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与苦难相伴的民族，20世纪的俄罗斯更是苦难深重。或许，上帝的这种“恩赐”反倒滋养了俄罗斯作家所特有的体验苦难的勇气。于是，在这片缺乏自由的土地上，反倒时常响起深沉的自由之声。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正是这样一位于艰难岁月中执着于他内心沉重的精神使命的苏联作家。

中篇小说《一切都在流动》是格罗斯曼的绝笔，亦可算做他的长篇巨著《生活与命运》的姊妹篇。后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中文译本，恐怕中国读者不会陌生。在《生活与命运》这部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巨著里，作家以广阔的视野，对苏联的历史和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由此，《生活与命运》也被人们称作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作家的苦难意识使他看到了生活的痛苦，超越了社会现象的表层而获得了对事物的超前的思考。在小说巨大的画面之下，处处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对自由的渴望。对历史的沉思蕴涵着对自由的期盼。愈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历史的思考愈是深沉，自由之声愈是响亮。格罗斯曼仿佛要在他生命的尽头进一步思考俄罗斯的“生活与命运”。于是，他最后留给了世人这部继续了对历史的反思，对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对自由的向往的力作——中篇小说《一切都在流动》。

仿佛历史的沉重赋予了整部作品沉重的基调。格罗斯曼这位冷峻的作家塑造了他的不幸的男主人公——在劳改营里度过了近30个年头的伊凡。伊凡带着心灵的创伤从遥远的劳改营回到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斯大林的去世、伊凡的归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给伊凡的亲友们以极大的精神震荡。孤身一人的伊凡四处游荡，但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列宁格勒，都不能让他找回那熟悉的感觉。熟悉的城市令他感到陌生，这种精神的失落感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他想起了逝去的岁月，忆起了自己在那恐怖年代里在劳改营里的经历。他带着一种茫然的心情悄悄离开那令他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租下了一间房子，找到了一份钳工的活，安定地生活下来。女房东寡妇安娜的善良与温存使伊凡忽然间有了一份归宿感，他爱上了这个女人。在这宁静而自由的生活空间里，伊凡又回忆起劳改营里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人们，感受着作为一名囚犯和自由人之间的差异，并进而思考着国家机器对人的自由的践踏，思考着自由二字的内涵，感受着从被囚禁到获得自由的心灵变迁。然而，伊凡所爱着的女房东安娜却不幸患上绝症。伊凡心中涌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孤独感。他想起了自己那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想起了黑暗的30年代劳改营生活。在这充满痛楚的思绪中，伊凡力图理解生活的命运、历史的联系，心中期盼着安娜能与他共同分担这生活的痛楚。最后，这位饱经风霜的孤独的伊凡，只身来到海边的故乡，站在山坡上，面对空旷的大地，再次感受到生活的无情而庄重的流逝，发出了“一切都在流动”的感慨。格罗斯曼展示了他的不幸的主人公的心灵思索的历程。在主人公伊凡的一个个片段式的思考中，我们感受到了主人公（实则作者自己）对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民族命运的反思，对近似荒诞的俄罗斯历史进程的认识，对列宁与列宁主义的理解，对斯大林时代的批判。

整部作品是主人公对历史的感悟。随着作品主人公的思绪，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令人恐怖的30年代，置身于那一件件令人永生难忘的事件之中，体味着那个时代特殊的空气。反犹太情绪的高涨，所谓“医生事件”给人们心头抹上的阴影，劳改营里那地狱般的景象，人性的扭曲、压抑，集体化之后农村那易子而食的人吃人的人间悲剧，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极端虚伪性和科学研究领域里的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等等，都让我们重新体验了那个时代的压抑沉重的氛围。

不过，主人公的思绪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的追忆中，并不只是“追忆逝水年华”。伊凡的思绪伸向了这一切历史现象的背后，竭力去思考，究竟是什么让俄罗斯的大地遭受如此之磨难；这一切的根源又是什么？

