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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通儒”的王应麟一生怀有“词科”情结，影响到他的行为选择和著述取向。他的父亲王
，虽中进士却未能考取博学宏词科，终身抱憾，“他日必令二子业有成”
，他课子严苛，期待迫切，临终时犹以此事殷殷嘱咐应麟、应凤这对孪生儿子。
王应麟于淳熙元年（1241）举进士，时年19岁，取得了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的资格，就积极备考，广泛搜集资料，随时整理归类，“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
，“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典籍异文，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
，孜孜矻矻，毫不懈怠，终于在宝祐四年（1256）中科，践尝了这一夙愿，时年34岁，离中进士已足足15年。他的弟弟应凤也于开庆元年（1259）考取，成为现有资料最后一位博学宏词科中式者，兄弟相踵，一时传为佳话。
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促使他编撰了一系列有关词科的书籍，既为自我积累之用，又可应社会广大举子要求。《辞学指南》就是迄今唯一一部词科研究专书，附见于他的《玉海》之末。
《玉海》共200卷，是一部体大思精、搜讨宏富而又自具特色的类书。取名“玉海”，意指“若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突出其内容之珍贵和蒐罗之广博，又云“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标举“德”“善”等传统信条。它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二十一门，门下又细分若干二级小类，纲举目张，条理井然，不单是文献资料的排比辑录，也反映编者对世界万事万物的一种条理化的整体观念，努力使之成为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知识体系。比之一般的唐宋类书，此书有两点尤当注意。一是为“词科”应试服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即指出：“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词科”考试制、诰等文体，大都为朝廷代笔，内容自然偏重于“巨典鸿章”“吉祥善事”，在类书编纂取材时就对此有所突出和强调，以更切合实用。二是重视宋朝史料。《四库全书总目》又指出：“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这是因为词科考试的内容，“古今杂出”，“每场一古一今”，古今史事并举，故在取材时又需注意本朝史料的摘取编辑。“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是肯定其作为宋代史料的独特价值；阮元《学海堂集序》中说：“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
也推崇王应麟对于“史志”处理的“家法”。至于“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则是对其总体的评价了。
除《辞学指南》《玉海》外，王应麟词科著作还有《词学题苑》40卷。至于他的名著《困学纪闻》，博赡精深，涉及词科者亦随处可见，其卷十九为“评文”，更富直接论述词科之材料。
同属浙东学派的章学诚，在论及王氏《玉海》时，曾指出“皆为制科对策，如峙糗粮，初亦未为著作。惟用功勤而征材富，亦遂自为一书”
，也注意到此书对于科举的实用性质，并因“用功勤而征材富”而自为一书。但章氏坚持“纂辑”与“著述”的区别，并引发出对王氏此类书籍负面作用的指责。他说：“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
