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散文

孔子和《论语》 通贯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变动的时代，担当着文献的传承与阐述的，是意图保守西周文化的儒家学派。这个学派集团，奉孔子为祖师。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其祖先，是宋的公族（殷王族后裔封于宋），而后亡命于鲁，成为没落的贵族后代。孔子在贫贱中生长，做过鲁国的小吏，富有好学之心，熟习了在鲁国保存下来的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据说，置身于政治纷争中的孔丘，在一度担任鲁司寇（相当于法务长官）时，对反对者使用高压手段，遭到掌握实权的三桓氏以及别国的合力妨害，出奔到国外。从五十六岁起，他带领着门人弟子游说诸侯，也访问了当时的霸主晋、楚两国。经过长达十三年的流浪，对政治终于失去希望，回到鲁国。晚年，他作为被称为“儒家”的思想集团的倡导者，一面教导人数众多的门生，一面整理古代典籍。

孔丘的事迹和思想，以忠实记载其言行的《论语》为基本依据，《春秋左氏传》、《礼记》等为参考，虽然不明之处仍有不少，但可以说他是中国首先使人伦道德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的人物。

对于祭、政一致的宗法性社会的“封建”制城邑国家的神秘色彩的宗教权威，采取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合理精神的萌芽，早在春秋初期已经出现了。随的季梁和郑的子产、邓析等人，在经济生活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建立法制秩序的意图，表现了新兴势力的成长。孔丘也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主张排斥“怪、力、乱、神”之类超现实领域的事象，而强调充实知性的经验。

他的创造，是张扬联结人与人的亲爱、慈孝之感情，把这些人所应有的德行的扩充名之为“仁”；而把“礼”——属于外在规制性质的传统的世俗秩序，放置在“仁”这种普遍性的崇高的人类之爱的基础上，并用“仁”来修正“礼”。总之，是将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在的伦理性，赋予已经丧失了宗教意义而具有因袭性的礼俗制度，以谋求它的再生和延续。在政治方面，这种礼治主义，针对着主张审时度势、以权力为依据的法治主义。孔丘观念化地描绘了理想的执政者形象，希望有这样的执政者出现。这种人物被称为“君子”。他们是卓越的道德实践者，遵循以仁德为本的“修己治人”之道，通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达到自我人格的完成，并把建设伦理性的良善社会作为政治目标。

这种思想行动，又担负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它以对周公（周初的政治家，并且是鲁王室的祖宗）的追慕为精神支撑，试图通过学习称述先王（周文王、武王）之德的《诗》、《书》，修得其中的知识，不断思索，沿着据说是周公制作的“礼”，体现“仁”的表现形式。

孔丘自述他的生涯说，他从十五岁“志学”（开始知识时探究），经过六十岁的“耳顺”（承认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宽豁的态度），到七十岁时，即使随意的行动，也能顺合社会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法则。这里已经把学习和知识的经验作为构成道德价值的必须条件。贯穿孔丘以后儒家思想的知识与道德的一元统合，其祖型已经显现于孔丘的这一思想中。另外，孔丘的知识教养，是以对于人类社会的事物现象的博学深思的求知欲为支撑的，尤其是，还包含着古典音乐的爱好，这大约是由于其父祖以来，都具备从事祭祀礼仪的巫祝的特殊技能和生活环境吧。

孔丘教导的对象，不是农民这些劳动者，而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他试图使那些门人走上仕宦道路，从而对诸侯的政治从内部加以修正。后代士人官僚公开表现其志向和各种各样的感情、思考方式，等等，在这里已经提供了先例。

《论语》二十篇中，形成较早的是前半部分，所谓“上论”。通篇是孔丘与门人的对话，其内容是就具体生活发表的谈论。可以看出是后来形成的后半部分“下论”中，有丰富的关于政治活动的内容。对孔丘与其门人的学派加以批判的人物的形象，也通过两者之间的对话被巧妙地描绘出来。这方面的好例子，有记叙长沮、桀溺及荷蓧丈人的章节等。