首先，伊凡思考了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国家机器的一切反历史、反进步、反文明的行为之所以能实现，其根源都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当中存在着滋养它的温床。苏联30年代的政治恐怖之所以存在，也离不开俄罗斯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精神上的病症”的。与当年高尔基在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中一样，格罗斯曼的主人公也是站在现代自由观念的高度上考察俄罗斯民族性的。俄国人在推翻了对上帝的信仰之后，又渐渐获得了另一种新的信仰：“对伟大的斯大林的铁腕之无情的信念”，俄罗斯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在强力面前的奴性”，于是，他就会像一名战士一样去毅然执行斯大林的吩咐，而同时，在他身上又必然滋生了一种“对知识分子、革命理想主义分子本能的、隐秘的仇视”。这样，他就会丧失掉自己的良心，会去充当可耻的告密者。因为他坚信，“这样会积聚比黄金和庄稼更宝贵得多的财富——党的信任。他懂得，在苏维埃时代，党的信任便是一切，便是力量、荣耀与权力的保障”。然而，作家指出，“对于这样一位俄罗斯公民，我们是无权指责他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无法弄清楚，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理”，因为“即便是纯洁的心灵也无力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这里，格罗斯曼如同当年高尔基一样，沉重地指出了俄罗斯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善”与“恶”的极端的麻木不仁以及一种“亚细亚式”的奴性气质。在有些人身上，这种奴性潜藏得很深，因此，他尽管可能颇有文化修养，懂得欣赏艺术的美，欣赏大自然的美，但他身上潜在的奴性依然使他沦为可耻的告密者。诚然，我们无法谴责这些告密者，不能简单地将这些都归结于人性中的“恶”，而应当看到，是整个国家，整个国家统治下的社会氛围迫使人们变成了那样，而整个国家机器之所以能这样做，恰恰是建立在人民低下的人格力量基础上的。这种低下的人格力量，一方面体现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所表现出来的奴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跟随着国家机器而高涨起来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审视俄罗斯的历史，格罗斯曼发现，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专制统治力量的强化是同步的。这既是对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的批判，也是从更广泛意义上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理性的批判。有多少俄国思想家们说，他们看到了俄罗斯灵魂的力量，悟出了它对世界的意义。但他们却没有看见，俄罗斯灵魂的特点正是产生于不自由之中，没有看见，俄罗斯灵魂中也有千百年来的奴性。即使这千百年来的奴性是无所不能的，它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呢？俄罗斯的这种民族劣根性，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殉道者。格罗斯曼深刻反思了真诚投身革命，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先锋的所谓“新社会缔造者们”的历史悲剧。“他们摧毁了旧世界，渴望新世界。他们为了爱而去仇恨”，然而，在可怕的1937年，这些老一辈革命者，这些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们，却被无情地投入了监狱。他们的命运是可悲的。格罗斯曼在理解他们与新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时，借用了一个让人心酸的比喻：狗与主人的关系。“当主人已厌倦了看院狗的忠诚时，狗却始终忠贞不渝，于是，主人明白，狗是不会背弃主人而去的，主人明白，只能将它勒死，或者枪杀。但为了使对效忠于自己的狗的屠杀不引起良心上的震动，不招引邻居们的谴责，主人决定巧妙地将它变成自己的敌人，让狗在临死前承认自己曾企图谋害自己的主人，因为杀死敌人总比杀死一个朋友容易得多”。这一代革命者的悲剧再次说明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悲剧，即这些新社会的创立者们本身就毫不动摇地继承了俄罗斯民族几百年来形成的强权专制的遗产。在这个传统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人登上又退出了历史舞台。