章氏此论，渊源有自。他在同书《浙东学术》篇中，已指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的特点，“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各因其习而习也”；但又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在他的心目中，“史纂”“史考”“史学”是犁然有别的，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章氏对“宗仰王氏”的后学辈的批评。他对王应麟的《玉海》等书，还是怀抱敬意的，在同书《答客问下》中，论及“比次之书”时，认为有三种情况：“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还有一类即是如《玉海》之属，乃是“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聚薪槱者”（《诗经·大雅·棫朴》“薪之槱之”，槱，积也），正确地指明《玉海》等纂辑排比资料之书，乃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两者既有层次差异又有循级前行、不断探索的密切关系。章学诚对王应麟的学术评价，是深刻而全面的。
王应麟“词科”情结之所以强烈，一是来自父命，此点毋庸赘述；二是出于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定，词科出身对政界、学界的自我形象塑造，关系重大；三是个人学术宗旨与文学志趣使然。南宋士人中虽不乏贬斥词科和词科出身者，然而在大部分士人中却颇获青睐。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云：“汤举者，处州缙云人，……遗泽遂沾其子，即进之思退也。后中词科，赐出身，尽历华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时。”
汤思退（字进之）历仕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直至拜相，依附秦桧，丧权误国，但这条记载却反映出词科出身与他仕途顺遂的微妙关系。周密《齐东野语》记真德秀云“时倪文节（倪思）喜奖借后进，且知其（真德秀）才，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真德秀固然出类拔萃，倪思“与之延誉于朝，而继中词科，遂为世儒宗焉”
。这则材料则透露了词科与“儒宗”直接的隐性联系。无独有偶，王应麟登进士第后，自言：“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
他发誓不能止步于进士科，为考中博学宏词科而“闭门发愤”，在他看来，博学宏词科是达致“通儒”的必由之路。《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在评其《四明文献集》时也说“应麟以词科起家，其《玉海》、《词学指南》诸书，剩馥残膏，尚多所沾溉；故所自作，无不典雅温丽，有承平馆阁之遗”，颇为中肯地指明词科对王氏文学创作趋尚的具体影响。
要深入而具体地了解王应麟的学术宗旨与文学志趣，我们可通过对其《辞学指南》的研究，把握他的一个侧面。
《辞学指南》四卷，附刻于《玉海》之后，如果说《玉海》为应试词科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辞学指南》就是有关词科肄习方法、考试试格，以及制度沿革的专门著作，两者互为表里，交相为用。不少词科出身者均热衷于编辑类书，如唐仲友即编有《帝王经世图谱》十卷，周必大谓其“凡天文地志、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伯，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午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
，说明此类类书的编辑，其出发点是为自己迎考所作的肄习工夫，初不在为他人提供参酌，也就是说，首先是为己，其次才是为人。正因为有《玉海》作准备，王应麟的《辞学指南》才显得论述扎实，语无虚饰，超出于泛滥成灾的科举图书，而成为富有学术内涵的专著，在我国科举学史上有其价值与地位。
《辞学指南》前有《自序》，言简意赅地论述两个问题。一是宋代词科设置、沿革大略，大致有三个阶段：（一）绍圣元年，“五月，中书言唐有辞藻宏丽、文章秀异之科，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于是始立宏辞科。二年正月，礼部立试格十条”。原来在进士科罢诗赋后，“纯用经术”，公文写作人才一度匮乏，朝廷文告的撰述成为“众之所难”，为了补缺纠偏，才决定设置“宏词科”；
（二）大观四年，“改为辞学兼茂科”；（三）绍兴三年，“七月诏以博学宏词为名”。随着这三次改名，考试的科目均有相应的变动。在宋人的用语中，把“宏辞科”“辞学兼茂科”“博学宏辞科”都统称为“词科”。但宋末嘉熙二年，另立“词学科”，考试难度降低，不久废置，“今唯存博宏一科”。前人一般对此短期存在的“词学科”忽略不计。王氏概括这三次改名的情况云：“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即绍兴三年以后），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矣。”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先重华藻、“宏词”，继尚淹该、“博学”，最后达至“博学宏词”并重而又以“博学”为先之境，正与其科名相吻合。
