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源泉 在远古时代的村落中,举例来说,每当春天到来,准备开始农耕之际,为了祈求丰盛的收成,要举行祭神活动、呪术之类的仪式。在那样场合,为了得到神的恩惠,必须使神快乐;而为了使神快乐,除了奉献种种祭品之外,音乐、歌谣、舞蹈的奉献,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歌谣,就成了中国文学的源泉之一。
秋天收获之后,在向神表示感谢的时候,情况也是同样的。还有,准备进山狩猎的人们,也要举行一定的仪式,使山神心气平和,惠赐给大量的猎获。从中也产生了歌谣。
通常,这些歌谣是在何时由何人所作,都是难以确定的。恐怕,由某一个人最初有意识地对歌词加以琢磨,然后让歌手演唱的例子,也是少数吧。大多数的情况恐怕是,在某个时间某次祭祀中,整个集团内宗教兴奋高涨起来,某个人不加思虑地配合着那种场合唱出了歌词,然后又成为全体的大合唱。经过这样的阶段以后,如果那一次的歌词是出色的,就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来,一面修改字句,一面在同样类型的祭祀中被反复加以歌唱。
这样产生出来的歌谣,哪怕最初是偶然地出于一人之口,其最终形态的作者,仍然应当视为集团的全体成员。后世文学中作者与读者(在古代是听众)的关系,那时还不存在,集团中任何人都是作者,同时又是读者。从而,也不可能出现专门的文学家,没有产生有意识地创作“文学”的态度。
古代的中国人还把死者的灵魂作为神来祭。把这种神请下来仰听他的宣谕,是常有之事。降神的是称之为“巫”之类的具有特殊能力的人物,神就附在他们的身上,宣告自己的意旨。这种语言往往采取韵文的形式,在后代也被继续歌唱。但是,这种东西原来也不是巫的创作,而是信奉和祭祀同一神的人群的共同产物。
这一时代,即使在各个诸侯国的宫廷里,就与文学相关的范围而言,事情看来也没有什么很大不同。也就是说,宫廷本身并没有成为产生文学的场所。一般认为,被称为“乐师”之类的职掌宫廷音乐的人员,是从民间采集歌谣,对乐曲、歌词多少作一些修改,然后用来在诸侯主办的宴会等场合演奏。
采诗官 从这个时期直到汉代儒者们,认为在古代的朝廷有一种称为“采诗官”的官职,那些官员专门在各地巡游,采集民谣,带回到朝廷来。这是因为,那些不允许对政治进行批评、也不具有这方面知识的民众们,在无意识中用歌谣表现了自己的生活的实感。悲哀的歌流行,是由于政治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错误;欢乐的歌流行,则可据以判断天下太平。因而,掌握政权的人,为了正确地掌握民心,必须采集民间的歌谣来听。
所谓采诗官,只是儒者的一种说法,除此以外就不见于记载,因此其是否真实存在颇为可疑。还有,所谓为了政策的实行而采集民谣作为参考资料,恐怕不过是儒者的头脑里虚构出来的理想,似乎未必真正实现过。但是,从为数颇多的流传至今的古代民谣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些民谣曾经有人做过收集、记录、保存的工作,则无可怀疑。这些工作的中心大约是诸侯的宫廷。而后通过各诸侯国向周王朝“献上”的形式,使得中原地方的民谣得到统一汇集整理的机会。而原来为了君主及其周围人们的娱乐目的进行的民谣采集之事,被儒者加以理想化,美化成“采诗官”采诗的形式。
一般认为产生于周王及诸侯之宫廷的歌谣,从现存资料中所能够看到的,几乎全部都是仪式上所用的歌。尤其是祭祀君主的祖先之灵时所用的歌。这些当然不是自然产生的作品,理当是由某些人受君主之命而作词的情况居多。这些作品也无法知道作者的名字。但是,祭祀祖先之灵的歌谣都是同一格式的东西,即使作者的名字流传下来,能否据此确定创作权,也还是可疑的。
吟游诗人 在诸侯的宫廷中,为君主以及卿、大夫这些贵族的娱乐服务的人员,除了乐师之外,还有叫作“滑稽”、“俳优”的艺人们。他们的技艺多种多样,像模仿他人的言行、猜谜游戏、歌唱,等等,每人都掌握其中的一种或数种。虽然没有记载保存下来,说笑话逗乐、演唱故事——夸张地说是演唱一种叙事诗,或许也是他们的技艺的内容吧。
俳优的职务虽然低贱,但由于他们经常在诸侯及卿、大夫的身边服务,接触政治活动中枢的机会,肯定不会少。现在还保存着与几个著名俳优有关的记载。这是因为,他们在谈笑中对君主的缺点和政策的加以讽刺、使之反省这一点得到了肯定。那样的事实当然也是有的,但是,为了强调即使是俳优那样的“小道”,亦不可有失所谓“讽谏之义”,从儒家观念出发使之传说化的成分,想必也不会少。至于大多数的俳优,大约只管用他们的技艺使主人欢乐吧;由于是一时的娱乐,其内容也就未能得到记载,从而被人们遗忘了吧。不过,可以认为,口诵文艺的一种潜流,曾经在这里存在。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乱不已,以下犯上的风潮日甚一日,诸侯宫廷中的执政者,也不断交相更代。俳优这类人物,或者说由俳优提供的娱乐,在任何时代的宫廷中都是需要的。但是,尽管他们与政权的更替并无关系,由于他们生活在君主、实权人物的身边,对宫廷的内情了解过多,因而随着政权的交替被放逐出宫廷的例子大约不会少。关于这些俳优的命运,虽然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保存下来,但他们为了获得生活之资,不得不转仕他国的宫廷,或沉埋于民间吧。
