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为我们解读《史记》提供了一把钥匙。司马迁不但畅抒了他郁积多年的委屈和愤懑，更向朋友袒露出他此刻的心情。这就是信中的第三层意思。司马迁写道，如今自己心愿已了，所以他可以对过去所忍受的种种侮辱做出总答复了。什么样的总答复呢？他在信的末尾宣布：“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可见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要以死来澄清周围的人们对他身残处秽、隐忍苟活的误解和蔑视，以死来控诉自己所遭遇的不平和不幸。所以对这封信，决不可作寻常书信来读。它既是司马迁告别人世间的遗言，也是他经过七年的忍辱负重之后，终于昂起头来抗议暴政的一篇战斗檄文。

《报任安书》传达了司马迁的心声，但它也给后人留下若干永久的谜团：像这样一封写给死刑犯的信，究竟是如何可能保留下来的？对操纵特务政治得心应手的汉武帝看到过这封信吗？司马迁之死究竟与他写了这封信有没有关系？历史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它老是喜欢用这样的问题来考验我们的想象力。

《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虽然不能说是字字血泪，但它确实耗费了司马迁十八年的心血，这还没有把他的父亲司马谈为准备撰写《史记》所花费的精力算进去。就写作字数而言，司马迁似乎远不及当代许多“著作等身”的教授（形容著作之多，若把它们一本本地叠起来，竟能与作者的身高相当。这当然是有点夸张的说法）。然而就是这部《史记》，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笔最光彩夺目的遗产。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被汉武帝阉割的人，却因为他创作了《史记》而成为中国的“历史学之父”！

《史记》杀青，对司马迁的精神是莫大的解放。他对此生已一无所求，所以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挺直脖子说话了。《报任安书》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出来的。他毫不掩饰地说，现在他最不甘心的，是在这辈子里“不得书愤懑以晓左右”。

司马迁生活在一个特务政治盛行的时代。汉武帝到处安置“线人”，连自己亲儿子的身边也不放过。对这样的局势，司马迁绝不会漠然不知。既然如此，给一个牵连在“谋逆案”中的死刑犯写这么长一封信，难道他不担心走漏其中的消息？正是从这样的推断出发，一个文学史专家提出，司马迁在写《报任安书》时，他预期中的读者其实远不止是任安，而恰恰就包括了汉武帝其人；不只是汉武帝，而且还有天下所有知道他的人，以及后世所有读到《史记》的人们！

这当然是一种十分有见地的猜想。尤其当我们考虑到两汉之际曾流传的一种小道消息，说司马迁后来因为“有怨言，下狱死”，那么上述猜想好像就变得更有道理了：所谓“怨言”，是否就是被武帝读到的《报任安书》里那些“愤懑”之言呢？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在人类认识自己生存环境的过程里，“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甚至比理性和科学还更加重要。这看来非常对。

不过，想要就此断定《报任安书》实际上是一篇《报今上皇帝书》，也存在一个很难解决的困难。在这封信里，司马迁不但直言无讳地透露了自己当年之所以不肯死的真正原因，而且明明白白地宣布他此生的目标业已完成，也就是说，《史记》已经写完了。汉代的太史令并没有写历史的职责。司马迁写《史记》，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一种“业余”活动。这部一直写到当代的著作（而且越是写到当代就写得越是翔实），会让汉武帝喜欢吗？如果这个喜怒无常、猜忌而刻薄成性的皇帝看了这部书不高兴，《史记》还能逃脱他的追缴和焚毁吗？要知道，在一个只能靠数量极有限的手抄复本来传播书籍的时代，著作遗失而不能传世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大；如果还有专制皇帝动用国家机器来对它进行搜缴销毁，《史记》的命运不就更加岌岌可危了吗？司马迁忍辱苟活近十年，就是为着写完这部著作。他怎么可能置《史记》的安危于不顾，自动把关于它的消息报告给汉武帝？从这一点考虑，他在写《报任安书》时，绝不可能以汉武帝为假想中的读者。

