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辞赋

辞赋的产生 辞赋代表了汉代的文学。尽管是散文，但像诗一样押韵，就是具有“半诗半文”的特色。辞赋是由楚辞及由楚辞中派生出来得到发展而形成的汉赋一起综合而形成的名称。原来人们并没想把楚辞和汉赋这两者区别开来。例如“景帝不喜辞赋”（《史记·司马相如传》）的时期，并没把这两者区别开来说，而是把它们作为同一类事物来说的。屈原及模仿他的那些二、三流文人的作品，被称为“屈原赋二十人三百六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这一切都被称为赋。这种情况像先前提到的一样，从武帝时代开始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楚的地方性淡化了，抒情性的内容转变为叙事性的内容，当初楚国屈原及其类似风格的作品被称作“楚辞”而被区别于赋的说法也就产生了。现在我们特地把收在后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十七卷里的文章全称为楚辞，而把它与赋区别开来。我们现在所说的辞赋，一般指的就是汉赋。

赋起初不仅是文体的名称，也是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吟唱方式的名称。作为诗歌六义中的赋，就像《文体明辨》里所说的“敷陈其事，直叙其言”，是一种表现形式；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就表示一种朗诵性质。还有就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使节通过朗诵《诗经》里的诗歌这种方式来沟通彼此思想的赋诗也是赋的一种。所以到了汉代，赋就成了融合了以上所有特征的文体的名称。

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及当时游说之士的口才也对赋产生过影响。例如在《孟子》里孟子与梁惠王和齐宣王的对话里，那互不相让的激烈的辩论，以及提倡合纵的苏秦罗列历史、地理上的事物的说明方法，等等，都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它们和赋的密切关系。

以楚辞为母胎，口辩才能为养分，赋在汉朝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赋的形成和发展与秦汉这两个统一王朝的出现是分不开的。秦建立十五年后灭亡，那以后争夺天下的楚之项羽和汉之刘邦都是楚人，所以汉初自然具备继承楚辞的条件。当时楚调的歌谣很流行（项羽的《垓下歌》、高祖的《大风歌》、武帝的《秋风歌》等就是那一类歌谣）。于是随着天下统一，向来在各诸侯国之内推行纵横政策的辩论家们就失去了他们原来的志向，聚集到了王朝和新被加封的诸侯底下去寻求庇护了。这些在掌权者底下形成的文人团体，形式上类似战国时诸侯门下的文人团体，但却已经不把富国强兵和弱肉强食的策略作为话题来论说了。当时的掌权者，为显示其威势，招集了大量文人，这些文人也争着写赞美其威势的文章而呈献其主。沙龙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随着经济上的发展，不仅是朝廷，连王侯的府邸也极尽其豪华，车马衣饰也变得越来越华美（据近年的考古挖掘来看，这变得很明了清楚了，汉初中山王和轪侯的陪葬品之奢侈就证明了这一点）。赞美这样的权势，只有像那种宏大而壮丽的画卷一样的文学才与之相称。已经无意游说的才子们，又竭力把自己的才能转到了这种文学方面去了。以楚辞的格调为基础，叙事性更强的朗诵形式的文学——赋就这样蓬勃兴起了。语言的功能被扩大，文字被精选，追求的是听觉和视觉这两方面的美感。秦始皇开始把各诸侯国自行其是推行的文字进行了统一，并加以简化，开拓了文学交流的广度，同时也就导致了书面文学的推广。

这样，文字文明从产生到现在已有千余年了，可以说经过长时间的分裂状态，在强权下，赋在该诞生的时候诞生了。

汉初的赋 战国时各诸侯之间的均衡状态被打破，经过秦称霸及六国的灭亡所带来的破坏与建设，以及不久秦的崩溃、楚汉的兴亡、汉的统一，全国性此起彼伏持续几十年的战乱之后，天下好不容易太平时，自屈原、宋玉以来就没有了的大型文学又兴旺起来。其先驱是贾谊。贾谊有一次正好在左迁长沙的途中，经过屈原投水的汨罗江畔时，发出了自己的境遇与屈原这位先辈是那么相似的感慨，写下了《吊屈原赋》。这是以楚辞体裁所写的一篇比较短的作品。悼念因不得志而死去的屈原，感叹自己怀才不遇，这也就揭开了所谓“贤人失志之赋”出现的第一页。贾谊还因猫头鹰飞进他在长沙时住的官府一事而作《鸟赋》，内容也是抒发士人怀才不遇的，全篇几乎用的是四言句，是几乎没有用楚辞里所特有的“兮”所写的散文形式的作品。内容上道家思想的色彩很浓，这也就成了后世的《太玄赋》（扬雄）、《幽通赋》（班固）这些作品中心思想的起源。这些作品的抒情性都很强，且表现质朴，这一点就表明了这些作品的过渡状态了。

