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曾赋予高尔基以某种特定的、现实的意义，因此，他曾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而近来却又因被贴上许多特定历史的标签而受到另一代中国读者的冷落。这样，高尔基那深邃的思想和我们擦肩而过了。然而，杰出的作家总是要超越历史给他的框架。今天，当我们抹去心头浮躁的功利主义情绪，重新研读他时，我们会发现，他正是这样一位不朽的艺术家。《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有助于我们较为真实地理解这位伟大作家的心声。

这本书记下了高尔基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至1918年一年多时间里对俄国现实的种种思考。“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断想”这一副标题正是高尔基审视现实的视角。从这个视角，高尔基广泛地思考了文化、革命、革命者的气质、社会主义的理想、战争、俄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政治、言论自由和反犹太主义等一系列主题。

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在苏联当代文坛引起争论。有的认为应把高尔基这本文集看成是他创作中的一个环节，是“统一的、整体的”高尔基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侧面；也有人认为这仅代表了高尔基整个思想探索的一个阶段，高尔基的整个创作生涯并非统一的整体，而是充满变化与转折。论争的产生源于一个事实：《不合时宜的思想》或多或少扭曲了高尔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迫使人们重塑一个高尔基。我想，在我们曾赋予高尔基的诸多光环中，不该淡忘其中一个响亮的称号：伟大的艺术家。当我们把《不合时宜的思想》看作是高尔基作为艺术家的心声时，我们也就有可能理解高尔基的“痛苦”了，也就不会惊诧于他的那些“有悖历史进步”的言论了。巴·巴辛斯基说得对，这本书中“最本质的是伦理与哲学的感伤” 。

高尔基信奉“文学是人学”。笔者认为，这句话也包含了这么一个思想：艺术是人道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无不含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而真正的艺术家，又无不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人道主义有着不同的内涵，但作为体现了艺术本质的价值取向，人道主义精神是与艺术家的生命同在的，它是艺术家审视生活、思考历史的鲜明的出发点。

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我们就能体会到高尔基在审视现实时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那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高尔基珍视人的价值、智慧、情感与尊严。因此，高尔基愤怒地倾吐了对战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灾难的控诉，指出战争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扼杀了人的智慧与情感。

第二，高尔基倾注了对人的个性的关注。艺术不能容忍同一性与统一性。因此，一切损害、扼杀、束缚个性的行为与现象，都是高尔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痛心地指出，斯莫尔尼宫的人民委员们把工人们当作试验的材料。在高尔基看来，无视人的个性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这一思想体现了20世纪人道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倾向。20世纪的艺术家们发现，人类在大踏步地迈向工业文明时，其个性与精神自由却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高尔基正是结合着俄国具体的历史，以一个艺术家的胸襟，捍卫着人的个性。

第三，高尔基呼唤着“善”的力量和道德的升华。深厚的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使他同其前辈们一样，对“善”有着执着的追求。尽管他与列夫·托尔斯泰有不同的观点，但笔者认为，这是因两者气质相异，对俄国人民通往“善”的道路理解不同罢了，就对“善”的不懈追求而言，他们并无对立。正是对“善”与“道德”之追求，高尔基才超越了特定的政治层面，从艺术家的高度，抨击了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种种野蛮的行径：私刑泛滥、无视生命、反犹情绪等等。他期盼着能有一天，俄罗斯妇女们以人类之母的善良天性来拯救俄罗斯，消除被尖锐的政治斗争所激起的恶与仇恨的情感，用爱和善的感情来改造俄罗斯人民的心灵，促进一个美丽的、充满人性的新生儿的诞生。因此，高尔基赋予了文化以巨大的现实意义。这里，高尔基给了文化特定的内涵，包含了艺术、工业和科学三个方面。他认为：“艺术的力量更有效、更有力地唤醒着我们心田里善良的本质，……艺术揭示出人身上的全人类的特性，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任何东西也不能像艺术与科学的影响一样，如此柔和而迅速地使人的灵魂变得正直。”高尔基认为，工业文明同样在使俄国人民摆脱愚昧与兽性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高尔基也曾看到人类工业文明中人性的异化，但当他面对着在农奴制残余中苦苦挣扎的野蛮愚昧的俄罗斯时，他热切期待着工业文明来冲洗这肮脏的奥基亚斯牛棚。所以，高尔基特别强调在俄国人身上培养劳动观念的重要性。总之，在那个政治动荡的岁月里，高尔基的艺术家的天性，使他超越了特定的政治情感，呼吁文化的建设，呼吁在人民中间唤起伦理与审美的情感，“使美能够最终进入变得有些麻木的俄罗斯人的心灵中”。这体现了高尔基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思考现实时的价值观。

