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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去江西铅山参观鹅湖书院。站在书院大门前，放眼四围，只见一片阡陌纵横的农田，相传有仙鹅憩息过的“鹅湖”早已荡然无存，所谓“长松夹道摇苍烟，十里绝如灵隐前”（喻良能《鹅湖寺诗》），这寺前十里长松也一无踪影，但辛弃疾吟咏鹅湖风光的《鹧鸪天》词句“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犹能依稀仿佛。然而，吸引我专程来访的并不是自然景色，而是历史情怀、文化意蕴——800多年前，一场著名的哲学讨论会在这里举行。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五月，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从福建建阳亲自陪同闽学大师朱熹及其门生共八人，浩浩荡荡来到鹅湖，与抚州心学领袖陆九渊、陆九龄及其弟子多人会合。吕祖谦的直接目的是企图通过当面论辩，促成朱、陆达于“会归于一”。朱熹论学标举“道问学”，主张格物致知，读书穷理；陆氏兄弟崇奉“尊德性”，认为理在吾心，吾心即理，主张发明本心，反身自求。他在会上向朱熹诵读了自己的一首诗，其中有名的两句是“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挑明了两家学说的矛盾所在，以及势不两立、无法调和的阵势。会议开了十天，逞辩好胜的朱夫子终于不能使陆氏兄弟就范，使之归入朱子学派的麾下；陆氏兄弟执著于自家学理，顺带把对手调侃讥讽一番，结果自然不欢而散。
这次会议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却产生了原未预期的历史影响，一项积极成果就是创造了后来鹅湖书院的全部辉煌。朱陆会后，此地成为浙赣闽士子朝拜的理学圣地，声名鹊起。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视察信州，专程踏勘“鹅湖之会”的旧址鹅湖寺，并在寺侧建立书院，由理宗赐名“文宗书院”，并在院内设置“四贤堂”，祭祀朱、吕、二陆。唇枪舌剑的朱、陆双方，想不到在75年后同居一堂，安享供奉，若再要争辩，也是有口难言了。造成这一历史喜剧的缘由，自然是理宗的崇尚“理学”，庆元时的“伪学”一连翻身又加拔高，抬到官方统治哲学的高度，朱陆两氏开始鸿运高照，身价日隆。以后明清两代，对书院更作大规模修葺，建有泮池、仪门、玉带桥、洗笔池、书院正殿、两庑碑亭、御书楼、文昌阁、藏经楼、明辨堂等，建筑面积达6 000多平方米，左右两廊的读书房即达96间之多，一跃而为江南四大书院之一。
然而，这次朱陆之会的历史“轰动效应”却掩盖了另一次南宋“鹅湖之会”的光辉。
这另一次鹅湖之会的主角是辛弃疾、陈亮，还有一位爽约未到的朱熹。由于当时辛陈之间互相酬唱的五首《贺新郎》幸被保存下来，这次会见在中国词史上也算一桩盛事，但比之朱陆之会，不仅文献资料缺乏，许多关键性情节模糊莫明，颇启疑窦，而其历史反响更显得冷落寂寞多了。今存直接记载这次会见经过的一段文字，就是辛弃疾的《贺新郎》词序：
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
细读这段声情并茂、回肠荡气的短文，却有不少疑点：陈亮此冬远道来访，目的何在？朱熹因何违约未到紫溪？十日之游，为时已不算少，陈亮“飘然东归”后，有病之身的辛弃疾（辛有“我病君来高歌饮”句）因何在次日急忙去追陈回来？辛氏为何“殊恋恋”，进而“怅然久之”，又进而至于“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此“意”究竟何所指？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会见具有更重大的背景和原委，不能仅仅局限在“词坛唱酬”之内，而是一次有可能影响南宋王朝历史进程的会见，其现实重要性是超过朱陆之会的。辛弃疾后来在《祭陈同父文》中特意点明“与同父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已透露出这次会见讨论抗金复国大计的政治性质。