继贾谊三十三岁早死之后，属于游说家之类的枚乘在吴王和梁孝王的沙龙里非常活跃，写出了划时代的作品《七发》。这是吴国的客人用各种方法想治好楚国太子的病一事为内容，用问答方式所写的七段形式的作品。第一段写的是想用音乐，然后想通过饮食、车马、游览、狩猎、观涛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太子的病治好，然而都没成功。于是到最后说到庄子、墨子等各种思想的“要言妙道”，太子顿时全身冒汗，病一下子就好了，作品写的就是有这种意旨的故事。文章里含有讽刺性。这篇作品的特征在于对各段里逐步展开的事物进行铺陈的描写。还有如果把它与贾谊的作品一比较，它就显得不仅完全是叙事性的，而且描写也很华美与夸张。很明显它摆脱了楚辞的羁绊，向汉赋迈出了一大步，而且直接影响到了那以后司马相如所写的作品。这也就是枚乘的《七发》在文学史上占有划时代地位的原因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七发》里的各段落都分别使以后的赋有了各自独立的主题。特别是那段观看海潮的描写，在关于描写海的作品很少的中国文学里是极其珍贵和引人注目的。像这样以分成七段的形式所作的作品，称为“七”的新体裁，后世的人们模仿这种体裁写出了《七启》、《七命》等作品。

这时期像陆贾一样的游说家也写过赋，这从《汉书·艺文志》里就可得知，遗憾的是他们写的赋没有能流传下来。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在作赋方面是位很有成就的人物，同时也是最伟大的赋作家。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看，相如是蜀（今四川省）成都人士，景帝时往长安就任官职，但是却没有赐给他文官的职位，而是让他作了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喜欢辞赋，所以他称病辞职，投身到了梁孝王手下去了。当时在孝王的沙龙里聚集了以枚乘为首的包括邹阳、严忌等在内的优秀文士。在那里相如和那些前辈们和睦交往了数年，写出了《子虚赋》。不久孝王死了，他也就回了故乡。那以后，富豪卓王孙之女卓文君私奔的事情也广为人知了。另一方面，朝廷在景帝死后就是武帝进行统治了。和其父不同、喜欢辞赋的武帝，某一天读了宫中收藏的《子虚赋》，感叹之余自言自语道：“要是和这位作者生在同一时代就好了。”偶尔，他听身边蜀地人说“那人是我的同乡”，大吃一惊，马上就把他召来。这次作为文人被召来的相如，迎合武帝的心意，写出了《上林赋》献了上去，于是一下子就被提拔为郎，那以后，他又平定了蜀地的叛乱，在文武两方面都立了功，所以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像上面所叙述的那样，武帝与司马相如的相遇被描写得很有戏剧色彩。汉代开始以后七八十年，王朝的兴盛、天子的爱好，以及辞赋的酝酿、天才的出现，这些都很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美文学的最高峰。

《子虚赋》的内容是说楚国子虚出使齐国时，在乌有先生、亡是公的面前，夸耀楚云梦泽的壮大以及楚王狩猎的盛大场面。完了，乌有先生反驳说，那反映了楚王的奢侈，因而不好，文章带有讽刺意义，但主要的还是描写楚国云梦泽与狩猎场面。这篇文章的构造是学枚乘的《七发》的，其规模的宏大，其文笔的优美和盛大是压倒一切的。登场的三位人物的名字都含有“什么也没有”的意思，且称云梦泽是楚七大泽之中最小的等，所以作品的主题何在，是很明显的。后世唐代的李白看了司马相如这位同乡先辈的作品后，被云梦泽的壮大迷住，因而走出了家乡的重山，这逸事也流传下来了。

《上林赋》是《子虚赋》的续篇。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之后，叙说了天子在京城的上林苑里狩猎的场面，压倒了他们的气势。最后《上林赋》以天子反省自己的过分奢侈而把上林苑化为耕地的讽刺性的结局，也与《子虚赋》相同。两篇作品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篇有三千五百字的大杰作。要完成这样一篇赋体大作，短一点的话要花上一百天，时间长一点的话就要花上十年的岁月。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修养是写赋体文章所必须具备的。当初与倡优地位不相上下的那些辞赋文人，因为具有常人模仿不了的那种很高的教养和专门技术，所以他们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尊敬和崇拜，还有因为当时把儒教定为国教，所以“美刺”的效果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这也就提高了这些辞赋文人自身的地位。相如自己也升了高官，那以后伟大的辞赋文人与学者源源不断地出现了。赋作为最高一级的正统文学被继承下来了。

相如的其他作品有《大人赋》、《长门赋》等。《大人赋》想描写的并不是隐居在山泽之间的瘦削仙人，而是帝王仙人，所以这篇作品在为武帝赞歌的同时，又讽刺了当时沉迷于仙术的武帝。那展开的天界遨游的描写，继承了屈原《离骚》的风格，也和作者不明的《远游》有一定关系。

