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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经典名作更是供人一生寻绎不尽、常读常新的审美对象，辛弃疾《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就是如此。
辛弃疾这首词作于宋孝宗淳熙二三年（1175—1176）间，时任江西提点刑狱，驻节赣州，行经造口而“书江西造口壁”的。我早在20世纪50年代高中语文课本上就第一次读到了。那时在老师的讲授下，读得很顺畅，几乎没有什么文字障碍。全词仅44字，上下片各四句，以两句为一个意义单位，构成四个画面的依次衔接，且以水和山作为联想、比喻、象征的中介物：“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以登台观水开篇，水中饱含当年流亡者血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山遮视线，不见北方沦陷故地。一为近视、俯视，一为仰视、远视，突出登台所处的高视点，景象大，感慨深。上片两个画面均单言水，下片则山、水连及：“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山挡不住水，江水竟自东流；“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江边听山中啼鸟。一为虚写，一为实写，突出一个“愁”。全词以小令写家国之恨的大题材，以浅近流畅语句抒发激越悲愤的爱国热情，作为一个中学生，掌握了这些基本要点，也算是初步读懂了这首词。
随着时间推移、马齿日长，阅读日广，在浏览众多注家的阐释中却引起越来越多的疑点和难点，促进思考，加深理解，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说过：“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走向接受美学》）这首辛词的“第一读者”，我派定为南宋罗大经。他在《鹤林玉露》甲编卷一中说：“南渡之初，虏人（金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辛弃疾）因此起兴”；又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
罗大经这里提出此词的两个问题是重大的：一是背景，一是主题，成为后人解读、“接受之链”的起点。有的学者指出，金人追隆祐太后事，遍检史籍“并不谓有追至造口之事”，“罗说非也”，因而此词“不关孟后”，“全不相涉”。虽然持此说者不少，其实还可继续讨论。隆祐太后孟氏是哲宗之妻，高宗之伯母。她原是皇后，因与刘妃在宫廷争斗中失宠而被废，不料因祸得“福”，在金兵攻陷汴京时，“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她却因“废后”而幸免被掳北去。嗣后，她积极扶助赵构登基而为高宗，因而高宗“以母道事隆祐”（《宋史·后妃传》）。她与高宗同是维持危局、建立南宋以延续宋室的中心人物。金兵渡江南侵，分两路追击：一路追高宗，高宗率众从建康而临安，直至浮舟海上；一路追隆祐太后，她从洪州而吉州，而太和，而万安，直至此次逃亡的终点虔州（即赣州）。金兵之所以穷追孟后，乃因她率领六宫从行，且携带祖宗神主及“二帝御容”，是大动乱中政权的象征，她最后退保虔州，俨然是当时南宋王朝的第二个“行在所”。她一行人众，后有追兵，又有扈从将士的叛乱为盗，备受颠沛惊恐之苦，辛弃疾40多年后再至此地任官，自不会忘记这场历史浩劫。清江水中的“行人泪”，并非一般行旅人之泪，而是特指遭受金兵蹂躏的流亡者之泪，隆祐太后一行无疑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群流亡者。从这个大背景来理解此词，似不能指为“曲解”。
再从史籍而言，虽无“追至造口，不及而还”的明确记载，但也没有明言未到过造口。《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五记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二十三日，孟后离吉州，至太和县，又进至万安县：“金人追至太和县，太后乃自万安县至皂口（即造口），舍舟而陆，遂幸虔州。”这里指出隆祐太后在造口舍舟登陆再逃至赣州，那么金兵有没有从太和县继续前追？或者是否有少许前锋部队追至造口（太和至万安之造口，约160里）？史无明文，只好存疑。但有些记载，似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九记此事云：“金人追至太和县，太后乃自万安舍舟而陆，遂幸虔州。后及潘贤妃皆以农夫肩舆，宫人死者甚众。从事郎、三省枢密院干办刘德老亦为敌所杀。”从叙述次序来看，太后在万安之造口“舍舟而陆”在前，刘德老被金兵追杀在后。《宋史·赵训之传》更明云“刘德老为金人追骑所杀”，且亦紧接太后“至太和，众皆溃”之后。按当时的情势，金兵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太和县而止步不前，“追骑”继续向南延伸应有可能。