辛陈之会的具体时间，史无明文。一般认为在淳熙十五年，也有学者主张在十四年，总之是在“太上皇”赵构驾崩后、时局一度转机之时。一生志在恢复、时时极想采取行动的陈亮自然格外活跃起来：他又是去金陵、京口等处实地考察军事地形，又是向孝宗上书献策。他说：“今者高宗皇帝既已袝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瞻陛下之举动。”他提出“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具体而言，应移都建业，而以荆襄为战略要地，“精择一人之沉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这是武将方面的“非常之人”；同时应坚持“本朝以儒立国”，“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这就是需要文臣方面的“非常之人”了。朱熹以其学术声望自是儒臣翘楚，而在岳飞、韩世忠、张浚等名将之后，满朝武臣中“沉鸷有谋、开豁无他”、能领兵打仗的“帅材”，也就非辛弃疾莫属了。辛氏后有《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的登对札子，与陈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龙川集》中，仅有三篇画赞，即是赞辛、赞朱、赞自己：
赞辛氏：“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戴四国之重。”
赞朱氏：“体备阳刚之纯，气含喜怒之正。”
赞自己：“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在陈亮看来：孝宗独立主政，摆脱掉畏金如虎的赵构，实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南宋的九位皇帝，大都是庸碌无能之辈，只有孝宗还有些才略识见。而辛、朱、陈的联盟又无疑是当时在野主战派的最佳组合，如能争取孝宗的全力支持，他们是有条件采取行动的，能为孱弱的国势、危殆的政局带来些亮色。陈亮在当时给辛弃疾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说：
四海所系望者，东序惟元晦，西序惟公与子师耳。又觉戛戛然不相入！甚思无个伯恭在中间
就也。
“子师”即韩彦古，时任兵部侍郎，为名将韩世忠之子；“东序”、“西序”，即指文武两班朝列；“戛戛然不相入”云云，说明朱辛之间存有矛盾，希望有第二个吕祖谦出来居间斡旋调停，以期共襄救国大业。这里，第二次“鹅湖之会”不是呼之欲出吗？“吕祖谦第二”的角色岂不就由陈亮自己担当吗？
陈亮兴冲冲地从东阳赶到江西，与辛弃疾一拍即合。辛氏本来选择上饶为暂时退栖之地，就是为了能随时出山。他们憩鹅湖，酌瓢泉，等了又等，未见住在福建崇安的朱熹到来；赶到紫溪，这闽赣官道上的有名古镇，南望闽赣交界的分水岭，始终不见朱熹如约越岭驾临，满贮的期望和谋划一下子化为泡影，这对两位亢奋型的铮铮铁汉是个多么大的打击：这正是深入理解五首《贺新郎》词及其词序的一把钥匙。
辛陈多姿多态的爱国词，其内容却相对稳定而集中，不外是声讨金兵，斥责主和，同情罹难民众，表达恢复决心诸端，但这五首《贺新郎》却有别于此，突出的是知音难遇的主旨：辛氏问：“问谁使，君来愁绝？”陈氏答：“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除了你、我和月亮，别无知己！“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话外有音，月亮之外，理该有别的相谈手！而“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不就是陈亮当时的“硬语”的实录吗？“斩新换出旗髦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折开收合”，这不啻是陈亮政治谋划的具体方案，盼望由辛帅重整旗鼓，再建伟业，然而，“这话把只成痴绝！”
陈亮最后一首《贺新郎》发端说：“话杀浑闲说。”这句宋时口语，译成今天大白话，正是“说了也白说”。我隐隐觉得，其中对友人的怨怅似多于对社会时局的愤懑。这也难怪，这几年陈朱之间过从密切，会晤频繁，颇称情投意合。仅从淳熙十年起，每年九月朱熹生日，陈亮必备寿礼、寿辞派专使送至福建，“薄致祝赞之诚”，岁以为常。他此次精心策划三方会晤，却因朱熹爽约而流产，自然引起他超乎寻常的惆怅和失望，无法尽言的内心隐痛。辛氏说他“飘然东归”，“重约轻别”，这“飘”字，这“轻”字，细细品味，却有多少沉重啊！
