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千年古刹托林寺

札达县政府所在地称为托林，周围的农村属托林乡，都得名于一座千年古刹──托林寺。

公元10世纪末年，古格王国的第一代王德尊衮据有象雄（今阿里地区）。德尊衮的次子松埃出家为僧，法名拉喇嘛意希沃，他创建了托林寺。托林，是飞翔的意思。为了弘扬佛法，意希沃派仁钦桑布等人去印度访师求法，并迎请达摩波罗法师的弟子波罗松来传授戒律。1042年，印度高僧阿底峡大师来古格传经布法，驻在托林寺，仁钦桑布担任他的译师。三年后，阿底峡返回印度，而仁钦桑布长期驻锡托林寺，从事译经和授徒，成为古格一代高僧，经扩建后的托林寺也名声远播。1076年是藏历火龙年，在古格国王赞德的支持下，托林寺召开法轮大会，卫、藏、康各地的高僧都前往参加。这次“火龙年大法会”成为西藏佛教的盛事，托林寺也成为全藏名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许多高僧都曾在此寺活动，古格王国的不少重大佛事也都在此举行。全盛时的托林寺拥有三座大殿、十座中小殿、僧房、经堂、大小佛塔、塔墙等大批建筑。除了这座本寺以外，托林寺还有25座分寺遍布阿里地区，它们分属于萨迦、格鲁、竹巴噶举三派，在印度和尼泊尔也有分寺。古格王国覆灭后，托林寺虽然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依然保持着主寺的地位。经历了千年风霜，如今托林寺只剩下两座大殿、一座大殿的残迹、一座较完整的佛塔和一些遗址，散布在朗钦藏布（象泉河）南岸的台地和南面的土山上。

这座名寺早就见于藏文史籍的记载，17世纪来到古格王国的西方传教士又在他们的报告中记录了它的情况。1933—1934年，意大利人杜奇在托林寺拍了130多张照片，留下了当年的实况。由于这些照片一直秘而不宣，成为不少西方探险家和学者追寻的对象。

6月26日清晨，当我急切地在住处俯瞰托林寺时，没有见到像大昭寺、哲蚌寺、札什伦布寺那样金碧辉煌、壮丽恢宏的景象，甚至没有找到一点金色、一点闪光，只见两座平顶的大殿静卧在周围新建的土房和校舍之间。在这片土黄色的海洋──土山、土丘、土地，还有土房，它们的墙壁和平顶是同样的颜色──之中，只有一种土红色引人注目，那是大殿新粉刷过的外墙、佛塔的尖顶和遗址的残迹。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千年古寺。

但当一位66岁的喇嘛打开杜康殿（红殿）的大门，让我们步入这座有36根方柱支撑着的殿堂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件精美的雕饰、一幅幅鲜艳的壁画，比之于其他古寺名刹的大殿毫不逊色。壁画上绘着各类佛、菩萨、佛母、度母、金刚、高僧的大像和无数小像，配有各种飞天、祥云、如意、植物花草、飞禽走兽等图案，令人目不暇接。西壁的东侧下部绘着一组古格王室成员、高僧、来宾和外邦僧俗人等礼佛图，人物形象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古格的历史和文化。在殿堂门廊东壁两侧绘着一幅非常精彩的金刚舞女图，舞女们容貌娇丽，体态轻盈，舞姿各异，显示出超越宗教的艺术魅力。壁画的作者使用了一种精细的游丝描技法，画出的线条蜿蜒流畅，设色轻淡柔和，若隐若现。同行的H和L在西藏作过全面的文物普查，他们说用这种技法的人物壁画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这位作者是谁？来自何方？为什么只留下了这样一幅壁画？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无法找到答案。就像世界上大量其他艺术品都出于无名氏之手一样，不管作者是古格人、拉达克（今克什米尔）人、印度人、尼泊尔人、汉人，是僧人还是俗人，是名人还是凡人，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幅画成为人类永久的财富，特别是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中毁灭。

这不是我杞人忧天，因为尽管殿内的壁画基本完好，无情的岁月还是威胁着它们的安全，由渗水造成的一道道垂直的白色痕迹已经遮蔽了不少小佛像，要是不及时维修，渗水自然会日渐扩大，而拉康嘎波（白殿）内的惨状更提醒我们，人祸的破坏往往比天灾更大。如今殿内只剩下北壁正中供奉的释迦牟尼，这尊塑像虽大致完好，但像的螺髻、面部、两臂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余十四尊塑像早已荡然无存，只有空空的像座标志着它们当年的座位。殿门外原有门廊，廊顶早已拆除，仅余两厢墙壁，门两侧的泥塑装饰也大部分残破。此殿在50年代末被改为粮仓，为了运粮的卡车出入方便而扩大了殿门，而彻底的破坏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浩劫早已过去，几个汽油桶和一些杂物还不得体地留在殿中。