这里不能不再一次考虑到民间和宫廷的关系。因为,虽然并没有确实的资料证明:俳优原来究竟是在民间育成、而后被引入宫廷受到任用的呢,还是在宫廷内被培养成持有一种特殊技能的人?但可以认为,俳优从宫廷流向民间的倾向,随着社会的动乱而越来越增大了。
在民间,本来不需要俳优那样的职业。比如说,在某个村庄里有一位好歌手,在祭祀等场合,村人们就指名让他演唱给大家听。因此,这位歌手就成了村子里受欢迎的人,也许受到某种程度的优遇。但是,把某个人作为专门的歌手来对待,只是为了听他唱歌而让他住在村子里,照料他的生活,大约既没有什么必然的道理,也缺乏经济的余裕吧。
从而,从宫廷流出的俳优,大多不能在民间定居。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村到另一村,可以说为了一宿一饭的代价而到处流浪,就成了他们的命运吧。这一类具体的事例,至今为止,仍然无法弄清楚。在古代中国,类似西洋吟游诗人身份的人究竟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解决只能留待将来。
诸子百家 不过,身份虽不像俳优那么低贱,但活动情况与以上推测颇相符合的人也是有的。这就是被称为“游说之士”的一群人。
士在当时的等级制度中,位于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几乎不可能掌握权力,有时候,毋宁说更接近于庶民。春秋、战国成为人才流动的时代,这些士不一定自我束缚在出生之国,而往往为了寻求能够认识自己的才能、使之得到发挥的主人,周游列国,向掌权者自我推售。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游说之士。与此相应,各诸侯国的权势人物为了得到有才能的士,也召集游说之士作为食客,并且以其人数众多自矜,把这当作富国强兵之策的一环。
游说之士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既有对政治持有一定主张的人,也有长于外交手腕的人;既有擅长军事、兵法的人,也有富于武勇和侠气的人。总之,只要有一能一艺超拔不群就行,所以权势者要寻求大量的士。有人甚至把长于鸡鸣狗盗之术者也作为食客延入门下,这成为一个有名的故事,一直流传到后世。所谓“鸡鸣”是模仿鸡的叫声。长于此道的人,尽管其身份是士,实质上可以说更接近于俳优吧。
在游说之士中,有些人在后世被加以“诸子百家”之名。他们虽然不能说都是思想家,但大抵可以概括为依赖思想或论说立身于世的士。他们宣扬自己的主张,不仅使用某种明了而具有说服力的方法来演讲,而且写成文章保留下来。中国的散文,原来只是简单的事实记录,或是言辞的记录,到了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其表现技巧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不过,在战国时代诸子的论说中,与主张相异的思想家的讨论的记录,为数并不怎么多。可以说,大部分是虚构的对谈。之所以如此,大约是因为他们(至少是诸子中的大多数)准备对之陈述自己的思想并加以说服的对手,是各国的实力人物;而面对这样的对手,除了逻辑的明晰与致密外,特殊的雄辩术也是必要的吧!
现存的诸子文章中,寓言、比喻极多。这是一种通过举出具体事例从而使自己的论旨具有说服力的技法。如果劝说的对象是不那么习惯于逻辑的思考方法的实力人物,这样做想必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因为,比起枯燥的说教来,饶有兴味的寓言、异想天开的比喻,对于实力人物更富于吸引力。
不过,讲述饶有兴味的寓言,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陷阱。因为,话越是有趣,或者,越是想要说有趣的话,此时思想家的立足点,就越是接近了俳优。倘若是优秀的思想家,在说了这样的话以后,总还是能够有效地表述自己的主张。但是,并非所有的游说之士,都是优秀的思想家。说了一通饶有兴味的寓言,因为接下来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理论,其结果,只是作为一场有趣味的话留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样的情况大约不会少。
如此说来,出现这样的游说之士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摆脱了陈述枯燥的理论的工作,只是对对方讲述纯粹的寓言。从权力者的一方来说,凡有一艺一能之长的都需要,只是会说有趣的话的人,理应也能受到欢迎。可以认为,尽管游说之士还保持着与庶民有一线之别的身份,但因为他们最接近于庶民,民间传闻经过他们被改造成寓言故事的机会就更多了。还有,由于他们在各国之间往返游说,其结果,也起了传播民间传说、故事的作用。
再概括地说一下,游说之士的出现,带来了雄辩术和散文的表现技巧的巨大进步,这是文学史上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即虽没有以作品的形态在文学史上保存下来、然而作为文学的潜流的口头文艺方面,游说之士所作出的成绩,也是不可忘记的吧。