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俄罗斯经典作家，契诃夫的名字从未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过。这不奇怪，因为20世纪的中国作家对俄罗斯文学是有着异常强烈的情结的。然而，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曾饱受非议一样，契诃夫亦曾被曲解过，这种曲解一直深深制约着中国人对契诃夫创作精神的准确把握。这是历史的遗憾，是我们长期跟随苏联亦步亦趋的结果。这种由于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理解的偏差，便形成了一个颇滑稽的现象：一方面，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我们似乎从未怀疑过他对我们的意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长期以来所习惯了的对他的阐释却又无益于我们去清晰地理解这位一百多年前的作家对当代世界的意义。

今天已不用再去怀疑契诃夫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力了。20世纪文学本身早已证明，这位身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是一个紧紧联系着未来的开拓者。他的价值是伴随着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理智认识的加深而逐步显现出来的。于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终于惊叹地发现，契诃夫是一位人类灵魂的深刻精到而技巧高超的解剖者；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和尤金·奥尼尔也把这位将象征与印象主义手法巧妙结合起来以表现人类普遍心灵状况的戏剧大师尊为自己的“艺术之父”；荒诞派剧作家们贪婪地汲取着来自契诃夫艺术世界的养分；在中国，一代现代作家从契诃夫那平静淡雅的短篇小说中领略了作家对灵魂的深刻解析，而他那诗意盎然的戏剧艺术世界，更是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话剧的“非戏剧化倾向”。

说契诃夫影响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这是事实。这是契诃夫生前未曾料到的。他的美学观念一直与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相对立。这从他当年对“颓废派”的不屑中便可知晓。其实这并不奇怪。现代主义文学绝非仅靠几个大家所公认的旗帜鲜明的先驱者的滋养才得以兴盛的。契诃夫这位崇尚写实风格的作家理应不属于这个先驱者的行列，但他的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的写作观念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患意识，的确引起了后辈现代主义作家们强烈的共鸣。唯其不屑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这种影响才是更加本质的。

契诃夫是以怎样的面目显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头脑里的呢？首先，他是个以玩噱头的幽默笑话进入文学殿堂，尔后又一步步深沉起来，一步步成熟起来，终于做到了无愧于这座神圣殿堂的作家。其次，他是一位俄国专制社会的有力的控诉者，他的天才的幽默感就是一把利剑，直刺俄国专制官僚社会的种种丑恶。于是，《变色龙》《胖子与瘦子》《公务员之死》《普里希别什中尉》《哀伤》《苦恼》《套中人》《第六病室》……这一系列广大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的名字仿佛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作家的肖像：一位戴着眼镜，眼神忧郁的幽默大师，以其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把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直刺黑暗的沙皇俄国，揭示出这个黑暗王国的虚伪、残忍和不公。再次，他是一个对俄罗斯人民，对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深沉的挚爱的艺术家。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他真诚地期盼着苦难深重的俄罗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草原》《三姐妹》《樱桃园》等抒情诗般的佳作里，可以充分体味到作家那份爱与祝福。最后，他是一个抒情大师，是一个善于捕捉生活中隐秘的诗意，并糅合着自己淡淡的哀愁，抒发于笔端的艺术大师。

所有这些印象应该说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契诃夫的合理的理解。不过，这些略显零碎的印象很难凸显出契诃夫艺术世界的整体特质，因而也就难免有了局限性，受早期苏联时代对契诃夫的阐释的影响痕迹很深。

不错，契诃夫是旧俄罗斯的控诉者。但是，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旧制度的愤怒的批判者。换言之，他对旧俄国一切不人道、不公平现象的揭露与批判，是与对人性、对人的生存状况，对人类永恒的精神困惑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此，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揭露与批判，既立足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同时又超越了那个时代，获得了永恒，因而具有了当代意义。这一点是我们过去未曾充分注意到的。我们时常会忘却一个朴素的道理：经典作家之所以具有经典意义，是因为他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我们都知道契诃夫的创作充满了抒情诗的意蕴。然而，离开了对人类普遍的永恒情绪的体察，离开了对人类本质的生存状态的洞烛，是不可能产生如契诃夫的作品中那样淡淡的抒情韵味的，更不可能使他与后世的不同国度的人们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后世的读者喜爱契诃夫，正是因为契诃夫通过他那纯粹俄罗斯人的幽默，通过对纯粹俄罗斯化的生活的观察，体验出一种超越民族与时空的永恒的情感。于是，阿瑟·米勒、尤金·奥尼尔、尤奈斯库、贝克特等20世纪现代剧作家们以各自的生活体验，从契诃夫的艺术世界里读出了等待、渴望与荒诞的情绪；于是，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发现许许多多《万尼亚舅舅》中的谢列布里亚科夫教授的后代们；依旧能从《带狗的女人》中体悟出一种冲破孤独与虚伪，求得真爱的热望；在《樱桃园》问世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能切身地体验出那挥之不去的“樱桃园情结”：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美的消逝为代价的。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抉择。“过着寄生虫般的腐朽生活的贵族们将可耻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高尔基当年针对具体的俄国历史与政治状况对《樱桃园》作出的天才阐释。这种理解影响了中国几十年。今天的中国人完全可以跳出这一带有强烈社会政治色彩的论断而获得新的理解。这正是证明了契诃夫艺术世界具有深广的阐释空间。

