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走马塘是上海东北地区一条河流的名称，属于杨浦区。该区在唐末宋初成陆，相传南宋名将韩世忠于此屯兵，在岸边走马往来，由此得名。我在十多年前迁移此河之畔的所谓亲水小区，那时还遭黑臭之累，如今河道颇清，臭味已除，成了我晚年居于斯、食于斯、治学于斯的处所。本集所收之文，以晚年所作为主，既表现我治学趣向嬗变的轨迹，包涵了我对学术同道“如切如磋”的一份期待，也可以与我已经出版的几部论文集在内容编排上有所区别。简言之，《走马塘集》即“晚学集”也。

我在治学道路上努力遵循一个原则：研读力求普泛，落笔则须谨慎，切忌逾越疆界。学界向有所谓宏观、微观研究的讨论，我个人倾向“中观”，即“与其简单重复一些老生常谈的大题目，不如切实地开掘出一批富有学术内涵的中、小型课题，有根有据地予以研讨与阐明，必能提高我们研究的总体水平”（《走近“苏海”》），意欲兼收宏观与微观研究的长处而更力求两者的良性互激与动态平衡。梁启超批阅他学生潘光旦习作《冯小青》一文时，热情肯定而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我深为其肺腑之言所感动。

一位年轻朋友这样概括我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旨趣：“用力最深的宋代文学研究”、“期待最切的古代文章学研究”、“牵挂最多的钱锺书学术研究”，所言颇称到位。但随着老境渐至、个人主观条件的变化，又面对外部学术环境的日新，我对这三个专题的认识与观察是有发展的，尤其是2000年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的成立，2007年《历代文话》的出版，2003年起《钱锺书手稿集》的陆续问世，直接影响我的学术思考，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专题，其重点、内涵与未来方向等，均有新的想法与作派。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比较早地确定了学术的主攻方向，以宋代文学研究为志业。衡估自己的资质禀赋、学养基础和知识结构，我较自觉地认识到能做到什么，尤其是不能做到什么。虽对其他领域也产生过兴趣，但始终不忘宋代文学，而且越来越到了“目不斜视”的程度。自知有学术格局狭小之弊，仍不敢超越畛域。前期所选宋代具体课题，大致从苏轼、宋词、宋文、文人集团几个方面展开，既是读书有得的促动，更为个人兴趣爱好所致，谈不上通盘的计划。2000年在复旦大学成立了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我被推为会长，促使我在个人研究之外，需要更多地关心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建构与发展导向，对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也应进行思考。这个任务于我有些勉为其难，但也尽可能地建言献策。

比如我在一次年会上曾提出过宋代文学研究在布局上存在“三重三轻”的偏向，即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其实，前两点也集中体现在“轻南宋”上，因为南宋中小作家数量庞大，当时几乎还未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对南宋诗歌发展脉络的梳理，也远不如北宋之明晰，散文方面更处于被严重遮蔽的状态。这与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是很不相称的。南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它虽是北宋文学的继承与延伸，却不是“附庸”。这一百五十多年的文学历史呈现出诸多重大特点，如文学重心在空间上的历史性南移，而作家层级却又明显下移，文体文风上的由“雅”趋“俗”，文学商品化的演进与文学传播广度和密度的加大，都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反观我国南宋史研究界，近年来却有长足的进步。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陆续推出“南宋史研究丛书”，凡53种，还多次召开富有成果的学术会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课题：“重新认识南宋”，对南宋文学史研究也是有力的推动，应该迅速改变冷落与轻视的现状。有感于此，我除了与门人合作撰写《南宋文学史》外，也尝试写了一些文章，收在本书第一辑“南宋文学研究”中。虽然乏善可陈，权当引玉之砖吧。

我初涉宋代散文研究，为时颇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宋代散文选注》是普及性的大众读物，却是我个人第一次出书。我趁机泛阅了大量的古代散文选本、各类评注本以及著述文献，并尝试辑录古代散文评论资料。品味散文文本使我获得很大的审美愉悦，有时甚至觉得比读诗更有兴味；而那些保留在题跋、书简、随笔、短论中的文评资料，其深微厚重的内涵，又带给我一时难解的学术困惑。

其时我正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在叙述散文发展状况时，先秦部分还比较充分地论析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汉以后，就只能作散点介绍了。虽唐宋古文运动、前后七子、桐城派等着墨稍多，仍无法展示出我国散文发展的完整脉络，严重地脱离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尤其是无法展示出汉文学的民族特色。这是当时文学史编写者的共同困惑。读者们不知是否注意到，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我们文学所的文学史一样，都没有统领全书的综论性前言，卷首仅有出版说明。游著的《说明》很简洁，只对“文学对象或划分范围”作了交代，着重谈到“在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散文中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哲学著作常常很难划分，就是两汉以后，在一般学术论著和实用文章中也有很多富有文学意味的散文”，编者们就根据这个认识决定散文入“史”的具体对象和范围。比它早一年问世的文学所版文学史，也是如此处理，都在审慎之中充满着无奈，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文学所编写的文学史于1962年7月出版后，胡乔木同志曾两次提出过意见。在第一次谈话中，他专门对散文问题作过大段议论，最后说：“散文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那么高，现在我们把大部分作品都加以拒绝，说它们不是文学，这恐怕是一个缺陷。这里面有两个问题：①从历史观点来考虑，值得研究；②从文学观点来考虑，也值得研究。”（见《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他指示文学所应从“三卷本”教科书规模的“跑道”上退出，撰写20卷或10卷本大文学史。文学所即落实这个指示，并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研究小组，其中就有散文组。我参加该组工作，更积极地搜集、梳理有关古代散文评论资料，因为我当时认为，解决这个“困惑”的关键在于调整我们的文学观念，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外来“纯文学”观念的形成历史，它在现代学科分类中的进步作用以及它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更要坚守中国本土文化本位，从前人的大量论述中探索“中国文学”这个观念的丰富内涵，维护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这两者是存在矛盾的，只能在研究实践中求得一定的平衡。而作为工作切入点，或曰“抓手”，只能从认真踏实地研究我国古代的文评资料做起。但这个学术梦想被又一个政治风暴所击碎，初步积累的一些资料也毁灭殆尽。

