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谈论《日瓦戈医生》，显然是捡了一个陈旧的话题，全然没有了十多年前的轰动效应。我们大概不会忘记，当这部小说十几年前在苏联文学的“回归热”中终于同故土的亲人见了面，并随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邻邦里再度掀起热潮时，人们是以怎样的目光惊诧于作品中所浸透的悖世之论，又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幸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的。如今，那种因猛然看到了神秘面纱被掀开后的一切而产生的狂喜、惊讶乃至困惑的心情都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了。倘若这部作品对于我们依旧魅力不减当年，那只能是它的经典性的缘故了。

《日瓦戈医生》是部经典，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留给世人的一部经典。就其诞生的年代而言，它无疑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一，而且是一部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是无须添加任何定语的经典。苏联文学（包括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许多所谓“主旋律”作品被冠以“红色经典”的称谓。其实，真正的文学经典是不能添加任何“色素”的。在那些所谓“红色经典”之中，确实有许多优秀之作，而在笔者看来，那些具有真正艺术价值的“红色经典”其实就是“经典”，那些够不上“经典”的“红色经典”，也许恰恰是因为无法承受“经典”二字沉重的分量，才无奈地躲进了“红色”二字的保护伞下。

经典要求作家有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人们要求经典具有史诗的风采。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 。不错，1905年革命、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日瓦戈医生》里所涵盖的这一切历史事件似乎都可以满足企图领略历史沧桑的人们的渴求。难怪美国人埃德蒙·威尔逊会喜不自禁地把它同《战争与和平》这部巨作相提并论。

不过，对于在历史震荡与变迁中滋养出艺术创作灵感的苏联作家们，这种宏大的叙事眼光是共同的，在苏联文学中，几乎每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都包含了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画卷。然而，远非每一部这样的巨作都可被视为传世之经典。经典毕竟是寥若晨星的。能够踏入经典之殿堂的，恐怕只有那些对现实与历史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的作品。文学的本质就是对现实的审美化的否定与超越。如果没有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与超越精神，艺术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这是艺术的基本价值所在，艺术的天性使然。

品读《日瓦戈医生》，可以发现，在其字里行间浸透着强烈的批判意识。记得在十多年前的那场“《日瓦戈医生》热”中，许多人都在饶有兴趣地反复琢磨：这部小说究竟是否反对十月革命？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近30年的历史变迁到底持何种态度？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似乎也就决定了对该小说的不同的价值判断。于是，一种颇滑稽的局面形成了：那些实在难以割舍对《日瓦戈医生》这部杰作的青睐的人，只好千方百计地竭力否认作家心中存有哪怕半点儿对历史与现实的否定性。当年评论家沃兹德维任斯基说：“无论日瓦戈，还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都谈不上是反对革命的人，谈不上对抗革命。” 他的说法恐怕体现了大多数喜爱这部作品的人的心态。但是，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45年以前反对刊登这部小说的《新世界》杂志那五名编委的感受更实在些。他们确确实实觉察出了蕴涵在小说中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的确，《日瓦戈医生》充满了批判的锋芒，正如一切我们时常津津乐道的那些西欧19世纪的名著、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杰作乃至后现代主义之作都充满了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与否定一样，《日瓦戈医生》也同样闪烁着批判的锋芒。倘若现在还把批判与否定的精神只赋予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倘若现在还以为新生的苏联文学只能为新生的苏维埃社会献上甜美的赞歌，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但是，虽然当年那五个编委嗅出了小说的批判味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小说的否定精神有正确的理解。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上说，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和进步性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求艺术家必须从政治的、社会的角度去看问题，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是从艺术与文化的角度审视历史的。毋庸置疑，帕斯捷尔纳克当然是以否定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描述的那段历史的。但倘若以此就断言他对十月革命有着天生的反感，那就错了。他并不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去批判历史与现实的，他丝毫没有存心要与十月革命过不去。他批判的锋芒只是源自他身上那种天然的艺术家的本性，即对现实的批判眼光。诚如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所言，“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够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着的政权的反抗” 。这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我们很难驳倒英国人海伍德的说法，即“帕斯捷尔纳克1946年开始写的《日瓦戈医生》，是存心构思出来针对斯大林及其政体所维护的一切的一种挑战”， 但我们必须把这种“挑战”理解为对既定现实的一种形而上的否定。“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出了判决”。出自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之口的这句名言不知多少次被人们引用，想以此作为主人公日瓦戈对降临到俄国大地上的革命风暴的向往。其实，这句话与其说是表现了日瓦戈对革命风暴的赞赏，倒不如说是对他所生活过的俄国社会的批判。这句名言同主人公后来对十月革命的种种使我们心中颇存不安的反思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即都体现了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所理应具有的精神独立的气质和批判意识。帕斯捷尔纳克赋予小说主人公乃至整部作品的这种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和超越意识，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成为经典的可能。毕竟，真正的艺术怎么能没有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呢？正如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所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当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 。这样的艺术家才会真正不为历史所遗忘，因为只有这样的艺术家才会真正获得当年陈寅恪先生所云的摆脱了“俗谛”的“独立之精神”；才会超越当下的社会主流意识赋予作家的，并非为他自身所拥有的所谓“政治思想”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之思想”。回望近70年的苏联文学，在这个曾自封为最有光辉的“思想”的文学里，那些跟在时代后面“放声歌唱”，在时代吹奏的笛子下跳着优美舞步的带“色素”的所谓经典，也能算是真正的经典吗？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往往在于它能站在思考人的存在意义、生命价值的精神高度对历史进程予以文化的批判。四十多年前，当《日瓦戈医生》被封杀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里时，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妻子季纳依达在内的许多人都纳闷，为什么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尽管遭到部分人的围攻，却可以出版问世。在他们眼里，似乎这部小说才是真正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倘若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果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显然，这位伟大的诗人倒是由于自己天真单纯的诗人气质而没能意识到，自己的小说虽不像杜金采夫的成名作那样直接地针砭时弊，却在另一个更高的意义上触及了当权者脆弱的神经。日瓦戈医生身上的叛逆性，是洛巴特金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叛逆性不是指向具体的某种官僚习气，不是指向显在的体制问题，而是以文化批判的高度指向了人的精神的内在层面。对于文学来说，只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批判才会真正超越时代的局限。能否站在文化批判的高度审视现实，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当年高尔基就俄国革命所阐发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位“革命文豪”对俄国革命的深刻反思，充分显示了一个坚持文化操守的文化人在激烈的政治动荡岁月中冷静与深远的头脑。对俄国革命中滋生的俄罗斯人蛮性与奴性，无论是“革命文豪”高尔基，还是“旧俄式知识分子”帕斯捷尔纳克，都做出了深刻的反省。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头上永远也不会有“革命”二字的光环，但这种站在人类文化精神立场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和批判，是两位艺术家的共通之处。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对文化操守的坚持是最可贵的，它对人类一切功利的思维与行动都具有一种透彻的批判意识。这种坚持文化操守的批判意识往往会被人扣上“保守”的高帽。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表现可谓是充满了“感伤的保守主义情绪”，高尔基这只呼唤暴风雨的海燕也在暴风雨真正到来之际又突然变得顾虑重重，还有我们的鲁迅，亦曾被年轻一代斥为“封建余孽”。然而，当我们后辈人经历了历史的荒诞性的“洗礼”之后，难道没有理由钦佩这些文化先哲们深远的目光吗？对鲁迅，甚至对高尔基的那些指责如今似乎都成为我们的笑谈了，难道四十多年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非难就不是荒唐的吗？