二是提出衡文的标准。王应麟写道：“朱文公谓是科习谄谀夸大之辞，竞骈俪刻雕之巧，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然则学者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云。”作为词科人，王应麟既怀自豪之感，又不讳言科举中的不良文风，他治学兼取朱、陆，自然尊重朱熹的批评意见，并把“深厚简严”树为文章圭臬，纠正谄谀夸饰雕琢之时病，也是他编著本书的现实针对性之所在。
《辞学指南》正文四卷，第一卷讲叙肄习之法和作文门径，第二、三、四卷分论词科所试各个科目即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最后附以《辞学题名》。内容重在指导学子的学习和写作，不专力于词科制度，但自具逻辑系统，编次井然有序。
在第一卷中，分编题、作文法、语忌、诵书、合诵、编文六个子题，王氏大量引用前人和时辈的名言隽语，而参以己意，使之相互阐释学习与写作之道，注意理论性解说与作品实例的结合，同时立“语忌”专节，注意正反两方面写作经验的对照，又设置“诵书”、“合诵”专节，使“读”与“写”能够统一起来。此卷以“编题”开篇，即是指导学子应在“编阅搜寻”、“俟诸书悉已抄遍”的基础上，编制文类门目，如天文、律历、浑仪等，他共列举了137门，这里有他自己编纂《玉海》的实践体会在内。他还引用“陆贽《备举文言》三十卷，摘经史为偶对类事共四百五十二门。李商隐《金钥》二卷，以帝室、职官、岁时、州府四部分门编类”，又引传为韩愈所作《西掖雅言》五卷，晏殊《类要》“总七十四篇，皆公所手抄”等经典范例，导示学子，用心良苦。他在《自序》中主张“学者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把《六经》视为治学根本，自当涵泳精读，但在“诵书”“合诵”等处，又主张广泛阅读，如“子书则《孟》《荀》《扬》《管》《淮南》《孔丛》《家语》《庄》《列》《文》《墨》《韩非》《华》《亢仓》《文中》《鬻》《刘》诸子，《汲冢周书》《吕氏春秋》、贾谊《新书》《说苑》《新序》，兵书则《六韬》《司马法》《孙吴》《尉缭》、李靖《问对》，皆有题目，须涉猎抄节”，他还开列其他不少书目，视野开阔，博及群书。其中尤须注意的是《宏词总类》一书，此书为陆时雍所编，也是宋代有关词科的专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曾予著录，但现已佚失。《辞学指南》却详细指示阅读、利用此书的方法和步骤，从其引用来看，此书主要是辑录宋代词科考取者的程文，在今天又有科举史料的价值。
作为科举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辞学指南》在史料准确性上更具优长。王应麟是位严谨的文史学者，他的不少记述甚至比其他史书更可靠。《辞学题名》就充分体现出这个特点。《辞学题名》依次登录绍兴二年“宏辞”首科至大观三年末科取录共31人，政和元年“词学兼茂”首科至建炎二年末科取录共36人，绍兴五年“博学宏词”首科至开庆元年末科取录共40人，共计107人，这是宋代考取词科的全部名单（仅政和二年缺曹辅一人），基本完备。例如嘉定元年录取的“博学宏词”陈贵谊，《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至一二之二五，就失载了，以致影响今日有关著作也随之失载；祝尚书先生《宋代词科制度考论》曾勾稽史料，力图在嘉定以后“补史之阙”，共得六人，其中洪咨夔、李刘、郑思肖、杨攀龙四人仅为“欲应词科”或“试博学宏词”，实未最终中式，另两人即王应麟、王应凤兄弟，已见王应麟《辞学题名》的最后两名。至于聂崇岐先生《宋词科考》所补理宗嘉熙二年“词学科”林存、卢壮父两人，他已指出，此“词学科”与“宏词”、“词学兼茂”、“博学宏辞”三科不同，乃是“降等立科，止试文辞，不责记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七），“以所试较易，颇为学士大夫所轻”，且前后不过七年，开科仅五次，因而王应麟《辞学题名》不予收录，也是可以理解的。要之，名单基本完备，此其一。
这里附带讨论徐凤是否曾中词科的问题。王应麟《辞学题名》中未见徐凤，但据叶绍翁记载，他似亦中式。《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条云：“徐（凤）、真（德秀）共习此科（博学宏辞科），且同砚席，文忠已中异等，为玉堂寓直，徐三试有司始中……徐后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监，迟速皆命也。”