王者的言辞 主要由儒家的门徒保存下来的《诗》、《书》，是文学史上居于诗、文开端地位的文献。其中《书》，留下了散文体文章的最古老的面貌。

《书》在汉代以后，作为经书之一，被称为《尚书》。随着宋代的经书集成《十三经注疏》的编定和四书、五经的确立，又得到《书经》的名称。它的内容，是由古代帝王的史官记录的，从传说性质的圣王尧、舜开始，经夏、殷、周三代诸王，至东周时晋文公、秦穆公。旧说称，孔丘曾将尧、舜以来圣王贤主的言辞及教令整理为一百篇。战国时期的儒家从自己的王朝观出发，将这些史官记录作为自己的经典，以后与《诗经》及礼乐说一起，成为这一学派的权威的源泉。

现在所传的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是由秦朝博士伏生传诵下来的。原来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同它是一个可以相互比照的系统。另外二十五篇所谓“古文尚书”，据说是从孔丘旧宅的墙壁中发现的，实际是魏晋时期拟托的伪作。它同也是那一时期附加上去的注释，合称为“伪古文尚书”（或称注释为“尚书伪孔传”）。

“今文尚书”中，以《大诰》篇以下的五诰（另四篇是《康诰》、《酒诰》、《召诰》、《洛诰》）为中心，是周王朝创业时期的记录，与《盘庚》等篇同属于最古老的部分。如唐代韩愈《进学解》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是极为难解的文字。但与同是史官记录的周代金文等比较，可知其文体、内容都近于古代事实。这十篇左右以外的各篇，大抵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为了同其他学派对抗，将春秋末期以前的古记录及传说之类作为殷、夏诸王的言辞编制而成的；进而将尧、舜的“典谟”（帝王的政令），也用较新的文体写成附加上去，已经是战国末期的事情。这种述作形态，即典籍的内容层积性地不断丰富的状况，在秦、汉时期，是各思想学派共通的现象。

“书”本义就是“用文字书写”。这种将王者的公务上的言辞记载下来的“记言体”文献，与同是史官记录的《春秋》这一类“记事体”文献形成对照，成为汉代以后的著述——特别是历史记述的基本形式。另外，从篇名来看，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也被后代王朝作为诏敕、政令的典范，受到重视。

史官的记录 与周王朝的政令相同，“封建”诸侯的大事，也被王公的史官们以自觉的责任感，在各种各样的公式化的记录中保存下来。这类记录，据《孟子》所说，晋国叫做“乘”，楚国叫做“梼杌”，鲁国叫做“春秋”（《离娄下》）。同类的记录《竹书纪年》，则是东晋时出土的战国时魏国的编年史。在战国末年，这些以年、四季、月日为基干记述事件的内容及经过的官府记录，似乎被通称为“春秋”。《墨子》中，载有从周及燕、宋、齐的“春秋”中引用的文字（《明鬼下》）。

现存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与《诗》、《书》一起，被战国以后的儒家列为他们的教本。对于《春秋》的成书，孟轲等人提出了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说，《春秋》原来只是自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至哀公十四年（前四八〇）二百四十二年间极简略的官府的政事记录，孔丘对这一鲁国的“不修春秋”加以笔削（修正），才成为后来的面貌。这位儒家学派的开创者，通过对原文的文字上的修正，依照自己的“大义”（善恶的价值标准），恰似站在执政者的地位上，对那一桩桩事件作出评定。也就是用一字褒贬的方法，推行“微言大义”。这种在仅仅一字的修改中寄托褒贬之义的所谓“春秋笔法”，是立足于孔丘的大义，以文辞的严格用法来表现事迹。换言之，对治政事迹的简单官修记录进行修改的预定体例，即“书法”（文辞的表观法）上的诸规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这种记录方式的前提，另一方面，通过了解从这种体例演绎所得的或褒或贬的评价，也可以窥见在隐微的表现中所显示的圣贤大义。这种以体例为基准解释《春秋》的学说，就是公羊派春秋学。它以《春秋公羊传》为中心，在西汉景帝时胡毋生的著述中已具备形态，到董仲舒以后，更盛极一时，被灵活运用于治政之术。

这种极端追求措辞与用字的“体例主义”的文辞表现法，是充分活用汉语作为单音节表意文字之特征的产物。以后，在历史编述中，这种关于史传文辞的严格的表现方式，作为可以寄托作者对于政教的评价的手段，一直支配了修史者的念头。朱熹的《通鉴纲目》，便是显著的一例。