今存朱熹、陈亮间书翰往来甚多，却无一字直接提及朱熹此次爽约之由，这正好反证出爽约必有隐情，不便也不愿明言。问题当然出在朱辛之间的“戛戛然不相入”。但就辛氏一方而言，他其时不乏对朱熹的尊敬。早在淳熙八年辛氏所写的《祭吕东莱先生文》中说：“朱（熹）、张（张栻，张浚之子）、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然而“南轩（张栻）亡而公（吕袓谦）病废”，如今天下只剩朱熹巍然独存，领袖群彦了。那么，朱熹因何不愿与辛氏交盟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两人抗金复国策略的不同。朱熹早年力主抗金，认为“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到晚年，则强调“蓄锐待时”，“用兵当在数十年后”，反对盲目用兵。他当时向孝宗提出的“急务”却是“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庶政”六件大事，绝口不言军事恢复之事，甚至认为“区区东南，事有不可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戊申封事》）则几乎滑到了反战派的边缘。辛弃疾作为一位有经验的军事将帅，自然也不主张盲目用兵，但在实际行动上要积极得多，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嘉泰年间力陈“用兵之利”，助成韩侂胄“开禧北伐”了。朱熹比辛弃疾年长十岁，对朝政时局阅历更深，因而举措审慎，对辛陈的急功求成保有距离，也是情理中事。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朱辛二人文化性格类型的巨大差异。辛弃疾是位事功型的人物，豁达大度而又刚强果毅；而朱熹则坚持道学理想人格的追求，“圣贤气象”的涵养。在此次辛陈之会前，朱辛交往不多，但仅有的两次接触肯定给朱熹留下不好的印象。一是辛氏营建带湖别墅，“作室甚宏丽”，朱熹“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这话是朱氏亲口说与陈亮，陈亮又亲笔写给辛氏的（《与辛幼安殿撰》）。朱之“去看”辛氏别墅，是“潜入”，像是暗中察访，别有用意；陈之转告辛，却对朱之主观评价留了一手。作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师，其好恶褒贬是不言而喻的。他的好友刘珙也曾“创第规模宏丽”，朱熹也予“劝止”而不惜开罪友人（《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二是辛氏帅湖南时，曾派客舟载牛皮过南康军境，恰为军守朱熹搜检拘没，辛致函朱，才得发还。但朱熹在给友人信中叙述此事说“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后因辛氏修书说情，“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虽徇情“给还”，仍不能释然。时人对辛氏的这类訾议，如“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之类，所在多有，连陆九渊也有专函给辛，深致不满。这些对于“气吞万里如虎”的军事强人辛老夫子来说，似属小事一桩，大可略而不计，但在崇奉内省修身以达于道德自我完善之境的朱熹眼中，却是人格评价的根本原则问题了。
果不其然，即在辛陈“鹅湖之会”后不久，辛陈友人杜叔高往访辛氏，辛又依《贺新郎》韵作词一首送杜；杜将会见情况告朱熹，朱氏在《答杜叔高》中说：“辛丈相会，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什么叫“向里来有用心处”？这其实是朱子哲学的重要命题。他论学主旨即以自我心性修养为主，一再反复强调“向内便是人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朱子语类》卷一一九）。把道学的理想人格归结为道德的自我完善。朱熹还对门人说：“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略不警策之。”要求朝廷“明赏罚”，对辛氏的“短”处、“过当为害”处，严加约束，监控使用（同上书，卷一二四）。这番师生间的悄悄话，明白无误地表明朱熹终究不视辛氏为同道者，理学理想人格与实践性事功型人物之间确乎存在“戛戛然不相入”的一段差距，朱熹的爽约拒会，是否应从这里找到原因呢？