“徐三试有司始中”，此文前已叙述徐凤曾两次应试被黜，似乎此次（即嘉定七年，1214年，详下）侥幸录取。此则记载，与王应麟有关记述不合。《辞学指南》卷四云：“徐子仪（即徐凤）《甘石巫咸三家星图序》引《周礼·簭人》巫咸事，按本处注，巫字当为筮，非殷之所谓巫咸。贡院言：‘是旁证，即非本处有差，未敢取放。’开院日，知举请与升擢。（原注：是年试者二十四人）”“知举请与升擢”，结果是否中式，没有明确交代。《辞学指南》曾列历朝试“序”题目，此三家（甘公、石申夫、巫咸）星图序之试题，列于嘉定甲戌（七年）；再检《辞学题名》，此年无人录取，二十四人全部落榜。说明王应麟对徐凤考词科情况十分了解，不可能发生遗漏之失。他在《困学纪闻》卷二十“杂识”中也记叙此事：“徐子仪嘉定中试宏辞《甘石巫咸三家星图序》引《周礼·簭人》‘巫咸’，本注‘巫’当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荐于朝。不数年，入馆掌制。”
徐凤过了数年才“入馆掌制”，是在应试落榜而被人“荐于朝”以后的事情，他未被正式录取博学宏辞科应是确定的。真德秀为他所作的墓志铭《秘书少监直学士院徐公墓志铭》对这位“同习”词科的友人更有颇详记录：“始公（徐凤）试博学宏辞，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试，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论杂然称诎。知贡举曾公从龙帅其僚荐于朝，谓公词精记博，非作者不能及，……宜被褒擢，或籍记中书，备异时翰墨之选。明年，除吏部架阁。”
绝口未提考取词科之事。王氏《辞学题名》不收徐凤，是符合实情的。
其次是《辞学题名》记录的姓名准确。如崇宁元年之“石忞，《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作“石忞”，查《直斋书录解题》、民国《芜湖县志》等，均作“
”。政和四年的“滕庾”，《宋会要辑稿》误作“滕庚”。绍兴八年的“詹叔羲”，《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〇均误作“詹叔義”。绍兴十八年之“季南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误作“李南寿”。乾道五年的“姜凯”，《宋会要辑稿》误作“姜觊”等。王应麟在记录被录取者时，特别留心他们的家族背景，在这107人中，父子三人相继中式者有三陈：陈宗召、陈贵谦、陈贵谊；兄弟三人相踵者有三洪：洪遵、洪造（后改名适）、洪迈；兄弟二人荣登者更多，计六组：二吴（吴兹、吴幵）、二滕（滕康、滕庾）、二李（李正民、李长民）、二袁（袁植、袁正功）、二莫（莫沖、莫济）以及王应麟、应凤二王兄弟自己。这一现象说明词科考试比起其他科目来，需要更广博的知识储备与更严格的文词训练，引导士子家庭作出针对性的应试反应，形成家学中某种专科化倾向，这是饶有兴趣的话题。
《辞学指南》是现存唯一一部研究宋代词科的专书，在中国科举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在本书卷二至卷四论述词科试格等部分，更在文体形态研究、骈文批评思想和文话著作类型特点等方面，为中国古代文章学史增添重要的篇章。这就是此书在学术史上的双重意义。
本书卷二至卷四论述词科试格，即考试科目，共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类，此实为本书重点所在，因而《辞学指南》也可视为文体学著作。据王应麟《自序》，绍圣元年始立“宏词科”，次年礼部立试格十条，分为章表、赋、颂、箴、铭、诫谕、露布、檄书、序、记；后诏诰赦敕不试，“再立试格九条，曰章表、露布、檄书（以上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大观四年改为“辞学兼茂科”时，除去檄书，增入制、诏。绍兴三年又改为“博学宏词科”，定为十二条，即《辞学指南》所据以论列者。还规定“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三岁一试，如旧制”。所谓“古今体”乃指内容，“古”指“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今”指“以本朝故事或时事为题”，“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测试考生学问是否淹博，文辞是否佳妙，考评其“学”和“辞”两方面的能力与水平。从“宏词科”一改为“辞学兼茂”再改为“博学宏辞”，表示两者重心的进一步转移：“博学”优于“宏辞”。