但比起朗巴朗则拉康（遍知如来殿）来，白殿还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它毕竟保存了下来，而朗巴朗则拉康却只留得断垣残壁一片废墟。当我踏入旧址，但见殿顶尺寸无存，塑像全部毁坏，大多连残迹都不见，只能从墙上残留的泥塑光背想象众多佛像的法相雄姿。墙壁的表层几乎完全剥离，除了依稀可见的红色，见不到任何壁画的痕迹。唯有那一道道残墙和四角的残塔忠实地守卫着这块圣地，无声地诉说着这段悲惨的历史。在墙角和像座底下，不时可以看到被焚烧的经卷碎片，经文还清晰可见。尽管我早已得知这座大殿的毁灭，但仍然对破坏得如此彻底感到震惊。

朗巴朗则拉康，曾经是托林寺的象征，也是西藏佛教文明的骄傲。据藏文史料记载，托林寺是模仿在今札囊县的桑耶寺而建，但设计者将桑寺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体浓缩为这座大殿，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和风格。整座殿堂呈多棱亚字形，是一座大型的曼陀罗（坛城）。中心的方殿即朗巴朗则拉康，象征须弥山，供奉知者如来；四向的四组小殿分别为多吉生巴拉康、仁政久乃拉康、堆友主巴拉康、朗堆太一拉康，代表四大部洲；这五座十字相连的殿堂组成了中心的小亚字形。其外圈由四大殿和十四小殿组成，分别供奉佛、菩萨、度母、罗汉等塑像。外圈的南、北、西大殿均有转经的复道环绕一周，中心的殿堂与周围的殿堂间又形成一条大的转经复道。四角尽处是四座高耸的小塔，代表护法四天王。

这是典型的吐蕃佛殿结构，但又是对传统建筑的创新，所以建成后就吸引了各地的信众和香客，使托林寺更加声名远播。15世纪初叶和末年，拉达克王札巴德和次旺朗杰曾两次派人测绘此殿，并按照其模式在拉达克兴建。五世达赖喇嘛为了在大昭寺的廊壁绘上完整典型的佛殿画像，派人四处寻访原型，最终选定此殿，所以人们至今还能从大昭寺的壁画中感受此殿未毁时的雄伟气象。但没有亲临现场的人大概很难想像它复杂而精巧的结构，我这支拙笔也难以描绘出它的原貌，只能借助于一张考古学家绘成的平面图。

在废墟上，我们与T发生了激烈的争论。T坚持认为，光背残余和残壁上的一个个小洞是弹孔，说明当年破坏时曾经被枪弹扫射。其实，这些小洞都是原来用于支撑佛像和雕塑的木托、固定墙壁表层装饰的榫头脱落后的残迹，弹洞既不可能那么大，也不会如此有规则。虽然T是一位正直而博学的人，但他的偏见却很深，以至本来不难明白的道理却无法使他接受。我很快退出了争论，我的确没有说服T的信心，更感到无比的悲哀。其实，是不是用了枪弹并不重要，用枪弹也罢，用棍棒或更原始的手段也罢，结果都是毁灭了这一稀世瑰宝，都是对人类共同文明的犯罪，都是一个民族无法洗刷的耻辱。如果我们和后人不记取这一教训，谁能保证不再产生这样的罪行？

我毫无目的地踯躅于断垣残壁之间，抚摩着光背起伏的纹饰，凝视着壁上残留的红土，努力想象出当年殿堂的辉煌，佛像的庄严，僧众的虔诚。我想起了1966年那疯狂的夏天，一队队、一群群的“红卫兵小将”在大革文化的命，中华民族数千年汇聚的文明被投入烈火，被毁坏砸烂。我想起了被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焚毁的东方图书馆、被英法联军劫掠一空并付之一炬的圆明园、流落海外的敦煌经卷、藏在俄国深宫的西域文书。我脑海中浮现出1968年深秋在南京栖霞山见过的景象，寺庙封闭，满山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佛像；在新疆和河西走廊到过的一些石窟，壁画被剥离一空，佛像被断首残足；我记不得有多少次面对过废墟和残迹。但与人类文明经受过的无数劫难相比，我的见闻无非是沧海一粟。

但是我还是要特别记下这一笔，因为这样的浩劫确实算得上是史无前例。尽管当年的“红卫兵小将”和破坏者中的绝大多数如今悔恨无穷，但当初却都是热情高涨，无比虔诚，不仅当作一场伟大的革命，而且好似过着盛大的节日。如果没有到过托林寺，或许以为以中国之大，纵有天罗地网，总会有一两处躲过暴秦的世外桃源。但无情的事实是，在这样一个地处世界屋脊，远离政治中心，人口不过数百的聚落；在这样一个上一年（1965年）刚修通公路，离最近的县城和专区近400千米，正常的建设和日常生活异常艰巨的地方；在这样一个藏族占绝大多数，有着悠久和深厚的宗教传统，人们视寺庙为圣地的区域；这样一座堪称稀世之宝的殿堂，也没有能够逃避彻底毁灭的命运。