新时期带来了学术新生机，我重新拾起散文研究这个课题。但第一，研究的具体目的已从解决古代散文入“史”标准问题，转向对中国古代文章学这一学科建构的探讨；第二，作为课题基础和前提的古文献整理，也从搜集散见材料转为专书（含独立成卷者）的汇编。这是因为我其时已无参与文学史编写的任务，同时认为要从学理上解决入“史”标准问题，应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上来着手；散见资料汇编，工程浩大，头绪纷繁，非我个人能力和精力所能完成，而汇编专书，已有《历代诗话》《词话丛编》的成熟编例可资借镜，能与其“鼎足而三”，具有实际的操作方便和应急的使用需要。因而即从调查书目开始，黾勉从事，到了2007年才出版《历代文话》十册，630万字。资料汇编和学科建构实际是互为表里、互相支撑的两项工作。我一再说明，《历代文话》的编纂是为了助成一门学科的建立，它采用“应有尽有，应无尽无”以及“寓选于辑”等方针，以保持全书体量不宜太大、书价不宜太贵，期望有兴趣的研究生们自行购藏，钻研课题。出版后也颇见实效，我很欣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我们又于2009、2012、2015年召开了三届“中国古代文章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先后编辑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拓展与深入》（待出）等会议论文集，邀约同道，商量培养，以期对这一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尽到绵薄之力。以上算是本书第二辑“古代文章学研究”的写作背景。

钱锺书先生以渊博闻名于世，广大精微兼而有之，宋诗研究则是他创造的学术世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生前出版的著述中，已有丰富的宋诗研究资料。《宋诗选注》以普及性选本而优入宋代诗学经典之林，其作家小传与注释尤为学界奉为圭臬。日本著名宋诗专家小川环树先生评云：“由于这本书出现，大概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必须改写了吧。”1948年问世的《谈艺录》，作为诗话，其论析重点就是宋诗和清诗；1983年进行增补，篇幅几与初本相埒，并有对宋诗更精彩、更细致的分析与观察。他的《管锥编》中也有不少论及宋诗之处。甚至旧诗创作和小说《围城》中，也包含启人心智的评论宋诗的见解。因而，我们早就认识到，研究宋诗已经绕不过他这座高峰。当时我也不揣固陋，写过一些文章。钱先生1998年辞世后，从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钱锺书手稿集》，其第一部分《容安馆札记》更引起学术界一片赞叹而又惊愕之声。此书三大册，共评析两宋诗文集360馀种（北宋70家，南宋近300家），我们从中辑得约55万字，相当于又一部《谈艺录》。我曾说过，他的《容安馆札记》“着眼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所以他的品评就成为真正的审美批评”，“《札记》是一方远离外部喧嚣、纷争世界的自立的学术精神园地，一部真正‘不衫不履不头巾’的、心灵充分舒展、人格完全独立的奇书”。其意义和价值可能要有一个逐渐展现的过程，在研究钱先生的宋诗观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手稿集的第二部分《中文笔记》二十册，于2011年出版，也有论及宋诗的重要篇章。至于早在2002年问世的《宋诗纪事补正》（后改名《宋诗纪事补订》）属于大型的宋诗搜集和辨正著作，是他在宋诗文献整理方面的重要成果。

学术史表明，从“新材料”中研究“新问题”，就能形成“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先生语），新材料的出现往往带动学术的新发展。钱先生这批手稿，随笔挥洒，涂抹勾乙，目力不济者阅读为难；他的笔记草楷杂用，龙飞凤舞，不熟悉其手书者辨认不易；更由于广征博引，出入诸部，无一定学术功底者艰于理解。我自知不是解读这批珍贵史料的合适人选，但时时为其所吸引，禁不住在“钱学”之畔窥视徘徊，粗有涉足。眼看十多年过去了，以手稿为主要对象进行宋诗研究的成果，颇显冷落，不免有寂寞之感。把我这些难入钱先生法眼的文字汇录为“钱锺书与宋诗研究”一辑，心怀惴惴，聊作征求友声之嘤了。

附带说明，本书收文以晚年之作为主，但也酌收前期著述，借以看出一脉相承之处和前后蜕变之迹。又厘为三辑，稍呈眉目，但有些文章的性质实兼跨两辑，只能随机安置，容有不当。《鹅湖书院前的沉思》乃学术散文，表达我的一个猜想，即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一次流产的政治性“鹅湖之会”，然现存史料尚不足证实此事，故出以漫率之笔，我对此文有些偏爱，亦予阑入，统祈读者原谅。

王水照
二〇一五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