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底，我决定带全家回国。这一决定是以后持续至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要问的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回国？许多人一开口，我就知道他们要问同一个问题。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时，不少中国海外留学生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阻挠、冒着风险，回到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等。我认识的上中校友有吕保维（1916—2004，上中1935届、哈佛大学1947年博士，中国电波传播科学的开拓者）、杨嘉墀（1919—2006，上中1937届、哈佛大学1949年博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吕先生曾跟我讲起他回国时没有买到船票，是坐船的底层通铺一路颠簸回到祖国的。当年艰辛的场面与我们今天是无法相比的。我也与杨先生1997年一起参加了国际空间遥感与通信会议。与他们俩前辈交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新中国建设时期，以“两弹一星”为典型代表的新中国科学家，克服了重重困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一穷二白的国家奠定了工业与科技发展的基础，许多事迹是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美国人写过“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讲述美国原子弹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而我们也更有理由写一部中国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我有一次与Stalein教授谈，我说中国还落后，许多工作还在摸索起步。但是他说：我没有去过中国，但看到过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逃荒的照片，那是一个什么景象！你们现在做得很不错，因为你们是中国，没有人会帮助你们，但你们现在许多都做到了，是了不起的。

有一首歌：“在晨曦中你拔地而起，我们就在你的形象里；当世界向你微笑，我们就在你的泪光里。”令人动容。

在经历了10年浩劫的“文革”之后，我们这一代留学生是在祖国与人民的殷切期望中出国的，劫后逢生，也许我们比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这种殷切期望，而自觉地把这种家国重任放在自己肩上，这不是哪一个组织部门或领导所委任的。中国人生就的最终归属是中国的事业，这是难以割舍的。

西方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在科学问题的组织、课题立项、学术环境、研究平台、技术背景、信息资源，管理方式，以及生活环境等占有全面的优势。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是后来者、是学生。我们在那里留学的确可以学到、做到国内可能缺乏的东西，优秀的个人在那样的环境与条件下可以有很好的个人发展，在生活的舒适度上会好一些。

但是，读一下早在1883年美国第一任物理学会会长在美国国家科学促进会的讲话就会发现，其中鄙视中国人为落后的野蛮人，近至今日据说是美国兰德公司在中国现状报告中还有对中国人品质的极其负面的抨击。我们当然不同意他们带有恶意的偏见，但是字里行间的东西应值得我们思考、警觉与省悟。

在我护照到期后，我想到回国。从一开始我本就无意久留，做一个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是“儿梦絮绕”，“莫忘初心，方得始终”。我说，这是“于情于理于德于法”，是十分妥当的。“立德立功立言”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是对国家与人民的一种回报。我在回答《中国科学报》记者时曾说，“不同的年代背景会有不同的选择，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中国需要大批最优秀的人才”（《中国科学报》，2015年8月21日，第5版）。

当然，各人的具体情况与面临的机遇都会不同，在国际政治环境没有极端的对立、正义感的选择没有显著冲突的条件下，一个进步、繁荣、开放的社会能有个人幸福意愿的多元选择。打个比方，有的人与家亲近些，有的人对家比较疏远，有的人还恨自己的家，也有的人久离之后衣锦故里，家里也很高兴，各人的情况不一样，选择的权重也会不一样。

但重要的是把自己家里搞好，让家中人处好，自信、自尊、自强。中美两国存在着发展的差异和国情的不同，只有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这种去留与得失的社会心理不平衡才会逐渐地削弱。实际上，时至今日，这种变化已经开始了。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批归属中华大地的中国青年精英，他们才是中国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才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珍贵的财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和中国人自己群体的作为，而不是其他。中国在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上最终要赶超美国，世界上大概没有其他国家会这样想、这样做，为中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应该成为中国人最荣耀的选择。

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的确还是有点意外。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变得宽松，但物质条件改观不大，副食品等票证还在实行。各科研机构并没有做好如何接纳留学生回国的问题，科学研究在项目组织、经费以及生活条件等方面还都存在很多问题，一些单位领导束手无策。

来到大气物理所，分配给我是一个单间房，夫人与孩子都须回到出国前的广西户口所在地，家属工作与户口调动要等待进京的名额与机会。这也说明当时国内尚没有认真思索过回国人员安排的政策，仍在沿用多年之前的条条框框。孩子若要借读北京的学校，二流的学校都要交相当于当时六七十倍月薪数额的一大笔赞助费。北京其他的单位情况也大抵如此，没有迫切感受和需求接纳新力量的加入，各单位的人事干部按条文指令办事，不会也没有能力主动地创造新办法。“文革”前培养的人才队伍还在壮年，在意识上和物质条件上还没有人才队伍健康建设的迫切意愿与相应准备。与我同时回国，但后来由于种种不顺而又出国最终不回的人也不少，许多基本的生活条件不能满足，这不能不说当时国内的人事政策是有欠缺的。

当时的那种情况与今天的中国已是完全不同了，现在，从国家中央到地方各部门都有各类人才计划，提供了相当良好的物质条件，这与中国近20年取得的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人才问题”不等同于“待遇问题”。即使是今天，我们仍面临许多科学发展的新问题，不能像足球俱乐部高薪引进外援一样简单，给钱就能踢球，球迷跟着看热闹。我们不是在搞“嘉年华”，更不是买卖吆喝、一起一落地“坐地起价、就地还价”，要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方式行事。

筑巢引凤、良木栖凤，国家与民族本体的发展进步，需要在许多方面不断地改进，开展预见未来的对策研究，从摸石头过河中提出长远未来的政策。

回国前我也曾联系过复旦大学，来到教育部，接待我的可能是一位能负责决定的领导，他问清情况后，聪明地把我和夫人以及孩子的姓名一起写在回国人员的证明里。这样我到上海报到时，夫人与孩子的户口就可以跟着一起解决了，孩子可以在复旦附中、附小读书，这是我落户上海的最主要的原因。

许多事，不是办不成，而是不办。实事求是、敢于负责，不找借口、只找办法，能担当才能办成事，这用在哪儿都一样。

22年后，又回到了我出生成长的上海。 CLWr7vlyi40L6fr0W5xRvvFis7QqmzJ7Q52ViGigm9ERbKWDCK1draDYNRGKQo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