另一方面，与官修的事迹记录不同的，在某些地方某些集团中流传的真实故事或传说，随着战国时期社会的进展，也逐渐被加以润色和整理。为（后面将论及的）《春秋左氏传》、《国语》等提供了素材的，关于春秋时期各国历史情况的基础资料，以及一般认为原来是由古代瞽矇口头传诵的内容，大多属于这一类型的记录。

现存的《春秋左氏传》，也算是前述《春秋》的“传”。所谓“传”，既是指一个学派对他们所信奉的经典所加的训诂、解释，也是指这一教义的师传，从秦汉之际开始，逐渐以文籍的形式出现。西汉前期被汇总在一起的《周易》（《易经》）的十翼及《毛诗故训传》之类，是“传”的典型。《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作为“春秋传”，是当时国家公认的经书解说。与此相对抗的，是据称由孔丘同时代人左丘明所作、在西汉末被列入“春秋传”的《左传》（《春秋左氏传》）。不过，它原来称为“左氏春秋”，是战国时期人将历史故事、传说作为资料编集而成的。《左传》对《春秋》的笔法虽然也颇加注意，但较之“空言”，更为重视“行事”。也就是说，比起追究文辞的表现来，重点主要是在对以往历史事迹的明白的解说。书中对春秋时期历史上的人物作了个性鲜明的描绘，对复杂的事件，也从原因和始末展开了曲折而丰富的铺写。对战争的记述，尤见精彩。所谓“春秋五大战”的描写，足以令人想象，以语言表达巧妙的说唱故事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口诵文艺，是《左传》产生的基础。很多预言、占梦等神怪的内容交织在其中，大约也是因为这些记述来之于说唱故事的缘故吧。另外，以“君子言”的形式插入的儒家立场的批评，是后来附加上去的部分，显示了秦、汉时期著述编集的痕迹。

《国语》据说是左丘明写作《左传》后的剩余部分，所以被称为“春秋外传”。它也是使用与《左传》共通的原始资料，按照周王朝及七个诸侯国的国别编成的，其中《晋语》占了一半。这本具有说唱故事渊源的书，以“记言”（言辞的记述）为中心，大部分充满了对话和谏辞之类。其中有说服力很强的文字，如记吴越争霸之事的部分等。

《晏子春秋》也是一本充满向齐国君主进谏言辞的书，从中可以看到支持、喜爱这些故事文学的士人层的典型。《战国策》则多述在战国时期对立的列国之间从事外交活动的纵横家之事迹，充满善于诡辩的说客极尽委曲的论辩。此书是由西汉末的刘向最终完成的，他根据多种异本进行整理，按十二个国家分章编排。后来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战国策》同《左传》、《国语》，都成为其资料来源。

《墨子》 墨家同战国时代的儒家并称，为一大学派，其思想见于现存的《墨子》五十三篇。《尚贤》（分为上、中、下）篇以下的“十论”三十篇（其中七篇缺），和被称为“墨辩”的论理学著作（《经》、《经说》篇），是这一学派的中心思想。这种结构，似乎是出现于从孟子到荀子这一段时期中的几种相类的书重合而成的。

墨家与力求以道德调和人类社会的儒家相对立，追求从人类集团的全体繁荣的意义上而言的“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鼓吹强制性的无差别的广泛的兼爱，排斥侵略思想（《非攻》），反对侵害人民利益的统治者的奢侈行为（《非乐》、《节葬》）。作为进一步展开的理论，墨家认为，以城邑为单位的“家国”的世袭制社会，必将被未来的“天下”国家即统一的社会所超越，为这一社会作预备，而宣扬重视贤能、勤劳的尚贤思想。另一方面，主张由天下体制的“天子”——他负有服从作为人格神的上天的意志的义务——统一天下的“百义”（各种各样的思想、志向），秉承天的意志保障天下人民的和平和富裕，根据天的大义严厉地统括、约束社会言论，使之归向于天意。这就是尚同（使在下者服从于在上者的同一化）的思想。他们所倡导的这种社会思想，在后世就不再看到了。

另外，在同异学派的论争中注重客观性、作为工人集团 在巨子的统制下进行活动的这一学派，在《墨子》中也留下了以他们所持有的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各种技术为背景的、独特的论证方法。

《墨子》的论述，自清末以来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儒家的文献相比，它在文章的舒展、论证的巧妙等方面都具有特色，但在文学史上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价。