《长门赋》是当时武帝的皇后陈氏为哀叹失宠后的寂寞凄凉的心境而赠给相如百金，请他为其制作的。它描写了在长门宫里打发那失意时的日子的皇后的悲愁。因为相如的这篇《长门赋》，陈氏又重新得到了武帝的宠爱。但是也有人说这是陈氏自己写的。这篇《长门赋》也就成为后世的宫词、闺怨的起源了。还有被称为相如作品的《美人赋》也是以女性为主题的，这些都继承了《楚辞》里的《神女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赋体作品的风格。

赋的演变 武帝时代由司马相如集大成的赋，是以夸张表现手法构成的美文，由于这种特质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老一套的模式。虽然出现了类似的作品，但是那些都是没有新鲜感，也失去了活力，只是用了一些宏大的词语而写下来的作品罢了。

在那种情况下，武帝的孙子宣帝的时候王褒出现了。这时宣帝自己写诗歌，还把辞赋家和音乐家都召集到自己的门下。王褒由蜀推荐到了朝廷。这可以说是武帝与司马相如结交的再现。王褒也作了大量赞美王朝的辞赋。其中大部分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打破以前的模式，但是《洞箫赋》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

那是赞美洞箫（日本的尺八之类的乐器）的，是从枚乘的《七发》的第二部分里关于安慰太子的有关琴声的描写里得到启发而作的。首先歌咏制洞箫的材料竹的生长，然后再叙述制作的经过，形容其音色，再说明其音色对事物的影响力。这文章的着眼点就在于对其音色的描写。试图运用双声、叠韵和重言把洞箫音色的变化再现成文字。王褒的修辞、造句的方法比司马相如那样重叠夸张的手法更进步，显得非常细密整齐。这种方法就被视为六朝骈文的开端了。还有题材和宗旨，成为后世的乐器赋，夸张一点说是咏物赋的始祖，产生了很多模仿的作品。

西汉末年扬雄出现了。这个时期是模仿由司马相如和王褒完成的定型辞赋的时代。其中表现出超众的才能的是扬雄，很有意思的是他也是蜀地人，而且他与司马相如一样有口吃的毛病。因此他仰慕其同乡前辈，模仿《子虚》、《上林》这些赋作成了《蜀都赋》。扬雄的传记里记载着他把司马相如作为自己的样板这一事情。从他的情况看来，《蜀都赋》的成功被认可之事，也就成为他之后通往中央的契机了。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甘泉赋》，这也是他模仿司马相如所作的作品，描写成帝的甘泉宫之行，文句异常华丽，在修辞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关于那好像在天上神游的盛大规模行列的描写，与楚辞《离骚》、《远游》等作品的描写类似。句中所用的“兮”字也是楚辞之调。另外《羽猎赋》是议论性的散文式作品，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之后扬雄对辞赋这东西所起的作用表示了怀疑，说赋是修辞性的东西，只不过是孩子们的雕虫小技而已，因此他就放弃了作赋。距扬雄七十年以后的东汉，王充在《论衡》里，又对赋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由于当时社会教育普及，使地方上的豪族之类都喜欢上了玩弄辞赋，其游戏性也越来越强烈，因而引起严厉批判的现象。

东汉的赋 尽管掀起了对赋的严厉的反省和批判，但是到了东汉赋的倾向依然如故，讲究修辞的华美化的大作品还是大量地产生了。班固的《两都赋》就是其代表。

两都是指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西都来的宾客在东都的主人面前炫耀西都文物，东都的主人加以反击，以说服大家，这一结构也就是《子虚赋》的模拟体。叙述西都文物的盛大，再加上东都人反击的议论，使文章跌宕起伏，是作品的一个着力点。同时依据东都比西都好这一事来证明东汉王朝比西汉要先进，并证明自己的作品在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之上。

根据《两都赋》而超出这部作品的是张衡，他写下了《两京赋》。把长安和洛阳作比较依然是作品的重点，但是张衡在作品里描述了西京长安的奢侈和东京洛阳的节俭。其描写触及了所有的事物，不单纯是对地势和产物等表面性的叙事，而且也运用了包罗历史性事例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有一种好像在读一部风俗史的感觉。这部作品因为是经过十年才作成的，所以它是集这类赋之大成的大作。此后没有出现过超过它的作品。还有在这篇赋里批评了前代的赋只重修辞而讽刺力很弱的一点，强调了作为正统的赋所应有的讽刺性。

张衡还作了抒情性的《归田赋》和《思玄赋》。这两篇赋都是在屈原《离骚》的影响下而作的，又受了贾谊《鸟赋》和司马相如《士不遇赋》的影响而成的，属于所谓“贤人失志赋”系统。《归田赋》写的是做官不得志，而想返乡的内容，是一篇只有二百十一字的短篇。这种短篇抒情赋在魏晋南北朝很为盛行。《归田赋》这一作品可以说是这种赋体的转折点。作为《思玄赋》的先行赋有扬雄的《太玄赋》、班固的《幽通赋》。这些赋的内容都很深奥难懂，形式上都模仿了《离骚》体。 EzXUnN8rqh1QLUMeTK/h1cWlsaNKxlPvqlC26EqY18WECrhzeJgFI4zxjKAjI4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