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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源泉 在远古时代的村落中，举例来说，每当春天到来，准备开始农耕之际，为了祈求丰盛的收成，要举行祭神活动、呪术之类的仪式。在那样场合，为了得到神的恩惠，必须使神快乐；而为了使神快乐，除了奉献种种祭品之外，音乐、歌谣、舞蹈的奉献，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歌谣，就成了中国文学的源泉之一。
秋天收获之后，在向神表示感谢的时候，情况也是同样的。还有，准备进山狩猎的人们，也要举行一定的仪式，使山神心气平和，惠赐给大量的猎获。从中也产生了歌谣。
通常，这些歌谣是在何时由何人所作，都是难以确定的。恐怕，由某一个人最初有意识地对歌词加以琢磨，然后让歌手演唱的例子，也是少数吧。大多数的情况恐怕是，在某个时间某次祭祀中，整个集团内宗教兴奋高涨起来，某个人不加思虑地配合着那种场合唱出了歌词，然后又成为全体的大合唱。经过这样的阶段以后，如果那一次的歌词是出色的，就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来，一面修改字句，一面在同样类型的祭祀中被反复加以歌唱。
这样产生出来的歌谣，哪怕最初是偶然地出于一人之口，其最终形态的作者，仍然应当视为集团的全体成员。后世文学中作者与读者（在古代是听众）的关系，那时还不存在，集团中任何人都是作者，同时又是读者。从而，也不可能出现专门的文学家，没有产生有意识地创作“文学”的态度。
古代的中国人还把死者的灵魂作为神来祭。把这种神请下来仰听他的宣谕，是常有之事。降神的是称之为“巫”之类的具有特殊能力的人物，神就附在他们的身上，宣告自己的意旨。这种语言往往采取韵文的形式，在后代也被继续歌唱。但是，这种东西原来也不是巫的创作，而是信奉和祭祀同一神的人群的共同产物。
这一时代，即使在各个诸侯国的宫廷里，就与文学相关的范围而言，事情看来也没有什么很大不同。也就是说，宫廷本身并没有成为产生文学的场所。一般认为，被称为“乐师”之类的职掌宫廷音乐的人员，是从民间采集歌谣，对乐曲、歌词多少作一些修改，然后用来在诸侯主办的宴会等场合演奏。
采诗官 从这个时期直到汉代儒者们，认为在古代的朝廷有一种称为“采诗官”的官职，那些官员专门在各地巡游，采集民谣，带回到朝廷来。这是因为，那些不允许对政治进行批评、也不具有这方面知识的民众们，在无意识中用歌谣表现了自己的生活的实感。悲哀的歌流行，是由于政治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错误；欢乐的歌流行，则可据以判断天下太平。因而，掌握政权的人，为了正确地掌握民心，必须采集民间的歌谣来听。
所谓采诗官，只是儒者的一种说法，除此以外就不见于记载，因此其是否真实存在颇为可疑。还有，所谓为了政策的实行而采集民谣作为参考资料，恐怕不过是儒者的头脑里虚构出来的理想，似乎未必真正实现过。但是，从为数颇多的流传至今的古代民谣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些民谣曾经有人做过收集、记录、保存的工作，则无可怀疑。这些工作的中心大约是诸侯的宫廷。而后通过各诸侯国向周王朝“献上”的形式，使得中原地方的民谣得到统一汇集整理的机会。而原来为了君主及其周围人们的娱乐目的进行的民谣采集之事，被儒者加以理想化，美化成“采诗官”采诗的形式。
一般认为产生于周王及诸侯之宫廷的歌谣，从现存资料中所能够看到的，几乎全部都是仪式上所用的歌。尤其是祭祀君主的祖先之灵时所用的歌。这些当然不是自然产生的作品，理当是由某些人受君主之命而作词的情况居多。这些作品也无法知道作者的名字。但是，祭祀祖先之灵的歌谣都是同一格式的东西，即使作者的名字流传下来，能否据此确定创作权，也还是可疑的。
吟游诗人 在诸侯的宫廷中，为君主以及卿、大夫这些贵族的娱乐服务的人员，除了乐师之外，还有叫作“滑稽”、“俳优”的艺人们。他们的技艺多种多样，像模仿他人的言行、猜谜游戏、歌唱，等等，每人都掌握其中的一种或数种。虽然没有记载保存下来，说笑话逗乐、演唱故事——夸张地说是演唱一种叙事诗，或许也是他们的技艺的内容吧。
俳优的职务虽然低贱，但由于他们经常在诸侯及卿、大夫的身边服务，接触政治活动中枢的机会，肯定不会少。现在还保存着与几个著名俳优有关的记载。这是因为，他们在谈笑中对君主的缺点和政策的加以讽刺、使之反省这一点得到了肯定。那样的事实当然也是有的，但是，为了强调即使是俳优那样的“小道”，亦不可有失所谓“讽谏之义”，从儒家观念出发使之传说化的成分，想必也不会少。至于大多数的俳优，大约只管用他们的技艺使主人欢乐吧；由于是一时的娱乐，其内容也就未能得到记载，从而被人们遗忘了吧。不过，可以认为，口诵文艺的一种潜流，曾经在这里存在。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乱不已，以下犯上的风潮日甚一日，诸侯宫廷中的执政者，也不断交相更代。俳优这类人物，或者说由俳优提供的娱乐，在任何时代的宫廷中都是需要的。但是，尽管他们与政权的更替并无关系，由于他们生活在君主、实权人物的身边，对宫廷的内情了解过多，因而随着政权的交替被放逐出宫廷的例子大约不会少。关于这些俳优的命运，虽然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保存下来，但他们为了获得生活之资，不得不转仕他国的宫廷，或沉埋于民间吧。