《孟子》 《孟子》七篇，是孟子同其门人万章等共同写作的书。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领袖，姓孟，名轲，出生于邹，其地与孔子的出生地鲁相邻。相传由母亲养育成人，流传有孟母三迁及断机为教的贤母逸闻（刘向《列女传》）。

孟轲私淑孔子之孙子思（孔伋），接受了注重内省的主观精神的曾子学派的教义。他的后半生，作为当时士人阶层的典型，与其他学派相抗，同时游说于山东、河南一带的诸侯。又曾在齐国的稷下，向异学派挑起政治论争，磨炼了思想。所谓稷下，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当时，齐威王在这里招纳了众多学者，建立了百家争鸣的场所，世人誉为“稷下之学”，盛极一时。

孟轲在“仁义”这一人伦道德和“性善”这一人类观的基调上，提倡实现“王道”的社会。但当时战国的诸侯，需要的是富国强兵之计和眼前的外交策略，将他的理想主义视为迂远不切时势的道义派论调，敬而远之。尽管他以雄辩的论说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结果却是被废置不用。

在经过十数年的四处游历之后，他将自己的游说之辞和教育门下的经验，以言论为中心，并包括自定的手记，编为一书，被称为《孟子》。后汉的赵岐将此书编定为现在所见的七篇，并作了注。在先秦诸文献中，《孟子》保持了统一的最易理解的文体。全书全是对话形式的论辩，少有人物举动及事件之类的叙述，是其特征。至唐代韩愈以后，提出道统论，认为孟子和孔子一起继承了尧、舜、周文王、武王以来的先王之道，书中那种激烈争辩的气魄和实践的志气，也受到新兴士人官僚的爱好。南宋的朱熹根据自己的哲学，对《孟子》作了注释，列为近世儒教经典的《四书》之一。以后，《孟子》成为知识分子必读的经典。

《庄子》、《老子》 儒家学说，注重家族关系的调和国家秩序一类问题，是人伦和政治的哲学。与此相对，道家学说则贯穿了个人主义的态度，把充满矛盾的现实作为“自然”必然的命运，消极地接受，通过描绘排除人为努力的、无为的“混沌”世界，表现他们的观念，展现了可以说是宗教性的境地。这些，在庄周（庄子）所作的《庄子》的主要部分内篇中，用想象力丰富的寓言作了论说。

一般认为，庄周与和他同为生长于宋地的名家的论客惠施是同时代人，这也是孟轲活跃的时代。孟轲具有强烈的王道政治的使命感，惠施在利、害的对立中积极地进行辩论，而庄周对他们一概漠然视之。他鼓吹一种万物齐同的理论，就是以相对化的态度看待价值判断，对事物的对立的外相也平等视之，企求一面从现实中退避，一面因循（随从、顺应）命运的主宰者“真宰”、“造化”，立足于超越于现实的“道枢”之境，保全自身的性命。这些主张，都是在巧妙的寓言中，通过奇想天外的比喻来展示的。以丰富的语汇和独创的表现力写成的鲲鹏故事（《逍遥游》）、梦化蝴蝶（《齐物论》）、儵忽问答（《应帝王》）等著名的文章，在整个先秦的散文文学中，成为第一流的作品。

现存《庄子》三十三篇，是由西晋的郭象将以前的五十二篇删定而成的。其核心部分《内篇》，大体保存了原貌。《外篇》、《杂篇》，是后来累加的部分，包含了一些接近《老子》的社会思想以及儒家、法家的内容，文体和思想也不一致，是将自战国末至西汉初期的道家系统的文献编入的。《庄子》外、杂篇中与儒家、法家政治思想相关连的内容，延伸到对“自得”、“分守”、“赏罚”等治政问题的深入关心，这同另一种学说——宣扬“道”这一作为万物之根源的神秘实体的《老子》的政治论，是同时并兴的。

有“隐君子”之称的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史记·老子传》）。如果作为实在的人物来看，当是比孟子稍后的人物。其思想较《庄子》内篇出现得迟，比起前者关心个人的祸福，《老子》更多地关注社会和政治应有的理想状态。《老子》提出“无力无不为”，即统治应当对人民无为（排除人为的干涉），相反却可以使人民完成其所有的功用。进一步说，由“绝圣弃智”——放弃琐细卑微的人智，所达到的社会生活的“无为”（排斥外加的强制）状态，又是同“自然”的面貌相一致的。从而，与相互争夺私利的社会相反的、由自给自足的经济产生的“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就被当作理想的社会。