依附于民族劣根性，国家机器得以发挥其统治的威力。如同在《生活与命运》中一样，格罗斯曼深刻地批判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人的自由的扼杀。在《生活与命运》中，格罗斯曼写道：“斯大林建设的一切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这是南北两极，一端是国家的需要，另一端是人的需要。它们是永远不会一致的。” 这就是说，如果不是从人的自由出发，那么国家机器越强大，它离真正的文明也就越遥远。这一思想在《一切都在流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俄罗斯表面的生活愈接近西欧，俄罗斯工厂的大机器愈是轰鸣运转，火车车轮愈是隆隆作响，轮船汽笛声愈是高亢鸣叫，宫殿窗户内愈是透出西欧化的水晶灯光，那么隐藏在生活深处的俄罗斯与西欧的鸿沟就愈是深广。”这一思想是很有启发性的。人们似乎很容易陶醉于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重工业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格罗斯曼则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些成就背后，是自由的丧失，因而也是文明的退化。格罗斯曼由此进而反思了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所走过的发展历程。他深深地感到，“几百年来，俄罗斯只有一样东西没有见到过，那就是自由”。彼得大帝建起了巨大的国家机器，而“这一巨大的国家力量迫使人们将自己的自由，将对自由的渴望纷纷呈献给它”。于是，在各个方面飞速发展的俄罗斯也就离自由愈来愈远，直至斯大林时代，强大的国家机器终于可以凭着最现代的物质基础去肆意践踏人的自由了。对于早已习惯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国人来说，格罗斯曼的历史感悟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国家机器一旦建立在扼杀人的自由的基础上，那么，它愈是强大，人的尊严、良心，乃至个体的生命，都会受到肆意的践踏。男主人公伊凡的归来给他当年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折磨。这些人其实是很可怜，很值得同情的。他们无非是一只只小甲壳虫，匍匐在强大的专制政权的脚下，慑于它的威严，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得到组织上的信任，一位犹太科学家竟甘愿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人性竟然扭曲到这般地步，在那个恐怖年代并不难理解。同样也不难理解，国家一方面可以让几百万农民纷纷饿死，另一方面却要强行修建并不需要的运河、大坝、水电站，彻底实施农业集体化的乌托邦理想。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任意摆布没有自由的臣民，可以任意上演一幕幕虚伪的滑稽戏。在格罗斯曼笔下，所谓民主集中制的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所谓人民愤怒的声讨，所谓红场阅兵式的现场报道，所谓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模范，所谓义务劳动的创举等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虚伪的把戏，都被剥下了虚假的外衣。

思考国家机器的专制本质，不能不思考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列宁与斯大林。格罗斯曼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深入思考了作为一个人的列宁和列宁主义思想的区别，进而对俄国革命的悲剧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人来看，列宁始终是一个朴素的人。“他从不抽烟喝酒，也许，一生当中从未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过人。他的空余时间也是像大学生的那样单纯——听听音乐，看看戏，读读书，抑或散散步。他的衣着也始终是俭朴的”，但是，格罗斯曼认为，所有这些气质对于历史来说均是偶然的，“国家的历史不需要列宁兴致勃勃地欣赏古典乐曲并对之热烈鼓掌；不需要列宁如此喜爱《战争与和平》并对之赞不绝口”，在格罗斯曼看来，列宁身上所有的民主精神对于国家来说是多余的，而作者认为，倒是列宁下命令搜查临死的普列汉诺夫家，并对政治民主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才与苏维埃国家相一致。也就是说，在格罗斯曼看来，国家的本质与列宁个人的气质是相异的，列宁个人品行不起决定作用，不能把列宁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的特点与他作为一个新俄国的领袖，世界新秩序的奠基者的秉性相联系。格罗斯曼指出，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论争中，从来不想说服对手，而是想尽办法嘲弄对手，损害其名声；在争论中，列宁不是想求得真理，而只是要寻求获胜；“列宁对目标急切的毫不动摇的向往，对自由的轻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毫不留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掌握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可以牺牲掉一切，可以抛弃最神圣的东西——俄罗斯的自由”。格罗斯曼进而思考了俄国二月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自由对于俄罗斯来讲是孩提般的无助，是幼稚无经验的。对于一个才八个多月的，刚刚从千年奴隶专制国度里降生的自由婴孩，又怎么会有经验呢？”格罗斯曼认为，作为政治家的列宁，是俄国上千年专制土壤的产物，是与俄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反自由的奴性传统相一致的人物。这也正是列宁主义本质。