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了普通政治层面的思考，这种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功利主义情绪，以人类最广泛的永恒的、共同的情感为旨归的批判与超越意识，是文学经典的重要特质。美国人威尔逊把《日瓦戈医生》概括提炼为“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这十四个字，颇为精当。人们常说这部小说浸透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评论、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于自由与真理的思考、关于历史与自然和艺术的联系的思考；人们常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以某种不朽的人性，以某种先验的善和正义等宗教人本主义观念作为参照系来审视革命运动和社会历史变迁的。由此，人们自然将日瓦戈医生这个高度自我中心的人物视为远离人民大众、远离时代前进步伐的旧式贵族知识分子，并进而把小说视为一个站在历史潮流之外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进程的“病态的”感伤，从而怀疑小说的思想的“正确性”。然而，这种以个性的、自主性的对当时的集体意识的批判性思考，这种从哲学上对社会历史变迁的透视，正是知识分子以其独立的理性精神审视世界的可贵方式，《日瓦戈医生》对俄国历史的思考的非政治性，恰恰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一百年前政治上异常“反动”的老托尔斯泰依然作为文学经典大师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这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了，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以哲学与文化的反思超越了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意义，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色彩等广泛的形而上问题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呢，这不也是一部永恒的经典吗？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艺术家是与上帝交谈的”。这是对艺术家提出的颇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艺术家以探寻历史的真谛、人性的真谛，倾听生活最深处的声响的精神面对浮躁的现实人生，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洪流巨变中人的存在的悲剧性，揭示出历史进程的荒诞性。《日瓦戈医生》正是这样的精神产品，难怪威尔逊称赞它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而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现代苏联文学谜一般的巨人，正是人们“开启俄国文化宝库和知识分子心扉的专门钥匙” 。

20世纪发生在俄国的这场革命被历史的实践赋予了悲壮的色彩。苏联人民所经历的从精神到肉体上的一切痛苦，都与这场革命的矛盾的两重性有内在的联系。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是应当能够深刻地表现这具有悲剧性色彩的两种精神特质的，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能在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把握中深刻地洞察时代的本质精神内涵。在《日瓦戈医生》中，安季波夫（斯特列尼科夫）的形象正是俄国革命深刻的矛盾性的体现。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动物”，他既是“纯洁的体现”，又是一个被时代和政治异化了的工具；他虽然铁石心肠，但仍有“一星半点不朽的东西”。精神的这种两重性不正是预示着20世纪俄罗斯人所面临的坎坷经历吗？