艺术的天性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艺术家永远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一切违背自由精神的东西，总是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格格不入的。因此，高尔基作为一名地道的艺术家，最不能容忍专制与强权，最不能容忍一切压抑人性、限制言论自由的现象。

如果说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崇尚自由的精神是高尔基作为艺术家在审视现实与历史的过程中所拥有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真诚则是高尔基作为艺术家所不可或缺的气质与品格。艺术不能容忍虚伪，艺术家的心灵应当是真诚纯洁的。这是其天性。当我们在细细品味高尔基那一个个“不合时宜”的思想时，我们会感悟出“真诚”二字的。要真诚，必须要有勇气，首先，要能勇敢地直面无情的现实。无怪乎高尔基把说出真理和实情看作是极其崇高的行为，看作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一门艺术”。他本人正是以这么一种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在那个动荡岁月里，道出了许多“该死”的真话。于是，我们听到了高尔基对现实中一切丑恶行径的批判之声。其中，对俄国人民的反思则更体现了高尔基的勇气。巴辛斯基正确地指出，“最有分量的是充满着对全民族进行反省的激情” 。首先，高尔基看到了俄国人身上那强烈的“报复心态”。因此，他痛斥了当时流行的口号：“去抢那些抢来的东西。”也正因此，十月革命后，针对红海军所谓的“一个同志被杀，我们要杀死一千个资产者”的申明，高尔基严厉批判了可耻的“肉体报复”心理，指出“杀人比说服人要简单得多”，指出这一行径说明君主专制的毒素仍流淌在当今掌握了政权的人们的血液里。另外，高尔基还指出了俄国人民同西欧人民对工作、对劳动所持的不同态度，批判了俄国人对劳动的冷漠，对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精神文明成果的漠视。在指出“丑陋的俄国人”身上的种种劣根性时，他重提了他的“两种灵魂”的论点，认为“俄国人民历来是消极的，然而在政权落到他们的手中时，则又是非常残酷的；……俄国人民对人道主义与文化的劝导是极端地缺乏悟性的”。他认为，西欧与东方亚细亚两种气质的怪诞结合产生了俄国人身上怪诞的品质：“热忱”与“冷漠”共有，对模糊而遥远的理想的狂想与对身边现实中道德价值的冷漠。我们仅就他对俄罗斯人民的这种深深的忧虑与直率的批评而言，我们能体味出他那艺术家的坦荡的心灵，对祖国人民的一种莱蒙托夫式的“奇特的爱”。的确，正如亚·奥甫恰连科在他那篇绝笔中所指出的：“无论在艺术创作中，还是在政论文中，高尔基甚至比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俄国人身上所特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尽管高尔基早期的创作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而后期的创作则表现出现实主义的严峻，但作为一名艺术家，他的心灵却始终是带着浪漫主义的理想的色彩。任何流派的艺术家，就其艺术家的天性来看，都应该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记得雨果在他的《莎士比亚论》中说过：“进步是科学的推动者；理想是艺术的动力。”如果没有理想，他就很难在艺术的殿堂中体验到常人所难以体验到的情感。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高尔基的理想主义的具体内涵乃是前文所提到的人道的、自由的、理性的和文明的境界，因此，非人道、非自由、非理性和非文明的事物，均是与他的理想相冲突的。高尔基始终是一个崇尚社会进步的战士，在沙皇专制时代，他是一个与封建君主专制斗争的勇士，是一只渴望战斗的“鹰”和预示暴风雨的“海燕”，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他又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然而，艺术家的高尔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乃是一个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他所崇尚的社会主义，与俄国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中体现得十分清楚。高尔基对俄国无产阶级也抱有理想主义期望：“正是无产阶级把新文化那伟大而令人神往的思想，世界大同的思想带进生活中，因此，正是无产阶级应该最先把那些旧的对待人的习惯当作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抛弃掉；正是无产阶级应该特别坚定地努力扩展和深化人的灵魂这一储纳生活印象的容器。对无产者来说，艺术与科学的天才应该具有最高价值。对于无产者来说，这种天才不是无聊的娱乐，而是通向生活深处的奥秘的道路。”带着如此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高尔基又怎么能够平静对待当时一切非理想的现实呢？因此，艺术家高尔基对俄国革命中显露出来的滥杀无辜、践踏自由的现象，对革命中煽动起来的人民身上的愚昧的本能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着理想主义的情感，高尔基对俄国的革命者也进行了思考，提出了独特的“暂时的革命者”和“永远的革命者”的观点。在他看来，在所谓暂时的革命者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个人主义、报复心理、缺乏历史感、保守性和无人性，而在永远的革命者身上，我们将看到深厚的历史主义、理想情操、人道主义和永远活跃的思想。