今天，有的人喜爱契诃夫，也有些人讨厌契诃夫，但喜爱也好，讨厌也罢，都是出于同一个缘由——契诃夫的忧郁。对于喜爱契诃夫的人来说，这种忧郁体现着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邃的思考；对于不喜爱契诃夫的人来说，这种忧郁体现出契诃夫的冷酷，进而诱发人们对人类自身的绝望。

不错，忧郁的确是契诃夫作品的基调。契诃夫艺术世界的根本魅力，就来自对这种忧郁的艺术表达。契诃夫的忧郁不是依靠抒情缠绵的文字的表面渲染，恰恰相反，他是通过简洁、质朴、毫不煽情的文字透出自己对世界、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忧虑。可以说，忧郁的基调是契诃夫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的必然属性。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等前辈作家无不染上忧郁的色调。然而，契诃夫的忧郁有他自身的特点。契诃夫创作中的忧郁是与他的另一个创作天性——幽默紧密融合的。两者似乎毫无联系，但在契诃夫的艺术世界里，这两者却结为互相诠释的关系：离开了对忧郁的理解，也就无法领略契诃夫式的幽默的内涵，反之亦然。在我看来，契诃夫作为一位天生的幽默大师，他的喜剧才能的最高体现并非是他的那些幽默诙谐之作，如《求婚》《蠢货》《在婚礼上》等独幕轻松喜剧和诸如《在剃头店里》等纯粹逗乐的滑稽笑话，而是诸如《带阁楼的房子》《带狗的女人》《套中人》《姚内奇》等小说和《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这几部剧作。这些表面看上去并不幽默的作品在我看来恰恰是契诃夫喜剧精神的最高体现。在这些作品里，契诃夫将幽默的天赋与对人生的无奈感受相交融，从而深化为契诃夫式的独特的幽默，即一种内敛的幽默。从外显的诙谐转化为内敛的幽默，实则体现了喜剧精神的升华与深化，即从对事物表面的滑稽性的观照深化为对生活之本质的喜剧式观照。

人们在契诃夫的这种饱含着忧郁的幽默中领略到了他的冷酷。契诃夫正是以这种暗含痛苦的幽默诙谐笔调，构筑了他自己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他以过人的睿智，看透了生活中的荒诞与滑稽，在对人的弱点的淡淡的嘲弄中为这荒诞与滑稽统治下的可怜的善良的人们掬一把同情之泪。我想，这正是契诃夫众多幽默诙谐的艺术作品共同的基本内涵，其间体现出他独特的写作观念：微笑地面对苦难，以一颗饱尝了痛苦的心去化解苦难，超越苦难，赋予人们以喜剧精神的眼光观照生活的苦难、荒诞与无奈。

能够看透生活中的荒诞与滑稽，说明契诃夫是站在高处俯视生活的。这使他能够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冲突，洞悉人类生存的荒诞性，从而给后世人们无限的启发。不难发现，契诃夫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主要人物，均无正面与反面之分。契诃夫似乎无意让人们在他的主人公中寻找鲜明的道德评判标准。他笔下的主人公们大都是一些善良的普通人，契诃夫敏锐地发现了他们身上的弱点，而正是这些弱点使他们陷入了无法摆脱的荒诞与滑稽的境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契诃夫的作品中认清人类自身的弱点，从而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有更加深入的反省。这或许会让人联想到果戈理。果戈理在他那忧郁的温情与弱化的愤怒中，同样以纯粹俄国人的幽默表现了俄国人身上的种种弱点。但果戈理是一个充满了宗教救赎精神的作家，而契诃夫的宗教意识则要淡薄得多，他更多的是从世俗精神的层面上去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他想让人们领会的是看似平常熟悉的日常生活背后所隐藏着的难以逃避的荒诞与滑稽。“套子”“病室”“樱桃园”……在这些具体历史背景下的纯粹俄罗斯的事物中，包含着人类共同的难以抗拒又难以逃避的荒诞的生存状态。