列宁去世了，但列宁主义并未消失。那么列宁主义又是如何得以继承的呢？在这部作品里，格罗斯曼反思的目光开始指向斯大林。作家认为，斯大林杀掉了那些与列宁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他们倒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列宁的个人气质，但却与列宁主义思想相异。是斯大林以自己的铁腕力量捍卫了列宁主义思想。“斯大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在这本书里，作家思考了列宁主义与斯大林统治之间的思想联系。“列宁能否想到，当他创立了共产国际，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世界革命的口号，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时，他已经埋下了他不曾见到的民族专制原则的种子。”“这股国家民族主义的力量，这种在失去了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广大群众中滋长的疯狂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新社会秩序的主要杠杆和中心，并决定着20世纪的悲剧命运。”斯大林的铁腕独裁统治，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成为可能。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党和国家的彼此融合才能在斯大林的个人气质中得以体现。”“国家才能在斯大林身上，在他的性格和意志中表达自己的特点、意志和理智。”因而进一步，“在斯大林身上，在他的结合了亚细亚与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气质的性格中，表现出一种苏维埃的国家特点”。而斯大林统治下的所谓国家性，便是对近千年非自由的奴役专制传统的继承。所以，斯大林作为一个具有亚细亚气质的独裁统治者，对自由存在一种天然的畏惧。斯大林害怕自由，整个苏维埃国家的统治害怕自由，所以，斯大林连同整个国家一并虚伪地玩起了自由的把戏。专制的苏维埃国家离不开斯大林，独裁的斯大林亦离不开这个苏维埃国家机器。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斯大林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如同在《生活与命运》中一样，格罗斯曼卓有见地地看到了斯大林专制政体与纳粹法西斯统治之间本质的同一性。这一见解虽比中国的陈独秀晚了十多年 ，但在当时的苏联确实是精辟之见。这样，格罗斯曼便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与俄罗斯民族之特性、列宁主义思想与斯大林的关系以及斯大林与国家专政之间的关系等大背景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审视历史的角度。

身处解冻思潮时代的格罗斯曼虽然也同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但他能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内在联系，并且在当时的苏联率先认清了斯大林主义与纳粹精神的本质关系，实在是难能可贵。

格罗斯曼对历史的感悟浸透着强烈的对自由的渴望。在这个没有自由的国度，反倒滋生出作家对自由二字的独特阐释。男主人公伊凡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以前我认为，自由无非是指言论、出版和良心的自由。可是现在我认为，自由包含在所有人的整个生活里。自由意味着：想种地就有权耕地；想做鞋就有权做鞋；想裁衣就有权裁衣；想用自己种出的麦子烤面包就有权这么做；烤出的面包究竟是卖掉还是不卖，全由自己做主；钳工也好，炼钢工人也罢，包括艺术家，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命令。可事实上无论是著书立说者，还是种地做鞋者，现在都没有自由。”显然，格罗斯曼在这里道出了自由的两层含义：生存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恐怕任何一个西欧人都会惊诧于这样的分法。然而，“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这一最最基本的要求在格罗斯曼那个年代那个国度里却成为一种奢望。这本身就是对国家机器的绝妙批判。格罗斯曼曾在《生活与命运》里写道：“劳改营仿佛是铁丝网外边那种生活的夸张和放大的影子。” 但在《一切都在流动》中，格罗斯曼发现，其实劳改营里的犯人倒还有一丁点儿思考的自由，而外边的“自由人”却根本没有。这就是说，劳改营里的犯人反倒更自由些。这个独特而荒诞的现象倒更好地诠释了这个国家反自由的本质。

