高考各类加分措施实在应该停止。

2015年回上中时，得知上中学生已多次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得金奖，为国争光，实为欣喜。可惜，我们那时没有机会。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内的生活是艰难的，美国与苏联合围对付中国，国内政治氛围也比较激进。我立志科学报国，少年宫绘画组就不再去了，一门心思学习数理化。“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为国争光”，是那个年代有志青年特有的纯真理想。我记得60年代的中国缺油，汽车顶上都有一个大沼气袋，用沼气代替汽油开车。每周乘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汽车路过中山西路沼气站，需要停下来加沼气。加气时气味非常难闻，乘客纷纷捂着鼻子。但我想，我将来要为国家搞科学研究，什么危险都有可能，现在这点气味算什么？照样大口吸气。虽然今天也许有人会觉得好笑，但那是一个10来岁少年的拳拳之心。

现在许多人片面地呼吁要为学生减轻课业负担，其实紧张一点、多学习一点知识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为了一个考试的目的，我们是否在重复性训练上做得太多了？学习要向前行，反复练习、背诵同一水平的东西，对于职业训练也许有用，但对于才能的健康成长并不有利，甚至可能会遏制新思想、新能力。

我记得，老师每天布置的课外作业一般晚自修前我就可做完，晚自修基本上都是在看课外书。例如：1964年中国科学家基本粒子研究提出层子模型，当时宣传得很多，我特地阅读了《物理学的未知世界》。我也看了苏联人写的《太阳物理》《苏联十年级课外读物》等，知道欧拉、齐奥尔科夫斯基等不少科学家的故事，这些书引导了我的后来的科学趣味和高考志愿。中学6年里，我都是学俄语的，但我也开始学习一些英语，这些学习都是与课堂作业和升学考试毫无关系的，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主动的学习对于我以后的学习与深造都是有益的。对于求学，“知之，好之，乐之”，乐之是最好的境界。

现在有人提出大学的通识教育，我觉得中小学的通识教育才是重要的，到大学再谈通识则晚了点。我的历史、艺术、文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在中小学期间打的基础。现在，在中学阶段，不少学校单纯为升学进行高强度应试训练，到了大学却进行强度不高的通识教育，以为什么都浮光掠影学一点，就是“通识教育”，这是有问题的，懒散什么事都办不成。

在高三最后一堂语文课上，教我们语文的李灵芝老师说，他代表中小学12年来的语文老师，对我们最后一堂语文课说一番话，并写了一首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时觉得这是大白话诗，现在想想还真有些哲理。高三毕业时，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班会，主题是：“今日龙门楼下别，来日群英会上见”，洋溢着青春年少的激情。

从上中毕业约半个世纪之后，我在2015年2月26日又回到上中，参加了上中的开学典礼，并对全校师生讲了话。令人欣喜的是，上中在度过“文革”巨大的浩劫之后，有了十分迅速的发展，美丽的名校校园依在，龙门楼、先棉堂、大礼堂、体育馆、第一宿舍、第二宿舍……依在。面对朝气蓬勃的上中学生，我特别怀念起自己做学生时的情景，因为我曾经是这个人群中的一分子，这是人生宝贵的时光、纯真的青春时光。在那么熟悉的校园里，真感到母校培育的温暖。在校史馆里，有上中毕业的50多位院士的照片，我的照片也在里面，能以这样的方式回馈母校，我感到幸福。

2015年10月上中建校150周年之际，我在《东风桃李，栋梁成林》一文中写道：“回想自己走过的学术发展的道路，我青少年时期在上中的学习生活无疑是我成长的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上中的学生证与成绩单我一直保留着，上中的学习生活使我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我养成了认真的学习作风，使我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也使我有良好的体格和艰苦独立生活的能力。”

我参照北京大学的校歌，为上中题词：“今日东风桃李，明日栋梁成林，龙门吟，千千结，眼底浦江水，胸中黄河月。”题词登载在2015年上中网站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品上中》，我画的“上海中学龙门楼”速写印在庆祝上中建校150周年的邀请信和礼品包上。为母校做了这点小事，我十分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