正是因为契诃夫透彻明察了人类自身荒诞的生存状态，所以他才有了那份忧郁，那份冷酷。这种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荒诞的体验给了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巨大的启发。然而，契诃夫又是一位崇尚科学与理性的作家。这使他与后辈现代主义作家们有鲜明的区别。他对生活之无奈的艺术体验并没有使他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绝望。他的眼光从来都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面对未来，他带给人们的不是绝望的哀叹，而是深深的祝福。我们常常说到的《新娘》《樱桃园》等作品中的所谓乐观的基调，所谓“亮色”，其实就是指的这一点。忧郁的契诃夫由于对人类自身的弱点有了太多的认识，故他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期待只能是模糊的，他无法为人们描绘一幅明确的美好图景。这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由于契诃夫的局限性的缘故，恰恰相反，这正是由于深沉的契诃夫根本不会沉溺在浮浅的乌托邦的幻想之中而为人类不负责任地描绘廉价的美好蓝图。契诃夫是自觉地克服了俄国19世纪中后期乌托邦思潮影响的艺术家。他深知人类进步的艰难，深知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不幸与荒诞。只要体味一下《带阁楼的房子》《第六病室》《万尼亚舅舅》等作品中那忧郁的抒情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便可理解这一点。但契诃夫心中依旧有一丝不灭的理性之光，有一种连他自己都未必明了的模糊的宗教精神。正是遵循着内心的这种呼唤，忧郁的契诃夫以自己的艺术创作为人类献上了自己默默的深沉的祝福。这一点恐怕是我们理解契诃夫艺术世界的关键所在。譬如，当我们面对契诃夫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杰作《樱桃园》时，我们可以领会出契诃夫的一份忧郁与无奈：人类的进步竟然是以美的失落为代价的，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这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然而，《樱桃园》的艺术境界并非止于此。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契诃夫为什么会将这部戏称为“抒情喜剧”了。而假如我们依旧遵照过去惯常的说法，将这部戏看作是对腐朽堕落的没落贵族最后的滑稽收场的展现，那么也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契诃夫在表现女主人公朗涅芙斯卡娅时会流露出那么忧郁的温情。不要以为契诃夫在发出“你好，新生活！”的呼唤时将未来的理想寄托在了那位大学生身上。别忘了，那个总是毕不了业的大学生也同剧中其他人物一样，在契诃夫的笔下被滑稽化了。《樱桃园》体现出契诃夫深刻的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正是契诃夫艺术创作的灵魂。只有站在高处俯视生活，才会有这种喜剧精神。唯其如此，方能超越对事物的悲剧感怀，领略对事物的滑稽性审视，从而获得对事物的喜剧性把握。《樱桃园》没有被写成一曲为庄园的消逝而哀叹的挽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深刻的喜剧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樱桃园》才于忧郁的抒情中显出了乐观的亮色。显然，这种亮色是模糊的，但绝非是因为契诃夫对当时俄国社会思潮运动的无知，而恰恰是因为契诃夫要超越具体政治思潮的局限。于是，他只能在自己最后的杰作中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为人类的未来默默祝福了。

20世纪是喜剧精神得到充分发扬的一百年。这与20世纪人类对自身生存的荒诞体悟是分不开的。早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就有了面对命运几近绝望的无奈感悟：“众神对于我们如顽童对苍蝇一般，他们杀死我们是为了好玩”。而20世纪的人们愈来愈认识到，面对历史的荒诞和生活的无奈，与其悲痛哀挽，莫如居高临下地“苦笑”。这正是20世纪喜剧精神愈来愈深化的原因。记得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玩笑》当中写道：“人们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的玩笑的圈套；受到乌托邦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想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这段话表达了20世纪人类在历史命运捉弄下的无奈感受。现代喜剧精神，就是以“理性的幽默”，抚慰历史的捉弄所带来的精神灼伤，超越无奈之感，求得豁达的生活观，最终取得对荒诞的胜利。正是这一精神需求，使得20世纪中叶的荒诞派戏剧家们格外地青睐契诃夫的戏剧，使得契诃夫内敛的幽默喜剧精神在他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里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当代回应，也使得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在21世纪的今天仍将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原载《艺术评论》2010年第11期） tqalp/fLn291J7ijkbFfyG+VKK73Ok8SME72IQgHPfFbnh6i0OkUBVKLRhMWPz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