南宋的两次“鹅湖之会”，一次是失败的哲学会议，却名噪当时，声播后代；一次是流产的政治性聚会，其本来面目则长期湮没，仅仅被当做词坛酬唱留给后人些许追忆。而在通常情况下，一次单纯的词人聚会不免遭受社会的冷落。这种一冷一热的历史效应还伴随着辛陈与朱之间的冷热反差：辛陈热情来会，而朱熹漠然谢却。历史的不公蕴藏着历史的深邃和复杂，这里隐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特征、尤其是理学精神的历史影响力和对社会心理的渗透力。当我将离鹅湖书院时，禁不住在大门口一座青石牌坊前徘徊。这座清初遗物，上刻雁塔图案，三层翘檐，翼然欲飞，颇显精工和气派。迎面镌有“斯文宗主”四字，背面则刻着“继往开来”，我顿时才明白鹅湖书院是冲着朱熹和朱子学而建立、繁荣起来的，朱、陆之争不过是个触发的契机。康熙帝“御书”的楹联写道“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发挥的正是朱熹“理一分殊”即千差万别的事事物物只是最高“理”的体现这一理学精髄，使用的也正是朱熹一再使用过的“月印万川”禅宗话头。朱熹这套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学说，最终要使人人在内省修身中穷天穷地穷人，以臻于与天理合而为一，这就把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化为主体的自觉行为方式，以达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美妙境界。这套学说，完全适应宋末以来以伦理为本位、以道德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统治的需要，并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传统精神，其受到社会的普遍崇奉自是必然的了。
但在南宋风雨飘摇的偏安时局下，朱子学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救亡图存的学说，律己有馀而救国不足。陈亮上书中说：“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岳珂等认为即指朱熹，固不尽然；但朱之与时局保持距离也是不争的事实。他在答覆陈亮时写过：“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闲汉在山里咬菜根。古往今来多少圣贤豪杰，韫经纶事业作不得，只恁么死了底何限；顾此腐儒，又何足为轻重！”这比之“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的辛氏，“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的陈亮，从对当务之急的关注来说，两者所表现的社会责任感似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后世的价值取向却并非完全对应。
岁月悠悠，要想在当地寻觅一点辛陈之会的印痕，实在颇为渺茫。期思村瓢泉有座“斩马桥”旧址，来源于南宋人赵溍《养疴漫笔》的一则记载。据传陈亮此次骑马往访辛氏，“遇小桥，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挥马首，推马仆地，徒步而进”。这自然未可据信，但反映出人们心目中陈亮的豪健躁急、时时准备行动的性格，倒甚传神，这就稍许减轻我一些尚友古人的某种寂寞之感。但这份心理平衡很快又被另一桩事所打消。紫溪有座叫“西山”的小村，居民大都为辛姓，传是辛氏后裔。我在一部书中看到他们所出藏的一幅辛弃疾画像的复印件，正冠朝服，拱笏肃立，慈眉善目，丰颊广颡，不像“眼光有棱”“背胛有负”的“一世之豪”，大有“以醇儒自律”、冲融平和的道学家风度。这也颇堪玩味。辛弃疾后在福建为官，朱熹与他交往才日见亲密起来。原因呢，朱氏说“渠既不以老拙之言为嫌”，即认为辛氏接受了他“早向里来有用心处”的告诫，他又热情地为辛氏斋室题写了“克己复礼”的匾额。这就为后人用道学家的形象改铸辛氏提供了根据，也折射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中理学积淀的深固有力。
我后来从鹅湖赴武夷山，也途经紫溪，望着一旁蜿蜒起伏、时存时断的鹅卵石古官道，顿觉历史的道路也是这样曲折复杂，从古代一直延伸到今天。
（原载《随笔》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