罗大经是南宋晚期人，其记事多据耳闻目睹。他又是庐陵（吉州）人，与同乡杨万里父子、周必大均有交游，他对隆祐太后避难吉州、虔州一事，当会特别地关注。因而他的“追至造口”之说，实存在或传闻失实，或竟可补史载之阙的两种可能性，遽断其非，恐亦未妥。
此外还可提及，此词应是登临郁孤台之作，郁孤台乃赣州一大名胜，而造口则在万安县，两地相距二百多里。这就产生一个尚未见人提到的新问题：辛弃疾为何要将登临郁孤台的作品“书于”造口？限于史料，不易推测。其实，造口作为隆祐太后舍舟登陆之地也好（这已确定），或作为金兵追而折返之地也好（有可能，但尚待证实），对于理解此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处已成为带有某种国耻意义的纪念地，这是否是辛氏书写此词于造口的内心动因呢？要之，隆祐太后逃难一事，与此词写作应有密切关联，并非“全不相涉”的。
罗大经谓此词主旨是“恢复之事，行不得也”这一说法，我就不能认同了。这不仅与辛弃疾一生坚决抗金的主张不合，且与“鹧鸪声”的文学意象的含义相左。在我国古代诗词中，“鹧鸪声”已超越自然禽鸟之外而积淀为特定含义的文学意象。宋人所著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十九记载鹧鸪“生江南，形似母鸡，鸣云‘钩辀格磔’者是”。此“钩辀格磔”的鸣声，演化为“行不得也哥哥”或“但南不北”两种谐音，而赋予两种不同的寓意（还有一种“懊恼泽家”的谐音，见韦庄《鹧鸪》诗）。前一种从“行不得也哥哥”生发，常用以抒写离别之苦，辛氏《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开端“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就是以鹧鸪等三种凄切的鸟啼声来烘托“人间离别”之恨。后一种则与南人思念故土之悲相联系。汉杨孚《异物志》：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徂，往也）”，“其鸣呼飞，‘但南不北’”。鹧鸪“生江南”，“豫章已南诸郡处处有之”（《文选·左思〈吴都赋〉》注），常作为南方热土的象征物。唐代郑谷的“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席上赠歌者》）的名句，就指《鹧鸪》歌曲会触发“江南客”（郑谷亦江西人）的思乡之情，切莫演唱。他还写有《鹧鸪》七律，“相呼相应湘江阔”，也突出南方地域特点，因而获得“郑鹧鸪”的名声。其实在郑谷之前，李白《山鹧鸪词》、李群玉《九子坡闻鹧鸪》等，其“南禽多被北禽欺”“我心誓死不能去”“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等，都表达依恋南国的情怀。辛词此处，我取后一种含义。同一凄厉南禽鸣声，南人在北地闻，与北人在南方听，同为异域闻听，空间的错位造成心理感受上的反差，备感身羁异乡之苦，自在情理之中。北宋张咏《闻鹧鸪》云：“画中曾见曲中闻，不是伤情即断魂。北客南来心未稳，数声相应在前村。”“北客南来”也是张咏的山东同乡辛弃疾的身世写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辛氏作为“归正人”的特殊身份。他满怀救国壮志，从山东归向宋廷，而宋廷对于这位军事强人，始终怀有戒心，处在不能不用又不能重用的尴尬境地。这是把握不少辛词情绪内蕴的一把钥匙。“闻鹧鸪”不仅引逗起对沦陷故土的怀念，也撩拨着他这一内心隐痛。他说的“江晚正愁余”之“愁”，或在《水龙吟》中“无人会、登临意”之“意”，的确值得深长思之。
细读此词，反复玩味，对于其他一些流行解释，也不免疑窦丛生。首句“清江水”，注家大都说是“江西袁江与赣江合流处，旧亦称清江。此处当指赣江言”。认为清江是专有名词，以部分代替全体，作为赣江的代称；然而袁江远在赣北，也从无作为赣江别称的用例。流经郁孤台下的江水固然是赣江，但“清江水”仅乃“清澈江水”之谓，与当做专名的“清江”似无关。“西北望长安”句，是化用前人诗句，还是贴近赣州风物？从王粲《七哀诗》“回首望长安”、杜甫《小寒食舟中作》“愁看直北是长安”、张舜民《卖花声》“回首夕阳尽处，应是长安”等，“望长安”已是诗词中常见意象，辛氏此处固然与之有一脉相承之痕，但主要乃从郁孤台的本事中化出。唐李勉为赣州刺史，登郁孤台北望，顿生“心在魏阙”之想，改台匾为“望阙”。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成为郁孤台诗文的习用之典。苏轼写过两首《郁孤台》诗，还写过《虔州八景图》，就有“倦客登临无限思，孤云落日是长安”的感叹。与辛氏同时的周必大，在《回施赣州元之启》中也有“郁孤存望阙之台，流风可想”之句（施元之即此时被辛氏奏劾而罢赣州知府的）。所以，我以为辛词此处即使字面上袭用前人诗句，重点却在“郁孤望阙”的“本地风光”。“毕竟东流去”句，不少注本释为江流的势不可挡，以喻抗金力量的坚韧不屈。然而，这与紧接的“江晚正愁余”如何相衔？凡此种种，均颇堪玩索。回忆50年前初读此词，难免不求甚解；现在或许有求深之过，读解诗词之难，难乎哉！
（原载《文史知识》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