这里不能不再一次考虑到民间和宫廷的关系。因为，虽然并没有确实的资料证明：俳优原来究竟是在民间育成、而后被引入宫廷受到任用的呢，还是在宫廷内被培养成持有一种特殊技能的人？但可以认为，俳优从宫廷流向民间的倾向，随着社会的动乱而越来越增大了。
在民间，本来不需要俳优那样的职业。比如说，在某个村庄里有一位好歌手，在祭祀等场合，村人们就指名让他演唱给大家听。因此，这位歌手就成了村子里受欢迎的人，也许受到某种程度的优遇。但是，把某个人作为专门的歌手来对待，只是为了听他唱歌而让他住在村子里，照料他的生活，大约既没有什么必然的道理，也缺乏经济的余裕吧。
从而，从宫廷流出的俳优，大多不能在民间定居。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村到另一村，可以说为了一宿一饭的代价而到处流浪，就成了他们的命运吧。这一类具体的事例，至今为止，仍然无法弄清楚。在古代中国，类似西洋吟游诗人身份的人究竟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解决只能留待将来。
诸子百家 不过，身份虽不像俳优那么低贱，但活动情况与以上推测颇相符合的人也是有的。这就是被称为“游说之士”的一群人。
士在当时的等级制度中，位于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几乎不可能掌握权力，有时候，毋宁说更接近于庶民。春秋、战国成为人才流动的时代，这些士不一定自我束缚在出生之国，而往往为了寻求能够认识自己的才能、使之得到发挥的主人，周游列国，向掌权者自我推售。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游说之士。与此相应，各诸侯国的权势人物为了得到有才能的士，也召集游说之士作为食客，并且以其人数众多自矜，把这当作富国强兵之策的一环。
游说之士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既有对政治持有一定主张的人，也有长于外交手腕的人；既有擅长军事、兵法的人，也有富于武勇和侠气的人。总之，只要有一能一艺超拔不群就行，所以权势者要寻求大量的士。有人甚至把长于鸡鸣狗盗之术者也作为食客延入门下，这成为一个有名的故事，一直流传到后世。所谓“鸡鸣”是模仿鸡的叫声。长于此道的人，尽管其身份是士，实质上可以说更接近于俳优吧。
在游说之士中，有些人在后世被加以“诸子百家”之名。他们虽然不能说都是思想家，但大抵可以概括为依赖思想或论说立身于世的士。他们宣扬自己的主张，不仅使用某种明了而具有说服力的方法来演讲，而且写成文章保留下来。中国的散文，原来只是简单的事实记录，或是言辞的记录，到了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其表现技巧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不过，在战国时代诸子的论说中，与主张相异的思想家的讨论的记录，为数并不怎么多。可以说，大部分是虚构的对谈。之所以如此，大约是因为他们（至少是诸子中的大多数）准备对之陈述自己的思想并加以说服的对手，是各国的实力人物；而面对这样的对手，除了逻辑的明晰与致密外，特殊的雄辩术也是必要的吧！
现存的诸子文章中，寓言、比喻极多。这是一种通过举出具体事例从而使自己的论旨具有说服力的技法。如果劝说的对象是不那么习惯于逻辑的思考方法的实力人物，这样做想必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因为，比起枯燥的说教来，饶有兴味的寓言、异想天开的比喻，对于实力人物更富于吸引力。
不过，讲述饶有兴味的寓言，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陷阱。因为，话越是有趣，或者，越是想要说有趣的话，此时思想家的立足点，就越是接近了俳优。倘若是优秀的思想家，在说了这样的话以后，总还是能够有效地表述自己的主张。但是，并非所有的游说之士，都是优秀的思想家。说了一通饶有兴味的寓言，因为接下来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理论，其结果，只是作为一场有趣味的话留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样的情况大约不会少。
如此说来，出现这样的游说之士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摆脱了陈述枯燥的理论的工作，只是对对方讲述纯粹的寓言。从权力者的一方来说，凡有一艺一能之长的都需要，只是会说有趣的话的人，理应也能受到欢迎。可以认为，尽管游说之士还保持着与庶民有一线之别的身份，但因为他们最接近于庶民，民间传闻经过他们被改造成寓言故事的机会就更多了。还有，由于他们在各国之间往返游说，其结果，也起了传播民间传说、故事的作用。
再概括地说一下，游说之士的出现，带来了雄辩术和散文的表现技巧的巨大进步，这是文学史上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即虽没有以作品的形态在文学史上保存下来、然而作为文学的潜流的口头文艺方面，游说之士所作出的成绩，也是不可忘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