这一部又被称为《道德经》的五千言的书，完全没有使用固有名词（指不涉及具体的人物、国家——译者按），用警句、格言色彩的断片连缀而成，通篇是对偶和用韵的文体，内容往往采取出人意表而又巧妙的反常表现。这对在公认常识的压迫下感到疲倦的人们，具有强有力的不可思议的魅力。

作为支配西汉初期政治的“黄老”思想的《老子》，其“无为清静”的政治术得到运用，但实际作用毋宁是法治行政的润滑剂。当儒学在政教上占取优越地位之后，《老子》又与主要是追究个人祸福的《庄子》的处世理论并列，被称为“老庄”，李耳（即老子）被当作道家思想的开山鼻祖。

《荀子》 荀子名况，又被尊称为荀卿、孙卿。据《史记》荀卿传云，他是赵人，曾参与“稷下之学”，长期担任稷下的祭酒（首脑）。当时，田骈、邹衍等人已经去世。后来，投靠楚国的春申君，在他的推举下做了楚国新领地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附近）的令（长官），治政近二十年。荀况的门下，出了著名的法家人物韩非、李斯等，儒者浮丘伯等，他给予秦汉之际的学说以极大的影响。

《荀子》二十卷，是荀况及其学派的著作。西汉末曾经整理，唐代杨倞编定为现行的形态。内容包括“天人之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分离）、物类与人类之关系及其区别、性恶说（人性论）、修养论、礼义说（社会、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以难易交杂的评论文体构成，亦非出于一人之手。广泛吸收了前代儒家的教说，对墨家、名家等诸子学说，特别对主张排斥人为（主体性努力）的道家思想提出论难。

持有避浮华、“尚用”（重视实际功用）这一传统的儒家文学观的《荀子》中，包含了《成相》、《赋》两篇具有固定形式的韵文。它们与屈原的楚辞，共同构成汉赋的先源，而且特别被指为汉代辞赋之祖。《赋》篇采用咏“礼”、“知”等五种日常事物的形式；《成相》篇五章，是于歌辞中寄寓举用贤能、勉励学问的君主统治策的乐曲，都缺乏楚系南方文学的抒情性。所谓“相”，是击杵之歌的意思。

法家的著述 学于荀况门下的韩国公子韩非，是开辟新时代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为实现统一帝国的强秦，提供了国家统治的理论和治政方术。韩非的思想，是在商鞅的“法”（成文法）和申不害的“术”（臣下统御术）中，加入慎到的“势”（即势位——权力与地位的必要性），总合为一体，编制了专制统治的官僚统治法。主张将权力中枢置于道家所说的“虚”（自然无为），对臣下以刑名（言辞与实效一致）的法术加以强制。

韩非所著的《韩子》即后来的《韩非子》，是秦汉之交的著述，其理论构成最为致密。“经”的部分和相当于“经”之“传说”（解说）的部分分开，论述其学说，如《内储说》、《外储说左·右》上下六篇那样，在各篇中发挥了使所说主旨彻底化的效果。论证文的有力形态在这一书中得到了完成。

战国时代（前四八一——前二二一），诸侯已完全自立，成为相互间以力竞争、弱肉强食之世。各国为了对付激烈变动的形势，寻求紧要的政策。生逢其时、身怀一二技艺和术策的游说之士，在外交和内政方面，得到了纵横驰骋的场所，同时诸国的掌权者也纷纷召纳他们为门下食客。这些客士们，一方面显示出任侠或俳优的气质，琢磨辩说的巧妙，使用适当贴切的俚谚，设置出人意料的寓言及比喻，以提高论说上的表现技术；同时，为了超越对抗的思想集团，也在锤炼独自的思想、学艺。这些主张，被用来教导诸子百家的门人或游说诸侯，主要是阐述执政者的政治方术和战略，作为以议论文为中心的思想性散文，大致在从秦汉之交到西汉末年，被写成书本的形式。于西汉末年将汉室书库加以整理而完成的书目，为《汉书·艺文志》所承袭，其中将这些书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的百家九流（小说家从略），加以著录。 LK2CLhiQaTKdj2LspFZVvfQkAwReml6en4OQ17Cnc1Jh9F5wp7yKnKqzSjj8vz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