面对历史的悲剧，冷峻的格罗斯曼并没有发出绝望的感慨。他深深地体悟到，虽然在悲壮的俄罗斯历史上，在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中，俄罗斯人民因其固有的劣根性而未获得丝毫的自由；虽然现在“斯大林死了之后，斯大林的事业并未死亡，斯大林创立的没有自由的国家依然完好无恙”，但自由的生命力依然是顽强的，“自由违背了曾天才地创立了新世界的列宁的灵性而暗自成长着。自由也不顾斯大林那无与伦比的巨大的强权而成长着。自由依然存在，因为人依旧还是人。成就了1917年2月革命的人们，在新的国家的号召下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工厂和原子核反应堆的人们，除了追求自由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他们依然是人”。这就是说，生命与自由同在。“无论高楼大厦如何宏伟，无论大炮如何有威力，无论国家政权大得如何无边，也无论帝国强大得多么可怕，所有这些仅仅是过眼烟云，总会消逝的。只有一个真正的力量会留下来，不断发展，永远生存下去。这种力量只存在于自由之中。活着，就意味着成为一个自由之人。”这里，我们看到了格罗斯曼在那个残酷岁月中保持着的历史乐观主义：“人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就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一切生命的历史——从变形虫到人类，都是自由的历史，都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生命本身就是自由。”这段话似乎说明了格罗斯曼为什么要给这部作品起名为“一切都在流动”的道理。再强大的专制力量终究是要随着时间的长河流逝的，而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不灭的是人对自由的渴望。这是作品最核心的精神所在。

《一切都在流动》作为一篇小说，往往引起人们对其“艺术性”产生怀疑。整段的议论，确会招致一些读者的疑问：这也算是文学作品？其“艺术性”何在？其实，任何先入为主的对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的规定都是没有道理的。高尔基那句名言“文学即是人学”倒不妨拿来作为最本质的衡量标准。索尔仁尼琴把他的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称作是“文艺性调查初探”，可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这部似乎更像是调查报告的著作看作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因为其间饱含着作家对人性的思索，对人的生命的情感关怀。格罗斯曼的《一切都在流动》亦是如此。如果依此便怀疑格罗斯曼缺乏艺术构思的才智，那么《生活与命运》便可将这种怀疑彻底打发掉。深邃的历史反思与对作品人物生活遭遇的表现交错并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触动着人们对人的命运的情感关怀。这岂不就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所应有的“艺术性”吗？19世纪末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说过，“探查出一条供人遵循的路线，判定出一种供人采用的语调，勾画出一个供人充实的结构——这都是对那种自由的限制，也是对我们恰恰最关心的东西的压制” 。用通俗点的话讲，就是说小说的写法千千万，归根结底只看能否触及人的灵魂。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如果再用一种狭隘的观念理解小说艺术，那就太不合时宜了。

格罗斯曼最钟爱契诃夫。当年阿赫玛托娃因为发表了一通贬损契诃夫的话而差点儿导致格罗斯曼与她断绝友谊。因而有人据此常常把契诃夫与格罗斯曼联系在一起。这也颇令人费解。就表面的艺术风格而言，两人的小说似毫无共通之处。但是，诚如苏联文学批评家拉扎列夫所言，“契诃夫的名言‘我们无一例外，首先是一个人’在格罗斯曼的笔下找到了回应” 。这使我们看见了两位作家之间的心灵的沟通。这种精神的相通比任何艺术形式的相似要有意义得多。

正如苏联评论家利甫金所言，“格罗斯曼在这部中篇小说中讲述了在他之前未曾有人讲过的东西”。 格罗斯曼以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直面残酷的历史与现实，对国家乌托邦神话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品读这部小说，可以让我们领悟格罗斯曼对苏联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理性的批判。人是会忘却的。不过，我们倒更该记住列宁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格罗斯曼仿佛重新阐释了这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良心与理性。

（原载《名作欣赏》2014年第10期） 5y4O8rFmWgN/oJvNu1bviJtkK/8XDjS3qhqWSRHL1qYga0NGVB4hVTy4FWXd8r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