刘勰《文心雕龙》为文体学的建立提出过明确的原则与完整的框架。在《序志》篇中，对《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分论各体文章时的写作思路，作过精到的概括：“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即探源溯流，解释文体名称和性质，评选代表作家作品，最后归纳该文体的体制特点与规格要求。这四项成为后世文体学著作大都遵循的准则。王应麟也不例外。如论“制”，首叙“制”之源流：“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为制，汉因之。”继叙“制”的功用：“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又叙“制”之作法，如论制头破题四句：“能包尽题意为佳（如题目有检校少保，又有仪同三司，又换节，又带军职，又作帅，四句中能包括尽此数件是也）。若铺排不尽，则当择题中体面重者说，其馀轻者于散语中说，亦无害（轻者如军职三司是也）。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交待细致。因“制”常须提到地名、郡名、节镇名等，他又制表详列，注出其别称。与一般文体学著作不同之处，在于格外关注其与词科的关系。故所举范文，均为词科人之作（如孙觌、洪遵、莫沖等），还列举自政和至咸淳历次考试“制”之题目，供学子参酌。在具体分析时也注意及此，如引真德秀语云：“辞科之文谓之古则不可，要之与时文亦夐不同。盖十二体各有规式，曰制、曰诰，是王言也，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他还拈出制词写作的三要害：“制词三处最要用工：一曰破题，要包尽题目而不粗露（首四句体贴）。二曰叙新除处，欲其精当而忌语太繁。三曰戒辞，‘於戏’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三处乃一篇眼目灯窗，平日用工先理会此等三处，场屋亦然。”所言切实中肯，便于初学。在选择可供学习追摹的前辈文人时，也着眼于此：“前辈制词惟王初寮、汪龙溪、周益公最为可法，盖其体格与场屋之文相近故也。其他如王荆公、岐公、元章简、翟忠惠、綦北海之文亦须编。《玉堂集》自建炎至淳熙制词具备，亦用详看。盖凡用事造语皆当祖述故也。”提示门径，颇具操作性。此书论及“制”体共占25页，比之后世文体学著作如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来，显得内容丰赡，论述详明，后来者未必居上。论及其他十一体也大致达此规模水平，故在文体学史上应居一席之地。
词科所试各体，主要是骈体文，因而《辞学指南》又可视作骈文论或四六话的一种。我曾把我国古代文话划分为四种类型：颇见系统性与原创性之理论专著（如陈骙《文则》）；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著作，即狭义的“文话”；辑而不述的资料汇编式著作及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
在王应麟之前，有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洪迈《容斋四六丛谈》及杨囦道《云庄四六馀话》等四种骈文话，前三种属于第二类（洪迈之书乃后人从《容斋随笔》中摘编而成），后一种属第三类。《辞学指南》中虽然大量引用各家论述（尤以吕祖谦、真德秀、周必大为多），但其书自有体系和编纂宗旨，作者独立论述的比重亦大，实已从第三类过渡到第一类，即从单纯的资料汇编优入著作之林了。
作为骈文话，此书关于骈文与古文关系的论述，颇堪重视。王氏首先看重骈文的自身特点，在论“表”时说：“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语不可尖新，铺叙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纲也。”这其实也是对骈文的一般要求。在论“赞”时说：“诵味吟哦，便句中有意，于铺张扬厉之中而有雍容俯仰、顿挫起伏之态，乃为佳作。若止将华言绮语一向堆叠，而无风味韵致，亦何足取哉？”也可引申为对骈文普遍适用的批评标准。至于所引“凡作四六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浏亮（上句有好语而下句偏枯，绝不相类，不若两句俱用常语）”，“四六宜警策精切”，“四六之工在于裁剪，若全句对全句，何以见工？以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方妥帖”，这些对“四六文”的创作规定，确实切中了这一文学样式的特质之处。然而，王应麟同时主张骈文不应与古文绝然划界分疆，互不相涉，他引真德秀之语云：“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须多读古文，则笔端自然可观。”又引陈晦语云：“读古文未多，终是文字体轻语弱，更多将古文涵泳方得。”他发挥柳宗元“参之《国语》以博其趣”时，专门选了《国语》十三则文字，叮嘱学子细读，他说：“古文中如《左传》、《国语》、西汉文最为紧切，其次则《选》、《粹》及韩柳等文。”他对骈、散两体相反相成的辩证见解，虽非创见，但结合词科来论述，亲切有裨实用。此书中数处对宋代作家骈文风格的具体评赏，有出自王氏引用的（如李汉老云“张乐全高简纯粹，王禹玉温润典裁，元厚之精丽稳密，苏东坡雄深秀伟，皆制词之杰然者”），也有他个人的（如“见行程文为格外，更将前辈制词，如张乐全、王荆公、岐公、元厚之、东坡、颍滨、曾曲阜、王初寮、汪龙溪、綦北海、周益公所作，裒集熟读，则下笔自中程度矣”）作为本朝人对骈文创作的当下反馈，也是研究宋代骈文史的第一手材料，似尚未引起注意，也值得玩味。
