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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原型 秦始皇统一帝国建立，一方面招致了像焚书那样的对过去文化的破坏，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制的推进，奠定了以首都—宫廷为中心的文化向地方扩展的文化构造的基础。文学的地方性仍然存在，受中央的影响，至少形式上相同的文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还有中央也吸收地方文学，在宫廷里对之加以提炼的文学体制也出现了。以后的汉是以推翻秦的暴政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王朝，但在文化政策上，走的也是秦代的路线。
但是在汉初的宫廷里，人们的意识中，可以说还留有战国时代的余风。例如，皇族成员的梁孝王，据说在王宫的兔园里聚集了天下的文士。那是后来人们的看法。作为孝王来说，他的想法与战国时代诸侯聚集具一艺一能之长的士于宫廷作为食客供养这事相比，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还有，聚集在孝王手下的文人们，不少人也具有战国游说之士的气概，一旦国家有难，便能以自己的口才来救护主君。但是与战国时的混乱现象不同，皇族在其小国里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被中央朝廷视为危险的存在，有被消灭的担心。所以结果孝王和他周围的人们，平常都是以文学方面的游戏来打发日子的。在那种情况下，文学以及有才能的文人特别受到尊敬，这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到了武帝时代，汉朝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武帝采取了把儒教作为国家公认的思想的政策，这在思想史上是著名的事实。这样一来，文学就不是一时的游戏，而是赞美政治贤明讽刺政治腐败，带有“美刺之义”的东西了；就是从最狭隘的角度来考虑，也可以说能提高人的品德。这一儒家主张作为一条很难更改的真理，在限制后世文学的同时，也提高了文学及文人学者的地位。
可以说，武帝在朝廷设立乐府那样的机构，使之采集各地民谣，就是为了使儒家主张的“采诗官”制度得以复活。虽然被收集起来的民谣对当时政策的计划和实施提供了参考的例子几乎是没有的，但从形式上看，由朝廷自身表明了重视文学，注重民歌的态度。
武帝把司马相如这样的文人召集在自己的身边，就是因为他承认了司马相如在赋这种文学体裁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由于司马相如曾接受朝廷封给的官职，作为武帝的敕使被派遣到蜀地宣抚百姓，所以他不仅仅是作为文人面貌出现在世上的。但是在文学作品很难直接成为商品的当时，文人学者自己的才能被承认并取得一定社会地位，以维持自身生计的仕途，可以说到了司马相如，首次以明了的形式出现了，并且这也就成了文人兼官僚那样的、直至后世还在延续的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的原型。
同是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所写的《史记》，采取了与武帝的政策所带来的时代新潮流不同的立场，但放大来看，也可以说《史记》是由时代变化刺激的产物。在朝廷作为史官工作的司马迁记载历史，我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他那个时代以前的一般观念来看，这却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司马迁自己这样写道：因为史官是为君主的娱乐而事奉君主的，所以被君主当作倡优一样看不起。史官摆脱那种状态，决心做记载历史的本职工作，是要看他个人的才能及他当时所处的境遇，但是那绝不是和整个时代的新风潮没有任何关系的、偶发的现象。
辞赋文学 《史记》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为记载历史而写下的，所以它并不只属于文学范畴。在当时的观点来看，纯粹的文学首先要算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形式了。
辞赋原来是从战国时代楚的地方民谣形式发展而来的，但在作为宫廷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歌那种独特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及朴素的表现方式逐渐消失，而新奇的构思和经过技巧性精雕细琢的词语却被重视起来了。
民歌最初是口头吟唱的，到了某一个时期就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后世，这是一般的程序。但是辞赋原则上从一开始就用文字写下来，然后加以朗读的。能通文字的人在当时来说只限于少数，比一般人懂得的汉字数目要多的就只能属于那种在那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了。辞赋作家也就是当时的文人，必须是在那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
辞赋里有很多很难的汉字。当然时代的古老造成一些难以理解之处，但显然有些文字即使在当时也不常用的。文学不仅是用日常用语来表达的，也是用抛开日常性的那种更高级的语言，具体地说就是用我们平常不太使用的那种比较难的文字来表达的，在这里存在与一般写作不同的文学特殊性——这种想法不是无意识地存在于辞赋作家的心里吗？
对文人来说，这也许是唤起自己是文人这一意识的一大原因吧。乐府采集的民歌之流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可是更高一级的文学，已经不再是自然出现的东西，而是那些有优秀才能的作家倾注自己心血的创作了。这也就成了文人的存在被社会公认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把文人看作是一种有特殊才能的匠人的风气也就产生了。
辞赋作家的确有即使被视为匠人也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他们当时有只追求表现形式的新颖和华丽、不重内容的倾向。但是可以说，从辞赋占据宫廷文学的中心位置以来，这是差不多可以预料到的结果。因为宫廷文学方面的题材，大致限于像祭祀之类的仪式及皇帝的旅行、狩猎和宴会等事情。
东汉末的扬雄被认为是当时一流的辞赋作家，但他宣称他对此感到不满，以后再也不写辞赋了。对他来说，辞赋是卖弄表现技巧的小玩意，同时也是丧失了讽刺皇帝与大臣的过失这种文学本来的机能而堕落了的东西。扬雄在当时也是儒家一流的学者，照儒教的文学观来看，他的批判是完全正当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武帝时期就被尊崇了的儒教从这时起就很明显地对文学产生了影响。
但是扬雄的批判里也有一种矛盾之处。如果仍像孔子、孟子时代一样，儒家的学者作为当时政治权力的批判者及指示正确道路的人存在的话，文学的那种赞美与讽刺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但是汉代把儒教作为国家的统一思想，王朝是在儒教的理念上构成和运行的。从理论上说，时代一定是“盛时”，高高在上的一定是圣天子和贤臣。在种种琐碎的政策里，或者也许有些过失，“美刺之用”里面的“刺”发挥的作用，最多到那种程度，因为文学基本上是作为“讴歌盛世”的东西而存在的。
所以尽管扬雄的批判被承认了，但那以后的辞赋依然朝注重表现华丽方面发展。后汉时儒教在知识分子中普及，尽管那样辞赋仍然保持了司马相如以来的传统，文学表现方式也更加洗炼了。
而且从写辞赋的体会之中所获得的表现技巧，对一般的文章也开始有了影响的倾向。除记载历史的那种实用性的文章以外，诸如上奏文和论文之类，在表现方式上很有技巧性且多用对句、用笔调尽量优美的文字写下的文章也被视为名篇。从此就产生被称为“骈文”的文体。骈文的技巧虽是在汉以后的朝代里最后完成的，其基础却是在东汉这一时期得到了巩固。
五言诗的起源 另一方面，民歌到了东汉末期，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形式上多由五字组成一句，这就是以后的五言诗的始祖。从内容上看也有比较朴素的民歌，但有些民歌可以看到在表达方面有一定的技巧性。还有把民间所发生的事件写成长篇故事诗的民歌。这些诗的作者都不清楚，但却可以想象：沦落的文人和巡游吟唱于王宫贵族的府邸和民间的艺人们，不知在何处联起手来了。
在文学史上，东汉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然在王朝末期的混乱中我们开始可以看到新的文学的萌芽了。这以王朝区分还是应属于后汉的，但在文学史上我们想把它归于以后的魏的开端来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