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理想主义情感的艺术家高尔基，不能不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给予特别的重视，因为文化连接着高尔基作为艺术家的理想境界，文化紧紧联系着他的价值观念。在他看来，文化的失落即意味着社会的堕落。因此，文化与革命的关系方进入他思考的范围。艺术家高尔基不能容忍现实的革命对那连接着他的理想境界的文化的哪怕一点点的摧残。因而，他不能容忍暴动的农夫把地主庄园里的书一火焚之，把钢琴当柴劈；不能容忍新政权限制出版自由；不能容忍俄国革命的主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漠视；更不能容忍对文化的传播者——知识分子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尊重。在高尔基这位“理想的革命者”看来，“革命本是为了文化的利益而进行的，也正是文化力量、文化需求的增长才把革命召唤到生活之中。”所以，没有文化根基的革命是假革命，是破坏，缺乏文化的启蒙的人民是无法真正理解和参与革命的。所以，十月革命之初，高尔基说他没有看到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而有的只是一场亚细亚式的暴动。

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前言中说：“作家的法则，作家所以成为作家，作家（我不怕这样说）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他对于人类事物的某种抉择，就是他对于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 高尔基出于艺术家本性，对政治似乎并不“在行”。因为就高尔基的理想而言，新政治制度应当培养新的心灵，应当清除精神上旧的污垢，而现实的政治却使高尔基看到了人们身上愚昧的兽性的滋长，看到了旧的恶习在新的制度上的再生，因此，他认为光是政治培养不出“新人”，甚至极端地指出：“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所以，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年代里，高尔基苦心孤诣地追求文化的发展，因为他坚信，只有文化方能从内心里培养一种对丑恶的厌恶，方能培养人的个性与品格。于是，理想的艺术家与现实的政治家的矛盾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尽管高尔基被人称作是位“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的艺术家，融合了宣传家的气质” ，但他终究是一位艺术家，这就决定了他思考现实时的特性，即巴尔扎克所指的“对原则的绝对忠诚”和非功利性。人道主义的、善的、自由的原则是永存于艺术家心灵中的，一旦背叛了，其作为艺术家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我想，这大概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所包含的最本质的特点。

不错，高尔基的这些思想当时都是“不合时宜”的，我认为，所谓“不合时宜”就是意味着对那个时代的超越，以艺术家那永恒的理想之光芒来照射残酷的现实。真正的艺术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往往是不合时宜的，他们既属于自己的时代，又超越那个时代。艺术家对现实永远没有满足感，他永远会痛苦地思考着生活，思考着自己的时代。亚·奥甫恰连科在评论这本书时说：“《不合时宜的思想》是与那些曾经受到辱骂和攻击的作品为伍的，比如果戈理的《致友人书信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 也正是艺术家的直率真诚的品格和他们对时代的超越，才可能产生对现实的真实表现。亚·奥甫恰连科正确地指出：“可以说，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已经设立了多种真实地反映俄罗斯革命的发展的原则。这些原则后来体现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也表现在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 所以，《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高尔基作为一名艺术家对现实的思考，尽管这本书不是高尔基艺术审美思维的结果，但艺术家的心灵与品格，是体现在他的一切思想行为方式上的。 w5Sb+DwAfE6WPUP85AxkBB71iflZFvbFFUxB9wNu5Qja49Lnj+ui8pFSYnxvHt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