对于宋代词科设置的得失功过，当时人就有不同的评论。公开声言要求取消词科的是著名学者叶适。他说：“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他进一步指出：“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这些会写“四六之文”的士人，“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结论是：“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
叶适的批评正好涉及制度和文章两个层面，很有讨论的必要。他要求科举制能有效地选拔出经世济时的实用之才，这代表着时代的呼声。但他立论的基础是反对“四六文”，对“四六文”和擅长四六文的士人声罪致讨，把四六文归结为“最为陋而无用”，四六作者则是不知义、不知方、不中器之人，这就偏激失当了。从当时社会思潮来看，对他的偏激也应采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在上述文章中，他最后指责习词科者，“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陷入于不肖而不可救”之境地。这就让人明白了：原来他是为当时“道德性命之本统”的道学派而立言的，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和文化传统。
宋代词科考试，每科取士例为五名，但一般仅取一二名，选取颇为严格，不像进士科动辄每科高达五六百名。从全部录取人员来看，官至宰执者占相当比重。《辞学指南》引“水心曰：‘宏词人，世号选定两制。’李微之曰：‘自绍圣至绍熙，至宰执者十一人，绍熙后执政三人。’”据聂崇岐先生文章的材料，可具体考实有王孝迪、孙近、滕康、卢益、费辅、孙傅、张守、范同、秦桧、洪遵、洪适、汤思退、周必大、傅伯寿、陈贵谊等十五人，表明所取不乏政治干才，并非全是“不知方、不中器”之庸人，即如秦桧也非无能之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论宋代词科之设，“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语或有夸饰，但对促成“博洽”学风确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再若从文章学发展的角度看，其偏颇更为明显。谢伋《四六谈麈序》云：“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知？”
词科的制度设置，激发起士人社会对四六文的重视和普遍肄习，在此基础上，三洪、二王以及周必大、孙觌、倪思、吕祖谦、真德秀等，均由词科出身进而被称为四六名家，对南宋骈体文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陈寅恪对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一文，更是推为极致：“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称许汪藻为“四六偶俪之文”的“集大成者”：“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即从“词科”背景中来追寻汪藻之所以获此成就的原因，尽管汪藻本人未曾中此科。钱锺书先生在论及汪藻时，则与曾中词科的孙觌作比较。他写道：“汪藻《浮溪集》三十二卷，十三年前过眼者也。彦章以俪语名，陈振孙《书录解题》推为集宋人四六之大成。其骈文对仗精切而意理洞达，自擅能事，然较之同时孙仲益无以远过。仲益属词比事，钩新摘异，取材之博似尚胜彦章也。”
他在汪藻与孙觌之间扬抑褒贬，用语审慎，但倾向性仍甚鲜明：他更肯定孙觌这位词学兼茂科出身的骈文家。
相较而言，南宋古文领域缺少像北宋“欧苏王曾”古文六大家那样的作者，南宋骈体文的成就则足以与古文并肩，甚或有所超越。在评估词科取士功过得失时，理应考虑到这一客观实况。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