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疑问？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把它当作一个“开放性”的、还无法彻底地予以答复的问题来看待。古人说，读书时应力求“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所谓“阙其疑”，就是对一时还弄不清楚的问题不要强作解人，方凿圆枘，而宁可持一种开放性的存疑态度。

说完了《报任安书》，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拉回到《史记》上来。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一句话的字面意思比较好懂，赞扬《史记》是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巅峰之作。后一句话又把它比喻成《离骚》，这应当如何解释 呢？

《离骚》是战国时代楚国的贵族屈原所写的一首体裁特别的长诗，这种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楚辞”。秦汉统一以后，楚辞的影响越来越大地波及到北方；秦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屈原，也开始从楚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性人物，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知。司马迁之前有一个人叫贾谊，曾被贬官到长沙，在那里写了一篇《吊屈原赋》。这篇著名的文学作品一经流传，屈原作为一个孤芳自赏、怨天尤人的文人骚客形象，便被深深地印刻在一般人的心里。但是从司马迁的眼里看出来，屈原还不止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把屈原的悲愤自杀，看作是他向黑暗势力的绝望控诉和最后反抗。他描写了一个具有道德英雄主义气概的屈原。

我们或许都知道，楚国最强大的时代在楚庄王到楚平王时期。著名的典故“观兵于周疆，问鼎之轻重”就发生在庄王时。屈原生活在楚怀王和顷襄王的时代。那时候，楚国虽然已不如从前那般强盛，不过它仍然还有力量东抗齐国、西敌强秦，保持着第一等大国的地位。东汉的刘歆描写当日的形势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如果秦国的“连横”战略成功，秦就能实现它的帝业；如果六国的“合纵”战略得势，那就造成由楚国王天下的局面）。可见他把楚国看作是能与秦国相抗衡的最后敌手。

司马迁把屈原放回到这样一个机会与凶险形影相随的时局里去进行分析，于是对屈原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屈原一度踌躇满志，但因为遭到小人的妒嫉毁谤，被楚怀王削去了官职。《离骚》就是在屈原被罢官后创作的长诗。它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怨”字。司马迁为屈原辩护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直到这里为止，司马迁的见解与贾谊相比还没有什么不同。他区别于贾谊的地方，是司马迁把屈原的这种“怨”表现得非常大气。屈原把自己的怨与“忧”，也就是对楚国一方山水之存亡命运的忧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就完全超越了个人得失的狭隘感情。司马迁评论说，《离骚》从上古的圣王说到商汤、周武王，乃至春秋最早的霸主齐桓公，为的是对时政进行批评，揭示道德的重要以及治乱之道的法则。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屈原虽然被污秽所包围，但他的志向却可以与日月相争辉。

从《离骚》判断，屈原周围的人们大概都劝他离开楚国，到别的国家去谋求个人发展。见用则留，不用则去，这在百家争鸣、“士为知己者用”的当时是士大夫圈子里十分流行的做法。为此，屈原曾先后找过好几个人替他算卦。《离骚》里提到三个这样的人，分别是屈原的姐姐“女媭”，以及“灵氛”和“咸巫”。占卜的结果都说他应该从楚国出走。但是思来想去，屈原还是不愿意离开楚国。他的《离骚》以“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结篇。彭咸是传说中的殷代贤臣，向殷王谏言被拒绝，乃投水而死。可见在创作《离骚》的前后，屈原已经产生了以殉死来表明自己心迹的念头。不过此时他的这个念头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强烈而已。他为什么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呢？司马迁在屈原传里安排了一个屈原与江边渔夫对话的故事，来表明屈原拒绝与陷害他的黑暗势力妥协的心迹。