文学经典不是无根的浮萍，经典之花是深深地扎根在文学传统的精神土壤里的。《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的史诗，但我们显然能于其间感受到“影响的焦虑”的：帕斯捷尔纳克这位渴望描绘当代历史的诗人却无时不让我们体验到传统的力量。也许，企图在日瓦戈医生身上找寻罗亭、李特维诺夫、伊凡诺夫、特里戈林亦或特里勃列夫的影子；在拉拉身上寻觅塔吉娅娜亦或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痕迹；在冬尼娅身上寻找娜达莎·罗斯托娃亦或吉提的身影；在安季波夫身上嗅出拉赫梅托夫、巴扎洛夫甚至历史真人涅恰耶夫的气味，均是徒劳的，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从《日瓦戈医生》里我们清晰地体会到了那种只有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才具有的对世界、对生命的体悟方式。日瓦戈也好，帕斯捷尔纳克也罢，都是以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他们思考着只有俄国知识分子才会去琢磨的问题。上帝—死亡之谜—俄罗斯母亲的命运，这曾萦绕在果戈理、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化巨匠们心头的永恒的疑虑，正是帕斯捷尔纳克以及他所心爱的主人公日瓦戈最关切的纯粹俄罗斯式的问题。日瓦戈，以及他的创造者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生活真谛，对真理的独立的精神探寻，抗争对人的精神奴役，使他们成为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国特有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苏联，保持这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正因为此，这种精神传统在苏联文学中才显得尤为珍贵，也只有在艰难的岁月中坚守这个精神资源的苏联作家，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自己的名字。帕斯捷尔纳克是有这样的资格的。

不过，一切思想与精神探寻倘若不能以诗的意蕴呈现出来，那么就不可能诞生文学的经典。我们永远不该忘却别林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里所阐明的朴素道理：“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多么强烈地反映着现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够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苏联文学中有多少“光辉思想”正因为没有了诗性的融注而黯然失色，而《日瓦戈医生》，这部因为涉及十月革命而使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待之的小说，却因为它首先是一首诗，一首爱情诗，从而使它所包含的一切关于社会、宗教、历史的思考真正地具有了震撼力。西班牙作家略萨称这部小说是“抒情诗般的创作” ；利哈乔夫把它看作是“对现实的抒情态度” ，都是精辟之见。的确，《日瓦戈医生》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以诗的韵味审视了俄国革命的历史。这首“拉拉之歌”所表达的“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的主题，是那些充斥着激昂的政治说教的伪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作家对人生的探索，对历史的沉思，他的一切追求与苦闷，均是从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曲的闪光中折射出来的。作家幻想出了一个只属于日瓦戈与拉拉这两个充满真正人性之光芒的人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懂得生命之谜、死亡之谜、天才之魅力和袒露之魅力；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与“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毫不相干；在这个世界里，心灵、艺术、美、大自然可以浑然一体，人与大地和宇宙紧紧相连，“艺术为美而服务”，人，充满理性与情感的人，沉浸在艺术创造的神秘的幸福中，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沉浸在宁静的生活的温馨中，沉浸在夜的庄严的寂静中，永远真诚地生活、思考，“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不必去“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然而，这个美丽的童话般的世界，日瓦戈与拉拉的世界，在诗人笔下被无情地摧毁了，这个迷人的世界无法与现实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世界相对抗，等待它的只能是悲剧性的毁灭。人的正直与善良在特定历史事件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注定要被毁灭，这种悲剧性的历史悖论仿佛是文学经典向我们提出的永恒的疑惑。也许，感受这份无奈与遗憾才是最“经典的”美。人们或许会因此而珍重苏联文学，珍重这创造了格利戈里·麦列霍夫的悲剧、日瓦戈的悲剧等等这些“经典之美”的苏联文学。

立足于时代又超越那个时代；超越现实的桎梏牢笼又回归传统的精神家园，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位只会以抒情诗人的眼光走进生活的艺术家身上时，我们可以说，经典的产生为期不远了。《日瓦戈医生》正是这样的文学经典，它的经典性，远不是每一部被写进苏联文学史教科书的作品所能具备的。有些作品将永远被文学史所记忆，因为它们标志着文学发展历程的特定阶段（如《解冻》《一个人的遭遇》等），或者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它们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经典。能够跨入经典的行列的唯有那些超越了当下的狭隘政治层面和民族主义情绪，表达了人类共通的、永恒的情感的作品。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日瓦戈医生》是能够与《静静的顿河》《大师与玛格丽特》等屈指可数的作品一道跨入经典之门的。

（原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4期） K0JdEOMNCUZREy6q1tBsThOrmHllh4V4Fpx8ksmhZtYmYaL9vrgZk3Wtc+wm6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