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6年9月18日出生在上海市康福里。

1953年9月，我进小学——长宁路第二小学，那是个一般的小学，离我家不远，但我至今觉得老师们都挺不错。当时，上海规定7岁入学，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如何开始认字，但我记得我小学一开始的课本：“开学了；学校里同学很多”，这是小学一年级课本的第一、第二篇，实在简单。那时我已经开始能读大人的报纸——上海的《新闻日报》。小学里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则是每期必读的。老师都认为我的作文很通顺，因此讲话也应通顺。大约是1954年或1955年，北京举行全国少先队大会，学校让我代表全校向北京大会致长途电话这是我第一。次打长途电话，是老师拨好号，再由我讲话，但我记得我讲得不太通顺，老师只好再补充了几句祝贺大会召开的话。事隔60多年了，还能回想起那个场景。

1959年，我参加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少年之家）举办的小学生作文比赛，作文题目是《陶承<我的一家>读后感》，获得优秀作文奖，这应该是我获得的第一次正式的奖励。

少年时光是不懂得忧虑的。我记得我还参加过沪西体育场的少年业余足球队，当守门员。我右手无名指的一个关节后来不能弯曲就是那时踢伤的。训练时，要学会抱球腾空翻，但我不会，这使我兴趣索然，便再也不去了。

但是，对于画画，我始终都是喜欢的。小学三年级时，班主任程梅君老师拿了一张上海市少年宫绘画组的报考表给我。位于延安西路64号的上海市少年宫，也就是宋庆龄先生1953年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是为中小学学生课外活动学习的全国第一家少年宫，被誉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金色摇篮。它的著名建筑物就是那座皇家宫殿般华贵的白色大理石主楼。

我在1957—1963年小学与初中阶段，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绘画组学习，每周2次，学习素描、水彩、水粉等，有近7年的时间。绘画组的指导员是虞子骏老师。我们学习从简单几何体、石膏人物像，到轮流扮演模特的人物素描，还有速写与水彩写生、水粉与连环画创作。我的作品《小小木工厂》曾作为少年宫的礼物送给了来访的英雄人物吴运铎（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兵工专家、自传《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少年宫的活动十分丰富多彩，我第一次听交响音乐就是少年宫给的票，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礼堂举办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音乐会。绘画组隔壁是乐队组，经常听到乐队指挥慕寅指导员用教鞭大声地敲，要大家一遍一遍地拉曲子，十分有趣。我们还拜访过雕塑家张充仁、漫画家张乐平、连环画家顾炳鑫、国画家乔云等著名画家，在少年宫大厅里见过书法家沈尹默老先生亲书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致青年们的一段语录。有一次，画家张乐平先生（《三毛流浪记》的作者）来少年宫参观，我斜坐在椅子上，把太阳的光芒画斜了，陪同参观的一位老师说：你的光芒线画斜了。张先生听了走过来说，有时光芒画斜了也有特殊的趣味，并把光芒线改成斜弯的，画面活泼多了，很有新意。

来自各个学校的小伙伴们相互间能学到不少新鲜的事物。伦勃朗、米开朗基罗、列宾、苏里柯夫等画家的人物传记都是在少年宫里听说、看来的。看过当时在上海举办的15世纪德国画家丢勒（Durer）的画展，觉得他的姓是“丢”字，还“丢了”，觉得很好奇。

我还记得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中国古代的高官让画家替他画像。但他眼角长有一小撮很长且下垂的眉毛，若照样画，则太难看；若不画，大家都知道不真实。这位画家将这撮下垂的眉毛画成上扬的，结果十分神气，又真又好看。

在少年宫里，我们曾参加了1959年国庆10周年的庆祝晚会，也曾见到了陪国外贵宾来访的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主席等中外贵宾，这对于一个戴红领巾的少年来说，是何等的荣耀！

前些年在国外开学术会议，去美术馆参观，在懂得这些美术历史传记的各国科学家中我是顶尖的。我给他们逐一讲解作品与历史，让国际同行看到了中国科学家的艺术修养，很有文化成就感。

2013年6月，为庆祝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60周年，少年宫举行了“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美术教育60年回眸·美术指导员虞子骏师生作品集”发布会，我又回到久别的少年宫，参加了大会，我也有几张绘画作品收集在画册里。从1963年离开少年宫后，我就没有再去过那里。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再次走进这幢大楼时，大厅、走道、楼梯，甚至它们的气味，都有一种记忆中的熟悉，真有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今天再来回想，少年宫的学习岁月教给我的不仅是画画，更是观察世界、理解自然万物的文化修养，滋养着我人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我在写给少年宫60周年庆典的《寄语小伙伴》中说：“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岁月永远滋养着我们人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绘画教给你的不仅是画画的技巧，更是观察世界、理解自然万物的文化修养，它会在你人生的每一个进步中闪光。”（《文汇报》，2013年5月30日，第11版）

2016年7月，少年宫举办青少年传统文化行——“我与大师面对面”的活动，我被邀请做了一个报告——“绘画教会了我学习与领悟、思考与创造的兴趣与能力”，有学生与家长100多人出席，反响很好。少年宫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少年儿童的全面成长是十分有益的。

小学快毕业时，我听一位同学的哥哥说起华人在世界上由于提出“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虽然我那时完全不懂“宇称”与“宇宙”有什么区别，但心中油然产生要当为国争光的科学家的萌芽。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经济生活十分艰苦，一天三顿饱饭都难保证，许多时候是吃面糊，即用面粉和卷心菜皮调成稀糊当主食。那时，我进入了初中——和平中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和平中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是1911年建立的圣约翰青年中学，据说建筑大师贝聿铭等不少名人毕业于该校，校园里有六角亭、刻着“寸阴是竞”的日冕、赭红与青色相间的西式楼宇和一个大操场。我就是隔着篱笆缝看到校园里有那么大的操场而选择了和平中学。

班上有位姓汪的同学，每次交作业都比我们多好多题，原来他自己找题做，请老师批改。我也仿效他，自己找课外的难题做。一开始，找一道题不会解一道题，老师很耐心地额外为我讲解批改，渐渐地自己会独立解难题了，思辨能力大幅提高。

有一次上生物课，同学们上课很闹，我也不听讲。老师回到办公室伤感地说：连金亚秋也不听讲了。我听到了很自责，以后上课时我格外注意了。教我们代数的是一位老先生（也许今天看来并不老），他在儿子考入大学后兴高采烈，逢人便说。初三时，我获得上海市长宁区初中数学竞赛优胜奖，颁奖那天我正好要去少年宫而不能前去领奖，我的作为领队的代数老师知道后，那种失望与不解的眼神使我刻骨铭心。

可惜的是，自“文革”起，学校里那些西式楼宇、亭园和大操场全部拆没了，任由驰骋的大操场变成了一小块时髦但局促的网球场，新建的方块楼与周围的居民小区拥挤在一起。除了地理位置的经纬度，那里已是没留下什么记忆的另一个陌生地方了。

20世纪60年代的艰苦生活与国际形势紧张下的革命激荡，为国分忧，使我产生了“科学报国”的思想。 mhIqrWwjFCZN5DdvhZJpoicnfbgE4tF7jBptDJtBNRkFwPx0Ya0SkQXByJdTAy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