故事说，被楚王流放的屈原来到长江边。他“披发行吟泽畔（披头散发，在江滩上来回漫步，口中还念念有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江边一个渔夫见了问他：“你不是屈原大夫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屈原回答：“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夫说：“圣人应该随时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应对方法。怎么可以空怀绝世的才能却让自己被废逐呢？”屈原完全不理会渔夫的劝诱，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表白说：“谁能忍受自己洁白的身体被世俗的污垢所玷污？我宁可跳进长流不息的江水，而葬身于鱼腹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与渔夫的这段对话，来源于相传是屈原创作的楚辞《渔父》。这篇楚辞即使真的是屈原所写，那也不过是作者“伪立客主，假相酬答”的一种文学性质的描写（假设客主之间一问一答的场景，从而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感），所以是不能把它当作真实的事件来对待的。但是这个场景对司马迁来说是太重要了。他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屈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道德理想。司马迁的心与屈原紧紧相通。他说，屈原被楚王从身边赶走，因而才会有《离骚》这等伟大的作品。他一定要把这一点充分表现出来，其实也就是在寄托自己蒙冤发愤、气冲斗牛的情怀。鲁迅最懂得司马迁对屈原的这种独特解读，所以他才会把司马迁忍受着巨大的身心残害而完成的《史记》，比作无韵的《离骚》。

鲁迅将《史记》与《离骚》相提并论，不仅因为作者的遭遇或作品的写作背景十分相像，而且也因为《史记》除了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伟大的高峰，同时又和《离骚》一样，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史记》刻画人物的细腻生动，表现出司马迁极高的文学造诣。他写楚汉两军对垒，项羽一方用弩机射出的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刘邦痛得不由自主地将身体收缩起来，但他突然意识到在阵前暴露出主帅胸部受伤，很容易动摇自己一方的军心。可是他已经弯下腰去了，怎么办呢？于是他急中生智，就势伸出手去抓住自己的脚，嘴里说道：“老贼伤了我的脚趾。”司马迁只用十二个字就把这段经过表现得栩栩如生：“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

《史记·平原君列传》讲述著名的毛遂自荐的故事，在说到毛遂要求陪同平原君赵胜出使楚国的时候，司马迁这样描写两人的对话：“平原君曰：‘先生处胜（平原君自称）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颂，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最后还是跟从平原君去了楚国，而且也全靠了他的辩才，才说服了楚国参加抗秦联盟，使平原君得以完成使楚的目的。这时候《史记》又记载平原君的话说：“胜不敢复相士（识别人才）。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前面一段反复直呼“先生”，后面一段则反复以“毛先生”为称；前面几次反复“三年（或几年）于此矣”，后面则重复强调“不敢复相士”。其行文的气势，就像骏马冲下千丈之坡，又好比风行于上而水波跌宕起伏于下。

又如描写韩信胯下之辱，《史记》说他“熟视之，俯出胯下，蒲伏”。“熟视之”三字深有意味，突出了韩信内心激烈的冲突；而“蒲伏”两字，则把韩信忍气吞声的样子交待得活灵活现。《汉书》抄《史记》的这段文字，删去“蒲伏”两字，文章色彩也就变得单薄多了。《史记》的文字“言近旨远，辞浅义深（语言明白易懂而含义深远）”。叙述刘邦听说萧何离去后的感觉，称他“如失左右手”。描写汉军的死伤惨重，说“雎水为之不流”。形容董仲舒的精神专注，则说他骑马三年，还没有弄清那匹马是雌是雄。阅读《史记》，真正可以令读者“如直见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史记》的文字是否也有不那么精当的地方？或许不能说绝对没有。《项羽本纪》讲述项羽死前勇战，说“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披十余创”。两句话都指项羽一人而言（项羽名籍），却好像在说两个人的事。刘知幾在《史通》里批评“史之烦文”，共举十四例，其中有十例出自《史记》。他的标准非常严格，曾批评《汉书·张苍传》里“年老，口中无齿”一语是“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以为应当删改为“老，无齿”。可见真的要把一部书写得“字字珠玑”，几乎是做不到的。总之，鲁迅说《史记》是一部不押韵的长诗，也有表彰它崇高的文学价值的意思。 jwrQBBfGnTbfxymenn79uG8Fg7LMXd3oUdbbBnJGQ5t5krR3o2CIxc0GtipdC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