刚从思绪中回到现实，我见陪同我们的喇嘛已经安坐在墙根，他将随身带着的热水瓶夹在腿间，上面摊着刚从劫灰中检出的残余经卷，正在辨认和诵读。或许他已修炼得心如古井，或许他已对废墟熟视无睹，或许他企望着古寺的复兴和重建，或许他是在祈求佛的启示。而T和几位考古者正在讨论如何组织发掘，他们认为在废墟的地下必定埋藏有大批珍贵的文物，T还提出了重建此殿的可能性。

我突然发现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红色的塔尖是那么伟岸而瑰丽，就连断垣残壁也是那么凝重而自然，它们像鲁殿灵光一样，经历劫火而岿然独存。如果能让我选择，我宁肯不进行任何发掘，无论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就让它们在地下获得永久的安宁吧！我也不希望再在废墟上重建新殿，就让它永远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给后人以沉痛的教训。以今天的人力、物力和技术，要复原任何古代建筑大概都不会有什么困难，但再完满的复原都不能恢复历史的真实。

在今天的寺院围墙外面，残存的佛塔随处可见，据统计大大小小还有83座。其中最完整的一座已靠近南面的土山。从基座算起，此塔共有七层，有阶梯通向第五层一个已经封锁严密的门洞，不知隐藏着什么。其他的佛塔大多只剩下了土堆，常常露出大量模制的小泥佛像和小泥佛塔。泥像的风格证明，这些塔的建造年代都早于13世纪。在寺北濒河的台地上有两排塔墙，远望就像一道雉牒分明的长城，近观可见一座座紧密相连的塔身。靠北的那道因逼近河道，有11座已随着土崖崩塌，剩下97座；南边一道还保持着原来的108座。县政府已耗资数十万修筑了一道坚固的河堤，这一带的河岸不会再崩塌，塔墙将能长期护卫古寺。

我们漫步于塔墙之下，遥望山腰僧房和佛塔的残迹，不禁为这座古寺当年的盛大规模而惊叹。在一千年之前，要建成这样一座寺院，要耗费古格王国多少人力和物力？何况这是一片高寒的土地，大多数地方寸草不生，连不大的木材也得从喜马拉雅山南麓运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格王国的人口远远超过今天整个阿里地区的人口数量，因为据史书记载，公元1337年至1338年，印度的统治者默罕穆德·土格鲁克率领十万大军侵入喜马拉雅山西段，结果全军覆灭。从这一结果推测，古格的人口应该有数十万之多。当时的僧人估计要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贡献于佛教的社会财富是相当可观的。

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将大部分人力物力投入宗教信仰之后，他们可以建成宏大的寺庙，创造出灿烂的宗教文明，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建筑和艺术，但对他们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又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与古格王国的最终覆灭和古格人的逐渐消亡究竟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问题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甚至截然相反的答案，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7月1日下午，我们再次来到托林寺，喇嘛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客堂会见。就在这天上午，来自国家文物局的官员和专家会同自治区文化厅和县政府的官员，商议确定了古寺的维护方案，划定了保护范围。对一个只有数千人口、每年都要靠国家拨款维持开支的边疆穷县来说，这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当初没有考虑到文物的保护，全县的大部分公共建筑和住房，包括一所新建的学校，都坐落在古寺的旧址内。特别是那座两层的校舍，就紧贴着朗巴朗则拉康废墟，插在寺院中间，但要搬迁重建估计得花200万元。而要维修红殿、修复白殿、保护遗址，需要花的钱更多。在这交通困难、人烟稀少的边疆，即使有了钱，要找到合适的技术人员和工匠也还有很大的困难。尽管经费还没有落实，联席会议一致决定，以周围四座佛塔为界划定保护范围，在此范围内不许再建任何新房，原有的建筑也不许再扩大，现存遗址一律加以保护，不允许再有破坏。国家文物局将拨专款用于古寺维修，并派专家指导。

获悉这一喜讯，喇嘛们无不合掌称庆。这时T告诉大家，今天正是托林寺建寺一千周年。原来藏历与公历的时间并不重合，这个纪念日可以早至6月初，也可以晚至7月底，但T说，印度托林寺的喇嘛请天文学家推算，这一天就是今年7月1日。我们又被告知，今天也是在座的区文物局官员P先生的生日。大家举起杯中的奶茶，预祝托林寺一个吉祥的一千年的开始，也祝P先生身体健康，为保护阿里文物作更大贡献。

回到红殿，喇嘛取来了悉心珍藏着的镇寺之宝。打开层层叠叠的包装，是五片由丝带连在一起的雕镂精细的洁白象牙，上面镶满了晶莹烁目的各种宝石。喇嘛说，这是从一位菩萨的法冠上取下的，可能比古寺的历史还长，平时秘不示人，今天却破例展示，还让我们拍了照片。

告别托林寺时回首远眺，那里依然是一片寂静和平淡。但在夕阳的辉映下，土黄色中的红色显得分外耀眼。既然千年风霜没有使它失去光彩，一千年后必定还会那样鲜艳。不过无论它如何变化，我的心中已留下了永远。 Zt5ryo0WG7iqRo0B+fy03s9AiihA1fFQyFiM4D37Wj8EM7y2KksWYFGwBtkqG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